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审视：茅盾的现实主义选择与独特理论建树——置于中国20世纪文化语境中的考量

理性审视：茅盾的现实主义选择与独特理论建树
——置于中国20世纪文化语境中的考量

王嘉良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对茅盾长期持守现实主义的评价，必须置于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考量，才能作出准确估价。茅盾的现实主义选择之路并不单纯，经历了审慎提倡写实主义、集中倡导自然主义、专力批判新写实主义、最终确立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演进历程，表明其文学观有着丰富复杂内涵，其为完善我国的现实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建树。

关键词：现实主义；多种形态；不同态度；理论建树

收稿日期：*2015-03-13

作者简介：王嘉良(1942-)，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绍兴文理学院“鉴湖学者”讲座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对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茅盾的评价，探究其与现实主义的复杂关系是个绕不开的话题。茅盾作为中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典型性”在于：他几乎毕生都在为张扬现实主义而呼号，其文论中阐释现实主义理论的完备性罕有其匹，其提供的现实主义创作对我国新文学也有某种范式意义。然而由于现实主义在我国20世纪文学的流布中呈现出复杂状况，随着新时期文学多元化时代的来临，现实主义独尊地位的解体，曾被尊为现实主义大师的茅盾长期持守现实主义并由此形成独特创作模式便多有异议。笔者以为，基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历史合理性，对其随意轻薄并不可取；茅盾的现实主义选择过程中并非没有失误，但他毕竟经历了长时间的摸索与探求，蕴含着他对文学思潮选择同社会文化思潮切合性的理解，也映现出他为丰富、拓展现实主义艺术需求所作出的独特思考，为我国的现实主义发展作出了重要建树，自然也不可轻率否定。这里，重要的是需将其放置在复杂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因为离开历史文化语境谈论现实主义的是非功过，毕竟并不科学。

从现实主义的选择与理论探索视角，评说茅盾为完善我国现实主义作出的贡献，显示的正是茅盾在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的曲折流变中认知的渐趋深化。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漫长过程，人们对其的认识也在不断变换与调整中。其最初的命名是“写实主义”，直至1933年瞿秋白将“写实主义”的“realism”改译为“现实主义”，①“现实主义”一词遂在中国得以风行。当然区别并不仅仅在称谓，重要的还在于对此种思潮内涵理解的不同。在“现实主义”思潮范畴内，中国新文学中曾先后出现过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等多种形态。上述诸种形态，都与茅盾发生或深或浅的关联。依次梳理、探讨茅盾与各种现实主义形态的复杂关系，当能显现出其现实主义的选择之路并不单纯，其最终确立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在对各种形态作反复的比较、筛选以后做出的，于是就有其坚守现实主义的理论自觉，由此亦显示出其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丰富复杂内涵。

一、“五四”写实主义：审慎提倡与力纠其弊

茅盾最早阐释的现实主义形态，是“五四”期的写实主义。当时他以取精用弘、兼收并蓄的姿态看取西方文学思潮，认为根据新文学建设需要，应对各种思潮有所选择地引进与吸收，首选目标是写实派和自然派文艺。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他明确指出：引进西方文学思潮是需要“探本穷源”的，断不能“唯新是摹”，所以为适应现实需求计，“中国现在要介绍新派小说，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1]但很难想象的是，对于“五四”的写实主义，茅盾在20世纪30年代对其作了几乎否定的评价。他将这一时段的文学称之为“《新青年》时期的所谓写实主义文学”，“没有什么可以说得起的收获”。[2]272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作为新文学初期即登上新文坛的茅盾，同是“五四”中人，同样亲历了写实主义在中国新文学的发轫过程，他何以会对其作出基本否定的评价？是他原先就对写实主义存有看法，抑或是后来转身太快？这个问题似不能作出简单的回答，需要进行切实具体的分析。

