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需求反思儒家基本精神

2015-02-13 10:09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300071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1期
关键词:儒家文化文化

经 理(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071)

哲学经济学研究

以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需求反思儒家基本精神

经理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300071)

经济活动世界化的进一步加深不仅促成了国家间商品的广泛流通,也促成了不同文明形式的文化交流与信息流动。随着人际交往与文化碰撞的不断增强,在抽象的人的领域,向往物质文明趋同化的要求促使人们的权利意识日渐觉醒。在此背景下,与传统的农耕型社会相比,人们也在以自己的行动向传统的习俗与价值观发出挑战。因此,协调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文化需求的冲突,就是要从以生活于社会组织中的个人不可避免地与异于自己的对象(自我、他人及自然)发生关联产生的困惑入手,从整体上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行重新解读。

文化;中国;儒家思想;现代性;共同体

文化是识别一个区域性群落聚居人群整体特点的根本标志,是“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与弹钢琴或阅读圣经等没有关系,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这些活动只不过是我们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1]。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记载着根据人的历史行为实践引发的具体后果生成的符合特定目的事前行动准则[2,p92]。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个体行为实践方式的改变必然伴随着其对传统行为准则的价值判断在思维逻辑进程上的怀疑——否定——重建。因此,我国社会群体成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游移不定、困惑无奈的表现折射出人们对已有群体行动准则在重建过程中莫衷一是的态度。那么,如何理解这一冲突,并重新解读生活于现代工业文明中的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已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现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突出影响。

一、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建构的社会基础

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礼”与“仁”。为了摸索出一套适合人际间交往的行为模式和社会运行基础,儒家文化体系便是围绕个体人如何把握和处理自己与他人、群体之间关系这一核心问题,随着历史风云的演变而逐步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也可以被视为是围绕这一问题构建起来的一种人应持有的文化心态体系。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一个战乱四起、民不聊生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处于无序的状态中。孔子本人的社会化过程和游学经历能够使他从多方面了解民众的疾苦、列国朝廷的需要与周朝社会组织运行过程中采取的典章制度,并对如何弥合当时社会出现的文化裂痕、寻求较为稳妥的安邦定国之术这一问题进行认真思考。

于是,在多年社会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有鉴于社会运行的实际状况,崇尚周礼、向往像周朝那样社会稳定的他提出了自己对社会运行模式的基本主张。他察觉到尚“礼”具有社会规范的功能,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3,p8]。“‘礼’看似是对人加以限制,造成分别,其实作用在于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p95]不过,这里的“和”不是在强调彼此间应当相安无事,而是说不同身份的人应当各得其所、各安其份,各自享有在社会组织中扮演相应角色规定的权利,承担其应履行的义务,同时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阶层隔阂,以礼制作为彼此交往沟通的基本行为准则,做到彼此间既有等级差别,又能以一定的仪式产生的互动过程加强个体与他人或某个群体组织间在心理认同方面的归属感。

“人而不仁礼如何?人而不仁如乐和?”[3,p26]孔子将“仁”作为行“礼”行动的出发点和思想内核[2,p98]。据此,“仁”是行礼的依据,可以被视为孔子希望个体能够生成由己及人的“移情”心态,并在此基础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差别,从较为抽象的“人”的层面去思考自己与他人相同的地方。孔子在阐发“仁”的思想同时,也提到了天命观。据此推断,在普通民众根据家人或他人讲述的身边案例了解到达官显贵的成长历史之后,他们表现出的愤懑、不满的情绪使孔子意识到只有将达官显贵们身份和地位的确立说成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有意安排,才有可能涤除人们之间相互排斥的情绪,使“仁”心扎根于其意识之中。因此,孔子选择“天命为之”这一为当时民众所认可的思想,为现实中人们之间彼此的差别进行辩解。而只有人与人之间意识到彼此相通的地方,才能将“关爱”的情感建立在既存的差别之上。

