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探析

邵 然

在生活哲学的视域中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探索，这种互释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学界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主流趋势和重要内容。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的探讨，却较少涉及。

前提性问题的探讨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之所以要对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进行分析，主要是与当前国内学界对生活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等相关概念的不同理解、混乱使用或滥用有关。对此，李文阁教授在《我们该怎样生活——论生活哲学的转向》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很多学者都在使用‘生活哲学’这个词，但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却大不相同。有的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抢占地盘、引人注意的旗帜或口号，有的只是作为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方法，有的仅仅是作为哲学应该回归生活的代用语，大部分学者并没有从生活方式的角度、从哲学观的高度来诠释它。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根本改变。”*李文阁：《我们该怎样生活——论生活哲学的转向》，《学术研究》2010年第1期。因此，只有强化对生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的思考，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发展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至少应该包含三个：一是关于生活哲学的定义问题，即究竟什么是生活哲学，以及如何阐释生活哲学的理论基础的问题；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定义”问题，即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以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理论基础的问题；三是生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关系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在生活哲学中的地位，或者说，同其他的生活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有何独特价值或特殊意义。

一、 哲学与生活、哲学生活以及生活哲学：阐释生活哲学的理论基础

追问与落实“什么是生活哲学”，这不是一般性的理论问题， 而是对生活哲学本质规定性的判断，是对生活哲学的研究带有根本性的、最为紧要的前提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生活哲学给出了不同的解答和诠释。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往往采用这样的逻辑论述：首先追问什么是哲学，继而追问什么是生活，在既得不到什么是哲学，也得不到什么是生活的答案之后，便会有意无意把对“什么是生活哲学”的追问转变为对“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的探讨。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下形式，即“生活与哲学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哲学又总是超越于生活，哲学解释、说明甚至指导生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哲学的踪迹。”*艾思奇：《大众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7页。“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大多还是片段的、含糊的、零零碎碎而前后不一贯的感想，因此它和完整的哲学还是多少有些区别。”*艾思奇：《大众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9页。“生活哲学的内涵是什么？这是我们提出生活哲学后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对待这一问题，实际上要弄清楚两个问题：生活的指向是什么？对待生活的态度是怎样的？”*张金伟：《试论生活哲学的几个问题》，《宜春学院学报》2010年第9期。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混乱，之所以“不同的人对生活哲学的理解却大不相同”，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理清哲学与生活、哲学生活和生活哲学这三个观念或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其一，哲学与生活，就是指哲学与生活、哲学与人生的关系，任何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哲学思考，都可以纳入到哲学与生活中去。“虽然人在任何一种生活状态下，有时并没有感受到哲学的作用乃至哲学的存在，但事实上，哲学一直在影响和左右着人们的生活。”“任何人都离不开哲学，因为哲学就存在于人的生活之中。”*王伟凯主编：《生活哲学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2页。显而易见，这种对哲学与生活的探讨，实质上就是追问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在生活中寻找哲学问题，又在哲学问题中体验生活。可以说，这是一种基本的、零碎化的、在经验层面上对生活和哲学的关系的理解。

其二，哲学生活，主要是指哲学家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自古希腊以降一直贯穿于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古希腊人说哲学就是爱智，按照苏格拉底的理解，爱智并不代表已经拥有智慧，爱智是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他把爱神当作丰饶神和匮乏神之子，就是要表明爱神总是处于饥渴的状态，永无满足之日。这也就意味着爱智的哲学永远处于一种追求和追问当中。因此，哲学是一种活动，它不仅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有先行者，而且时至今日也一样。

从整体来看，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就是把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看待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才把哲学看作是自我满足的、自由的活动，他认为哲学是一种目的性内在于自身之中的活动，哲学家应该去追求一种幸福和有德性的生活。到了近代，不论是笛卡尔、康德还是黑格尔，他们都让人想起古希腊的哲学生活。同样，现代的西方哲学家也让人看到种种爱智的、充满激情的哲学生活，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维特根斯坦、梅洛·庞蒂、海德格尔、巴塔耶、罗蒂、福科、德勒兹等等，所有这些哲学家，都以一种高举远蹈的“抑制不住的渴望”，表达着爱智的激情，他们继承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生活的传统，他们的哲学生活熔铸了他们对人类全部生活的挚爱，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反映了对人类境遇的焦虑，彰显了对人类未来的期待，这就是哲学家的哲学生活。