分析茅盾率先介绍写实主义而又持相当保留的态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曾持守过文学“进化论”观念。当时他看取西方文学的“进化”路径是“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认为20世纪文学已进入“新浪漫主义”(即现代主义)阶段，所以写实主义已不是最先进文学思潮；只是因中国目前尚未有对写实主义的认知，所以仍有介绍的必要，而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主义”的排斥：“写实主义在今日实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3]这表明，茅盾当年的文学观念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他持守的文学“进化论”，并不是对艺术发展规律的准确描述，因为文学思潮的演进并不如“进化论”所演示的那样简单，是以一种思潮“取代”另一种思潮的单一线性方式行进，20世纪写实主义仍有强劲发展势头；另一方面，茅盾当时确是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背景上看取文学新潮，其中对现代主义思潮并不采取排斥态度，还一度推崇过新浪漫主义，甚至认为“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4]证明其文学思想还颇有些开放性，由是遂有其倡导写实主义又主张尽量输入“非写实文学”的考量。这或许是早年茅盾对写实主义的一种重要考量：积极倡导的同时又尽力防范其可能的失误。

看待茅盾对写实主义的态度，当然主要还在于对这股思潮自身的审视。总体来看，茅盾认为写实文学有介绍的必要，是由于西方文学中有“真正的写实派”的存在，如“俄国写实派大家”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5]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待写实主义的全部肯定，而是肯定其当下的适应性，并不是专指艺术上的特长，倒是对写实文学的艺术弱点和局限性有不少批评：一是写实文学重视客观描写，其病是缺少想象和精神(灵魂)渗透：“写实文学偏重观察而摒弃想象，虽于现实能适合，使表现(文学)不至与实在(人生)冲突，而其弊则在丰肉而枯灵，此写实文学在艺术上未能完全无缺也。”[6]二是写实文学重视忠实反映生活，弱点是缺少理想的支撑：“过分的写实，也是‘失之不及’，因为艺术作品决不能完全不带一些理想，没有一些意匠的。”[7]三是单一的写实路径，不足以适应新文学的多样需求：“我们提倡写实一年多了，社会的恶根发露尽了，有什么反应呢？可知现在的社会人心的迷溺，不是一味药所可医好，我们该并时走几条路”，[8]这里表述的便是对单一的写实主义不足以完全承担社会功能的忧虑，特别是就救治“社会人心”而言，写实主义并非最有效药剂。茅盾提出上述文学主张，有他正在提倡新浪漫主义文学的背景，所以对写实主义的局限看得较多，但他其实并非独尊写实主义却是表露无遗的。

还须看到，茅盾对写实主义评价不高，也有“五四”写实文学创作实绩不显的因素。对于创作落后于理论的现象，无论是作为批评家时期的沈雁冰，还是作为作家以后的茅盾，都有过很多论述。也许是对“创作”的要求甚高，茅盾对于各个时期的写实文学都有过批评，在他成为作家以后，表现尤甚。倘说茅盾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新青年》的写实主义文学运动”作出除鲁迅以外“没有什么可以说得起的收获”的评价，还只是一种概括性论断，那么到他于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写“导言”时，就有了更完整的表述。此集论述的对象主要是体现现实主义倾向的小说，包括“《新青年》时期”和后来的“写实派”小说。茅盾在该“导言”中指出：回顾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成果，“好像没有开过浪漫主义的花，也没有结写实主义的实”；尽管理论家们已提出不少写实理论，但真正体现写实主义的作品却为数甚少，某些可称为写实的创作，“在文学上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只成了冷观的虚弱的写实主义的倾向”。[9]如此批评，显然都是从文学思潮的角度，对照写实主义理论和创作做出的判断。“没有结写实主义的实”和只有“冷观的虚弱的写实主义”，这是其对中国新文学写实主义创作的基本估价，如此评估必然使其对写实主义的总体看法不佳。

综观上述，不难看出茅盾对西方传入的写实主义思潮，的确存在着复杂、矛盾的心态，其于“五四”期对写实主义的提倡是有限度的。他对写实主义一度钟情，曾主张积极引进，但说他曾大力倡导，以为新文学非写实主义莫属，也言过其实。这当然源于这股思潮自身的复杂性，遂有他对其的审慎接受态度。但他对写实主义的审慎接受姿态，并不意味着他对现实主义的放弃，恰恰相反，他的介绍、研究仍偏重在现实主义一头，只不过将重点移到了与现实主义倾向相近的另一种思潮——自然主义上。研究茅盾交替宣传、介绍写实派与自然派，进而将重点放在自然主义上，可以看出其看待现实主义的复杂、动态历程，这有助于深入探究茅盾对现实主义精神内质的把握，由此亦显示出其现实主义的选择路径并不单一。