儒家文化强调人际关系的运作,并将“如何交往”作为反复探讨的核心问题,紧密围绕着人们生活的现实处境。

儒家文化反对人们消极避世、远离是非之地的生活态度,主张积极地融入到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并从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这就是说,个人生活的意义不在于其对自我欲望的满足及其理解,而在于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使自己目的化,使自己的行动投射在他人的意识中,并借助他人的反应来理解自身,并逐步明晰自己于家国之中的意义。与西方古代直至中世纪的文化精神相比,它没有把人的历史性活动视为受外在必然性制约的预定论;与近代西方的文化精神相比,它没有以确定自我存在的主体视觉出发,审视外在对象和内在欲望,从而把生命的意义诠释为生存世界的主体化,而是立足于人的社会交往,从现实的人出发,洞察人在交互过程中产生的意义。这种观点否定了以“逻辑在先”建构的“主——客”对立,而是以承认整体在先的原则,把不同层次的整体视为具有共同本质的同构体,即把个人理解为身心的对象,理解为“家”的对象,理解为“国”的对象。在每一个层次,个人面临的挑战便是如何规训自己的恣意妄为,便是在实践(生活)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所欲与所思限制在不受自己决定的外在物之上。

个人的意义存在于社会体系的运行之中,与社会的联系愈是紧密越是能凸显自身的价值。反之,如果个人不能较好地融入社会,则很容易使社会产生分化,不利于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行。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它的每一分子都应当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要求每个人都应当顾及他人的感受并以满足他人作为自己进入社会的行为规范之一。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的精神性因而被换成公众的精神性,在思想上这是一种“非我”的精神境界。在这个前提下,个人都应当在社会中积极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即用个人的力量为社会添砖加瓦并努力回报社会的恩情。

儒家文化强调,个人无法超越社会,因为社会的种种事实与个人息息相关,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个人的安定,社会的纷争会危及个人的安全。个人自身保障了他人的安全也就保障了自己。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应当时刻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危及他人并给他人带来伤害,而这一反思的实验对象是“我”。“我”要有一种感同身受,在“我”对他人施加某一类行为的时候,要将这个“他人”想象成自我。这样,“我”才能体会到这种行为将会给予对方的感受。如果“我”的行为令“我”本身产生痛苦,那么换成“他人”则也是一样。因此,每个人都应当有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它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可以保障社会的安全和整体运行平稳。

儒家文化试图建立一种能够对众人有号召力的共同体来集聚群体的意志。它将这种共同体建构的基础指向了“家”,并希望以其延伸达成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十分讲究宗法的家族式社会,在西周时期这一社会现象已表现得十分明显。“家”建立在族群中具有血缘关系基础的成员之间。在这样的“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的行为举止都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家”中的每个成员都按照自己扮演的角色履行自己的职分。这种“家”是一种有效、有序的运作体制。每个成员根据自己角色权利和义务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依据和出发点,用以保证彼此间井然有序的交往与规范的生活。坚持儒家文化价值体系的人认为:如果能把“家”的观念引入社会并使每个人在观念上都有这样一个看似实际、实则虚幻的想象共同体,则这一体制的建立会使社会整体统筹和应变的能力在面临关乎社会组织存亡之类的事态中,得到本质上的改善并有利于各类社会物质资源与个体间精神归属的整合。事实上,该建构模式的主张具有源自神话时代的社会基础。这源于当时的国人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每个社会中人都相信他们曾经拥有共同的祖先。相似的血缘基础使该主张的实现成为可能。因此,“家”的观念很容易被社会上的全体成员认可并予以接受。

在儒家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儒家文化吸收了道家思想的某些主张,强调人与自然应和谐发展。这是因为尽管人已脱离茹毛饮血的生活,但其仍旧是自然的一个部分。既然人与人要相互关爱和谐共处,人与自然也应当如此。人的身上有自然属性,自然界中也存在象征人的品性与特征的显现物。因此,认识自己如同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如同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人不应对自然施加干预并破坏自然运行的整体法则,这如同人们不愿意让自然界的力量破坏自己的家园是一个道理。故而,人与自然应该和睦相处,个体运作应符合于整个自然的运作机制。作为人对自我地位的本质认识,人的精神的终极追求就是达到自我与万物的统一,这是对宇宙法则的根本认识。

