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思维的转向与批判逻辑的展开
——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深度耕读

2015-01-30 00:28马寒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15年6期
关键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唯物主义费尔巴哈

马寒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北京 海淀 100091)

马克思哲学思维的转向与批判逻辑的展开
——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深度耕读

马寒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北京 海淀 100091)

费尔巴哈以“抽象的人”为其哲学本体,忽视“人”作为实践主体和认识主体的双向存在,没有完成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改造的任务。马克思深刻批判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缺陷,创立了以“现实的人”的实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同时,马克思还从“实践”出发,科学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实践哲学”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维的彻底转向和运用批判工具的成熟。

马克思;哲学思维;新唯物主义;人的本质;实践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创立的标志性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提纲》从实践着手,系统批判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在世界观、认识论上的缺陷,深刻揭示了复杂社会关系掩盖下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因此,从《提纲》入手,系统梳理马克思哲学思维的转向以及批判逻辑的运用,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形成、发展,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与使命,驳斥“两个马克思”等错误理论学说必将大有裨益。

一、马克思关于批判对象的选取

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并建立新世界的。可见,批判对象的选取,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创立的逻辑起点。关于批判对象,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中就做了明确说明,即“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于这两种批判对象的批判,马克思将其合二为一,外化为欧洲传统哲学而进行整体性批判。

(一)作为整体性批判的欧洲传统哲学

从批判指向上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只是一个矛头,但他对准的却是整个欧洲传统哲学体系。从哲学的演进来看,欧洲古代传统哲学基本上都是抽象的本体论哲学,即把本体归结为某一类的物或某一种精神。

进入中世纪以后,封建制度下的宗教哲学用一元的神学本体论取代了古代多元的哲学本体论。正如恩格斯所言,宗教神学“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的科目。”[1]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哲学繁盛起来,它们用近代科学成果不断论证宗教哲学的不合理性和神学本体的虚伪性,并通过有力的批判,逐步代替了宗教哲学的至高地位。然而,近代哲学只是否定了宗教哲学的抽象的神学本体论,它所建立的新的本体论依然是抽象的,依然没有消除宗教哲学的思维方式。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传统哲学尤其是旧唯物主义已经暴露了无法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实践哲学”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逐步萌芽生长的。从理论角度讲,马克思“实践哲学”是在对欧洲传统哲学的批判扬弃过程中形成的。1843年至1844年间,马克思辞去《莱茵报》主编职务并旅居法国巴黎。此间,他开始清算自己的哲学信仰,“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以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2]在批判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同时,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欧洲传统哲学长期以来斗争不断却无法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即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把“实践”作为存在基础,“现实的人”作为思维主体和客观存在的主体,通过自由自觉的实践获得意识的能力,并通过实践检验意识的真理性。同时,“现实的人”的意识具有能动性并能反作用于实践。实践与意识在“现实的人”中得到了统一,从而彻底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完全超越了欧洲传统哲学的理论局限,为全新“实践哲学”的创立清除了理论障碍。

(二)作为批判对象的费尔巴哈哲学

由于当时德国哲学的发展状况和费尔巴哈本人的生活经历,费尔巴哈哲学思想明显地分成了三个阶段:一是早年跟随黑格尔,信服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二是1836年,因思想激进和个人性格而被统治政府驱逐出大学后,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形成并完善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三是晚年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第二阶段,即费尔巴哈为批判黑格尔哲学和传统宗教哲学,重新回归人本主义和树立唯物主义权威做出的历史贡献。“您的《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您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3]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本人及其哲学有着非常复杂的情感。从个人情感看,早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人格及其哲学思想是高度认同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843年10月3日和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写给费尔巴哈的两封信中得到证明。但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于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迷信,相反,他敏锐地发现了费尔巴哈哲学在关于人的本质、人的解放途径、自然观、历史观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缺陷,并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

马克思发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缺陷,即把“人”孤立于社会关系之外,孤立于实践活动之外,而成为非具体的“抽象的人”。恩格斯对此也有着深刻的认识:“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而费尔巴哈反对这样做。”[4]马克思认识到,要完成武装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群众和推翻资产主义的历史任务,首先要从理论上批判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旧哲学,揭示它们的理论指向和认识缺陷。