二、倡导自然主义：丰富写实主义的一剂“猛药”

审视茅盾早期对于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思潮的介绍与提倡，自然主义显然重于写实主义。他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就是以倡导自然主义而驰名的，即便在从事创作后，人们仍没有忘记“自然主义者”茅盾。20世纪20年代末期，当他的《蚀》三部曲问世后，西方的评论者中就有人称他为“自然主义者的领袖”。[10]同时代中国作家中也多有从自然主义视角评说茅盾作品的，如认为其创作“受着南欧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很多”。[11]茅盾本人对自然主义的态度，有大量论述为证，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仍认为他最为推崇的是“‘人生的艺术’与自然主义”，并特别指明：“自然主义的呼声由文学研究会一员的沈雁冰发出”，[2]272-273自然主义在其心目中的分量于此可见一斑。茅盾当年发表许多文学论文，对自然主义的来源、艺术特点、进步性与局限性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等，作过系统阐释，称其一度钟情于自然主义，恐不过分。

然而，就文学思潮而论，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是有严格区分的，自然主义并不能纳入现实主义的思潮范围内。综合茅盾对自然主义一词的使用与理解，情况的确比较复杂。说他对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分辨不清，恐不合事实，因为自始至终他对这两派都是分而论之的，没有将其“一锅煮”，而且这两派文学的相近点和不同点都有清晰描述。他就这两种“主义”都重视“客观描写”一点指出两者的相近，接着又引用西方评论家的解释指出：“写实派作者观察现实，而且努力要把他所得的印象转达出来，并不用理性去解释，或用想象去补饰”，“自然主义都从曹拉(即左拉——引者)起，故或称自然主义为‘曹拉主义’”；“写实派”的代表则是巴尔扎克、佛罗贝尔等人。[12]茅盾的这段即兴式解析，也许不十分严谨，但综观全文，他对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这两种思潮的“相异之点”(包括文学观念、表达方式的相异与代表作家的不同)已作了清晰的表述。审度其意，他将自然派与写实派并提，是在用自然派的优长去克服、弥补写实文学的缺失，以充实、完善写实文学。如果联系茅盾是在理论自觉的意义上阐释自然主义，且是有针对性地揭示写实主义的不足和自然主义的理论优势，那么茅盾致力于自然主义的倡导对于丰富现实主义的意义就会得到显著呈现。

