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综述

单　丽（唐山师范学院 学生处，河北 唐山　063000）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综述

单丽
（唐山师范学院 学生处，河北 唐山06300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邓小平理论。国外学者从不同层面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一大批重要的成果。梳理国外邓小平理论成果，可以为进一步推进邓小平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对外开放思想；改革观；社会主义本质论

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国成功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日益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种背景下，国外学者从不同层面研究邓小平理论，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本文着重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改革思想、干部制度和政策以及社会主义本质论四个层面对国外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一、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

国外学者关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外开放政策的有效性和发展观视域下的对外开放理论研究。

1. 关于对外开放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对外开放政策是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表现，它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也改变了国外学者关于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研究方向，即由原来的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纯意识形态研究转向对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政策效用的研究。

在这方面研究比较深刻的代表人物是韩国学者朴贞东。他认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有效性应该从中国自身和国际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从中国自身方面而言，当时的中国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对于当时的中国实际国情是根本无法提供足够资金去完成四个现代化的。资金的缺口只能指向国外的资金，于是中国政府改变政策，积极从西方的政府和民办的银行引进资金，进行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鉴于此，对外开放政策缓解了中国建设资金的需求，改善了企业的科学技术、设备及管理要求，提供了大批的就业机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对外开放政策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而从国际背景方面看，当时的世界正处在国际分工浪潮之中，亚洲“四小龙”由于汇率和劳动力的影响逐渐丧失优势，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成本低的加工厂。而当时的中国由于缺乏资金，实行对外开放来引进资金、科技、设备及管理等，这为欧美、日本及其他国家产业的转移提供了条件。基于这种背景下，改革开放政策的有效性足以明显[1]。

另外，国外学者如美国的莫里斯·迈斯纳指出：对外开放政策确实给中国的发展引进了资金，改善了中国企业科学技术、设备及管理效率，也为当时中国的公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对外开放政策让中国获取利益的同时也付出了代价，中国由无债国变为国际主要债务国，而且经济依赖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中国的贪污现象较为严重，导致民族自信心缺失等。因此，对外开放政策在短期内确实给中国带来理想的经济效益，但这种有效性只是短暂的，更多的是代价[2]。

2. 关于发展观视域下的对外开放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是发展观视域下的对外开放理论研究，即从发展观角度研究对外开放理论，强调对外开放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发展观。

韩国学者朴贞东把对外开放理论和中国人民以及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一方面，他从对外开放理论是有益于中国人民来认识对外开放理论，并指出之前，学者关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背景研究更多的侧重于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即资与社的区别、意识形态方面的区别研究。而忽视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对外开放政策包括其他经济政策的好与坏，不在于中国的体质是什么，其标准在于这些对外开放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他还从世界经济层面研究对外开放理论，并认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不再是单纯的从经济依附论、经济结构扭曲等层面来认识和评价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反之，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是以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为基点的，从经济发展的成果、经济发展的效率等层面来肯定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实现了由原来简单的否定到质的肯定转变。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是一个具有世界经济眼光的发展观[1]。

美国学者费正清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层面来认识和探讨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他指出：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部分地区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但目的在于解决中国安全问题，而不是所谓的经济、科技进步之路，只有到了邓小平时代，它才发展成为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3]。

英国学者迈克尔·亚胡达也从发展观的角度研究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并指出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既坚定了中国社会主义，而且又正确处理了同世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对外经济的开放，获取惊人速度的发展。同时他还指出，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调整了国际关系，使中国与世界成为了彼此不可或缺的关系[4]。

二、邓小平的改革思想

国外学者关于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界定、改革的动因以及改革的评价三个方面。

1. 关于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界定

国外学者关于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观点。学者林佳君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是一种实验主义的探索观，在邓小平实行改革过程中遵循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实践而不是意识上的空想，用事实来说话，敢于吸收和借鉴中国意识形态之外的东西，是一种实践主义改革观。但这种改革观也存在弊端，只注重实践性，而缺乏必要的国家意识体系指导，这必会给中国带来很多的思想和道德问题[5,p53]。持有类似观点的日本学者渡边利夫也指出，邓小平的改革也是一场实用主义性的改革，邓小平之所以实行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内地和沿海的开放政策，都是先在小区域地区进行反复实验，如果实验成功并且有效才会进行规模化发展，实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两者彼此间的契合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特点，强调实事求是和逐步发展性[6]。

同样，还有学者指出邓小平的改革是一场基于和平、渐进和革命为一体的、是和平得渐进的改革。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卢西恩·派伊。他认为，中国在没有经历暴力革命、经济崩溃、政治波动的条件下完成了划时代性的改革。与人类历史上的改革比较而言，中国的改革是罕见的，不是流血的、暴力性的改革[7]。学者格利特·龚[8,p977]也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运动，并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以和平、渐进、阶段性的政策改变为基点的，不是以改革暴力的手段来完成的，它没有给中国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等后果，和平演变的改革。