其三，生活哲学，首先可以粗线条地表述为：哲学是人们生活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哲学观，生活哲学的功能在于保持人的生成意识。国内第一个提出生活哲学概念的学者同样是李文阁教授，他在论文《生活哲学：一种哲学观》(以下简称《生活》)中，率先在哲学意义上使用了这个概念。李文阁从“生活：人的自我生成之过程”“哲学：一种生活形式”“哲学的功能：保持人的生成意识”以及“生活哲学：哲学观念的根本置换”四个方面入手，较深入地论证了“作为哲学观的生活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一重大理论问题。首先，人的完善和发展是生活的底蕴，是人永恒追求的目标，而人的完善和发展就是人的生成。其次，哲学作为人的生成的自我意识，作为生活哲学，其目的是使哲学的观念得到根本置换，使哲学不再是科学之科学，使哲学知识不再是绝对真理；但是，哲学依然具有“对生活和文化的其他领域发表意见、进行评价的权力和功能”。最后，生活哲学这个概念所提示的内容或所欲确立的观念可以归纳为：“快乐哲学” 观念以及问题意识、生成意识、平等意识、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李文阁：《生活哲学——一种哲学观》，《现代哲学》2002年第3期。

可以看出，李文阁在《生活》中率先提出的、并被当前学界普遍认可的生活哲学概念，无论在理论旨趣还是实质内容上，都同哲学与生活无关，也与古今中外哲学家的各种生活方式不直接相关。他提出生活哲学这一概念的理论旨趣，是想通过对这一概念的引入，扭转人们对哲学的传统看法，获得对哲学的全新认识；他提出生活哲学概念的实质内容，是想以追问“哲学是什么”这一元哲学问题为理论背景，并以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理论和柏格森的“绵延”理论等现代西方哲学理论为依据，丰富和深化生活哲学概念的哲学内涵。

具体说来，理解生活哲学的概念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活哲学的提出是为了破除传统教科书模式中的哲学知识论立场。传统教科书模式把哲学看作知识论，认为哲学就是探究知识的来源、基础和限度，哲学被视为具有最高解释性和最高概括性的知识，而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被替换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就是围绕这个所谓基本问题展开的，中外哲学史也是以它为线索来编写的，因此，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斗争史，除此之外，其他问题都不重要。而“生活哲学则不再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基本问题。如果说知识论哲学是一种认识论，那么，生活哲学就是一种存在论， 即把人的存在或生活作为思考的中心，就是要思考‘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就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生活哲学不是事实科学，而是价值之学，那种把哲学科学化的做法只会阻碍哲学的发展。”*李文阁：《我们该怎样生活——论生活哲学的转向》，《学术研究》2010年第1期。生活哲学的提出本质上是一种哲学观念的变革，或者说，“生活哲学”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它表达了当代学者对哲学本身的独特理解和特殊要求，这种独特理解和特殊要求深层次地取决于中国哲学界哲学观念变革的大时代背景，即20世纪80年代的体系意识到90年代的问题意识的历史性转换，众所周知，问题意识所关注的核心就是哲学的自我理解，即元哲学问题。

