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似道奸臣形象的塑造

毛 钦

（华中科技大学 历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4）

历史事实是客观的，然而历史记载却是人书写的。虽然秉笔直书是史家的一贯传统，但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却深深影响了史家的历史书写，使得史家对笔下的人物蕴含了道德的判断，这种书写倾向无疑在正史的《奸臣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贾似道是南宋晚期著名的权相，《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历来学界对贾似道其人已有不少探讨，较早的论著有乔玲希《祸国权奸贾似道》（《历史知识》1985年第3期），任崇岳《误国奸臣贾似道》（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邱实《南宋权奸贾似道》（《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等，这些论著毫无例外地都持奸臣的论调。近年来也有对贾似道进行重新审视的论著，如伍纯初《权相贾似道与晚宋政局研究》（《南都学坛》2011年第6期）虽然仍然认为贾似道是个奸臣，但同时认为对贾似道的成功之处也应予以肯定。肖崇林、廖寅《“福华编”：南宋末年贾似道执政时代述论》（《宋史研究论丛》2013年版）认为贾似道起初也想富国强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贾似道改革失败之后沉醉于“福华”世界之中。

上述关于贾似道的论著或持传统的奸臣论全面否定贾似道，或认为对其成功之处也应予以肯定，但是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贾似道形象演变的问题。被奉为“正史”的《宋史》所记载的贾似道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形象呢？笔者注意到历代公私史书中贾似道形象存在一定差异，而理学在贾似道形象的塑造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本文欲就这一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贾似道生平

贾似道，字师宪，号秋壑，台州（浙江临海）人。贾似道于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其父贾涉历任高邮尉、万安丞、知盱眙军，后因抗金有功，累迁淮东制置使兼京东、河北路节度使、权吏部侍郎。青少年时代的贾似道是个纨绔子弟，史载“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1]13779，“贾时年少，荒于饮博”[2]311，后来因为父亲的恩荫做了嘉兴司仓。嘉熙二年（1238年），贾似道参加廷对，中了进士，被提升为太常丞，不久又转为军器监。贾似道有个姐姐是宋理宗的贵妃，而贾贵妃深得宋理宗宠爱，这是贾似道早期仕宦生涯中得以平步青云的一个重要因素。青年贾似道虽放荡不羁，但也具有才气。当时京兆尹史岩之认为：“似道虽有少年习气，然其材可大用也。”[1]13780史岩之看中了贾似道的理财能力，推荐他进入户部金部司任职。“史岩之荐擢金部，以刻薄称职，得为京湖总领京湖财赋渊薮。”[3]11淳祐元年（1241年），贾似道改任为湖广总领。淳祐三年（1243年），贾似道被加封为户部侍郎。淳祐五年（1245年），贾似道以宝章阁直学士任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一年之后，他再次升迁为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淳祐九年（1249年），贾似道被加封为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淳祐十年（1250年），贾似道以端明殿学士移镇两淮。宝祐二年（1254年），贾似道被加封同知枢密院事、临海郡开国公。宝祐四年（1256年），贾似道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成为宰执群体中的一员。宝祐五年（1257年），贾似道被加封知枢密院事。宝祐六年（1258年），贾似道改任两淮宣抚大使。开庆元年（1259年），蒙哥汗亲自领兵攻蜀，忽必烈攻鄂州，元帅兀良哈台从云南入广西再攻湖南。在形势危急之下，贾似道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右丞相驻军汉阳以支援鄂州。由于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忽必烈久攻鄂州不下，加上是年7月蒙哥汗战死于钓鱼台，忽必烈有意争夺汗位，遂班师，于是鄂州之围解除。鄂州之战的胜利是贾似道此后得以权倾朝野，达到其政治巅峰的重大政治资本。此后，贾似道以右相的身份独揽朝政长达15年之久。贾似道执政期间，曾于军队中推行“打算法”，以审核军费支出；又在浙西六郡推行“公田法”，以图解决财政危机，但其改革得罪了不少权贵，在执行中也出现诸多弊端，因而失败。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在丁家洲之战中大败，被贬为高州团练使，循州安置，行至漳州木棉庵时为监押使臣会稽县尉郑虎臣所杀。