除此之外，大部分国外学者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是一种全面的改革，涉及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学者林佳君指出：邓小平的改革不管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讲，都是一个带有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经济改革波及到中国的政治、文化等领域。中国的政治由人治转为法制，国家直接干预转为调控等，这彰显着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彻底的改革，是一个全面的改革，有着巨大的意义[5,p50]。持有相同观点的学者纳戈尔内·齐普拉科夫也认为：“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历史新阶段的开端，现在可以清楚的看到，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面貌。”[5,p18]

其他学者如俄国的杰柳辛认为改革和继承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邓小平既是一个改革者同样也是一个继承者，是对前一时代的继承、当代的超越[9]。

2. 关于邓小平改革思想的评价研究

美国学者戴维·W·张指出：邓小平的改革在自由、民主及平等等层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超乎之前所有的领导者。他的改革不仅使中国的物质得到发展，而且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中国政治较为稳定而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较快[10]。日本学者岗部达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中国划时代性的改革，搞活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了与之前所有领导人不同的局面，而且中国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提高。邓小平的改革使中国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使和平、增长及稳定共存，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1]。纳戈尔内·齐普拉科夫对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有着自己的评价，他指出：“中国的发展不仅从理论上，而且还从实践上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提供新的动力。”[12]其实，这一点也说明了邓小平改革理论受国外学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其他学者如俄国的季塔连柯在评价邓小平的改革时指出，邓小平的改革和之前的发展历史是彼此联系着的，不是断裂，同样邓小平的改革也是对前者的超越，认真总结以前和现在的经验和具体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彻底的、多方面的、全方位的改革。这是邓小平科学的、辩证的改革思想的体现[13]。

也有学者探讨了邓小平改革思想动因，如英国的马丁·雅克的全球思想[14]、美国的马克·布莱彻的中共现代化经验说[15]等。

三、邓小平的干部政策和干部制度理论

1. 关于邓小平干部政策和干部制度内容研究

日本学者天儿慧在中国经过认真调查后也指出以年轻化为主导下的专业化、知识化和革命化是邓小平干部培养和选拔思想的主要内容，虽然程度不同，但四化思想确实在城市和农村都有所涉及，尤其是四化之一的年轻化则占据着重要位置[16]。还有学者格利特·龚认为在90年代后，中国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速度加快，并指出中国干部中每20人中的平均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占总数比例与之前的老一代相比较都彰显了当代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8,p975]。

除此之外，有学者从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来研究邓小平的干部制度和干部政策，其代表学者是匈牙利的巴拉奇·代内什。他认为邓小平在选拔和培养新的领导人要求有团结意识，不搞团体主义。能够拥护党的思想和组织路线。有热情而且有知识和能力等才能入干部四化。同时，作为新一代的领导人一定要具备多领域的知识能力和管理才能，既所谓的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他还强调，邓小平在培养未来接班人时一是坚持干部退休制度，二是坚持领导顾问制度，这保障了新旧交替的正常运行[17]。

2. 关于邓小平干部制度及政策的评价

邓小平的干部政策和干部制度，尤其是干部退休制度和顾问制度，保障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新老交替的正常及稳定的进行和延续。这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

日本学者天儿慧对邓小平的干部退休制度以及自身的退休给予了评价，并指出中国在邓小平之前的领导者一直都是延续着某种世袭制，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年亦如此。而邓小平开创的干部退休制度和以自己退休为榜样，打破了原来的领导人任职制度，实行了彻底的领导人任职改革，这是一个超越，更是一种进步[16]。

还有学者马丁·金·怀特从中国政治意义和维护社会秩序层面，分析了邓小平的人才思想，以社会贡献和实际成绩为标准，研究了教育、知识、资历以及身份四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邓小平的干部制度和干部政策确实给中国的政治发展以及共产党队伍的建设带来了实际性意义，肯定了邓小平的干部培养和选拔思想[8,p966]。

同样，美国学者戴维·W·张认为邓小平的自动隐退，且在隐退之前选好接班人，程梯度进行，这是中国政治上的传奇、也是共产主义史上的先例，有着强烈的政策意义。邓小平的干部退休制度以及自己的成功隐退确实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是好的经验[10]。

除此之外，学者林佳君也给邓小平的干部制度和干部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中国这场政治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政治的稳定和领导者们的团结。邓小平的退休制度和顾问制度保障了中国领导者的顺利更替，允许一批年轻有力的干部走上新的岗位，这加强了执政者们的领导地位，宣告了之前领导任职制度的破产，为之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提供了和平的政治基础[5,p51-52]。

