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于耀洲,贾　婷

(齐齐哈尔大学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专题·

抗战胜利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于耀洲,贾婷

(齐齐哈尔大学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与顽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壮歌，完成了驱逐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的目的。同时，中华民族用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陷于深重危机走向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

1931年至1945年，中华民族进行了长达14年的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取得了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1]，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中华民族空前团结

抗日战争时期，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界空前团结，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成为一切爱国者的共识。

(一)中国共产党方面。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通过发表宣言与决议，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以及侵占中国领土、杀戮中国民众的罪行，提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同时，还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后的中心任务：“加紧地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奋斗”[2]。

中共中央的《宣言》及《决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强决心，亦指明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途径是依靠工农兵学商以及一切劳苦群众。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对待日本侵略的基本态度。12月，瓦窑堡会议及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指出：面对日本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要发生分化的，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余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当斗争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3]一卷142-148据此，中共中央积极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根据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事实以及新的条件下蒋介石集团对日态度的转变，中共中央适时地改变了自己的政策。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在《五五通电》中，第一次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4]778。中国共产党这一政策的变化，加速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电，提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4]8437月15日，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等三项政治主张。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上述《宣言》；24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5]。这一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二)国民党方面。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亦随之发生变化。

1.对内方面。第一，为抗日战争进行积极的准备。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为抗战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特别是华北事变后准备工作愈加迅速。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为抗战做的准备主要包括：军事上，设置国防会议，作为国防决策机关；拟订国防计划，确立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整建陆海空军，修筑国防工事；实行征兵制度，推行国民军训，发展军事工业等。经济方面，实行币制改革，增加财政收入；整顿交通，加快铁路公路建设；开展经济资源调查，制定工业发展计划等。第二，改善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在继续“剿共”的同时，也通过多种途径与中共进行接触。

2.对外方面。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国民党政府逐渐改变外交政策，对日态度日渐强硬。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在对外关系的讲演中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6]75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全大会提出的“最后关头”作了明确说明：“中央对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一点说，假如有人真要强迫我们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是第一点。其次，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危害到我们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最低限度，就是如此。”*《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第14卷)，381页，转引自茅家琦等《中国国民党史》，厦门:鹭江出版社,2009年版，358页。蒋介石的讲话，表明了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态度。

国民党对日态度日渐强硬，具体表现为：在人事安排上，用亲英、美派替代亲日派；在中日谈判中南京国民政府一改以往妥协退让的政策，公开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态度愈发强硬。

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国共两党关系逐渐解冻并广泛接触。西安事变发生后，经过多方的努力，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前提。”[3]二卷362-363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7]2芦沟桥事变表明中国已经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7]5蒋介石的谈话还强调：“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7]6这是国民党政府领导人第一次公开表示抗战的决心，受到全国同胞的欢迎。谈话表明了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态度。淞沪会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7]47，并调集陆军和空军投入自卫战争。9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三)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广泛响应。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宋庆龄表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8]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纷纷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李济深等人，也放弃了以前的政治主张，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

7月24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宣言：“我们为人道主义、为自由、为和平而牺牲，自所不惜。惟望全世界明达认清这个破坏和平、摧残文化的罪魁是日本，而不是中国！”[6]29

在中华民族面临被日本军国主义鲸吞的局势面前，除少数汉奸和卖国贼外，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爱国华侨，都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中华民族的团结，超过了近代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对此，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影响。”[3]一卷364

二、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华民族空前顽强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军国主义恃强凌弱，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将中国变成它称霸世界的基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空前顽强和所进行的英勇抗战，使日本的妄想最终破产。

中国的抗日战场，是由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所构成。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1937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完全赞成蒋介石先生在十月九日的演说，坚决打到底，一直打到最后一个人一根枪还要再打，这就是共产党‘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意思。”[9]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的阶级阶层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多月，对敌作战1 824次，毙伤日军20 645人，伪军5 155次；破环铁路474公里，公路1 502公里。与此同时在白山黑水之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艰苦的条件下，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据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抗战中对敌作战12万5千余次，消灭日、伪军171万人”[10]。在与日寇的殊死较量中，先后涌现出了杨靖宇、赵一曼以及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等杰出的革命先烈和英雄群体。他们的英勇事迹，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誓与入侵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

中国的抗日战争，除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外，还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而且正面战场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尤其是抗战初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敌，驱逐万恶的倭寇。”[6]38国民党爱国官兵，激于民族义愤，在优势的敌人面前，不怕牺牲，英勇善战，其爱国主义精神得到空前发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抗日意坚，慷慨陈词：“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11]8最后，佟麟阁战死疆场，践行了自己“马革裹尸，以死报国”的誓言。枣宜会战中，张自忠将军亲书手谕所部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11]216就是在这次会战中，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

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华民族表现出了顽强的斗争意志和英勇的牺牲精神。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上最早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时间长达14年之久。仅在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受投降日军128万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 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 500万人以上；中国财产损失600余亿元(按1937年计算)，战争消耗400多亿元，间接损失达5 000亿美元。[12]

中国人民的英勇奋战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为了民族的尊严和人类的正义，敢于牺牲一切夺取最后的胜利。

三、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华民族用自己的牺牲，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

抗日战争开始后，作为世界上最早抗击法西斯势力的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粉碎了日本占领中国后北上进攻苏联的计划，也延缓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间，制约和打击了日本和德国两个法西斯国家相互配合、称霸世界的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又成为同盟国军队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后方基地，为盟军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和战略物资。1942年2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对中国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抗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和没有武装起来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13]

鉴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国家开始改变与中国的不平等关系。1942年10月，由英美开始，随后其他国家积极响应，通过与中国签订新的条约的形式，放弃了近代以来在中国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特权，洗刷了中华民族的一大耻辱，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艰辛奋斗的结果，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里程碑。1942年1月，《联合国家宣言》正式签署，中国作为战时四大强国之一首次出现在国际重要文件上。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期间，出席会议的苏联、美国和英国代表，邀请中国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并签署了《开罗宣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进一步提升。1945年4月25日，中苏美英四大国共同发起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是对中华民族顽强抵抗日本侵略的肯定，也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显著标志。

不仅如此，在《开罗宣言》中明确表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及使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14]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华民族空前团结、空前顽强，为战胜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赢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誉，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中华民族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陷于深重危机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转折，“将永载中华民族史册，永载人类和平史册！”[1]

[1]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九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J].北京：中共党史研究，2014，(9).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卷)[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46.

[3]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蒋介石.救亡文丛之一：抗战到底[M].上海:上海书店，1938:29.

[6][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册)[M].中央日报译印(日本产经新闻连载),1988.

[7]蒋介石.救亡文丛之一：抗战到底[M].上海:上海书店,1938.

[8]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109.

[9]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

[10]李久林,成林萍.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J].北京:高校理论战线.2005,(8).

[11]茅海建.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1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624-625.

[13][美]富兰克林·得·罗斯福.罗斯福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45.

[14]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国际条约集(1934—1944)[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407.

〔责任编辑：曹金钟〕

2015-07-10

于耀洲(1962-)，男，吉林长春人，历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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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284(2015)09-019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