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与社区整合
——以鲁中H村为个案

曹龙骋

（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民间信仰与社区整合
——以鲁中H村为个案

曹龙骋

（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近三十年来，随着国家力量在农村地区的消隐以及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于民众生活实践的民间信仰活动重新获得了生存的空间，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构建村落生活秩序，民众纷纷将民间信仰活动作为一种熟知的知识加以改造利用，一时间，民间信仰的复兴成为农村社会的潮流。本文通过对鲁中地区的一个普通村落庙宇重建的考察，分析了当代社会语境下民间信仰活动的复兴对于村落的整合意义。

村落个性；庙宇重建；社会整合

一、村落：传统的载体

H村位于鲁中山区，具体建村年代不详，据村民介绍，H村古为仙河、仁河、河东三个自然聚落，后统一划并为行政村H村。该村以丘陵和平原地貌为主，地势东高西低，村东为大片丘陵，村西则相对开阔，与镇中心罗村村相邻，居民大多聚居于此。该村煤炭、石料等自然资源丰富，90年代，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H村凭借其富饶的矿产资源，率先办起了水泥厂、机械厂、煤矿等集体企业并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H村也因此成为镇上第一批发展起来“富裕村”之一。虽然村落经济较为繁荣，但H村民并没有因此而飞扬跋扈，相反，受邻近“文化村”洼子村的影响，H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尽量保持着老祖宗的规矩，“凡事讲个理，凡事按个礼”一直是H村民的行动规范和准则，“礼”已经内化的村民的意识观念之中，并成为村落绝对的权威。

二、村庙：村落个性的神圣象征

石大夫庙位于村西北，是一座专属于本村的信仰场所，并且具有自己村落的特点，首先表现在村内流传的传说上。村里老人记忆说，“村里的石大夫庙源自于洪山镇，当时是明初，朱洪武坐殿，大杀山东，有一队官兵来到村落时突发兵瘟，村里人为其到嬷嬷幢请药，当他们祭拜石大夫时，忽然天降大雨，村民们以为是石大夫显灵，于是就接了雨水回到村里，官兵喝下雨水之后果然痊愈，他们感激H村民的救命之恩，没有屠村，并且在村里建下石大夫庙，以示感激。”还有一种说法是，“石大夫云游四方时途经村落，当时村里正爆发人瘟，石大夫便救治村民，村民感激石大夫的救命之恩，于是在村落的西北边为其建庙，供奉香火”。无论哪种传说似乎都表明，石大夫对全村具有救命之恩，村民将其视为村落的守护神而加以供奉，凝聚了村落的集体情感。

其次表现在石大夫庙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七张八王十二刘”这是流传于H村的一句俗语，而在这句俗语中，“七、八、十二”并不是指这三个家族人口多，而是指其房支众多，他们虽然是一个姓氏，但并非一个宗族，自明代迁移到H村之后，他们便定居于村落的不同聚落，并建立宗庙，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据村民说，H村先后有“关帝庙”“菩萨庙”等十多座寺庙，自此之后，石大夫的信仰中心地位逐渐衰弱，只有原住的家族依然祭拜石大夫。随后在村落的发展进程中，随着家族之间的融合以及对村落共同秩序的需要，各家族又重新确立了石大夫庙的信仰中心地位，清代光绪年间，张、王、杨等几个大家族联合对石大夫庙进行修葺，各家族轮流主持祭祀活动，围绕着石大夫庙而建立起来的村落公共秩序逐渐得到确立。

刘铁梁教授指出村落不能失去自我，因而特别依赖庙会。庙会的特征代表着村落历史上形成的个性，因此它才能作为村民自我认同的标志，整合村民的集体情感。石大夫信仰在历时性的变迁过程中几经兴衰，但始终没有中断，在村民们的解释中，石大夫庙具有H村守护神和维持村落秩序的双重含义，它早已融入到村民的记忆与村落的实践之中，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村落内部，石大夫庙是村民对村落一体感的认同标志，对于村落外部，它则凝聚了村落个性的象征文化。