综观茅盾论述自然主义的理论优势，下述几点最能反映出他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把握。一是吸收自然主义的“科学精神”，深化文学对社会问题的表现。茅盾纵览世界文学发展走势，意识到文学表现现实，光有冷静、客观的反映是不够的，还需有科学精神的参与。基于如此认识，他在研究各种文学思潮后，发现自然主义是最注重科学实证精神的：“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的洗礼的；他的描写法，题材，以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学有关系”，左拉、莫泊桑等自然派作家的创作莫不如此；因而我国的“社会小说”切不可仅凭“直觉”写作，“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见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13]他还认为，文学创作坚持科学态度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有恒久的价值”，“不论将来艺术界里要有多少新说出来，这一点终该被敬视的。”[14]“恒久价值”的看法确为茅盾所坚持，后来他坚持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创作，用创作揭破现实、分析现实，成为他现实主义理论和创作实践的一个重要特色。二是部分认同自然主义对于“恶”的描写，以期凸显客观描写中“写真”的一面。自然主义主张“实录”生活，不避丑恶反映现实，对此茅盾曾有所批评，对其“专在人间看出兽性”的弱点表达过不满。然而，当他从艺术的“真实性”原则去看待自然主义的这一特点时，就认为不能笼统地反对其对于“丑恶”的描写。原由在于：“人世间既有这些丑恶存在着，那便是人性的缺点；缺点该不该改正？要改正缺点，是否先该睁开眼把这缺点认识个清楚？” 他要求作家睁开眼睛看现实，审视人性的缺点，反对文学的瞒和骗，正是对现实主义固有特质的强调。他还认为自然主义的这一特点正是对旧浪漫主义的超越：“近代的自然主义文学所以能竟夺旧浪漫主义文学的威势，原因即在理想美化了的表面，终有一日要拉破，绣花枕里的败絮终有一日要露出来，事实如此，无法否认”，[15]进一步分析了自然主义的丑恶描写在艺术上的意义。考虑到写真、求实一直是茅盾追求的艺术目标，所以他对自然主义一个方面的特色予以认同与强调，并非全部搬用自然主义理论，只是汲取其有利于艺术“写真”部分为我所用，这对于丰富现实主义无疑是有所助益的。三是引进自然主义文学是变革中国新文学创作现状所必须。“五四”落潮后，新旧文学的交战依然激烈，新文学创作并不能令人满意，“文以载道”风气依旧流行，把文学当成吟风弄月、消遣个人意绪的器物，也充斥文坛。因此，引进自然主义来克服国内创作弊端实是当务之急。茅盾认为，要校正上述弊端，“自然主义的输进似乎是对症药”，“不论自然主义的文学有多少缺点，单就校正国人的两大病而言，实是利多害少”。[16]他主张对自然主义观念可以是有选择的吸收：“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我们要采取的，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17]自然主义技法上的长处，当指对现实的深入观察，精细的描写，对人性的细腻解剖等，这对于纠正我国创作之病，确是大有裨益。基于此，遂有茅盾从文学思潮发展视角对自然主义的推崇：“文学上的自然主义经过的时间虽然很短，然而在文学技术上的影响却非常之大”，“现代的大文学家——无论是新浪漫派，神秘派，象征派——哪个能不受自然主义的洗礼”，中国的创作界“若不乘此把自然主义狠狠地提倡一番，怕‘新文学’又要回原路呢！”[18]“狠狠的提倡”用语，恐怕莫此为甚了。茅盾热衷提倡自然主义，显然为中国新文学乘势而上开了一剂猛药，而对其的一度钟情，并不是在自然主义思潮本身，实质是期望通过自然主义技法的借鉴以丰富、充实现实主义，根本精神是在发展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当然，茅盾也没有将自然主义的选择贯穿始终。此后，随着国内整体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的变化，茅盾就很少再提自然主义，直至20世纪3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一词流行，“自然主义”就完全淡出他的理论视野。

三、批评新写实主义：对背离现实主义的纠偏

论及茅盾的现实主义选择，还有一段曾与“新写实主义”结下的因缘。20年代中后期，我国文坛曾流行过“新写实主义”。这股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产生重大变异的文学思潮，因注入诸多反现实主义的因素而使其暴露很多弱点。茅盾与这股思潮的关系是颇富戏剧性的：从最早引进“新写实主义”名称，到后来站在“新写实主义”的对立面被太阳社、创造社作家重点批判，从又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其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独特性。

“新写实主义”的创作雏形最初形成于苏俄。十月革命后，由于苏联一度经济困难，纸张匮乏，刊物或报纸的文艺栏只有极小地位，加以其时生活节奏加快，于是就产生了一种适合于此种精神节律的被人们称之为“电报式”的文体，并冠以“新写实主义”的名号。当时茅盾正在为《小说月报》撰写“海外文坛消息”，当他捕捉到这一文坛新讯息后，就将其及时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他在题为《俄国的新写实主义及其他》一文中，介绍了此种文体产生的背景，列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分析了主要创作倾向，指出此类小说的作者“用最经济的方法”写故事，凡是可省的字、可节略的心理描写，统统省去，“删尽枝叶，只剩下骨干”，遂形成了“可称为电报式”的文体。[19]从其介绍文字看，他对此种所谓的“新写实主义”并无好感，正如他后来重提五十几年前话题所说的，“我当时就是这样理解‘新写实主义’的，我以为把它照样移植到中国来是值得怀疑的，至多是个‘待试验的问题’。”[20]事实也是如此，这样的“新写实主义”当时并没有在中国得到推广。