第二，生活哲学的提出是以丰富的现代西方哲学理论为依据，现代西方哲学理论又为丰富生活哲学的哲学内涵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在其《批判理论》一书中认为，“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必须让人类看到他的行为与其结果间的联系，看到他的特殊的存在和一般社会生活间的联系，看到他的日常谋划和他所承认的伟大思想间的联系。”*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50页。在霍克海默对哲学的社会功能定位背后，隐含这样一种哲学观，即哲学是通过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使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思，让人“看到他的特殊的存在和一般社会生活间的联系”，其最终目的是为人类提供或创造一种幸福的生活，是“防止人类对社会的有价值的、和平和幸福的倾向丧失信心”*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57页。。从霍克海默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批判，对真正的、人的幸福生活进行追寻，这就为生活哲学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生活》中又提到了“人的自我生成”，而“生成”观念也并非空穴来风。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绵延”是其核心概念，“绵延”理论就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生成”。柏格森认为，世界并不是静止的，世界是出于永恒流变中的生成的世界，世界的本质特征是“生成”。如果说近代哲学把世界和人理解为“本质预定的世界”和“本质预定的人”，那么柏格森对世界和人的理解就是“生成的世界”和“生成的人”。“生成”观念是对西方传统哲学“预成”观念的超越，它与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意志论一脉相承。正是以现代西方哲学的解读为前提，通过重读柏格森的“绵延”理论，“人的自我生成”和“回到现实生活世界”才得以成为可能，而生活哲学概念也才有了基本雏形。

第三，生活哲学作为哲学概念在国内被率先提出之时，它与哲学生活并没有直接相关性，然而，这一概念后来又被赋予了哲学生活的内涵。李文阁教授在其后发表的论文《我们该怎样生活——论生活哲学的转向》中就明确指出：“生活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此种生活方式可以称为哲学生活。”*李文阁：《我们该怎样生活——论生活哲学的转向》，《学术研究》2010年第1期。也就是说，在生活方式的层面上，生活哲学等同于哲学生活。继而，李文阁探讨了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斯多葛学派等古希腊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并指出：“生活哲学既非现在才出现的观念，亦非中国人独有的观念， 它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产生(它甚至可以说是哲学的原初形态)，它是整个古希腊罗马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观。”*李文阁：《我们该怎样生活——论生活哲学的转向》，《学术研究》2010年第1期。笔者认为，李文阁后来赋予生活哲学以哲学生活的内涵，从学术影响上看，这种做法既会带来很大的正面效应，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从正面效应上看，把哲学生活的概念引入到生活哲学的概念中去，会极大丰富后者的内涵：既然古往今来很多哲学家都在过着一种追求幸福的哲学生活，他们的哲学生活本身当然就构成了生活哲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从负面效应上说，把哲学生活直接等同于生活哲学，容易造成概念的紊乱。无疑，李文阁对哲学生活的概念是有一个基本限定的，他认为，哲学生活主要是指哲学家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指其他人或者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哲学活动是哲学家的生活说明哲学首先是哲学家个人的‘私事’，是从事这项活动的人的生活，是哲学家自我选择的结果。”*李文阁：《生活哲学——一种哲学观》，《现代哲学》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只有在哲学家的生活方式的层面上，生活哲学才能等同于哲学生活。然而，正是由于忽略了、甚至刻意回避了哲学家的生活方式这一限定，哲学生活就变成了似乎所有人都可以去经历、去体验的一种生活方式。于是，对哲学生活问题的探讨就自然而然地演变为对“哲学与生活、哲学与人生”等相关问题的探讨了，而生活哲学的概念也就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变为哲学与生活的观念了。

综上所述，要真正建构、阐释和发展生活哲学理论，需要加强和深化对生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的思考。作为对生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的思考，最为迫切的工作就是理清生活哲学的相关概念并确立起生活哲学的基本理念。对此，孙正聿教授指出：“建构一种哲学理论，最为重要的是两项工作：一是时代精神的主题化，即把时代性的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升华为某种基本的哲学理念；二是基本理念概念化，即以逻辑化的概念体系表述相应的理论内容。”*孙正聿：《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和理论资源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就后者而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中国传统生活哲学还是西方文化中的生活哲学，都要先理清哲学与生活、哲学生活以及生活哲学这三组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确立起生活哲学的基本理念并取得学界共识，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生活哲学理论。

