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题材选择的文化倾向性研究

摘 要:随着中国纪录片进入市场化时代，纪录片的题材选择日趋多元化。在带来了纪录片市场繁荣的同时，题材传播价值的高低成为了决定纪录片是否能占有一定市场，彰显自身文化价值的关键。但与题材重要性不相符的是国内学者对纪录片题材研究的轻视，导致了纪录片经常因错误取材而无效传播，甚至负面传播。本文从文化倾向性方面剖析题材，主要探讨了文化调试与文化选择对题材的交融影响这一选材的核心衡量标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文化演变对题材选择的影响，以期系统全面地从文化层面上来解决长期困扰纪录片创作者的如何正确选择题材这一问题。

纪录片题材选择是一部纪录片创作的基础，是开始纪录片制作所面对的第一个环节，是在精神层面考验着创作者对事物的发现和挖掘能力，也是创作者多年从事艺术活动中形成的审美经验的体现。纪录片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身上担负着重要的文化沟通使命，具有很高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纪录片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与其所处文化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受着所处文化大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这种影响和制约的产生是因为纪录片的创作者和受众是成长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他们个人的政治观念、价值取向、社会心理的建立受当时社会主流文化思潮及外来文化的影响。创作者在创作纪录片时必然夹杂着个人对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态度和认知；同时，观众在观看纪录片时是寻求与自己文化诉求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以求得到情感归宿。艺术的生产与消费两个环节都是在文化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中国纪录片的现代化进程中，一切理论的论争、思潮的演变、实践的成败、创作的得失，都与文化环境的变化有关。

文化环境因素对纪录片的影响制约主要是从两个时态下的三个角度展开的。一是历时性时态，也就是从时间的纵向性上来看文化的传承，即旧有文化与新兴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演变，是从文化进化的角度来影响纪录片创作中的文化调适现象；二是共时性时态，也就是从空间的横向性上看文化的互通，即中国文化与国外文化，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影响纪录片创作中的文化甄选现象；三是从上述两个纵与横、时间与空间相交融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功能对纪录片的影响，即纪录片“文”与“用”的关系。这三个角度的共同作用点就是纪录片的题材，下面本文就从文化调适、文化甄选两方面来分析下文化环境对纪录片题材选择的影响。

1　文化调适

文化调适现象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的人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与特定的文化环境的适应性的关系，即当人们的文化观、价值观与社会主流文化产生背离、不相符时，他们会修正自己的意识形态，做出适应性的改变。这种调适可能是被调试对象主动发起的，也有可能是被动的，但必然是存在的。艺术领域内文化调适表现为一种与观众价值取向变化的适应。艺术创作者大范围展开文化调适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观念强烈，政治文化排在所有其他文化类型之前，导致艺术创作领域里的“唯政治论”，所有的思想意识形态都统一到为政治服务这一高度上。在这个主旋律下，不符合的文化产品都被淘汰或失去有效传播，艺术创作者们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模式、价值取向进行文化调适，文化调适的结果使纪录片创作者放弃了个人的艺术修养、审美情操，加强政治意识，以政治的眼光选择纪录片题材，评价纪录片好坏，制作了一批批政论性极强的纪录片，如《边关军魂》《西藏的诱惑》《河殇》等。这些题材的纪录片有着它一定的审美价值，但反映生活的片面化、价值取向的单一化让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得不到表现，表现的都是政论的需求，这样的文化调适下的纪录片不仅有悖于纪录片的真实性原则，也有悖于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调适在这里起到了负面作用。由此可见，文化进化并不全是正方向上的，错误的主导文化指引下的文化调适带来的只会是艺术的倒退。

随后的10年间，群众开始渴望接触真实社会，了解彼此。现实主义渐渐开始萌芽，带来了新的文化风气，社会文化思潮为之改变。文化的演变带来了新一轮的文化调适。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次被调适对象的电视纪录片创作者，是在主动适应观众，与观众的价值取向变化保持一致性，而不是政治文化主导下的被迫适应。这次文化调适引领纪录片从对社会、政治的迷恋转为对文化、审美的追求，纪录片题材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变为微观的人物叙事，从普通人的视角观照历史社会的发展，一系列优秀的，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纪录片的诞生，如《马班邮路》《毛毛告状》《壁画后的故事》，就是这一次文化调适的结果。文化调适发挥了积极的正向文化进化的作用。