二、贾似道奸臣形象的演变

(一)晚宋时期贾似道的形象

晚宋士人对贾似道的评价褒贬不一，褒奖贾似道的评价多见于贾似道取得鄂州之战胜利之后，而贬斥贾似道的评价则多见于丁家洲之战大败后，可见这两场战役是关乎贾似道形象塑造的重大事件。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举入侵南宋，忽必烈率领一路大军进攻鄂州。长江沿线一直都是南宋抵御北方民族的重要防线，有重兵布防，然而当时的沿江制置副使袁玠是奸相丁大全的党羽，他在任内横征暴敛，不得民心，因而有渔人向蒙军献舟，并且愿意做向导引蒙军渡江。9月4日，忽必烈率军渡过长江，进围鄂州。消息传到朝廷，群臣交章弹劫丁大全、袁玠，于是宋理宗将二人罢免。10月，贾似道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右丞相驻军汉阳以支援鄂州，随后贾似道又入鄂督战。当时战况非常激烈，双方围绕鄂州城东南角进行了反复争夺，史载：“十月，鄂东南陬破，宋人再筑，再破之。”[1]13781南宋军民的抵抗十分激烈，蒙古军队始终没有攻下鄂州城。对此，忽必烈也曾称赞过贾似道督战筑城的功劳。（廉）希宪曰：“昔攻鄂时，贾似道作木栅环城，一夕而成，陛下顾扈从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4]3090可见贾似道守城的功劳是值得肯定的。鄂州被围之后，朝廷立即派兵支援。在南宋援军抵达后，蒙古想要攻下鄂州已经变得困难重重，加之蒙哥战死钓鱼台，汗位空悬，“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5]358，于是忽必烈班师北归，只留下少量殿后部队。次年正月，贾似道采纳刘整的计谋攻断浮桥，杀死蒙古殿后的士兵170人，鄂州之战至此结束。

南宋大诗人刘克庄对贾似道在此战的功劳作了以下描述：“第此七八月以来，吾相泝巴峡，屯汉鄂，援江南，以不货之身跋履险阻，大小百战，却舆马，擐甲胄，与士卒同饭卧起，汔能立大勋劳，以复命天子，以归面太夫人，惟忠惟孝一念基之也。”[6]5313刘克庄笔下的贾似道完全是一个为国尽忠的将军形象。另外，为官“直声闻于朝”的徐元杰也称赞贾似道是将相之才、股肱之臣，称其“盖自建宣室治安之策，已共期云台将相之才”，“龙作纳言，已正舜庭之喉舌；虎拜稽首，当为周室之股肱”[7]730。甚至宋理宗也作了一首《赐贾相》称赞贾似道：“力扶汉鼎赖元勋，泰道宏开万物新。声暨南郊方慕义，恩流东海悉来臣。凯书已奏三边捷，庙算全消万里尘。坐致太平今日事，中兴玉历喜环循。”[8]88可见，鄂州大捷后贾似道一时声望无两，时人描述的贾似道完全是一副中兴名臣的形象。

然而，丁家洲之战后，贾似道的形象却发生了颠覆。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元庭派荆湖行省左丞相伯颜率水、步军10余万攻宋，以宋降将吕文焕为先锋。二月初一，伯颜率军至安庆府，知府范文虎投降，南宋太皇太后谢道清急令贾似道督师抗元，督诸路军13万，战舰2500艘，出师西上迎战元军。贾似道一边派宋京前往伯颜处议和，一边又命孙虎臣统帅七万大军驻守丁家洲，自己和夏贵率领少量部队驻扎在鲁港。然而，当时宋军在历经襄樊之战、阳罗堡之战等战役失利后，已士气低落，“兵无一人用命”[1]13785，加之指挥失当等多方面原因，因而在丁家洲之战中，宋军一触即溃，贾似道逃往扬州。