二、 现实的生活与概念的劳作：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理论基础

既然生活哲学是作为一种哲学观而存在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也就是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而存在的。它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历史阶段、基本特征和主要问题出发，首先追问和探寻“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基本问题，进而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问题”，最后再提出“马克思哲学也是一种生活哲学”，“生活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这一基本观点。*本文无意对“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所形成的时代背景、历史定位、研究范式和主要内容等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和阐释。这些问题在杨楹教授的《马克思生活哲学的出场、实质及其意义》(载《学术研究》2013年第3期)一文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而深入的论证。同时，对于当代中国哲学观念变革、“哲学观”的争论以及哲学研究的主要历史阶段等重大理论问题，也可以在孙正聿教授的《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一书中找到最清晰的论述和说明。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之理论基础的一个非常重要、但往往被学界忽视的前提性问题。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并不是马克思本人所理解的哲学，或马克思本人对哲学的理解；换句话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它并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而是一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一种融贯在时代精神之中的“我们的哲学观”。

关于这种“我们的哲学观”，当前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个普遍的共识，那就是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从马克思的现实的生活这个重要范畴入手，通过文本分析，去寻找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对于生活或现实生活的相关论述，进而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提供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这些相关论述可以集中概括为：在思维方式上，马克思要求从主体方面来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实现了哲学从客体性思维向主体性思维的转变，完成了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不满足于哲学只是解释世界， 要求哲学发挥改变世界的功能，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展开论证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完成了哲学的世界图景的变革；在价值观念上，马克思在充分肯定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价值原则并对神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本主义，把实现“真正的人本主义”的价值原则落实到对现实生活本身的批判之中，完成了哲学的价值观念的变革；在终极关怀的意义上，马克思把人类奋斗的最高理想定位为人类自身的解放，把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定位为哲学的终极关怀，完成了哲学的终极关怀的变革。所有这些变革(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终极关怀的“变革”)，都是以马克思的现实的生活这个重要范畴为基础、都是以哲学的生活转向为前提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就是生活哲学，现实的生活就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性范畴。

那么，究竟什么是“现实的生活”呢？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唯物史观的时候，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79页。随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又提出了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各种生活范畴，并指出物质生活制约着其他生活。此外，马克思还有许多关于生活方式、生活需要、生活条件、日常生活的论述。可以说，马克思本人对生活的理解是相当丰富的：在马克思看来，生活包含了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就构成了人的现实的生活。所以，现实的生活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从事各种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的总和。这样，现实的生活就成为一个总体性的哲学范畴，或者说，现实的生活就是人的生活世界的总体。

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现实的生活范畴，既不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种前反思的、人与世界相互交融的生活，也不是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那种非主题化的、日程语言交往的生活。马克思的现实的生活范畴，既包括了人类日常的吃、喝、拉、撒、睡，也包括了非日常的人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它既是人类活动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否定性统一，又构成了人类发展的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否定性统一。只有这样一种建立在辩证法的、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现实的生活范畴，才真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理论基石。

毋庸置疑，在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过程中，突出这一理论基石，深入挖掘并阐释马克思现实的生活的理论内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就实质内容和社会功能而言，马克思的几乎所有学说都与其现实的生活这一范畴密不可分，而纵观马克思一生的著述(尤其是中、后期著述)，也不难发现，它们都是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以及“现实的生活”等维度上展开论述的。

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提出的现实的生活这个范畴，它本身首先也是作为一个概念而存在的，它是马克思通过“概念的劳作”、通过抽象力而生产出来的一个前提性的概念，它是马克思进行“概念的劳作”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研究中，如果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也是在进行“概念的劳作”这一事实，或者刻意回避马克思对其现实的生活所进行的“概念的劳作”，就会容易把对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本应在哲学观层面的理解，降格为一种经验性的、在常识性层面上的叙述或说明，从而导致把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仅仅理解为一个方法，理解为一种材料的堆积，理解为“一个抢占地盘、引人注意的旗帜或口号”，甚至仅仅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回归生活的代用语”。所以，提出“概念的劳作”这个问题，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研究过程中，“概念的劳作”必须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前提性问题。