然而，在2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另一种“新写实主义”，却是在中国既有理论、又有创作的文学思潮，一度产生很大影响。此种思潮，当然不是茅盾介绍的那种“新写实主义”，而是另有“创造”。其理论的创造者是日本作家藏原惟人。他早年曾留学苏联，接触了无产阶级文化思潮，回国后即投入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相继发表一系列宣传“新写实主义”的文章。其提倡的理论，有不少来自苏联，但“他也有自己的创造”，“新写实主义”理论即为他所“首倡”，为此使他“不仅在国内执左翼文坛牛耳，还饮誉于国际”。[21]藏原提出的写实主义理论的确别具一格，其要点是反叛“旧写实主义”，认为不能只强调“真实地”反映现实，应把“正确性”凌驾在真实性之上，即“用无产者前卫的眼光看世界”，要求文艺批评应只以社会价值作为标准，对艺术价值多有忽视等。其理论以否定“旧写实主义”为前提，抹杀了19世纪以来欧洲现实主义创作积累的丰富经验，反对现实生活的细密描绘，忽视作品的艺术价值，从根本上违背了现实主义精神。其所谓的“新”，不是现实主义的前进而是倒退。

但不幸的是，对藏原提出的这种有违现实主义精神的“新写实主义”理论，中国一部分作家几乎全盘接受了。其时中国正在开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太阳社作家率先从日本引进所谓文学新潮，藏原鼓吹“新写实主义”的文章几乎都被介绍到中国，于是中国文坛鼓吹“新写实主义”的热潮由是形成，并由此开展对所谓“旧写实主义”的批判。太阳社理论家钱杏邨率先运用藏原的“新写实主义”理论，用“旧写实主义与新写实主义最主要的相异之点”，批评茅盾、张天翼的小说只是“一种观照的东西”，还不是“普罗列塔利亚斗争的武器”，[22]就显出排斥异端、随意轻薄一般写实主义创作的倾向。随后又有一些作家、批评家跟上，用所谓的“新写实主义”理论批评茅盾的《蚀》三部曲等作品，茅盾遂成为反对“新写实主义”，坚持“旧写实主义”的典型被批判。如蒋光慈批评茅盾的创作“总是凭藉客观”的“旧写实主义”的“通例”，所以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和新的启示”； 贺玉波批评茅盾的《蚀》、《野蔷薇》等作品，“几乎全是人物的心理，但是太含有旧写实主义的风味”，创作技巧也是“客观的旧写实主义”。[23]李初梨则给茅盾的“旧写实主义”扣上一顶帽子：“小布尔乔亚写实主义”。[24]于是左翼文坛便爆发了一场新旧写实主义的论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汲取日本的“新写实主义”，从而使现实主义变色变味，对此作出不遗余力批评的作家之一便是茅盾。茅盾不独对批评其“旧写实主义”创作进行了反批评，而且基于其对欧洲现实主义“真精神”、“真杰作”的推崇，还揭示了“新写实主义”笼统批判所谓“旧写实主义”的谬误。他曾作有《读〈倪焕之〉》、《〈地泉〉读后感》、《关于“创作”》等文，运用较为本真的现实主义理论对偏离现实主义的倾向提出尖锐批评。他指出“太阳社的理论”“是最失败的”，其所宣传的“新写实主义”，“无非是空洞地铺张‘革命文学’之不能不是宣传与煽动”；[2]279认为《地泉》推行新写实主义，给左翼文坛造成的严重危害，不只涉及一部作品，而是形成了一种不良的“风气”，“实是1928到1930年顷大多数(或者竟不妨说是全部)此类作品的一般的倾向，——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了”。[25]认为这些所谓的“中国式”的“新写实主义文学”其实是此路不通。②这里所述，便显示出茅盾对“新写实主义”理论有可能造成危害的关注，这对于拨正左翼文学的创作方向必产生重要作用；于此亦可见一个精通现实主义的作家对文学思潮的辨析能力，他倡扬无产阶级文学比较注重艺术规律的揭示，确实反映出他在左翼作家中较多表现出艺术独立性的一面。