本来依附于贾似道的陈宜中听闻贾似道在丁家洲大败，立即上疏弹劾贾似道：“仍乞正似道误国之罪以谢天下。”[8]169汪宗臣有《嘲贾似道》一首：“贾秋壑，魏公爵，台州鬼，扬州鹤。气盈色骄逞才略，欺天罔人无愧怍。帷幄不能筹，金汤弗能作。费尽世间铁，铸此一大错。关子形模贾字同，生儿德祐纪元中。甚惭婴杵心莽卓，十可斩书真谔谔。锣声三下东江头，铁鞭一挥南海角。假贾伪魏至于斯，呜呼似道道奚若。宋亡感激忠义多，遗臭如君枭獍恶。”[9]681“宋亡”一句已点名了此诗创作的时间背景。作者在诗中认为贾似道毫无才略，不能运筹帷幄，并将其比作王莽、董卓，当遗臭万年。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晚宋时期贾似道形象经历了一个由鄂州大捷树立起来的中兴名臣向丁家洲战败后亡国奸相形象的转变。那么这种转变是何时开始的呢？笔者发现，自宋度宗咸淳以后，出现了众多讽刺和抨击贾似道的诗作，这大概是贾似道形象转变的发端。例如，一首署名“咸淳士人”的诗作《刺贾平章》写道：“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盖因宋度宗是由贾似道所拥立的，咸淳以后，贾似道独居相位已久，大权独揽，贪图享受，已逐渐丧失了初入相时“欲行富国强兵之策”的志向[10]286，对外政策日趋妥协。及至丁家洲惨败之后，朝野上下遂对贾似道一片唾骂之声。

文天祥评价贾似道：“乙未鄂渚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哀也！”[11]既肯定了贾似道鄂州之战的功绩，也痛恨其在丁家洲之战的失败，这个评价应当是十分剀切的。

(二)《宋史》中的贾似道形象

《宋史》将贾似道列入《奸臣传》，字里行间无不在塑造其奸臣的形象。统观《宋史·贾似道传》全文，贾似道奸臣形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打击异己；第二，欺君罔上；第三，生活奢侈；第四，擅权专政；第五，意图谋反。

宋朝官修史书的一般程序是，首先由起居郎、起居舍人将皇帝的言行记载在《起居注》上，然后《起居注》被整理进《日历》，再编为《实录》，最终成为《国史》。而大臣的传记最初往往都是依据亲朋好友撰写的行状，这些行状被放置在官员卒年的《实录》中，再经过修改成为《国史》中的官方传记。贾似道是否托人替他撰写了行状现在不得而知，然而这些私人撰写的行状往往都是书写官员正面形象的，显然不会被《宋史·奸臣传》所采用。后世为前朝修史，主要的依据就是前朝的《国史》，然而元代史官苏天爵指出：“理度两朝，事最不备。理宗日历尚二三百册，实录纂修未成国亡，仅存数十册而已。度宗日历残缺，皆当访求……今理宗实录未完，度宗、卫王、衰帝皆无实录。”[12]425而且，晚宋修国史时，鉴于当时不少人物尚在世故而未便作传。因此，《宋史·贾似道传》中的贾似道并非宋朝官修《国史》中的贾似道形象，而是元代史官依据残缺的日历、实录再进一步加工而形成的。

