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翻译与民族文化丰富和发展
——重读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

李 征,张春柏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62）

“异化”的翻译与民族文化丰富和发展
——重读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

李 征,张春柏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62）

今天，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问题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问题，本文借重读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的《论翻译的方法》，从翻译的定义、分类，翻译的方法、功能方面解读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并结合具体翻译案例，讨论我们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重申和拓展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在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砥砺民族文明精髓方面重要的现实意义。

异化的翻译；归化的翻译；施莱尔马赫；民族文化

今天，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同时年轻一代的外语语言水平提高，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也已形成。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商业化和市场化需求，于是一部分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倾向于采用更加符合译入语语言表达和文化范式的翻译策略——即“归化”的翻译，最大限度地降低译文给译入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以期译文更容易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吸引更多的读者，受到更多译入语读者的欢迎，然而“归化”的翻译过程中，我们让源语文化迁就于译入语文化，甚至用译入语文化取代源语文化，这样的译文无法真正达到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目的。就文化的生产和改造质量而言，这并非善途，会带来很多问题，并造成各民族文化同质化的发展局面。而且这也不符合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利于保持各民族的文化独特性。 “归化”翻译策略指导下生产出的译文在介绍、传播外来文化的时候往往会流于表面，看上去是译介了外国的作品，实则已经把其中的外国文化部分做了“归化”或者“本土化”。例如，辜正坤教授就曾把莎士比亚的名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译为“我或许可将你比成春季”，辜教授对其译文做了如是的解释，“英国是北方国家，伦敦的纬度比我国哈尔滨还高六度，所以英国的夏季是最明媚的季节，相当于我国的春节，故此处将原文summer’s day（夏季）译成春季”。[1]（P906）在“归化”策略倡导者眼中，此处译为“春季”比“夏季”更好，因为中国文化中“春天”的意象更为接近英国人对“summer”的理解。然而这样的翻译，会阻碍读者对英国文化的了解，可能使他们永远也不会了解英国的“夏日”是多么的宜人。

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异化”的翻译策略应该是译者的首选，它会让读者走近作者，走进源语文化。要更深刻地理解“异化”翻译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重新解读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43）的翻译思想。作为德国浪漫主义时期伟大的哲学家、神学家、阐释学的创始人，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他提出的“两种翻译方法”对19世纪以来的西方翻译界和翻译理论影响深远，其中之一便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1953-）倡导的“异化”翻译理论。后者根据施莱尔马赫对翻译方法的分类，在1995年出版的《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一书中给翻译的两种方法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即：归化的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的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2]（P20）虽然韦努蒂和施莱尔马赫都推崇“异化”的翻译策略，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有所不同。韦努蒂认为“异化”的翻译是打破欧美文化霸权主义的有效途径；施莱尔马赫认为“异化”的翻译可以丰富译入语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促进民族发展。笔者认为对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解读是我们真正理解“异化”翻译的关键所在。

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813年宣读的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之中，施莱尔马赫认为，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处理译文读者和原文作者之间关系的一个过程。翻译不仅包括不同语言之间的转化、不同方言之间的转化、不同个人的个体语言之间的转化，甚至我们对自己思想的语言表述都可以看作是翻译的一种。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哲学家的施莱尔马赫对翻译的阐释学解释——翻译即阐释，需要阐释的都可以归类于翻译。当然他也同时指出，他所关注、研究的翻译现象主要是指不同语言之间的转化。施莱尔马赫认为人类的存在和思维受语言制约，反之，人类活动（文学活动、表达）又对语言产生影响，他认为思想与语言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作为阐释的翻译必须建立在对原文本理解的基础之上。而对文本的理解有两个条件：对文本所使用语言精神和原作者语言特点的理解；对原作者情感和思维方式的理解。他把翻译的定义上升到了哲学的角度，从阐释的角度看待原文本，为此后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因为译者作为阐释的主体，必定会对译作产生影响。

在给出翻译的定义之后，施莱尔马赫又对翻译进行了分类，他认为翻译可以分为两大类：口译（用于商业用途，实用翻译）和笔译（科学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后者才是他要讨论的问题。他认为只有科学和文学作品的翻译才值得研究。有的学者便因此批评他轻视口译，没有看到口译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认为 “虽然他是第一个区分口译和笔译的理论家，但他对口译所持的观点是错误的。”[3]（P108）然而笔者认为，作为哲学家的施莱尔马赫，他所关注和感兴趣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意义的阐释，翻译（口译）过程中的具体翻译技巧问题不是他的研究对象，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施莱尔马赫没有把口译列入他的研究范围。