因此，在加强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就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方面，要避免陷入对马克思文本只是进行材料堆积的表象思维中；另一方面，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仅仅理解为一个方法、“一个抢占地盘的旗帜或口号”，避免把它变成脱离了具体内容、又似乎可以说明一切问题的形式思维。只有站在马克思所理解的现实的生活及其对现实的生活所进行的“概念的劳作”这两个维度上，才能真正地理解、阐释甚至创新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

三、 生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

当李文阁教授在给出 “生活哲学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李文阁：《我为什么要提出生活哲学这个概念》，《长白学刊》2007年第1期。这一基本结论之后，他通过分析马克思文本，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哲学观的确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其不同之处正在于，他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了古代的生活哲学传统。”*李文阁：《我为什么要提出生活哲学这个概念》，《长白学刊》2007年第1期。这就引申出了另外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即：生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关系”问题。按照李文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与古代生活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了后者的传统。对此，我们应当追问的是：其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只是在“更高层次上”“恢复”了古代生活哲学的传统，那么，是不是可以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和古代生活哲学归并为同一类哲学(生活哲学)？其二，如果不能作这样的简单归并，那么，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与古代生活哲学乃至其他的现代生活哲学有何不同？显而易见，第一个问题是追问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地位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则是追问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独特价值或特殊意义问题，总之，它们都是在追问生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关系问题，从而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前提性问题的思考。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恢复”了古代生活哲学的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和古代生活哲学是否是同一类哲学这个问题，李文阁的研究思路是这样的：他主张生活哲学是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根本旨趣或思维方式。“哲学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哲学就代表着一种思维方式，哲学的转换其根本就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新的马克思哲学体系之所以难以建构起来，根本原因就在于哲学观念没有发生转换。所以，必须首先研究哲学观或哲学思维方式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完成马克思哲学新体系的构建。”*李文阁：《我们该怎样生活——论生活哲学的转向》，《学术研究》2010年第1期。要研究哲学观念的转换或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首先就要从哲学的历史性发展来进行确证，对此，李文阁着力勾勒了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生活哲学、近代知识论哲学和现代生活哲学的历史嬗变，而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在历史嬗变中实现了生活哲学自身的革命。可以看出，一方面，西方哲学的历史性发展本质上可以被看作生活哲学自身的历史性发展。生活哲学作为哲学在古代和现代的存在样态，自始至终都贯穿于西方哲学的历史性发展中，或者说，西方哲学的历史性发展就是生活哲学的历史性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作为西方生活哲学发展的“历史性产物”，它既构成了生活哲学自身的历史性变革，同时又是生活哲学“在更高的层次上”向古代生活哲学的“恢复”。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进路，我们就完全可以根据李文阁的论述，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生活哲学自身历史性变革以及向古代生活哲学“恢复”的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它与古代生活哲学和现代生活哲学本质上同属一类哲学——生活哲学。

其实，李文阁对生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理解和阐释，就是一种从共性引出个性、从普遍性引出特殊性的研究方法。显然，生活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共性内容的哲学观，一直贯穿于西方哲学发展乃至所有哲学发展的始终，它代表了生活哲学的普遍性；而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作为对生活哲学的个性理解，一方面从属于生活哲学，另一方又在“更高层次上”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或个性内容，它代表了生活哲学的特殊性。对于这种研究方法，孙正聿教授曾进行过批评，他指出：“这种从‘共性’引出‘个性’、从‘普遍性’引出‘特殊性’的研究方法，阉割了作为具体的哲学理论的灵魂性的东西，即阉割了构成特定的哲学理论或哲学学说的哲学理念，因而无法把握和阐释具体的哲学家的哲学观，尤其是无法理解和解释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的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所开拓的哲学道路。”*孙正聿：《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所以，这种从生活哲学之共性引出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之个性的研究方法，是有待商榷的。

