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次山：与世界政要交朋友

2001年，一个蓄着一撮小胡须、光头、说话语调舒缓的中年男子出现在香港凤凰卫视的演播室里，在一副眼镜的背后，是一双温柔又犀利的眼睛，那一年，他55岁。在此之前，他一边担任美国洛杉矶中报副社长兼总编辑（1998年之后为中国台湾Taiwan News副社长兼总编辑），一边以雷厉风行的速度写稿，这位资深媒体人之前一直在平面媒体上发挥着他的才情。

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邀请他在《时事开讲》节目中客串，那是他首次在电视上开讲，直接面对观众的新鲜感一下子就让他上了瘾，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而《风云对话》让阮次山真正找到了自己。阮次山的风格就是直接、干脆、从不拖泥带水。但是这种直接却不是咄咄逼人，他知道锐利和触怒对方的界限，他说：“我在访谈中不喜欢咄咄逼人，越想问敏感问题，往往越要‘装傻，故作词不达意状，这招百试不爽。各国政要都是‘心墙极度厚实的人，‘破洞效果不大。但这些政要的心墙毕竟都是肉做的，都有弱点，关键在于用钥匙。”

《检察风云》（以下简称检）：他信被政变推翻100多天后，他在香港接受了您的专访，您是怎么联系到他的？

阮次山：我和他信以前没有接触过，但我觉得，在我的政治和新闻生涯里，必须要对国际和国内的观众作一个表态。他信下台后，美国拒绝和他信之后的泰国政府接触，全世界也不能将军事政变当成事实。所以我通过很多朋友找他。他信一直住在伦敦，经历政变后，他很沮丧。最后我通过他信的亲戚找到他，他说他会到香港，所以我第一次采访他就在香港。他信这个人我前后访问过他四次，现在已经变成好朋友。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他也是处变不惊，总是非常冷静。你看他在自己最低潮、压力最大的时候把英超曼城球队买了下来，他的银行存款被冻结，只有英国银行联合借了5000万英镑给他。结果他用这笔钱把曼城球队买下来。两年不到，也就是一年七八个月的时间吧，他让这支球队起死回生。在英国球联的排名，从倒数第二名的副班长跻身中流，价值翻倍。这很难得。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能够静下心来，认真经营一支足球队，他这个人处理经济方面的能力是一流的。现在有好几个东南亚国家要给他护照，甚至俄罗斯也要给他护照，因为他是经济高手。他没有泰国护照照样全世界走。

检：您在伊拉克、黎巴嫩等战火纷飞的地方都待过，面对战争，您本人有没有恐惧，还是说处变不惊？

阮次山：我天生胆大，个性使然。我到了战地之后，常常的想法是生死由命，老天爷如果叫你一辈子躺在床上的话，你连走都走不了。到这些地方，我会教年轻人怎么样识别子弹，开的枪是什么型号，打来的榴弹炮是已经过去了，还是正在飞过来，这样的教学机会难得。这样可以让那些年轻人了解，在战场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你自己紧张、慌成一团，你怎么能告诉观众，现在究竟是怎么一种状况？如果你只会说军人拿了长枪过来，这绝对不及格，这长枪是什么型号？你要看得懂。他们说只有一秒钟的时间，我怎么分辨？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美国学军事的时候，有一个笑话说空军飞机驾驶员训练第一天，训导官三分之一秒换一张幻灯片，让他们分辨这是什么战斗机，学生说这样不行啊，我们怎么看得清楚呢？训导官马上放出一张美女穿三点式的照片，他说：“你们看得清楚吗？”底下哄堂大笑。如果你有相当的水平的话，你不会说因为这个物体在你面前掠过时间比较短所以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在战场上，你要有处变不惊的素质。

检：您对武器那么熟悉，是因为您在美国学习过这方面的课程吗？

阮次山：这和终生的观察有关，军事课那时候是必修的，可是对我们来说这是基本的常识。比如敌人距离我们多远，不能说“很近很近”，很近到底是多远？专业的，我们会说100公尺、50公尺、700公尺，你要目测出来。有了军事常识，这并不是什么难事。我们以前参加过童子军，丢个石头下去，多少秒钟后听到声音，你就可以据此估算这口水井有多深，这都是基本的常识。

检：在《风云对话》节目中，您专访对象都是全球“最关键、最前线、最敏感”的权倾一时的掌权者，从性格坚韧的普京到“誓不屈服”的阿拉法特，从果敢坚毅的鲍威尔到沉着冷峻的梅加瓦蒂……在这些专访过程中，是否也遇到许多的困难？有没有约了却没有完成采访的情况？