3. 关于邓小平干部制度和干部政策思想的比较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邓小平干部制度和干部政策思想的比较研究更多的侧重于中外比较研究。日本学者天儿慧将邓小平的干部培养和选拔思想与明治维新时期及当今日本的用人政治进行了对比，指出当今日本政治毫无生气、政府老化状态、缺乏生机、不及幕府统治的维新时期的年轻政治局面[16]。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把邓小平的干部制度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并认为邓小平以自身主动成功隐退，将权利授予自己精心培育和选拔的领导干部手上，这不管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很难做到的，是一个政治奇迹。尽管在日本的历史上出现过吉田茂精心选择和培养了自己卸任后的继承者，但是他并没有改变日本的基本用人政策。这一点与邓小平的干部政策和干部制度是恰恰相反的[18]。

同样，美国学者戴维·W·张也指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自己从政治舞台退下来之前就已经挑选了不同年龄段的人接班，这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斯大林和东欧共产主义领导人没有这样做，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印度的尼赫鲁、韩国的朴正熙和菲律宾的马科斯也没有这样做。”[10]

总之，国外学者关于邓小平的干部政策和干部制度的研究是多层面的，但他们都有一种共识就是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邓小平的干部政策和干部制度理论的影响和正确指导，为其提供了和谐而又稳定的政治人文环境。

四、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划时代性的发展。国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依据、方法、地位及评价的研究，本文侧重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理论依据进行梳理。国外学者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理论依据有着不同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方法与手段论说

日本学者国分良成认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打破了原来将市场和计划看做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并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与方法，市场也能在中国得到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过时，改变了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法，打破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教条的研究方法，具有划时代性的意义[19]。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岗部达味也认为“现在人民普遍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本身似乎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至少在今天，已经不能把世界上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体制只分两大类……对现实中形成的体制进行实证研究，恐怕是最为必要的了”[20]。计划和市场只是调节经济的方法和手段，同一种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单一的，有着多维性、交叉性，不能把社会的具体形态和经济发展模式相混合。

2. 社会主义本质论说

苏珊·奥格登认为，面对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质疑，邓小平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众化认识，剖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思考。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只要中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展什么都是属于社会主义，并强调只要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竞争等手段和方法对社会的发展有利，是都可以被借鉴而来了，不要混淆了社会形态和经济模式的区别[21]。

还有学者如渡边利夫也从社会主义本质论来解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只有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经验以及管理技术等才能使自己得到发展，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差距，那么利用市场发展生产力也是中国的一种必然选择。从目的而言，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而发展生产力也成为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之一[22]。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说

美国学者苏珊·奥格登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及贫困的不协调问题而提出的一条富国之路[21]。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要发展商品经济、允许私有制成分的存在、让中国富强起来，才能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继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践行是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目的，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

日本学者岗部达味也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条件，是中国实现富强的必由之路[20]。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对之前传统计划经济缺陷的纠正。

事实上而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发展程度都比较低，与发达资本主义有着巨大的差距，而且商品化低下，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仍然占据着很大的比重，这是中国面临的现实，是社会阶段无法逾越的。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走向更高层次的阶段提供必要的准备。

[1] 朴贞东.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 1993(4):22-22.

[2]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583.

[3]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M].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2:491-493.

[4] 迈克尔·亚胡达.国务活动家邓小平[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1):19.

[5] 覃火杨.海外人士谈中国社会主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6] 渡边利夫.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和改革一致[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6):15-16.

[7] 卢西恩·派伊.邓小平和中国政治文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956.

[8] 刘海藩,杨春贵.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五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9] 杰柳辛.邓小平——中国的改革者[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1):27.

[10] 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M].余晓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92.

[11] 岗部达味,毛里和子.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M].东京: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91:101-102.

[12] 金羽,李慧让,温乐群.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21.

[13] M·季塔连柯.中共七十年的经验和教训[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1):29.

[14]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M].北京:中兴出版社,2009: 89.

[15] 马克·布莱彻.中国开辟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1(3):16-17.

[16] 天儿慧.邓小平的发展战略[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 1991(2):52.

[17] 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292.

[18] 理查德·尼克松.世界大角逐——1999不战而胜[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266.

[19] 国分良成.邓小平时代成果[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 1992(6):32.

[20] 岗部达味.试论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2):18.

[21] 苏珊·奥格登.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什么[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2):23-24.

[22] 渡边利夫.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和改革开放[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6):40.

（责任编辑、校对：孙尚斌）

The Oversea Study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HAN Li
(Student Affairs Office,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On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collective leadership with Deng Xiaoping as the core, re-established the ide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lines of emancipating the mi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which made a landmark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Foreign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tudy Deng Xiao-ping’s Theory and produce a large number of important results. The abroad study of his theory will promote the study domestically.

the thought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reform concept; essence of socialist

G455.7

A

1009-9115(2015)01-0119-05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1.032

2014-03-16

单丽（1980-），女，河北唐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