二、马克思哲学思维的转向

(一)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继承

如同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早年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黑格尔哲学是彻底的客观唯心主义,它认为,世界的本初来源于先于人类产生而客观存在的“绝对精神”。如同马克思一样,费尔巴哈早年也深受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但费尔巴哈很快就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的缺陷,并对其进行了批判,创立了自己的本体论,即否定“绝对精神”的存在,而指向了“人”。马克思说:“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个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5]虽然费尔巴哈客观上确立了唯物主义,但主观上却认为自己的哲学体系是人本主义而非唯物主义。因而,他反对绝对本体(绝对精神),主张以感性的人代替抽象的思维。费尔巴哈所讲的感性的人,是脱离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的纯粹自然人,不是社会实践意义上的人。从实质上看,人在费尔巴哈那里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抽象。“费尔巴哈以其抽象的人代替了黑格尔的抽象思维,把传统的本体论转变为抽象的人的本体论。”[6]由此可见,费尔巴哈哲学的前半截是唯物主义的,而后半截因不懂得人的实践的意义却又陷入了唯心主义。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黑格尔本体论与费尔巴哈本体论的缺陷和不足,对其进行了全新的改造,即把握人的本质,创立“实践中的人”的唯物本体论。

(二)对传统人本主义的超越

对传统人本主义超越的关键是对人的本质的把握。传统宗教哲学往往不重视人,而是把人作为神的奴仆和附庸存在,人的主体地位必须让位于神的主体地位。这样一来,人就不再具有主体性,人不能认识世界,更不能认识自身,只能听命于神的安排和摆布。近代唯物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教对人的定义,但他们或者把“意识或自我意识看成是唯一人的本质”[7],或者把人仅看作自然的、生物体的人。这里的人并不具有主观能动性,而是机械地反观世界和自身,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把人放在实践中来考察人的主体地位,没有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以往旧唯物主义对人的误解,直接指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8]在这一基本判断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要超越旧唯物主义,必须要回答人是什么、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什么、人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条件与途径是什么等基本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从根本上讲,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在人身上的体现程度,标志着人的本质的彰显程度。然而,费尔巴哈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只是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9]可见,传统人本主义虽然认识到了人的重要性,但没有看到人的关系构成和实践自觉,当然,也就不可能正确揭示出人的本质。马克思则从实践出发来考量人的本质,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人的本质是人本身”,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生产劳动是人的类存在的本质”,再到《提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完成了哲学世界观的重大转向,即彻底抛弃唯心主义,全面转向唯物主义。

(三)全新实践哲学的提出

实践和人类社会是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立足点,也是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的两大理论武器。因此,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由来和含义,必须从理论上对实践和人类社会做出完整的解释。就实践而言,客观地讲,不能笼统地认为以往旧哲学看不到实践、不重视实践,只是它们多数不了解实践的含义和作用,或者是把实践概念与具体活动混为一谈。《提纲》中,马克思多达14次提到“实践”这个概念,并通过系统的分析,提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经典论断。关于实践的功用,马克思认为应有五个层面的涵义:第一,应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来理解。第二,人的思维的客观性必须由实践来证明。第三,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性,都应当由革命的实践来完成。第四,世俗基础(自然、社会、人)不断异化,只能在实践中才能完成。第五,包括宗教在内的任何神秘主义的理论学说,都可以在人的实践过程中,由人的实践结果和实践理解来解答。

人类社会是新唯物主义的现实基础,也是区别新旧唯物主义的标志之一。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0]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是两个具有不同涵义的哲学概念。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市民社会可划分为古典、现代和当代市民社会等具体形态,但就其共性而言,任何一种市民社会均无法超出国家政治的藩篱。旧唯物主义把市民社会作为立足点,实质上是为了满足不同阶级统治的需要。而新唯物主义抛弃了市民社会的阶级局限,而把人类社会作为立足点,第一次表明了新唯物主义是为人类社会整体解放服务的。因此,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历史任务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运用实践哲学“改造世界”。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哲学的创立,既是马克思哲学思维成熟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石。

三、马克思批判逻辑的展开

19世纪早期的德国哲学家们普遍看不到批判的现实意义,而只看到了批判的理论意义。就是说,没有从对宗教、哲学和纯思辩的理论批判转向对人、法、社会和国家的现实批判,没有完成由对彼岸世界批判转向对此岸世界的批判。马克思改变了这一状况,他深刻认识到批判只有面向现实,才有力量;只有解决人的问题,才能面向现实。因此,从《提纲》上看,马克思的批判逻辑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人”的问题。二是“实践”的问题。

