经济学界的“辣笔毒舌”
——记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本刊编辑部

经济学界的“辣笔毒舌”
——记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本刊编辑部

2008年10月13日，时年55岁的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与国际事务教授保罗·克鲁格曼登上自己的学术和荣誉顶峰，因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独揽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理论研究和实际影响力而言，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谓众望所归，其主要理论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此之前，他曾在38岁时荣膺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经济学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第五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和专栏作家，克鲁格曼著作等身，言论广泛，30多年间出版了超过20本著作，发表了200余篇专业论文，曾因成功预言亚洲金融危机而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获得了如日中天的声望，迄今为止仍被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

保罗·克鲁格曼，197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经济学专业，197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先后在耶鲁、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任教。1982年至1983年，他曾在华盛顿短暂担任白宫经济顾问。1999年，开始在《纽约时报》开辟专栏；2000年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与国际事务教授至今。他身份多重，既是备受景仰的诺奖得主、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亦是文笔优雅的畅销书作者、风趣犀利的专栏作家，还是令人不安的危机预言家、政府政策的尖锐批评者……本期大家将走近诺奖得主克鲁格曼，一窥其被称为“毒舌”、“辣笔”的多面人生。

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第一人

1953年，保罗·克鲁格曼出生在纽约长岛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曾经是美国驻奥地利、匈牙利等国大使，也是牛津大学学者。这样的家庭背景，给年少的克鲁格曼提供了安全、舒适的成长环境，也为他以后的成长道路提供了广阔的自由选择空间。

与很多天才经济学家不同，克鲁格曼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经济学的极大兴趣，大学期间的他学习经济学更像是无心而为。当时他把大部分精力和兴趣都放在了历史学上，对经济学反而心不在焉。即便如此，克鲁格曼身上所深埋的经济学家的种子还是破土发芽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写的一篇关于汽油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引起了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的注意，克鲁格曼遇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位知音和伯乐，随即成为诺德豪斯的助手。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举荐下，他进入麻省理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然而弗里德曼刚直的个性让他在此期间得罪了不少人，甚至让他一度失去了研究生奖学金。为此，郁郁不得志的他草草完成博士论文后选择赴耶鲁大学任教。

实际上，个性鲜明是克鲁格曼身上挥之不去的标签。年轻的时候，克鲁格曼认为自己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与圈子外的人格格不入，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与一切 “愚蠢”作战，称自己的敌人是“伪经济学家”。他把自己归类于自由派经济学家，区别与左派对市场的仇视和右派对政府的憎恨。

经历了短暂的沉寂低落之后，1978年，他受到人生又一位伯乐——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的青睐，前辈的鼓励和期许重新帮他找回了自信，不久即写就一篇关于垄断贸易模型的论文。当年7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由当时国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参加的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在当时的会场可谓引发巨大的学术震荡，年仅25岁的克鲁格曼一夜成名。

成名后的克鲁格曼逐渐忙碌起来，在全世界飞来飞去，但他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1982年，克鲁格曼开始接触政治，到华盛顿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并担当了次年总统经济报告的主笔。对向来耿介的克鲁格曼来说，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充斥着曲解和逢迎的政治生活让他身心俱疲，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他既不做学问也不问政治。而这些于成名之后到来的名誉和金钱并不能让克鲁格曼获得成就感，他认为“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活动召开期间张维迎教授向克鲁格曼赠送礼物

就是在这种呼之欲出的理想与追求的强烈驱动下，1987年，克鲁德曼丰沛的创造力再度被点燃，大量高质量研究论文发表——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学术成果的推出最终使他获得了克拉克奖章……

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相比，克鲁格曼有值得他骄傲的优势，他像一名优秀的文字魔法师，才华横溢，能用笔写出充满魔力的文章。其文笔清新晓畅，深入浅出，严肃的经济话题在其笔下风趣犀利、通俗易懂，被誉为凯恩斯以来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1988年其著作《期望减少的年代》甫一出版就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另一位经济学家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经典教材。克鲁格曼发现了“经济地理学”这个有趣的课题，并在这个领域把自己的研究不断向前延伸，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果，成为“经济地理”的开拓者。