四、注目“人生的艺术”与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确立

整体而言，茅盾集中精力倡导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时间不算太长，这里涉及茅盾文学观中的一个重要内涵：“为人生的艺术”观。茅盾在《关于‘创作’》一文中曾表述过，第一个十年时期，他最重要的文学主张是“‘人生的艺术’与自然主义”。这意味着其提倡的文学观是有两个侧重点的，但这两者既不矛盾，也不等量齐观。不妨说，“人生的艺术”是目标，“自然主义”是手段，提倡自然主义是在汲取其有益养分更有利于推行“人生的艺术”。

尽管茅盾各个时期的文学观念有所变化，不变的是他对文学“为人生”的强调，并且日益加重了对文学偏离现实人生的批评。因为茅盾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虽然由他和他的同仁力倡自然主义，但人们对这一倡议反响甚微，文坛的面貌并未改观，依旧是积重难返。这使他意识到，单纯的“手法”之争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使“人生艺术”落到实处，所以此后虽然没有放弃以往的文学思潮选择路径，但有关写实派和自然派的议论已逐渐消逝于其评论视野，转而对于“人生艺术”的更有力度的阐释与弘扬。这自然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时代与社会思潮要求文艺的是承担“为人生”的重大责任。从1923年至1925年，茅盾接连写出一批文论与时评，专力于“人生艺术”的倡扬：“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26]或揭示当下文学“由社会的倾向转入个人的倾向这一种形势”，表达对充斥文坛的偏离人生、“发个人牢骚的作品”和“无病呻吟消遣玩世的作品”的批评；[27]或强调了其“为人生”文学的审美观，认为文学需追求“美”，更应重视“善”与“真”，批评了浅薄的“唯美论”，[28]如此等等。这表明茅盾其时已完全放弃了对新浪漫主义文学的追求，对自然主义文学只重个人情绪渲染的倾向也有所批评，而其“为人生”的文学观也注入了新的内涵，将目光注视下层社会，更注重表现“血泪人生”，显示出其与现实人生的紧密贴合。

顺着这样的思路发展，茅盾的“人生的艺术”观也必会在调整中转换与进展，使倡导现实主义成为其主流。自1924年邓中夏等提出“革命文学”口号后，茅盾把目光注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边，并开始对其的介绍与研究，其“目的”就是为“清理一番自己过去的文学艺术观”，[29]同时也使其在现实主义精神把握上较过去有所突破。1925 年写出的长篇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标志着其对无产阶级文学探索的深入，尤其从现实主义视角去考量，此文应显出其独特价值。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当然不是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经验的完整表述，但经过长时期对写实派和自然派理论的探究，他逐步积累了从艺术层面把握各种文学思潮的经验，能够从尊重艺术规律的意义上提出揭示深化写实主义的有效举措，便颇值得注意。该文提出过这样一个艺术产生的“方程式”：“新而活的意象+自己批评(即个人的选择)+社会的选择=艺术”。[30]这个“方程式”强调了“社会选择”的重要性，甚至认为“社会”的力量“能够左右文艺新潮的发达”，自然是在指明无产阶级文学这一“新潮”在“社会”力量作用下产生的必然性；而其前两项：“新而活的意象”和“自己批评(即个人的选择)”，却是对于艺术本质和创作主体的重视，这同以往的无产阶级文学观只重“社会”观念和“阶级意欲”，就显得别具一格、难能可贵。他阐释“和谐的意象”是文学的重要构成要素，揭示了文学是客观外物作用于作家意识的结果；“个人选择”的阐释，则是突出了创作中作家主体的重要性，强调文学创作随时受着作家“自己的合理观念与审美观念的取缔或约束”，凸显对创作中作家主体作用的充分尊重，这同主张用“观念化”支配创作是判然有别的。很显然，这个“方程式”显出他对艺术的形象思维特征的清晰认知。他所说的“意象”的不断“创造”凝聚为形象，是属于形象思维的范畴；所谓“合理观念与审美观念”的约束，则是指两种思维的交错作用，从“审美”的角度言，即尽力选择“意象”中的“美的和谐的高贵的”部分；从“合理”方面去要求，则是在理性认识的指导下，对“意象”进行分析综合、选择舍弃，其原则又是以是否合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为度，尽可能选取那些能充分反映社会本质的材料进行艺术概括。这样，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主要是运用形象思维，同时也借助逻辑思维，在思维规律的认识上是并无片面性的。这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倡扬中委实并不多见，正显示出对各种文学思潮作过深究的茅盾的艺术所长。