(一)批判了费尔巴哈“感性的人”,提出了人的实践是世界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了人的实践的能动性,就是说,人能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能动地参与实践来改变世界。在这个问题上,费尔巴哈没有超越黑格尔的认识论。第一,费尔巴哈虽然承认人的存在,但只是把人当作“感性对象”的存在。他没有把人提升到作为“感性活动”主体的高度,而是从理论领域对人做出了解释。因此,他既无法从全部生动的现实生活中抽象出生产关系,也无法从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一切社会关系中抽象出人的本质。第二,费尔巴哈只从情感关系而不是从社会关系出发来观察人,也不会“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11]第三,由于费尔巴哈把人界定为感性、直观而非能动,所以,他看不到人是社会历史即世界存在模式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对此,马克思通过《提纲》 《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多篇著作对费尔巴哈的理论缺陷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12]在费尔巴哈眼里,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孤零零的感性个体,这个感性个体只具有“最高直观”和“类”的平等化。这些感性个体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只能直观地反映客观世界,却无法自由自觉地革命化现存世界,更无法能动地改变现实事物存在的方式以及科学认识现实事物的运行规律,所以,马克思认为,作为感性个体存在的人,一旦接触到社会生活实践,它们便被费尔巴哈无情地消灭了。

(二)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提出了人的实践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

在费尔巴哈哲学理论里,“抽象的人”是和“感性的人”同时并存而又不可分割的一对概念。马克思认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3]由此推论自然界与人分离就是无,那么,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如果与人分离,同样也是无,故而人不能与自然、社会相分离而单独存在。所以,从本质上讲,对人的抽象化,就是对“现实的人”的否定、对人与包括人在内的外部世界关系的割裂,这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家们不可避免地存在共性的缺陷。对人抽象化表现在历史观上,就是否定人和群众在人类历史创造和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在马克思看来,旧哲学家们就是一些对人民群众没有“情感或情欲”、只“善于冷嘲和凛若冰霜的”哲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14]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陈腐的历史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认为人民群众作为实践整体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次进步,都彰显了人民群众自觉能动性。在马克思看来,人创造历史有四个层面的涵义:第一,人为了生存,即第一需求而推动历史。第二,人了更好地生存,不断更新工具而引起新的需求,从而推动历史。第三,作为“种”和“类”的繁衍,产生出了越来越复杂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从而推动历史。第四,人类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状况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历史发展。马克思认为,这四个关系都是在人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因而具有天然性。

(三)批判了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提出了“人的本质”是基于实践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客观地讲,费尔巴哈从宗教自我异化和宗教、世俗二重世界的现实出发,深刻揭示了宗教存在的原因和宗教的本质,并对宗教进行无情的批判,主张应把人从宗教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把宗教里的神的本质归聚于尘俗世界人的本质,这是他的理论贡献。但是,费尔巴哈没有对人的本质做进一步的论述,也没有对尘俗社会作进一步的探究与批判,这是他的理论不足。

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近代以来的德国哲学家,如黑格尔、鲍威尔等多把“绝对精神”或“自我意识”作为人的本质。费尔巴哈虽然批判、抛弃了黑格尔“人的本质”的观点,但也只是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等同于动物的“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5]也就是把人当作孤立社会关系之外的生物类同体,当作互相不联系,因而无法结成有机社会共同体的抽象存在。与费尔巴哈脱离实践和现实基础考察人的本质相反,马克思认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于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6]因此,马克思把“人的本质”与人的实践相联系,与社会发展条件相联系,准确得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结论。虽然马克思已经给“人的本质”下了确切的定义,但是,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澄清:第一,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是各类社会关系的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应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有机整体。第二,既然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总和”也是不同的。因此,“人的本质”就哲学意义上讲,必须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这两个方面问题的指出,是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延伸,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基础。

[1][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0、265、294.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1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6]中共中央党校.马列著作选编导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33、33.

[8][9][10][11][14][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135、136、157、158、135、153.

[12][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7、220.

责任编辑:刘建文

D089.1

A

1671-2994(2015)06-0005-04

2015-10-09

马 寒(1978-),男,河南郑州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谐社会建设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10BSH00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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