阮次山：世界各国的领袖，只要我约了，就一定会接受我的专访。除非你冒犯了他（当然我是没有冒犯过谁），我跟世界各国的领袖打交道这么多年，问问题的技巧、国际的礼仪、肢体语言各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我都了如指掌，所以自然都可以顺利进行。

我并不是见到谁都很紧张，和各国领袖见面，我总能和他们像老朋友一样谈笑风生。当然你和他们谈笑风生，你要知道其中的尺度，这很难把握，只能是经验积累之后慢慢晓得其中的分寸。

我想其中遇到的困难是，有些领导人不善言辞口才不佳是有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去采访蒙古的前总统巴赫巴尼。他很紧张，一看镜头就再没有过笑容。翻译是个小年轻，汉语说得很好，可奇怪的是，我那天说的笑话，懂中文的都笑，翻译也笑，就是总统不笑。于是，我只能让采访中止。我告诉文化部长和翻译，我讲什么你就翻什么，我怀疑你刚才有没有按照我说的翻译。采访重新开始，结果还是这样。采访完之后，我们请来一位蒙古语翻译，请他来听采访中翻译得是否准确，才知道翻得不对，也难怪巴赫巴尼不笑。当然这种情况不多。

检：您说一篇2000字的时评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而现在凤凰台半个小时的节目，要在家准备7个小时，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做一个政要专访，要准备多少时间？

阮次山：要好几天。有时候访问一个比较复杂的地区的领导人，就需要好几天的准备。我要了解这个人是怎么起家的，他的个人理念如何、喜好是什么，现在很大的方便是网络上一查，有很多材料。这是IT产业发达之后，我们最得益的地方。只要你肯下苦功就没问题。网上资料太多了，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元首，资料都超多。越是大国，资料越多。如果是小国，反而比较容易。

这些资料全部我自己查找。因为我和助手的想法不一样，互联网上几十万条链接，你怎么挑选我要的？我靠他们的话，那就是永远透过他们的脑袋看问题。我过去做过学术研究，我稍微浏览一下就知道这样的资料有没有用，外行的间接的报道我就不看了。唯一的例外是各国的简介，比如有多少人口，面积多大之类，则由助手代理。

检：除了书面资料的研究，是否人脉很熟也是您能够成功邀约到许多政要接受您的采访，并且采访得很有深度？

阮次山：我会做各种研究，我交往的人很多。每一个政客都很会掩饰自己，很会忽悠人，你要避开他忽悠的一面，你要了解他，知道他要说什么，知道他哪些话不是忽悠，是真实的。所以采访之前要做一些功课，除了做功课之外，我们也会打一些电话问他身边的人。这很重要，第一二个问题要从他身边的人敲门，把他心里的门打开，如果你不会敲门，他这扇门永远关着，永远回答官话。

检：您和许多政要在私下里都成为了好朋友，您是怎么将他们从采访对象变成生活中的朋友的？

阮次山：和这些政要也就是有空喝喝咖啡吃饭聊聊天这样子。通常社交的交往，你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并不是很难的事。他们也是人，也需要朋友，我和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就是多年的朋友，他在当国会议员的时候我们就认识，16年的朋友。当然，人家当上总理之后，你不能还和以前一样和他勾肩搭背，那是没有礼貌的表现。他毕竟已经是总理了。我们了解自己要有理有节。我采访陆克文时，他问我这次访问用英文还是中文？我说老陆，中英文都可以啊，他说，我好歹也是澳大利亚的总理，一半中文，一半英文吧？我说好啊好啊。这都是一国领袖必须考虑的问题。

另一位精通中文的是前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他说一口山西国语，因为他在山西住很久，住了三四十年呢。他也跟我说：我们一半中文一半俄语好不好？我说你还在乎什么呢？你的中文比我说的都好，但是他还坚持。但是他们两个最终都没用上自己的母语。访问快到了结尾，他们才想到自己还没有开始用自己的母语，之前说的都是中文。

检：您说：“偏见偏见，有偏才有见，”这样的话，您是否会为了效果刻意去寻找一些新鲜的观点？

阮次山：不会不会，刻意去寻找那就是哗众取宠。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有一个逻辑学的教授来讲课，他说为什么有偏才有见？开枪射击的时候，你用一个眼睛还是两个眼睛？一个眼睛才会准。我一辈子从事新闻工作有两个原则，报道新闻的时候绝不加评论，我严格限制我的记者在新闻中加主观性的评论。可是如果你做评论，那你必须提出你的立场。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以前说写八股文要“起承转合”，我想其实任何文章都要“起承转合”，条理非常清晰，人家才会看你的东西。

采写：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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