将《宋史·贾似道传》与其他史料相对照，可以发现它塑造了一个比贾似道本来面目更为负面的形象。就《宋史·贾似道传》塑造的贾似道奸臣形象具体表现来分析，在打击异己方面，《宋史·贾似道传》载：“初，似道在汉阳，时丞相吴潜用监察御史饶应子言，移之黄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属江阃。黄虽下流，实兵冲。似道以为潜欲杀己，衔之。”“令沈炎劾潜措置无方”“贬潜循州，尽逐其党人。”《宋史·贾似道传》只说吴潜命贾似道移驻黄州，贾似道认为吴潜是想借此杀害他，故而怀恨在心，指派心腹弹劾吴潜，以致吴潜罢官。却不言贾似道移驻黄州遇险之事。此事《宋史·理宗纪》载：“贾似道言，自鄂趋黄，与北朝回军相遇，诸将用命捍御。”[1]873《宋季三朝政要》的记载则更为详细：“黄在鄂下流，中间乃鞑骑往来之冲，孙虎臣将精骑七百护送至青草坪，候骑白前有兵。似道愕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战，似道叹曰：‘死矣，惜不光明俊伟尔。’既而鞑兵乃老弱部，止掠金帛子女而回江西。”[10]256《宋史·贾似道传》有意省去了关于贾似道遇险的记载，使得贾似道排挤吴潜一事的前因后果不甚明确，使人产生贾似道气量狭小，猜忌同僚的感觉。《宋史·贾似道传》记载其在打击异己方面的另一个表现是：“似道入，逐卢、董所荐林光世等，悉罢之，勒外戚不得为监司、郡守，子弟门客敛迹，不敢干朝政。由是权倾中外，进用群小。”宦官和外戚往往凭借与皇帝的特殊关系而横行霸道，贾似道打击宦官外戚本是受人称道的事情，“似道误国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数。然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固不可以人而废也。”[13]67董宋臣、李忠辅是宋理宗时期著名的权宦，依仗着宋理宗的宠信，横行霸道，早就引起开明士大夫的不满，前任的宰执想除掉他们，却往往反受其祸。贾似道能够打击他们的势力本来是为人所称道的事情，但是《宋史·贾似道传》加了一句“由是权倾中外，进用群小”就使得贾似道打击宦官外戚行为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就欺君罔上而言，《宋史·贾似道传》载：“似道乃密遣宋京诣军中请称臣，输岁币，不从。”“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似道乃密令淮东制置司拘经等于真州忠勇军营。”即认为贾似道有意隐瞒在鄂州之战时私自与蒙古议和之事。然而所谓的“鄂州议和”并未签署任何像“绍兴和议”“隆兴和议”那样的具体条文。而且，即使贾似道真的遣使议和，但“不从”也表明了蒙古并未接受这一和谈。所以有学者指出“所谓的‘鄂州之和’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鄂州之和”是忽必烈的策略，一是以此为攻宋找口实、造舆论；二是可以离间南宋；三是为失利的蒙军开脱[14]74-81。因此，《宋史·贾似道传》所谓的“鄂州议和”尚存争议。

就擅权专政而言，实际上“权相政治”是南宋政局的一大特点，在宋高宗时代即开始显现。已有学者指出：从宋初到南宋，宰相的权力包括兵权、财权、司法权，呈现了由分割到集中的变化。这个变化有其历史必然性，即相权的分割不利于抵御周邻族国的侵扰，不利于提高国家机构的效率，不利于宰辅集团的团结，所以，宰相的权力出现了逐渐强化的趋势[15]54-55。贾似道身兼宰相与枢密使，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这是在南宋抵御外族入侵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固然其执政时期存在以权谋私等行为，但《宋史·贾似道传》对其擅权的记载却往往过于片面化。

至于《宋史·贾似道传》记载贾似道意图谋反，则更是丑化了其本来的面目。《宋史·贾似道传》载：“嵘叟、应麟奏似道家畜乘舆服御物，有反状。”权相败亡之际，曾经的政敌往往落井下石，指称其私藏违禁之物，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例如：宁宗时的权相韩侂胄倒台后，朝廷逮捕其党羽入狱，狱吏就欲以违禁之物加重其罪。但是大理卿奚逊明不以为然，认为：“侂胄首兵权，自有定罪，若欲诬之以叛逆，天不可欺也。”贾似道倒台之后，嵘叟、应麟上奏其私藏违禁之物，有反状。然而，宋恭帝当时不过是个4岁的小孩罢了，而且还是贾似道与太皇太后商议后所拥立的，倘若贾似道真有意谋反，以他的权势地位早就可以取而代之了，何必还奉命出师抗元，以致丁家洲惨败，最终身败名裂呢？周密认为：“前后权臣之败，官籍其家，每指有违禁之物为叛逆之罪……此则大不然。”[13]69周密对以大臣之家有皇室之物而指其谋反的言论是不以为然的，大臣之家因为功绩往往会得到皇帝赏赐的御衣之类的物品，这些物品出自宫中，上面绘有龙凤之类的纹饰不足为奇。周密自言其妻也得到过朝廷的赏赐，也是龙凤之物。《宋史·贾似道传》对贾似道奸臣形象不遗余力的塑造，由此可见一斑。

