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帝王慕白诗歌考论

汪国林

(安徽科技学院中文系，安徽滁州 233100)

■文学研究

宋初帝王慕白诗歌考论

汪国林

(安徽科技学院中文系，安徽滁州 233100)

宋初白体诗首兴，白体诗人范围甚广，有“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之说。学术界对宋初白体诗人收罗甚勤，但对宋初帝王慕白关注还不够深入。其实他们对白居易诗作的提倡与追慕和宋初白体诗的兴盛密切相关。这其中太祖推崇通俗浅易风尚，为白体诗兴盛积蓄能量;太宗则以自己的诗作与巨大影响力成为宋初白体诗兴盛的直接推手;真宗诗作虽已散佚殆尽，但由君臣宴集唱和中的诗题，可知其与白居易闲适诗作并无二致，而且丰富了白体诗的内涵，使之具有较为浓郁的颂美色彩与游戏味道，这不仅增添了宋初白体诗的新特色，更预示着诗坛的新动向。

宋初;帝王;白体诗人;考论

宋人蔡居厚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1］，可见，宋初白体诗流行的盛况。学界对宋初白体诗作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厚，对宋初白体诗人的爬罗也甚是全面，但惟独对宋初的帝王慕白关注还不够深入。其实，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他们的喜好是文坛时尚转折推演的最有力推手，有时甚至是风向标。宋初诗坛白体诗的首兴，就与宋初帝王对白居易及其诗文的提倡与追慕密切相关，刘扬忠先生说太宗是“‘白体’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诗人。”［2］28此言甚是不虚。宋初帝王应属于规模宏大的宋初“白体诗人”群体成员之一，虽然他们的诗作水平不一，但他们的作用与地位不可小觑。

一、太祖:通俗浅易风尚的推崇

宋太祖(927—976)赵匡胤，对其生平事迹无需多费笔墨，可详参《宋史·太祖纪》。宋太祖荣登九五之后，虽也屡次强调文治，完善科举，重视文臣的选拔与任用，但毕竟出身行武，早已习惯马背上的生活，再加上太祖朝文臣均为五代入宋，乱世文臣身上的墨守因循、懦弱保身、阿谀献媚十分突出，太祖对文臣们时时流露出轻视的态度，使得文臣地位很是尴尬，这也使太祖朝的文坛只能是太宗朝文风郁郁的前奏。其粗鲁对待士人，野史记载道:

东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宫，晋改曰大宁宫，周世宗虽加营缮，犹未如王者之制。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即遣使图西京大内，按以改作。既成，帝坐万岁殿，洞开诸门，端直如引绳，则叹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见矣。”帝一日登明德门，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3］5

太祖时，新丹凤门(疑缺“成”)，梁周翰献《丹凤门赋》。帝问左右:“何也?”对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职，国家有所兴建，即为歌颂。”帝曰:“人家盖一个门楼，措大家又献言语。”即掷于地，即今宣德门也。［4］

出语蛮横，流露出对文士的鄙视，尽显武人本色。同时，不少史料又记载太祖定天下后颇为勤读，也要求文臣武将们读书知礼，究竟所读何书?处于什么目的?请看下面几则材料:

太祖常谓秦王侍讲曰:“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作文章，无所用也。”［5］20

(赵)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6］

太祖尝谓赵普曰:“卿苦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普由是手不释卷，然太祖亦因是广阅经史。［7］19

太祖闻国子监集诸生讲书，甚喜，遣使赐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5］15

太祖所重视的读书应为经史之书，而不是舞文弄墨的诗赋杂律，读经史的目是知治乱大体，“宰相须用读书人”，更多的是熟悉经史治乱的文臣，至于要武臣读书则是使武将提高儒家思想文化教养，能够“识君臣父子之道，知忠孝悌顺之理”［8］978，缓和君王与武将的关系，稳定新生的赵宋政权。正因为如此，太祖对文臣的尊重要分别论之，对精通经史的儒臣倍加尊重，对诗赋文章之士轻视居多，如太祖对文坛名宿陶谷评价为“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9］，始终悬而不用。

太祖对诗赋文章之士的态度，使得太祖朝翰苑词臣地位十分尴尬，除陶谷外，还有窦俨、窦仪、王著、李昉、扈蒙、欧阳迥、卢多逊、张澹等，这其中除李昉、扈蒙的文学成就在太宗朝时显外，其它文学才华在太祖朝大多受到很大的压制，再加上大部分年事日高，创作热情式微，由五代而来的独立人格的缺位，使得太祖朝文学成就暗淡，只是太宗朝文坛兴盛的前奏。太祖御宴群臣十分罕见，而且情趣爱好极其通俗，从下面两则材料可见其一斑:

一日因大宴，雨骤至，太祖不悦。少顷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赵近前奏曰:“外面百姓久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损得些陈设，湿得些乐官衣裳，但令乐官雨中做杂剧。此时雨难得，当百姓得雨快活之际，正好吃酒娱乐。”太祖于是大喜，宣乐人就雨中做杂剧奏乐，于是屡劝近臣百官军员吃酒，尽醉而散。［10］

太祖夜幸后池，对新月置酒，问:“当直学士为谁?”曰:“卢多逊。”召使赋诗。请韵，曰:“些子儿。”其诗云:“太液池边看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谁家玉匣开新镜，露出清光些子儿。”太祖大喜，尽以坐间饮食器赐之。［11］

太祖御宴因雨而“叱怒左右”，实无多雅趣，所奏为杂剧，亦通俗浅易，其“些子儿”之韵更是尽显武人本色。太祖诗作极少，《全宋诗》仅收诗一首，残诗一首，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白体诗人，但其对通俗诗文的喜好对当时的文坛浅易风尚的形成应有积极的作用。

二、太宗:宋初白体诗人的“总舵手”

宋太宗(939—997)，名匡义，太祖之弟，虽出身武人，但对文学艺术的爱好远远在其兄之上，其诗作甚丰，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八则对太宗的御作有详细的记载:“《祥符太宗御制御书目》:《太宗御集》四十卷，……《至理动怀篇》一卷;《文明政化》十卷;《逍遥咏》十卷;《缘识》五卷;《秘藏诠》三十卷;《禅枢要》三卷;《莲花心轮回文偈颂》二十五卷;《心轮图》一卷;《注金刚经疏宣演》六卷;《回文诗》四卷;《君臣赓载集》三十卷，目二卷;》棋谱图》三卷;《琴谱》二卷;《九弦琴谱》二十卷;《五弦阮谱》十七卷，凡百一十九部，总二百一十八卷。”［12］543当然存在大量的代笔问题，但也能显其对诗文的雅好。

太宗本人雅好诗文，喜与群臣宴集赋诗，其诗学白居易闲适之作，是宋初白体诗的代表。其作品《全宋诗》卷二十二收诗五百六十二首，内容大多是逍遥自适，淡泊名利的人生感悟，如《逍遥咏》、《逍遥歌》前后多达两百余首，与佛理相关的诗作有《缘识》三百余首。太宗的诗作内容比较贫弱，注重儒家教化，诗歌风格追求浅易，是宋初白体诗人中比较浅易者。此外，太宗朝君臣唱和甚多，这既受当时白体诗创作方法的影响，又极大地推动宋初士大夫唱和及白体诗的盛行。现将其诗作分析如下:

(一)富贵悠游、盛世太平的颂赞——御宴唱和诗作

太宗喜与群臣宴集赋诗，有《君臣赓载集》三十卷，惜已散佚，难以窥其要，但御宴君臣赓和的记载保存于文献之中，现就太宗太平兴国初年君臣宴集略抄部分以窥豹于一斑:

(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丙辰，上始狩于近郊，作诗赐群臣，令属和。［8］398

(太平兴国四年四月)作《早行诗》，令从臣和。……(五月)上作《平晋赋》，令从臣皆赋;又作《平晋诗》二章，令从臣和。……(六月)辛酉，次定州。遣使告祀北岳，上作《悲陷蕃民诗》，令从臣和。［8］443

王应麟《玉海》卷三十收大量御制诗文篇目，现摘录部分条目如下:太平兴国御制《猎诗》，习射赐诗《咸平大阅诗》;太平兴国《闻捷奏诗》，《平晋赋》、《平晋诗》、《平晋记》;太平兴国《新茶诗》;太平兴国《喜春雨诗》;太平兴国《大名凯旋诗》;太平兴国《平河歌》［12］572等等。

虽然具体的诗作散佚殆尽，但由诗题诸如《雪诗》、《瑞雪歌》、《冬至诗》、《游琼林苑诗》、《晚春游含芳园》、《喜春雨诗》、《击球诗》、《新茶诗》、《雨诗》、《猎诗》等等，可以推测其诗歌的大致内容。其创作内容与心态极似白居易晚年的闲适之作，但更多几分富贵气，诗歌风格也追求平易，如:

轻轻相亚凝如酥，宫树花装万万株。今赐酒卿时一盏，玉堂闲话道情无。［13］447

——《太平兴国七年季冬大雪赐学士》

苍生往事弊凋残，今我如同赤子看。大阐无为三教盛，承平方说四夷宽。［13］447

——《赐陈抟》其一

运偶昌时远更深，果然谷在我心中。从风臣偃光朝野，此日清华见翰林。

举措乐时周礼法，思贤教古善规箴。少年学士文明世，一寸贤毫数万寻。［13］448

——《赐苏易简》其二

当然有重视技巧的地方，叶梦得曾说:“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而琴棋亦皆造极品。时从臣应制赋诗，皆用险韵，往往不能成篇，而赐两制棋势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则相率上表乞免和，诉不晓而已。王元之尝有诗云:‘分题宣险韵，翻势得仙棋。又云恨无才，应副空有表。’虔祈盖当时事也。”［14］

(二)逍遥自适、淡泊名利的吟唱——《逍遥咏》组诗浅析

太宗重儒不轻道，淳化四年曾说:“清浄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阳，宓子贱弹琴治单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8］578臣子们也纷纷鼓吹黄老思想，如吕端曾对太宗说:“国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5］578君臣对道教无为思想的推崇，以期辅佐统治。“知足”、“逍遥”为主旨的组诗——《逍遥咏》，其序文中说:“夫诗颂歌辞，华而不实，上不足以补时政之阙失，次不足以救苍生之弊病。义同画饼，弃不足珍。争如立至当之言，以济于时事者哉。所以姑务契理，不取于文。贻而方来，悟夫悬解者也。”［13］312太宗希望所作诗歌能使君臣之间各得其所，相安知足，甚至能劝人达到无名、无功甚至无己的境界，这具有鲜明政治目的。这与白居易所推崇的“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15］2794的闲适诗有相似之处。现摘录几首如下:

自在无拘束，逍遥里外安。玩情终不见，圣境类乎端。机智将何用?幽深大道宽。区分能解意，四季一周看。［13］326

逍遥心自乐，清静保长生。至道归玄理，真空造化成。辉华扬日彩，偃昂顺风声。里外有何物，刚柔炼始精。［13］329

随缘心不见，性各本乃真。恶事夸唇颊，愚痴似醉人。忙忙何物有，急急名利亲。入定观浮世，苍生业感因。［13］334

逍遥圣贤乐，我闷俗情愚。鄙俚何堪数，斟量解卷舒。恶缘须尽去，善事好相于。忙急真如梦，乾坤造化殊。［13］335再看白居易的几首逍遥自适、知足保和的闲适诗作:

亦莫恋此身，亦莫厌此身。此身何足恋，万劫烦恼根。此身何足厌，一聚虚空尘。无恋亦无厌，始是逍遥人。［15］625

——《逍遥咏》

……南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绵袍拥两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无一事。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畏。［15］316

——《闲居》

不种一陇田，仓中有余粟。不采一枝桑，箱中有余服。官闲离忧责，身泰无羁束。中人百户税，宾客一年禄。尊中不乏酒，篱下仍多菊。是物皆有余，非心无所欲。吟君未贫作，因歌知足曲。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15］1496

——《知足吟》

太宗的组诗《逍遥咏》在内容上进一步继承白居易“知足保和”的思想，是宋初白体诗的代表。至于《逍遥咏》组诗的艺术特点，在语言上则比白居易诗作更加的浅易，近乎白话，但缺少变化，千篇一律，令人生厌;不重形象塑造，尤其是阐释佛道思想诗作，几乎毫无形象性可言，感情又比较空乏，应是宋初白体诗人中比较粗浅者。

此外，太宗还有阐发佛理知性、知足不辱的组诗《缘识》，其序文中有:“予将兴无为之大教，力救苍生之福业。”［13］402组诗中充斥着佛道说教色彩，如:

大道常恭谨，明灵不降威。少言知有信，多事自招非。年寿看松柏，冠簪短布衣。我心忙亦乐，清静得同归。［13］403

无事胜多事，非缘不是缘。深穷浅近意，寻往便知前。［13］428

慕道焚修万法通，一心清淡奉真宗。方知异境人难见，见即虚无事不空。［13］432

总之，太宗朝的君臣宴集唱和直接推动宋初唱和之风的盛行，太宗本人的诗作无论内容上的闲适自足、儒家诗教的提倡，还是语言风格的浅易，都与白居易有相似之处。虽然在宋初白体诗人的创作中宋太宗地位不高，但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其影响甚大，“(太宗)又从容语及平日藩邸唱和之事，公(李昉)遽离席，历历口诵御诗几七十余篇，一句不讹。上谓曰:‘何记之精邪?’公奏曰:‘臣不敢妄对，臣自得谢职无事，每晨起盥栉，坐于道室，焚香诵诗，每一诗日诵一遍，闲或却诵道佛书。’上喜曰:‘朕亦以卿诗，别笥贮之。’”［7］23上行必下效，统治者的喜好是宋初白体诗盛行的重要推手，以至于刘扬忠先生说太宗是“‘白体’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诗人。”［2］28

三、真宗:宋初白体诗的分化与演化

宋真宗(968—1022)，名赵恒，太宗第三子，至道三年二月继承大统，其事迹，可参见《宋史·真宗本纪》。经过太祖、太宗两朝的苦心经营，宋代的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至真宗朝，呈现出盛世之状。《邵氏闻见录》卷三云:“本朝唯真宗咸平、景德间为盛，时北虏通和，兵革不用，家给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车载酒食声乐，游于通衢，谓之棚车鼓笛。”［3］23这某种意义上造成君臣普遍存在的治平心态与享乐思想，就连真宗自己也说:“天下无事，而大臣和乐，何过之有!”［8］2216

这也使得此时期的君臣唱和宴集大盛，宋初白体诗典型创作方式虽得以延续，但却沾染上阿谀颂美的时代风气，而且题材更加狭隘，语言更加华丽，情感更加空虚。太宗朝盛行的白体诗风已然发生分化，白体诗人纷纷发生转向，其中尤以转向崑体居多，少量转向晚唐体。宋初诗歌在演进中分化，在分化中前进。

(一)题材的狭隘化

宋真宗的诗作散佚严重，《全宋诗》仅收其诗歌二十余首，残句三则，但《玉海》卷三十收录真宗的御制诗题甚多，现摘部分试题如下:咸平赐宴《赏花诗》;咸平、景德、祥符《瑞雪诗》;祥符《赏花诗》;祥符《御宴观瑞物诗》;祥符《绿龟诗》;祥符《瑞石诗》;祥符《神雀诗》、《甘露诗》;祥符《赏花钓鱼诗》;祥符《嘉雪诗》;天禧《赏花钓鱼诗》［12］577－588等等，闲适优游与歌颂祥瑞十分突出，内容上具有白体诗的显著特点，略举几首臣子和作，以知其一、二。

宫花如锦水连漪，翠辇寻芳正是时。禁苑定知人未识，朱栏除有蝶偷窥。

艳烘晓日迷天仗，香逐轻风落酒巵。何幸微臣陪镐宴，蓬壶春漏正迟迟。［13］1321

——杨亿《后苑赏花应制》

斜汉横空瑞气浮，桥边乌鹊待牵牛。长生殿冷时无事，乞巧楼多岁有秋。

菡萏晚花清露湿，婵娟新月暮烟收。华封祷祝华胥梦，谁道神仙不可求。［13］702

——王禹偁《七夕应制》

仙禁开书府，纯毫纪格言。简编包舜禹，范围总乾坤。稽古崇邦教，斯文辟圣门。从游观奥秘，何以报宸恩。［13］993

——寇准《应制太清楼观书》

此外，真宗与翰苑文臣的赐宴赏花不逊于乃父，“真宗好文向学，孜孜不倦。祥符、天禧之际，宸章睿藻，宣示臣下者，不间于三、五日。自宰执至贴职于三馆者，皆得与赓载。”［16］欧阳修说:“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17］21文臣们也为能入苑赏花而倍感荣欣。真宗朝留下的君臣应制酬唱诗集甚多，如:《天禧御制》、《天禧真宗御集》、《天禧承明殿御制》、《天禧赐东宫御制》等等，但题材多不出赏花钓鱼、节日应制、甘霖祥瑞、观书论文，十分狭隘。

(二)语言走向华丽

宋处白体诗语言大多平易流畅，清丽自然，但随着白体诗人创作心态由闲适富贵过渡到歌功颂德，诗歌语言也由追求浅易流畅为主转化为华美富赡，讲究用典的新奇与意象的浓密，这种诗风的蔓延也预示着诗坛风气的转向，如:

上苑乘春启，奇花效祉新。连房红萼并，合干绿枝匀。翦献尊长乐，分颁宠

辅臣。从游过水殿，凝跸近龙津。黼座临雕槛，文竿引翠纶。波香投桂饵，萍暖漾金鳞。湛露芳尊酒，钧天广乐陈。多欢千载遇，何以报严宸。［13］1791

——夏竦《赏花钓鱼应制》

朱辂乘时兮出晓烟，飞梁承幸兮斗城边。幔省荫堤兮杨叶闇，星旄藻岸兮物华妍。珠网金铺兮豫章馆，风樯桂楫兮木兰船。象潢仪汉兮澄波远，激水寻橦兮妙戏全。伫帝晖兮凝製跸，人焕衍兮欢心逸。嘉流景兮延迩臣，乐清明兮丽新曲。［13］1768

——夏竦《和御制幸金明池》

夏竦的应制之作写得如此富赡典雅，金玉锦绣，而且意象密实，显示出浓厚的富贵气息和华丽色彩，除诗歌内容与白体诗相似外，其风格已与白体渐行渐远，已是典型的崑体了。

(三)情感日益溢美

宋初白体诗情感不足是其通病，尤其是在君臣唱和之中，但太祖、太宗朝毕竟还有王禹偁、晁迥、张咏之类敢讲真话，抒发真情的白体诗人存在。到了真宗朝，文臣唱和也好，君臣应制也罢，情感日益空虚，溢美甚至虚美之词充斥其间。

如丁晋公的残句《赏花钓鱼》甚有味道，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道:“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尝一岁临池久之，而御钓不食。时丁晋公(谓)应制诗云:‘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真宗称赏，群臣皆自以为不及也。”［17］21本来鱼不上钩是极其自然的事，丁谓竟然说是惧畏龙颜，足显丁谓及其应制诗作的谄媚性。宋人吴聿说:“近世应制，争献谀辞，褒日月而谀天地，惟恐不至。古者赓载相戒之风，于是扫地矣。”［18］这种溢美之词几乎充斥君臣应制所有的作品之中，不胜枚举。

(四)白体诗人分化

随着宋初白体诗标杆式的人物——王禹偁的英年早逝，宋初白体诗人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杨亿、丁谓、张咏、李宗谔、晁迥等人转向崑体，并成为崑昆体的领军人物。少量转向晚唐体，如魏野等水边白体诗人群体。对此，王水照先生说:“景德二年至大中祥符元年，杨亿等人编纂《册府元龟》，再次进行馆阁唱和时，改变了以往唱和风气，而以‘雕章丽句’为其主要宗旨，诗风为之大变。……张咏(946—1015)除写古风外，许多诗都很粗率，无昆体的华丽精细之风;……李宗谔(965—1013)是李昉之子，当王禹偁谪居商州时，他曾劝王‘看书除庄、老外，乐山诗最宜枕藉’，可见其欣赏趣味;丁谓(966—1037)是王禹偁的得意门生，王称其造作‘类杜甫’。”［19］可见，由白体而入昆体人数之众。

总之，真宗朝的馆阁文臣的应制酬唱之作比太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人数超越前代，而且有自己的特色，即在颂美之外，语言变得更加典实富赡，光彩照人。白体诗风在真宗朝馆阁翰苑文人的应制依韵中呈现向崑体过渡的特点。随着白体诗人的分化，崑体迅速占据诗坛中心，宋诗在分化中向前推进。

总体而言，宋初三朝，太祖的文化修养明显不及后继者，太祖自己几乎没有诗作流传，其对文士的轻视态度也使太祖朝诗歌缺乏独立的地位，但他对通俗浅易时风的推崇有助于后代宗白诗风的延续，同时也为太宗朝白体诗的兴盛积蓄能量。宋初帝王慕白中以太宗最甚，他不仅鼓励文臣学白，而且自己的诗作在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上具有明显的学白成分，他无疑是推动宋初白体诗兴盛的“总舵手”。真宗诗作虽散佚殆尽，但由其君臣宴集唱和中的诗题可见与白居易闲适诗作并无二致，而且丰富了白体诗的内涵，使之具有较浓郁的阿谀颂美色彩，其诗作游戏味与才学化渐次突出，这不仅给宋初白体诗带来新的特色，更预示着诗坛的新动向，崑体新风尚在颂美的时代呼唤中已悄悄孕育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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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俊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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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9975(2015)05－0058－05

2015－05－3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古代秘书监制度及其与文学关系研究”(14BZW092);2014年度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项目

汪国林(1978—)，男，安徽青阳县人，安徽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