三、庙会：村落的非常形态

2015年农历四月初八，H村迎来了一场属于自己村落的盛会，历经6个月工期的石大夫庙重修竣工，举行盛大的开光仪式。重修过后的石大夫庙坐北朝南，方正端庄，这个建筑用料讲究，朱漆红墙，画栋雕梁，庙门石匾上的“石大夫庙”四个大字苍劲有力，简雅素朴而又不失宏辉气势，而庙内布局错落有致，进入庙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郁郁青松，象征庙宇清雅脱俗，其后为主殿“石大夫殿”，殿中有三座神像，其中“石大夫”神像（高2.6米，宽1.3米）坐于中间，“石娘娘”“石哥哥”神像分立其左右，而在主殿的两侧分别为“观音殿”和“关帝殿”。庄严神圣的寺庙气氛不仅预示着村落不寻常的一天，而且村落自豪感和认同感也逐渐在民众中显现出来。

开光仪式在早上五点钟举行，仪式主要是在庙院内进行，在此期间庙门禁闭，村民不准入内观看，往日里习惯了看热闹的村民们不但没有丝毫怨言，还都停止了喧闹，安静地驻足于庙外等待。在这种神圣的情境中，仪式成为村落的主题，仪式专家成为村落的英雄，而村民对于石大夫庙的集体认同则是仪式专家的权威基础。八点钟，随着庙门一开，开光仪式宣告完成。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刚刚还异常安静的人群瞬间变得欣喜若狂，一扫之前的担心、焦虑，迸发出一股巨大的激情，早已等待多时的秧歌队也随着锣鼓声欢快地扭动起来，庙外空地上的小商贩也活跃了起来，纷纷叫卖他们的商品，一时间，锣鼓声、叫卖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这种狂欢的气氛之中，村民们打破平日里的身份地位差异、抛开往日的间隙矛盾，共同载歌载舞，沉浸在村落的这一场盛会之中。此时，村落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集体力量的存在。

开光仪式当天，邻近十多个村落的信众也以村落为单元组成香会前来赶会，为石大夫老爷表演“献轿”仪式。各村的献轿仪式大同小异，一般是由会众两两一排组成方队，会头在前举香请神，而后是队伍两侧各有三人打幡旗、举花轿、其后的会众则统一用包裹着红绸的扁担挑着元宝树或祭祀品，整个队伍统一身着绣有荷花图样的粉红色布衣，腰缠绿绸。方队在离石大夫庙100米的路口处集结完毕之后，锣鼓队开始奏乐，而会众则随着锣鼓的节奏，迈起舞步，扭动身姿，向石大夫庙前进，在前进过程中，会头走几小步就要磕头作揖，而会众则要配合着锣鼓的节奏上下晃动扁担，使元宝树翩然若飞。富有节奏的锣鼓声、轻盈欢快的舞步和上下翻飞的金银树相得益彰，整个方队融为一体，极富艺术美感。“献轿”仪式的这些表演多由普遍存在于村落之中的民艺活动组合而成，但在庙会这一情景之中，它又不是单纯的文艺表演活动，而被赋予了一层村落的含义。参会的各村香会之间普遍存在于一种竞争关系，他们力争用更好的表演去展示村落形象，提升村落荣誉，可以说，庙会活动已经不只是信仰活动，更是各村落展示其文化形象的平台。由于各村的献轿仪式大致相同，因而他们通常在锣鼓的声响、队伍人数以及步伐的整齐度上相互竞争。

詹森认为，“民俗不仅在同一集团的认同中，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而起作用，而且在形成或确定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态度上，作为一种分裂力量而起作用”。对于前来参会的邻村会众来说，竞争不仅只存在于表演献轿仪式的村落中，而且对于石大夫庙以及这次庙会的“主家”H村，他们也没有太多的认同感。她们在羡慕石大夫庙修建的如此气派的同时，也遗憾自己村子里没有能力修庙，而且对于石大夫信仰她们则不甚了解，认为自己村落的庙才是最灵验的，一般她们在表演完献轿仪式之后就会迅速离开，这与H村民对于石大夫庙会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石大夫庙会始终是H村自己的活动，只有H村民才能感受到其对于村落的象征意义，并对它产生认同感，从而实现村落的整合。

四、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信仰活动逐渐复苏，重建庙宇成为农村社区的一股潮流。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在当代社会语境中，民间信仰已不再只是单纯的信仰活动，而且被赋予一种村落象征的含义，村落通过重建象征符号来表达村落的共同利益，实现村落的整合。但对于村际关系的整塑与认同，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1］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甘满堂.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B933

A

本文系西北民族大学中央专项资金资助研究生项目，项目编号Yxm201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