而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克鲁格曼作为当今经济学家中杰出的贸易理论家的代表，简洁优雅的模型是他运用游刃有余的分析工具，超前的思维和创造力让他别出心裁地将“规模报酬递增”这一概念应用于国际贸易和地理集群，这一对此前经济学界在国际贸易和地理经济学方面研究的整合，使其最终在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推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动因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论。他的独特经历和贡献让他一步步成为摘取诺奖桂冠的当世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第一人。

金融危机预言家

除了广为人知的经济学家名号外，自上个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胆量和不可思议的准确性，以一个危机预言家的身份为世人皆知。

1994年，亚洲经济快速崛起，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改变了当时世界经济的原有格局，从表面上看来亚洲经济的繁荣似乎会永远持续下去，看不到任何衰退的迹象。正是在此背景下，克鲁格曼在权威学术杂志《外交事务》发表专文，批评亚洲模式侧重于数量扩张，轻技术创新，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表面繁华的亚洲模式之下潜藏的危机将使之不可维系。在亚洲经济玫瑰满途的日子，克鲁格曼的论断举世哗然。1996年，克鲁格曼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更是大胆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1997年，如克鲁格曼所述，金融风暴果真吹到亚洲，昔日的繁华像幻影一样迅速淡去，亚洲经济繁荣的遽然落幕印证了他的先知，克鲁格曼以其对危机预言的精准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也奠定了他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承载着金融危机预言佐证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册。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克鲁格曼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他那如日中天的学术声望与全世界经济形势的疮痍满目形成鲜明对比。自此，很多经济学界的人亦开始预言，克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指日可待。

因准确预言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声大噪

2000年，克鲁格曼在名为“能源危机重现”的文章中指出，新一轮国际油价上涨周期已经到来。次年，在《纽约时报》专栏里，克鲁格曼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果然，之后国际油价急剧上涨。2006年，克鲁格曼撰文说，“由于美国楼市近年来价格暴涨，在很多地区房价开始下降，投机需求出现逆转，导致美国楼房存量过高，房地产的最好发展时期已经过去。而且，楼市的不景气可能会引发美国经济的衰退”。后来，美国房价果真出现全面下调的趋势，克鲁格曼再一次令世人刮目相看。对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他也曾经有过预见性的分析。他在2006年初在《纽约时报》专栏中，指出从进口与出口的比较可以发现，美国人毫无疑问在透支消费，即所谓的“超消费”……

克鲁格曼的预言应验者众，很多人认为，世界经济衰退之时，克鲁格曼离诺奖就不远了。果不其然，2008年，当大规模经济危机席卷西方世界，诺贝尔奖委员会终将当年的经济学奖颁给了这位危机预言家克鲁格曼。

热衷政治的经济学家

虽然诺贝尔奖得主和金融危机预言家是克鲁格曼鼎立国际经济学界的两大王牌，但他更为普通大众所熟知的却是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身份发表的一系列犀利言论。

度过了清高孤傲的青年时期，克鲁格曼开始变得热衷政治。1990年代中期，他开始给知名媒体《纽约时报》写专栏，以专栏作家的身份走进大众的视野。出于谨慎，他起初仅将写作范围限定于经济和商业问题，但2002年美国大选开始之后，他开始激进起来，无所禁忌，不论语言还是行文的风格都极尽自由和随性，目光所及至全球范围。克鲁格曼才思敏捷，剖析问题既迅速又全面，充满了冷幽默，加上他语言中丰富的情感和深邃的洞察力，使他很快成为《纽约时报》最知名、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之一。

同样让他出名的是，克鲁格曼是布什政府的尖锐批评者，与华盛顿“御用”经济学者不同，他指斥布什是历来撒谎最多的总统；且布什在任八年间，克鲁格曼的“倒布”言论也整整发表了八年；他也因此被冠以经济学界的“黑嘴”、“毒舌”、“苛刻的批评家”等绰号，连克鲁格曼都说，自己是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和“天然的反叛者”。

