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临夏市南龙镇张家咀村民间信仰变迁研究

张巧梅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城镇化进程中临夏市南龙镇张家咀村民间信仰变迁研究

张巧梅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在城镇化进程中，民间信仰伴随着文化变迁而发生变化。本文的田野点张家咀村在“农转非”后其民间信仰发生了一些变化，表现在民间信仰的仪式内容、信仰群体、信众认知、信仰功能等方面，但在变迁的同时也发挥着它的功能和作用。究其原因是在城镇化建设中，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与政府官方的主流精神相一致，在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同时兼顾了民间信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使其在变化的过程中实现平稳过渡。

城镇化；民间信仰；变迁

一、张家咀村的城镇化过程

关于城镇化的定义，顾建光认为是：“由现代工业体系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将农民逐步导入城镇的过程。”[1]蔚芳的看法是：“乡村人口像城市人口转化，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一种社会现象。”[2]同理，农村城镇化也是一种文化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乡村文明和城镇文明发生广泛的接触、融合，农村自身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变化，引发了一种文化变迁。突出表现在：一是就业结构的变化，土地流转等原因导致从事农业的人口迅速减少，转而第二、第三产业。二是家庭结构的变化，更多年轻人脱离传统大家庭，分家、搬迁或去外地打工。面对农村城镇化带来的社会生活节奏的变化和日益开放的社区生活，加之当地的留守人员在情感需求上寻求寄托，民间信仰找到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本文选择的田野地点为自己的家乡临夏市南龙镇张家咀村，属于典型的北方村落，身处伊斯兰文化包围之中，靠近甘南藏族文化，却在多样文化中保持独立性。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凭借便利的交通，流动的人口，回汉互动的场域，使得张家咀村成为城镇化过程中最先受到影响的区域之一。从2013年起，本地的农村宅基地和粮田被陆续征用，村民集体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截止到2015年，村里少有人直接从事农耕。应该说，这种转变符合“城镇化”案例的条件，且对当地的民间信仰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张家咀村民间信仰在城镇化中的变迁

（一）民间信仰内容和仪式的变迁

民间信仰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崇拜心理和信仰行为，包括神灵崇拜、祖先崇拜等相伴随的风俗、礼仪、习惯。民间信仰的内容多样化，乌丙安认为，民间信仰的主要特征有：一是信仰形式和对象的多样性；二是信仰动机和行为目的的功利性；三是信仰方式与手段的神秘性。[3]在张家咀村的民间信仰活动中，神灵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在他们的信仰生活中都有所体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福神爷信仰，并且有相应的活动仪式举行，形成了当地浓厚的民间信仰氛围。

据了解张家咀村的福神庙修建于唐朝，庙里供奉的福神爷雕像是村里的祖先们当脚户时从四川运来的，六七十年代被摧毁，宗教自由政策开放后重建庙并重新制作福神爷雕像。至于为何从遥远的四川运回这尊雕像，村里老人说当时人们的生活太苦了，福神爷是来救苦救难的。显然，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先民脑海中的神灵崇拜根深蒂固。福神爷的崇拜，正是体现了张家咀村民面对自然、生存困难时，期盼能有个保护神，祈福禳灾。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观念依然滞留在民间，成为底层的精神信仰基础。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文化变迁影响到福神爷信仰的内容和仪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各类祭祀活动的内容和仪式由简单变得复杂。据村里一位年长者讲道，以前福神庙里的重要日子主要是播种和丰收前，仪式相对简单，现在仪式内容很丰富，每次都有很多信众前来上香。正月初一早上，八派的人（福神庙修缮的主要经费和日常的管理由八个派掌管，这八个派由附近的村庄组成，相应地成为福神庙的主要信众），还有其他来自各地的人来烧香祈福。正月十五上表仪式，需要请阴阳念经，为农历二月的农业种植做好准备，祈求吉庆平安。之后是头重阳节和二重阳节，仪式的日子需要看仙书、占卜，没有定时，择吉日举行。接下来是端午节和农历六月22日的庙会。这些是一年当中福神庙重要的日子，也是村民们民间信仰的重要表现。