《论翻译的方法》一文的核心内容是施莱尔马赫提出的“两种翻译方法”：“要么是译者尽量不打扰作者，让读者走近作者；要么是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走近读者”。[4]（P42）对于这两种方法，施莱尔马赫倾向于前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异化”的翻译。

一、施莱尔马赫和他的两种翻译方法

施莱尔马赫认为，不管之前学者认为翻译方法分为“逐字翻译”和“意译”，还是“直译”和“意译”，抑或是其他什么分类，所有这些分类归根到底都属于他提出的“两种翻译方法”之一。他认为译文就是要让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最终走到一起，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过程。

施莱尔马赫支持“让读者走近作者”的翻译策略，是与他的语言哲学观密不可分的，这也是支持其翻译思想的理论依据。受同时代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影响，施莱尔马赫认为语言与思维密切相关，两者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互相影响；不同语言的词汇语义不完全对等；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韵律（节奏）。这些都是他反对“让作者走近读者”翻译策略，支持“让读者走近作者”翻译策略的主要理论依据。

施莱尔马赫的语言观与洪堡特非常相似，后者认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语言的差异不是表面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民族世界观本身的差异。施莱尔马赫认为，伟大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和表达方式深受他们母语的影响，原文本不是他们思想的机械表达方式，更不是外在、独立于他们思想而存在。换言之，作家的思想、知识、和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其母语制约的。因此，那种要使“译作读起来像是原作者用译入语写作”的翻译策略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为脱离了源语环境，进入译入语环境后，作者在源语环境下产生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在译入语环境中产生的全新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因此，我们也就无法要求作者写出和原作一样的作品，因为进入译入语环境后的作者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作者，他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既然无法让原作者走进译入语，走近读者，那翻译的方法就只能是让“读者走近作者”，让读者通过译者提供的语言形式去理解原作的真正含义。

施莱尔马赫认为，“即使是日常词汇中，也只有一小部分词语可以在不同语言中找到与之完全对应的词语”。[4]（P50）词汇之间的这种不完全对等在哲学作品中尤为明显。翻译哲学作品时，如果译者不愿意采取“异化”的翻译，让译作的语言词汇顺从原作，那就只能选择“释义”（paraphrase）的方法，因为源语与译入语词汇之间是不完全对等的，只能用解释的方法翻译一些词汇。而在施莱尔马赫看来，“释义”称不上是真正的翻译，因为这样的译文是不可能读起来像原作的，也无法在译入语的框架下完全传达原文本的智慧和原作者的学识。因此，不同语言之间词汇意义的不完全对等性也决定了“异化”翻译策略是翻译过程中更好的选择，它可以通过引入外来语等方式，在译入语中创造出与原文语言对等的词汇，从而更准确地表达原文意义。

施莱尔马赫也注意到了语言所包含的特有的“节奏”（rhythm）。这一点和尼采的观点非常类似，也有可能尼采受到此观点的启发。尼采认为，“翻译中最难传达的是语言的‘节奏’（tempo）：因为这种节奏根植于这个民族的民族性……”[4]（P69）施莱尔马赫认为，不同语言中的诗歌和散文都具有独特的节奏。如果采用“让作者走近读者”的翻译策略，要译作读起来像是原作者用译入语写作，那译文所蕴含的便是译入语的独特节奏，而丢失了原文在源语言中的节奏，这样的译文只会更大程度地损害原作的风格。所以，只有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才可以尽可能地保持原文的节奏，无损原文的风格，并为译入语带来新的表达方式。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华夏集》中的诗歌翻译便是很好的例证。庞德注重传达原诗的节奏与意象，“采取一种背离译入语的翻译策略，即重视原诗的总体效果，尤其以表达美感经验来寻求作者和译者思想感情的对等”[5]（P48）译文中常见其运用不符合英语语言表达的语句。众所周知他翻译的中国古诗推动了美国新诗运动的发展，其倡导的意象派诗歌运动也开启了英美现代诗歌的先河，其美学核心即意象。虽然在庞德时期 “异化”翻译的概念还未真正提出，但他的翻译策略明显属于施莱尔马赫所提倡的“让读者走近作者”的方法。

通过从以上三个不同的方面解读施莱尔马赫的语言观，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他的翻译思想，理解他为什么推崇“让读者走近作者”（异化）的翻译，认为这才是翻译的理想方法。