综上所述,一个人的价值与社会息息相关,社会的好坏关系到个人的发展,每个人只有尽可能融入到社会中,社会才能以一个整体形象出现。那种崇尚个人绝对自由,即个人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次之的运作模式使得社会极易产生群体认同方面的分化,不易进行高效率的运作和有效的整合。如果个人在某个社会局部的行为扰乱了社会整体运行机制,则这种行为会影响社会全体成员积极健康地向上发展,引发社会组织的解体或崩溃,并最终危及个人的生存。因此,个人行为应该从保障社会平稳运行这一前提出发。这是生于人类社会中的人的应尽本分。它的立足点要以关注社会的方式展开,要以民为本,注重人伦,同时还要培养自己悲天悯人的性格、积极入世,能够及人之所苦,将自己的情感和他人的感受联系起来并以此为自己的行为提供方向标。中国文化本身有着极为深厚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关注民生,还有对个人自我实现理想的积极引导。它更注重于以全局的眼光审慎个人提出的各种要求,虽然在现实应用中人们将其合理的把握并非易事,但它还是在积极尝试,努力探索,不断地完善自己。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个人行为面临的困境

工业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对支撑传统中国物质生产的各类行为模式产生深刻影响。如果说生活在农耕文明时代的中国人意识到家庭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于它是经济生产和保障个人需要的基本立足点和组织模式的话,那么生活于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人则深深地体会到只要有货币的存在,无论走到哪里也不会担心因“食不果腹、体无遮衣”而威胁到自己的生存。现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极易使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人产生“商品错觉”,误以为只要自己手中持有货币,一切他们所需要的对象便都可以被商品化,并为自己所占有,从而使其渐渐地为“金钱万能论”所支配。目前,人们能从自己身边的生活中找到的深受这种观点不同程度影响的个人行为准则有以下三个方面:

根据自己的评估标准确定将要与其发生关系的对象的价值,由相应的价值额度确认自己是否发生相应的行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评估对象价值的观念深入人心的作用下,这类人自己也被这一标准作为衡量其效用的根本依据。

个人在与他人发生交往行为的时候,往往以“虚伪”行动原则作为自己的处世方略,作为寻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工具。这些人将应当由其对于任意事件应有的符合其真实想法生成的情境反应巧妙地隐藏起来,转而使用被他人认可的、对他自己而言的虚假行为模式来维护或攫取相应的维持其基本生存需求或提高其生存质量的相关资源。按照这一原则行动的个人虽然意识到自己的发展无法离开他人的帮助,但却以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随意构筑及破坏自己的交往体系,用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与自然的关系上,这类人在公共场合不敢声称自己蔑视自然法则,嘲笑那些向人类发出警告的环境学家是庸人自扰,但由于自然灾害显现的滞后性,其往往以“试探性”原则扩张自己的利益需求,从而为向自然索取满足自己需求的资源打开相应的缺口。

显然,上述行为引发的直接后果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交往过程中彼此的隔阂逐步加深,人与自然的断裂引发自然力量对人类生存区域的危胁日渐显著。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其立足点的经济基础是农耕时代的社会生产状况,其节制自我、关爱他人的主张,不符合现代人对各类商品的消费需要和生产要求。如果人们一味地将解决此类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古代知识分子提出的理想方案加以处置,其直接结果便是传统文化在具体实践中表现出的疲软无力。因此,只有审时度势,从现代个人行为的特点和群体行动准则出发,面对同样问题,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才是应对挑战,解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有鉴于此,为了有效改善社会整合能力,弥合区域多样性对整体统一构成的潜在裂变威胁。从有利于群体的历史性延续和个体的现实性发展出发,重新解读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十分必要的。