现在的克鲁格曼繁忙异常，自诺奖获得后他一时风光无二，每周去普林斯顿大学讲授两门课，完成两篇专栏写作，外加写书及更新博客。他在《纽约时报》网站上的博客拥有众多粉丝，每天最多要更新六次；他与总统会面，很多国家政要每天必看他的专栏或博客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国会议员们也会给他打电话，和他讨论某一项政策，倾听他的意见。

而随着克鲁格曼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次数增多，他发表的犀利议论涉及范围越来越广，美国人对他的态度也开始变得两极分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格罗斯曼说，克鲁格曼的学术高峰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就过去了，他现在对学术研究不再那么投入。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洛说得更为直接：“他已经不像个经济学家，什么对他有用他就怎么说。”经济学家丹尼尔·克莱恩则认为，他的观点与标榜的立场时常矛盾，现在的克鲁格曼令人失望。

克鲁格曼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一边扶着头，一边大声朗诵他的最爱—读者回信

从此，诺奖得主、经济学家、伟大的预言家、专栏作家，以及言辞犀利的批评家，这几种身份交相辉映，构成了克鲁格曼耀眼又复杂的人生底色。

克鲁格曼的中国预言

2009年5月10日到13日，克鲁格曼戴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光环扬帆彼岸，第一次漂洋过海来中国发表演讲。

彼时的他可谓风头正劲，声誉日隆，无论他成就几何，即使没有看过他的任何一篇论文，在许多人眼里，单单他的名字就是无法估值的广告。他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场面可以用“火爆”来形容，所到之处，钞票和眼球随之滚滚。据当时的媒体报道，除了几天连轴转的演讲，他的吃饭时间甚至都被用来与中国的企业家们见面，宴会的入场券高达5.8万元一张，价格之高令人咋舌，但还是有无数“粉丝”趋之若鹜，高价购买与克鲁格曼吃一餐饭的机会。与此同时，国内关于他的舆论盛宴也在同步进行，克鲁克格的“火爆中国行”可见一斑。

2009年的最后一天，克鲁格曼在专栏中发表文章，明确称中国长时间的贸易顺差是“掠夺行为”。同时，他预测2010年依旧由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发展，但这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他指出，中国“一味依循重商主义政策，把汇率人为压低、保持高的贸易顺差。在全球经济环境不景气的今天，这无异于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掠夺”。

2011年底，他又在文章 《中国经济会崩溃吗》中写道，“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因房价飞涨而大热的基础建设，政府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占新增贷款比例大幅增长，由此引起的泡沫开始破灭，金融经济危机并非危言耸听”。 这篇文章多次经中国媒体报道，演变为后来知名的克鲁格曼唱衰中国的论调。

克鲁格曼在中国演讲

2015年1月，克鲁格曼第二次造访中国并在上海发表主题为 “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的机会和挑战”的公开演讲。他的这次中国之行，被中国媒体冠以“保罗·克鲁格曼又到中国来唱中国崩溃论了”的标题。他再次提到，尽管他2011年预言的“中国经济崩溃”没有出现，但这样的危机一旦开始，其速度将会超越所有人的想象。如往常一样，克鲁格曼再一次毫不吝啬地发出自己对中国经济的预言：有生之年看不到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中国要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需要20年时间；五年内中国经济会遇上“大麻烦”。克鲁格曼的思想富有原始性，蠢蠢欲动又精力充沛，与当天与会的诸多中国经济学者和知名企业家讨论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犀利的克鲁格曼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中国行中他一再表态：“我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我所知道中国的事情也是听别人说的；中国的形势比较复杂，中国的经济不能以常理来推断”。这些话，听起来像保守的退步，更像是免责声明，跟他一贯激进、自信的风格大相径庭，但很显然，这些话也体现了克鲁格曼作为一名学者所特有的严谨持重。

虽然面临褒贬不一的内外部评价，他发表的每一个论调也都在不断经受历史和公众的检验与质疑，但毫无疑问，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他超前且纵横捭阖的思维、他探研经济学殿堂的方法和语言、他对时事政策敢于独立发声的态度、勇气与智慧，以及他源源不断爆发出的学术创造力，都让人们有理由相信作为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必将会持续影响今天，启迪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