整个《宋史·贾似道传》没有一句关于贾似道正面的评价，然而《宋史·理宗纪》部分却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贾似道功绩的记载：“（宝祐二年三月），城东海，贾似道以图来上”“（宝祐三年二月）复广陵堡城，贾似道以图来上”[1]854。这些记载了贾似道筑城的功劳。另《庶斋老学丛谈》亦载贾似道筑城之功。“扬州宝祐城，贾秋壑开阃日筑，不仰科降，于诸色科名钱那办。申省状云：‘计厥费，为楮一千三百余万，米九万五千余石。钱谷之问不及庙堂，皆某连年铢粒撙节，迄济斯用。’”[16]44贾似道建筑扬州宝祐城所需的花费不需从国库拨给，而是他自己撙节节省下来的费用。除了“鄂州之战”外，《宋史·贾似道传》不提贾似道的其他军功。然而，《宋史·理宗纪》却有关于贾似道军功的记载：“李全子松寿葺旧海城，窥海道，贾似道调兵败之，敕书奖谕，趣上立功等第、姓名推赏。”[1]855由此可见《宋史·贾似道传》中“扬恶避善”的倾向。

综上所述，元代史官编修《宋史·贾似道传》时，采用删改、重组史料等手段来塑造贾似道奸臣的形象，使贾似道的形象比其本来面目更为负面。

(三)明清时期的贾似道形象

《宋史》将贾似道列入《奸臣传》，并着力塑造了一个负面的奸臣形象，成为此后明清时期贾似道形象的一个模板，以至于明清时人对贾似道的评价也脱离不了《宋史·贾似道传》的樊篱。

明朝的学者郎瑛评价贾似道：“是知天之生奸臣，亦大数之不可移也。”[17]182于慎行在读史之后也作评论：“何堂堂天朝，一遇小夷之警，而枢要重臣平日以古人自期者，亦效奸臣之术，其可痛恨尤甚于贾似道矣!”[18]483既痛恨贾似道妥协的对外政策，更痛恨“枢要重臣”的不作为。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其《宋论》中也评论到：“蔡、秦、贾、史之挟奸私，遂至于斯哉。”[19]260清代影响甚大的史学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指出：“至如贾似道专国，威权震主，至度宗为之下拜，其权更甚于桧与弥远。”[20]569可见，明清时期贾似道的负面形象是《宋史·贾似道传》的延续。

明清之际，关于贾似道形象的另一个评述现象是对诛杀贾似道之人——郑虎臣的歌颂，这与对贾似道的贬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行至漳州木棉庵时为监押使臣会稽县尉郑虎臣所杀。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在木棉庵前的石亭中立下石碑，并亲书“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在石碑的旁边，刻有明人王紫衡的一首七言绝句，诗云：“当年误国岂堪论，窜逐遐方曝日奔。谓虎臣成劲节，木棉千古一碑存。”清代诗人张士楷亦作《木棉庵诗》：“尚方斩马定须携，讨贼捐躯未怆凄；往事已埋秋壑里，斜阳自转木棉西。征蛮却爱俞都护，勒石犹标郑会稽；千古快心惟此地，春风莫遣杜鹃啼。”这些都表达了对贾似道误国的痛恨和对诛杀贾似道的郑虎臣的称赞。

三、贾似道与理学

理学在南宋的兴起是宋代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北宋时期的程氏兄弟已经提出了“道学”的概念，然而在北宋时期道学还并不是一个主流的学派，其广泛传播则是南宋时候的事情了。道学在南宋的流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北宋向南宋过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南宋中期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等大儒学术争鸣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宋理宗开始尊崇程朱理学，并将理学确立为正统思想的时期。从此，程朱一派的理学成为道学的正统。