施莱尔马赫的这些翻译思想显然是他在时代背景下思考更大问题的结果，其背后也有着比翻译本身更重要的思想。他曾在哈利大学（Halle）学习，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其间又受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处于世纪更迭之际的德国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作为一名民族意识强烈的德国人，施莱尔马赫非常希望德国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政治思潮。他认为发展德国自身文化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译介外国作品，通过在译作中保留外国作品语言和文化上特有的元素来丰富德语、德国文化和政治思潮。施莱尔马赫（1813）指出：正如通过移植、引进大量外国植物，德国的土地越来越肥沃，气候变得更加温和宜人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语言由于我们民族的懒散，发展甚慢，现在只有通过更多地接触各种不同的外语和文化，它才能得以丰富、从而日臻完善。[4]（P53）

施莱尔马赫的这些看法并非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因为在德国历史上很多翻译作品都对德语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16世纪初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不仅仅对德语的发展影响深远，还推动了德国民族主义、思想启蒙和文化的发展，被认为“是西方翻译史上对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巨大而直接影响的第一部翻译作品”。[3]（P64）此外，洪堡特曾高度评价德国诗人克罗伯史托克（Klopstock）和弗斯（Voss）的翻译作品对德语的积极影响，认为“再高的评价都不过分”。[4]（P57）正是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现状使得施莱尔马赫坚信文学翻译作品会对民族语言乃至民族文化和思潮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施莱尔马赫站在历史的高度，赋予了翻译更深远的意义，他认为“在宏观层面上看，这才应该是翻译真正的历史目标”。[4]（P48）无独有偶，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其“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中，从翻译伦理学的角度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翻译是一种传播行为，翻译承担着促成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对话的任务，因此翻译最重要的任务是传达原文和传达原文与译入语的差异，从而使译入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得以丰富。[6]“让读者走近作者”——即“异化”的翻译策略，更能体现源语的差异性，显然更利于实现翻译的历史目标。

二、“让读者走近作者”的社会文化条件

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施莱尔马赫在提出两种翻译方法的同时，表明了他对“异化”翻译的支持，但是其态度不够鲜明。陈德鸿指出，“可以说施莱尔马赫突破了传统讨论直译和意译的界线；可惜的是，在同一段文字里面，他又认为译者必须在两个译法之中选出其中一个，然后贯彻始终。这是他的理论美中不足之处”。[7]（P20）韦努蒂也曾批评施莱尔马赫未能理直气壮地倡导“异化”的翻译。

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公允，施莱尔马赫之所以认为“让作者走近读者”翻译方法也可能成为译者的一种选择，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了“异化”翻译所面临的困难。他指出译者最大的困难是在保持译作“洋气”（foreignness）时，又不能使译作语言与译入语的规范相差太大。否则，译者将会受到读者和专家的指责，他们会批评这样的译作不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则，会破坏译入语的纯洁性。对于此种境况，施莱尔马赫一方面指出，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不能否认“让读者走近作者”（异化）翻译方法的积极作用，要求译者要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异化”的度进行把握。另一方面，他提出了“异化”翻译被接受、认可的两个社会文化条件：“第一，外国作品认知度较高，且受大众欢迎；第二，译入语（对外来语）具有一定的包容、适应性。”[4]（P48）在具有了这两个条件后，“异化”翻译产生的作品将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它不仅会促进译入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的发展，还会给人们带来不同于本族文化的文学享受，因为“异化”翻译出的作品中的文学陌生化，更符合人们对异域文学的美学期待，

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这两个条件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它们是真正理解施莱尔马赫两种翻译方法与其翻译思想的关键。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两个条件，才造成了之前的一些研究对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评判不够全面。尽管施莱尔马赫支持的是“异化”的翻译，但他默认了在这两个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让作者走近读者”的翻译也可以成为一种选择。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何在文中曾经提及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必须只能在两种策略中选择其一，并贯彻至终。

三、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现实意义

自1813年施莱尔马赫提出两种翻译方法，迄今近200年已经过去了。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转换日益密切，整个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作品也从单一的纸质传播形式，发展到今天的影像、电子图书传播，科技缩小了民族之间的距离，文化传播与交流随处可见，因此文学作品的翻译需求也日益增多。然而在外部条件发生巨变的同时，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理论基础并未过时，其语言哲学观仍适用于当今社会。语言与民族和民族的精神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因此“异化”翻译依然是真正翻译的理想选择。历史也多次证明，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不是故步自封，更不是抱残守缺，而是以伟大的胸襟吸收一切对于自己文化、文明有益的养分，弥补自己的不足，改造自己的劣根性。翻译是影响、推动民族语言和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以中国为例，古代佛经的翻译对中国文化与民族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阶段译介的外国作品，也为现代汉语、当代文学和文化思潮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鲁迅提出“拿来主义”，他认为译介外国作品，可以使我们汲取有益的外国文化，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从而重新推动和发展中国自己的新文化。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先后翻译了马克思相关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指明了方向；“文化大革命”之后，20世紀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时各种西方现代思潮也被译介到中国，出版社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极大地推动了20世紀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开始走进中国的学术界，影响着当代文化和思潮的发展。