重读马克思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从其理论旨趣和实质内容上看，都与古代生活哲学和其他现代生活哲学具有本质的差异，我们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为古代生活哲学，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古代生活哲学以及其他现代生活哲学简单归并为同一类哲学。因此，在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过程中，最为紧要的问题并不是去追问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同古代生活哲学以及其他现代生活哲学的渊源或相似之处，而是去探索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同古代生活哲学以及其他现代生活哲学的差异或不同之处；因为，只有突显了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独特价值或特殊意义，才能真正把握住其“灵魂性的东西”，也才能真正把握住构成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哲学理念。

这样，就过渡到对第二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与古代生活哲学乃至其他现代生活哲学有何不同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同古代生活哲学以及其他现代生活哲学的差异或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时代背景上来区分，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所关注的现实与古代生活哲学所关注的现实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是建立在市场经济这一时代背景基础之上而被提出的“我们的哲学观”；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就意味着，在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的现实已经被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的现实，因此，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所关注的现实，是生活本身已经异化成如此这般的现实，是必然要沉入并超越这种异化关系的现实。而“古代生活哲学”是建立在前市场经济的自然经济这一大时代背景基础之上而被关注的传统的生活或生活的传统；前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人的依赖性，它是以个体生产为基础的群体性存在，这就意味着，在传统社会的现实的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的现实主要是依靠血缘关系、宗法伦理和道德规范来维持的现实，因此，古代生活哲学所关注的现实，是具有显著的封闭性、保守性和人情化特征的现实。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和古代生活哲学的关系的时候，绝不能不加区分地把二者所关注的现实等同起来，进而把二者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探讨简单归并到同一类生活哲学中去。

第二，从理论基础上来区分，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所关注的生活与古代生活哲学以及其他现代生活哲学所关注的生活也截然不同。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所关注的生活，是马克思通过“概念的劳作”而建立起来的现实的生活，它作为一个总体性的哲学范畴，就是人的生活世界的总体，它具有“属人性”、现实性、历史性、全面性等特征。*杨东柱、杨晓东：《马克思主义生活理论探究》，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34-42页。可以说，这一范畴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现实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而古代生活哲学所关注的生活，其实就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家以及近现代哲学家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古代生活哲学与古代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是天然地统一在一起的：“在这一时代，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不仅是指它是道德行为的一个特殊类型，因为在上面所引的斐罗的话中，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自然的沉思所起的作用，而且意味着哲学是在世的一种方式，它必须在每时每刻都要被践行，其目标是从整体上改造个体的生活。”*Pierre Hadot.“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Blackwell Publishes Ltd,1995,p.265.可见，古代哲学的这一品格，可以被表述为把生命耗费在哲学上的哲学生活，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只有哲学家，因此，古代生活哲学所关注的生活就是哲学家的生活。最后，再转向其他现代生活哲对生活的理解，国内外当代大思想家都站在自己的理论背景和时代背景中，对生活进行过大不相同却非常丰富的关注和阐释，例如：海德格尔在谈现象学的释义学时，就认为该方法的目标不是解决主客关系，而是把“此在”直接体验到的、关于“存在”的种种状态揭示并展现出来，是对人之“存在”本身的展现和澄明。也就是说，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所谈论的“生活”只能是与“此在”浑然一体并为“此在”所体验和领悟的前反思的世界。《日常生活》的作者赫勒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则是要通过对哲学的解读，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他们自己的存在”，成为人们所追求的有意义的生活。中国思想家冯友兰对生活也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他认为，中国哲学所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生活，《中庸》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对这种追求理想生活的最好说明。可以说，现代国内外思想家对生活的理解和阐释各不相同且异彩纷呈，绝不可能用几句话或就把它们概括出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与马克思的理解大不相同。

对此，有两方面需要强调：一方面，当然不能认为这些伟大思想家对于生活的理解和体悟没有马克思高明，或认为马克思对于“生活”的理解远远超越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哲学家或近现代思想家，这种带有“学科霸权主义”痕迹的理解应该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把现代国内外思想家对生活的理解和阐释作为丰厚的理论资源，通过一种文化对话的方式，更为深切地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突显并阐释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独特价值或特殊意义，从而为加强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