三、儒家基本精神的现代立足点

儒家基本精神的现代立足点不是在现有文化内容中进行选择,而是重新认识周边的一切。这里所指的一切不仅是人文社会,还包括自然界。人们不仅要正确审视支撑传统儒家基本精神的历史内容,还应正确评价现有外界因素对儒家基本精神的冲击,即它虽然在无情的肢解原有文化的基本架构,但同时却给予生活于那个架构中的人以重新建构文化的机会。文化本身是否有利于人自身的发展关键在于谁对生活世界认识的更为透彻而不在于这种文化本身属于谁。因此,人不应当停留在过去,陶醉于前人的种种辉煌之中,而要正确地面对现在。须知文化本身并不在某一隐秘的场所并等待人去发现,它就在每个人的身上。因此,人应当做自己的助产士,反思自我是促使新文化诞生的必要力量。人们反思的对象依旧是人们所熟悉的这个生活世界,即一切人所能及的事物。今天与过去不同的是,没有任何人事先准备好一份答案。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理解在生活世界中的地位与自身的作用。

因此,应将儒家的基本精神立足在“趣味人生,和谐社会,天人合一”上。趣味人生包括人们对于认知事物的兴趣和在认识中肯定自我两个方面,它促使人们以“兴趣”的方式主动地去做一切而不再是被动地去做。既然生命赋予人以获取自身意义的机会,人们则应当珍惜这种机会并积极获取自我价值。现实世界存在无数的未知等待人去发现,而人自己却认为自身已对一切了如指掌,这是对生活世界的轻视,同样也是对生活意义的放弃。这种态度的终极结果是对生命的轻视。因此,要善于认识生活世界。它的目的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探索知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由认知兴趣所萃取。

和谐社会的意义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而寻找一套保证它实现的管理机制,而是促使人们把人理解为社会中的个体,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达成私人目的的工具。它首先排斥那种以“理智”作为行动法则的机巧,也否定了从人的生物性特征出发建构行动基点的盲目性冲动,而是强调当人以趣味人生作为自己人生追求之时,他会对其他人产生情感的依赖。一个充满情感的社会将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因为个人的每一种体验都将与他人的体验保持一致,所有人都处在同一个精神场中,而处于这种场中的人与人将是完全平行的关系。

天人合一意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但这里的自然不再是单纯指代我们所处的自然界。它的所指有着更为宽泛的含义,不是将地球作为自然,而是将视角指向整个宇宙。人应当重新反思自身在宇宙的地位,不应当把自己看作是万物的统治者,应当积极与宇宙融合为一体、成为它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宇宙并不会因人的存在而发生任何改变,人只是它的若干组成部分之一。人只有将自己视为“当事人”才能真正地去领会自身作为宇宙部分的奥妙,如若每个人都将自己视为旁观者,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地位,正如旁观者的下场一样,人也会被最终淘汰出局。

在中国现代化的前进道路上,儒家文化有其特殊的优势,其优点主要在以人际交往的“情”来加强人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又在驯服人的感情方面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建构与规制方式。因此,把握好儒家文化的根本特征,利用人际间的情感流动,在现有商业文化模式之外,为现代中国人寻找到情感寄托的港湾。总之,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不可能被取代,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Linton Ralph. The Culture Background of Personality[M].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45: 30.

[2]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3] 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责任编辑、校对:孙尚斌)

The Study on Fundamental Spirit of Confuc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Modern China

JING Li
(School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The deepening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not only makes the gene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nations possible, but also motivate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and the circulations of information. With the constant strengthening of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llis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e will to the homogenizing of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abstract human domain, motivates the constant awakening of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rights. In this context, the people nowaday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challenge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and value-conceptions through their own actions. For this reason,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need of the modern life means to re-interpret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Confucianism by starting from the confusion born out of the fact that the individual living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relates inevitably to the objects (self, other and nature) different from him.

culture; China; Confucianism; modernity; community

G02

A

1009-9115(2015)01-0092-04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1.024

2013-12-26

经理(1982-),男,天津市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政治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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