信仰内容和仪式发生变迁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家对宗教和民间信仰政策的变化。六七十年代时期，由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民间信仰被视为封建迷信，张家咀的福神庙也几乎被毁灭。改革开放后，我国宗教政策明朗化，福神庙得以重建，以前消失的仪式重新有了生存空间，从以前的简单膜拜发展到烦琐讲究的礼仪文化。二是与城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有能力以更加隆重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神灵的崇拜之情。三是民间组织对信仰进行了正面的宣扬和加工，使民间信仰以合法合理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让村民更好地与神灵沟通。

（二）民间信仰场域里信众的变迁

张家咀的城镇化发展使传统的村落信仰环境发生了变化，年龄构成也相应的有所调整。针这些信众，在2015年7月8日，农历5月15日福神庙庙会期间，对香客进行抽样调查，做了一组年龄构成统计数据，但由于农村百姓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这种调查方式接受度较低。所以结合收回的有效问卷和通过对当地百姓及庙里工作人员的采访，粗略得到以下情况。每年的大型庙会有三个，在这个时段会有大量男女香客前来进香，30岁以下占4%，30～40岁的占26%，40～60岁的占55%，60岁以上的占15%。数据显示信众主要集中在中老年群体，年轻人则渐渐脱离信仰的影响。究其原因是随着土地流转农民失去耕地后，许多中老年人空闲时间增多，福神庙便成了心灵交流的场所，加之交通越来越便利，临近的县乡和村庄的香客也前来上香，无形中推动了福神庙的影响。

（三）民间信仰功能的变迁

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中国社会，民间信仰是“功能性神灵的大杂烩”。虽然对民间信仰的这种诠释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中心的模式作为参照，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和组织（比如村落、家族）中，民间信仰具有凝聚、认同、庇护、家庭整合等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也在农村向城市的转化过程中有所变化。[4]

首先，是民间信仰凝聚功能的减退。城镇化的加速直接导致村落格局的改变和消亡，村民之间对地域边界的认同减弱，村落中人际交往之间的边界被打乱，居住分散化等加剧了对信仰的依赖和崇拜，特别是年轻群体主动脱离于传统家庭之后，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并将成为趋势。其次，传统的庇佑功能衰减。比如，以前为了求得风调雨顺和农业丰产，福神庙会在每年的播种之前和丰收之前做法事，祈求祖先、灶爷、土地神等庇佑村民们如愿以偿。但是现在，土地流转之后，失去天地的村民们其身份和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取而代之的社保、医疗等保障体系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安全感，不再单纯依靠求神拜佛来增加心理保障。

（四）信众对民间信仰的认知变迁

城镇化的发展使张家咀村落后贫困的面貌焕然一新，交通、互联网的迅速普及让村内与外界联系更加便捷，新观念、新习惯、新技术、新媒体直接影响着当地村民的思想观念。信众群体的认知能力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他们对待信仰更加理性，既从心底尊重传统文化，又会按照自己的实际需求参与民间信仰的活动，不再盲目崇拜。福神庙在宣传上比以前更加科学，更多体现时代气息，符合主流价值观，在奉献、救世的道德理念之外又与主流思想相一致，使民间信仰真正拥有了绵延的生命力。

三、结束语

城镇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从2013年起国家开始的新的城镇化建设的实施对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身处大西北的普通村落而言，这样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张家咀村民间信仰的仪式内容、信仰群体、信仰功能、信众认知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迁，但在变迁的同时也发挥着它的功能和作用，究其原因是在城镇化建设中，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与政府官方的主流精神相一致，在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同时兼顾了民间信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使得在其变化的过程中实现平稳过渡。

[1]顾建光.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展望[J].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03):109.

[2]蔚芳.城市化与现代化[J].城市问题，2001，(03):17.

[3]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12.

[4]卢霞.城镇化与社区的民间信仰[J].求索，2013(10):249.

G119

A

张巧梅（1990-），女，甘肃省临夏市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2013级民俗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区域民俗。

本文为西南民族大学2015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项目编号：CX2015SP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