文化调适的适用范围还包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平衡，即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现代文化的引入。中国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留下了具有深刻人文内涵、哲学思考的优秀文化，这些文化具有社会性和历史连续性，无论在什么样的文化环境中都具有价值；也夹杂了一些特定文化环境下产生的，具有阶段性的文化糟粕，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就失去了传播的价值。文化调适的作用让纪录片创作者们在创作选材过程中主动宣扬前者，规避或反驳后者。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先知先觉的敏感性、高度自觉的文化责任心选择题材，传播正向文化，激发受众文化判断力，促进文化进化，从而完成在更大的传播范围内的文化调适活动。这方面题材的纪录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比较常见，如反映流浪儿童改造的《踏上生活》，反映妓女问题的《烟花女儿翻身记》、反映旧中国农村压迫与反压迫阶级关系的《收租院》等，就是对旧文化里重男轻女、高低贵贱的等级制度等粗鄙文化的批判。另一方面，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的文化改造的同时，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带来了现代新兴文化观念的产生，纪录片对现代文化的引入和传播也成了文化调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自然题材类纪录片为例，我国第一部介绍长江沿岸风貌的纪录片《长江行》，展现天山南北辽阔疆域的《欢乐的新疆》，讲述黄河文化的《丝绸之路》等，或是纯粹记录自然风光，或是在记录风光的同时展现当地历史文化。但随着环境保护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在人群中的普及、推广、深入人心，人们开始对环保理念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反馈过来对人们的生活习惯形成影响和制约，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形成了一种现代的环保文化。这种环保文化的形成促使受众对自然环境有了除外在审美以外更深层次的内在科学文化需求，人们渴望知道自然的奥秘，知道环保的理论及重要性。受众价值取向的变化自然而然的引起了纪录片创作者的文化调适活动，于是后期表现自然的纪录片在选材的时候，大多抛弃了自然风光瑰丽的外衣，更多的是在题材中引入环保文化，讲述环保知识，论证环保重要性。中央电视台2004年开拍的11小时生态纪录片《森林之歌》；广电总局发起，南方电视台投拍的中国第一部气候环保记录片《深呼吸》；旅游卫视拍摄的15集环保纪录片《为中国找水》等，就是文化调适影响下自然环保类题材成功的典范。

2　文化选择

社会学观念认为，社会文化的传播具有相关性和渗透性。也就是说，一个具体的文化现象，从产生到发展，直到最后灭亡的过程中，总是与其他一些现象相关联，受到其他文化现象的影响。这里面就涉及到了空间横向传播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碰撞问题。文化碰撞的实际就是对外来或异质文化所包含元素的选择过程。当文化变得多元并且会进一步多元的时候，对于文化的关注，促使人们主动选择对于他们所认为的主流文化中认可的元素，这就是文化选择。其走向一般指向文化排拒和文化借取两个方向。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很多文化思潮的产生，就是在与外来文化发生碰撞后，对外来文化产生选择后的结果。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国际纪实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媒介加强了与外国媒介的交流与合作，与国外媒介合作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如与日本合拍的《丝绸之路》《望长城》以及与英国BBC合拍的《美丽中国》等。这些纪录片都透露着深刻的纪实主义理念，将原汁原味的生活如实地记录下来，客观再现时间的具体过程和具体细节。这给当时我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带来了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符合当时我国观众的新兴审美需求。于是我们的创作者借取了这种纪实文化，接受并以其为指导文化进行纪录片创作。文化选择的结果让纪实主义很快在中国纪录片界中流传开来，为中国纪录片注入了新的活力，实践出了一系列纪实类题材的纪录片。但需要看到的是，纪实主义思潮被选择后，在中国是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中，由于是“拿来文化”，我们对其并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致使纪录片选材往无序化、琐碎化、乏味化方向发展。直到越来越多的纪录片研究者发现问题并对此进行研究，提出了正确的现实主义文化观，纪实类题材纪录片的选材创作才逐渐回归正轨，开始关注题材中所蕴含的情感、故事、道德、价值等正向因素。由此可见，文化选择对纪录片题材的影响最重要的不是借取，而是借取后的研究理解并真正为己所用。

有文化借取，自然也存在着文化排拒。文化排拒产生的土壤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现象。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著作《东方学》中曾提出:“一个体系的文化话语和文化交流通常并不包含真理。而只是对它的一种表述（representation）。所有知识的产生都有着其政治情境，所有文化都对原始事实进行修正，将其由自由存在的物体转变为连贯的知识体。”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对文化的分类，也就是说“所选即所得”。对于某一文化外的受众来说，纪录片创作者主观意识影响下选取文化片段，拼贴展现，受众就以为所获得的是该文化本身，但实际上受众得到的只是特定修正下那个文化的二次成像，不是真实文化。

在纪录片选材领域内看中西文化冲突现象表现为外国纪录片在题材上对西方文化的优化选择，选择展现在他们创作者眼中认为中国不具备的文化底蕴的题材，如环保、人权、自由方面题材。同时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上表现为片面选择，对中国形象失真塑造。表现为拍摄中国的纪录片题材多带有明显的文化落后、不负责任或夸大责任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的论调。例如美国探索频道的纪录片《中国》里的一集，就从环保题材上切入，指出中国每一分钟的原材料消耗量只够地球支撑30年，暗指中国应该开发新能源，在节能减排上担负更大的责任。这与我国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发展中国家应得到发达国家更多的环保技术支持”的国家环保文化相违背。这种对内对外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材文化观意图对我们进行价值观的传播，影响受众的行为习惯和思考方式。文化二元对立、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控制思想等主观因素控制下的文化冲突，考验了我们的创作者在文化融合的大环境下，面对各种媒介下接触到的国外纪录片，无论其表现对象是其本身还是中国，都要能对蕴含在其中的西方外来文化中隐含的强权思想、鼓吹思想、殖民思想予以高度自律性的识别和排拒，要能做到自己的意识形态、审美情操不受其影响，做出正确的纪录片选题判断，才能不被蛊惑，传播弘扬中华文化。

文化选择对于纪录片题材的影响还表现在一种中西选题文化观之间的“非同步性”逆向错位上。70年代末，西方积累了几十年的各类型优秀纪录片，一起涌入了指导文化单一的中国。这些纪录片背后的指导文化在西方长期积累所形成的历史发展链条被打断，即使有些在西方已经被淘汰，但对于中国的创作者来说它们都是新鲜的外来文化，都想被拿来尝试一下去拍摄纪录片。鲜明的例证是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曾在国外产生重要影响的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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