此外，随着文化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施莱尔马赫当年提出的“让读者走近作者”翻译方法为大众所接受的两个社会文化条件也日臻成熟，“异化”翻译面临的阻力也日渐式微。

“外国作品认知度较高，且受大众欢迎”。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新兴媒体技术和互联网为信息传播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纸质图书已不再是阅读外国作品的唯一方式，电子阅览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网络下载更是让我们可以足不出户便可读到各种书籍。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阅读、了解外国作品。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化已开始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情越来越高，也更愿意阅读、了解中国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与“归化”的翻译相比，“异化”的翻译更有利于把源语文化图式移入译入语文化，帮助译入语读者建立新的文化图式，甚至形成新的思潮。

“译入语（对外来语）具有一定的包容、适应性”。以汉语为例，“他者”语言与文化的进入，丰富了汉语言词汇，推动了汉语言语义的嬗变乃至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生成。在全球化进程中，汉语中的字母词汇、音译词越来越多，WTO、GDP、CPI等词汇在新闻报道中层见迭出。例如，在《大辞典》中，“情人”的基本解释有两项：（1） 情谊深厚的友人。《文选·鲍照·翫月城西门廨中》回轩驻轻盖，留酌待情人。《李白·春日独坐寄郑明府》情人道来竟不来，何人共醉新丰酒。（2）心中爱恋的人。《张九龄·望月怀远》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牡丹亭·写真》也有美人自家写照，寄予情人”。[8]（P1642）

而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情人”这个词语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单独使用时往往表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西方的Valentine’s Day因其节日的起源传说和英语表达习惯（lover，意指情侣，爱人）被译作“情人节”。而在“情人节”这个语境中，“情人”不仅具有正面、积极的含义，并且回归其汉语的本来含义。随着西方情人节的流行，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又受到了关注，且不论带有娱乐精神的大众文化主体从一定程度剥离了“七夕节”的原始内涵和仪式（如宗教意义，星辰崇拜，家族祈愿等），消费社会为了创造需求不遗余力地打造“情人节”景观，断章取义地阐释“七夕节”的文化功能。“七夕节”这一几乎被国人忽视的传统节日以“中国情人节”的身份重现——带着其一部分文化内涵重回大众的文化生活。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一方面可以在网络上接触、获取各种信息，另外一方面对新词和新文化现象的求解也变得非常简单，因此语言的包容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由此可见，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具备了施莱尔马赫当年提出的“让读者走近作者”翻译的两个社会文化条件，“异化”翻译的作品所面临的困难也相对较小，一方面大众对外语和外国文化具有了很强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异化”翻译方法也是顺势而为，会推动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下，一方面通过译介外国作品，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了解不同的文化图式，从而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把中国的作品译成外语，从而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我们的文化，扩大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以使我们在世界文化论坛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只是表面的经济崛起，而应是充分吸纳了世界各种语言和文化的优秀成分，进而产生自己对于世界文化的影响，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不是空洞的口号。

通过分析、解读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我们对其两种翻译方法以及“异化”翻译的社会文化条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对我们当代的翻译理论研究具有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在分析翻译现象和解读翻译史时，不再只从文字角度探讨两种方法的高低，而是能联系具体时代背景，尤其是施莱尔马赫提出的两个社会文化条件，去客观地解析具体案例；另一方面，结合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坚持“异化”翻译的策略，才能实现翻译的“历史目标”——推动民族语言乃至民族文化和思潮的发展。

[1]辜正坤. 世界名诗鉴赏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5.

[3]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Rainer Schulte & John Biguenet.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2： 48，48.

[5]于艳华. 翻译伦理视角下的庞德汉诗英译探索[J]．外国语言文学，2011，（1）.

[6]Antoine Berman.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Trans. S. Heyvaer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7]陈德鸿，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8]三民书局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大辞典[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5.

〔责任编辑：黎 玫〕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and National Cultur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Reinterpretation of Schleiermacher’s Translation Theory

LI Zheng, ZHNG Chun-ba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The discussion of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and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has re-entered into our view recently. And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German philosopher,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s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aspects of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methods in translating, and the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 by restudying his “OntheDifferentMethodsofTranslation”. By analyzing concrete translation examples and the present globalized context, the paper re-emphasizes and extends the practical meaning of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s translation thoughts in reforming national culture and tempering the essence of national civilization.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Schleiermacher; national culture

李 征，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张春柏，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H059

A

1006-723X（2015）06-013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