与其他注重文学、政治的儒者不同，理学家更注重道德修养。朱熹认为“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21]196将“大伦理”排在第一位，即是说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治史更注重伦理道德。有学者指出：“朱熹的历史观贯穿着‘陶铸历史，会归一理之纯粹’之主线，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基本上都是以理学为标准进行评断的。对后世政治、社会生活起着维护纲常名教的作用。”[22]66-69那么，由理学家或者深受理学思想影响的史家书写历史时，自然就会带上强烈的道德色彩。因此，贾似道奸臣形象的塑造与理学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众所周知，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并称“南宋四大奸相”，秦桧、韩侂胄、贾似道皆入《宋史·奸臣传》，唯独史弥远例外，何以如此呢？将史弥远与贾似道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史弥远在为相期间实行“嘉定更化”，为受到韩侂胄“庆元党禁”迫害的理学家平反，此后，宋理宗日益推崇理学，乃至最终将理学确立为官学。因此，史弥远对理学的发展和理学地位的确立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相反，贾似道在执政期间，曾控制台谏系统，弹压太学生，又反对伪道学家的空谈。贾似道认为“学舍在当时最为横议”，“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委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13]67。加之其又有擅权专政的行为，自然为理学家所不容。然而，《宋史》的修纂却始终遵循着程朱理学的思想。已有学者指出：“在《宋史》修纂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道学的信奉者。例如，对于《宋史》修纂‘多所协攒’的铁木尔塔识，就是对‘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张启岩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特别是在《宋史》的修纂中‘尤任劳动’的欧阳玄，更是一个对‘伊洛诸书源委，尤为淹贯’的道学家……欧阳玄为《宋史》定下的体例和他所撰写的论、赞、序及《进宋史表》，都集中地贯彻了道学的思想”①。在这种情况下，贾似道在《宋史》中奸臣形象的确立也就不奇怪了。

四、余论

南宋晚期以后，贾似道的形象经历了一个从中兴功臣到误国奸臣的转变，这个转变发端于咸淳年间，因南宋亡国得以盛行，至元代官修《宋史》中得以确立。自《宋史·贾似道传》将其作为“奸臣”定论之后，明清以降的文人士大夫莫不持此论调。贾似道奸臣形象的形成，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民族文化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重大的影响。宋元时期，理学逐渐压倒其他学术流派成为儒家的正统学说。理学家以道德判断取代功业评判的价值取向自然而然地融入历史书写之中。贾似道擅权专政有违理学家所提倡的纲常伦理，加之其打压理学家、控制舆论，为理学家所不容，因而《宋史·贾似道传》在记述中略其功绩而处处着力描绘其“奸”。

其二，晚宋官修国史的不完备及元朝史官的刻意塑造。前文已指出“理宗实录未完，度宗、卫王、衰帝皆无实录”，而当时一些大臣因尚在世而未予立传。据此推测，《宋史·贾似道传》中的贾似道形象并非南宋官修的实录、国史中的形象。贾似道因鄂州之战迫使忽必烈无功而返，虽然忽必烈当时还称赞了贾似道的军事才能，但对于忽必烈来说，这毕竟是使其颜面无光的事情，加之其后贾似道又扣留蒙古使者郝经，在蒙古人眼中自然没有什么好的印象，而且在宋亡之后贾似道的形象在民间和士大夫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因而，在晚宋官修国史不完备的情况下，元代的史官或者根据坊间传闻，或者带上偏见，在修史时对贾似道的形象进行了一些加工处理。

总之，以道德判断取代功业评判是理学家著述的一大倾向，深受理学思想熏陶的元代史家将贾似道列入《宋史·奸臣传》，并通过删改、重组史料等手段使得其形象变得更加负面。于是，这种形象在《宋史·贾似道传》中被自然而然确立下来，并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对贾似道形象的认知。

注释：

① 参见《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之“出版说明”。

[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周密．齐东野语[M]．张茂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黄震．古今纪要逸编[M]//丛书集成初编：278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4]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郝经．陵川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9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6]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徐元杰．楳埜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8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8]刘一清．钱塘遗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程敏政辑．新安文献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7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0]王瑞来．宋季三朝政要笺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16卷[M]．四部丛刊本．

[12]苏天爵．滋溪文稿[M]．陈高华，孟繁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

[13]周密．癸辛杂识[M]．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14]屈超立．简析宋蒙鄂州之战与“鄂州和议”[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1)．

[15]张金岭．宋理宗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6]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M]//丛书集成初编：328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7]郎瑛．七修类稿[M]．上海：上海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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