在“为人生的艺术”的命题范围内，茅盾经历了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探索，进而到更具理想色彩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探究，的确是迈出了重要一步。每一步的跨出，都在使“人生艺术”更趋合理与完善。这标示着其“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日趋成熟与稳定。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他频繁使用“现实主义”一词评说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显示出同主流文学观的一致。直至40年代初写出《现实主义的道路》一文，更表现出他持守现实主义的坚定信念，认为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主潮”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新文学20年来所走的路，是现实主义的路”；尽管其间因剧烈的社会变动曾产生各种各样“主义”，但不幸都“被时代遗忘了”，“现实主义屹然始终为主潮”。[31]当然，他的坚定持守以至于后来“独尊”现实主义，也会使其对现实主义精神的理解呈现出复杂性，而完全排斥其他文学思潮，则会显出较多的偏颇性，这是另一个话题，需要认真分析对待的。

注释：

①瞿秋白在《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现代》第2卷第6期，1933年4月)一文的注解中，把过去一直译为“写实主义”的“realism”改译为“现实主义”，从此“现实主义”一词得以风行。

②参见茅盾的《〈地泉〉读后感》(1932 年4 月) 、《〈法律外的航线〉读后感》(1932年7月)等文。

参考文献：

[1]茅盾.“小说新潮”栏宣言[M]//茅盾.茅盾全集: 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2-13.

[2]茅盾.关于“创作”[M]//茅盾.茅盾全集:第19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茅盾.《小说月报》改革宣言[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56.

[4]茅盾.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44.

[5]茅盾.“写实小说之流弊”？[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303-305.

[6]茅盾.《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书后[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45.

[7]茅盾.艺术的人生观[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36.

[8]茅盾.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8.

[9]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M]//茅盾.茅盾全集:第20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466.

[10]杨昌溪.西人眼中的茅盾[M]//伏志英.茅盾评传.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

[11]徐蔚南.幻灭[M]//伏志英.茅盾评传.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

[12]茅盾.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复吕芾南[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11.

[13]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38.

[14]茅盾.“左拉主义”的危险性[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86.

[15]茅盾.自然主义的论战——复周赞襄[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92-193.

[16]茅盾.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50.

[17]茅盾.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复周志伊[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06.

[18]茅盾.最后一页[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328.

[19]茅盾.俄国的新写实主义及其他[M]//茅盾.茅盾全集:第3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333.

[2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5.

[21]马良春，张大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下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532.

[22]钱杏邨.现代日本文艺的考察[M]//阿英.阿英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69.

[23]唐金海，刘长鼎.茅盾年谱：上卷[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260-300.

[24]饶鸿竞，陈颂声，李伟江，等.创造社资料：上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253-254.

[25]茅盾.《地泉》读后感[M]//茅盾.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32.

[26]茅盾.“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414.

[27]茅盾.杂感[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358.

[28]茅盾：杂感[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367.

[2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3.

[30]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M]//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505.

[31]茅盾.现实主义的道路[M]//茅盾.茅盾全集:第2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171-173.

Rational Examination: Mao Dun’s Choice of Realism and Unique

Theoretical Accomplishment within 20th Century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WANG Jialiang

(CollegeofHumanities,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Abstract:It is held for a long time that Mao Dun’s writing style belongs to realism, which must be examined within 20th Century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so as to make an accurate evaluation. It is not easy for him to choose realism because he wen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a prudent advocacy of realism, focusing on naturalism, specifically criticizing the new realism, and eventually establishing the realistic literature view, suggesting that his literature has rich and complex connotations, and that he ha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improving the realistic theory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realism; various forms; different attitudes; theoretical accomplishment

(责任编辑周芷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