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身体:经典传统与现代取向

通讯作者:叶浩生，E－mail: yehaosheng@ gzhu．edu．cn。

摘要:文章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学家对身体的看法，力图以“身体”为主线，追溯具身认知思潮兴起的历史逻辑。柏拉图从本体论的视角，笛卡尔从认识论的视角，确立了“心”的存在，造就了人类思想文化中的二元论传统。并将物理性质的“身”置于从属地位，开启了“扬心抑身”的历史先河。承袭这样一种思想传统，早期意识心理学忽略身体，机能主义心理学则由于强调意识的功用，重视了身体对环境的适应活动，因而影响了具身认知思潮的兴起。行为主义接受了物理主义还原论，把“心”归于“身”，身心合一，但还原论的观点却受到认知心理学的批评。经典认知心理学在计算与信息科学的影响下，反对物理主义还原论，视认知为可以脱离身体的“程序”或“软件”，身体再次沦落为“载体”但是具身认知的兴起改变了心理学忽略身体的思想传统，它要超越二元论的思想逻辑，贯彻“身心一体”的原则。具身认知范式成为认知心理学的现代取向。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5)04－0291－08

*基金项目:打造“理论粤军”2013年度重大资助项目(LLYJ1323)。

“身体”在心理学发展史上一直处于被忽略的“边缘”地位。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独立。但是科学心理学为什么要独立?为什么能独立?如果说早期思想家们试图摆脱哲学母体，走向经验自然科学，那么心理物理学、感官生理学诸领域不是已经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部分了吗?象冯特这类生理学传统的“哲学家”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建立一个新领域，去创建一门自然科学性质的“实验心理学”呢?这恐怕要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谈起，从早期心理学家对“心”和“身”的看法溯源。

1　“身”与“心”的分离:心理学独立的本体论基础

在西方文化思想中，“身体”同“灵魂”是一种对立关系。古希腊罗马时期，柏拉图等思想家把身体视为灵魂的“载体”。灵魂是一种“理念”，居住在天国，具备了各种美德和知识。身体则是世俗化的，充满着情色和贪欲。灵魂是永恒的，身体是暂时的;灵魂是纯洁的、身体是肮脏的。身体招致淫欲和罪恶，灵魂通达知识和真理。当灵魂同身体结合后，肉体的情色和贪欲会玷污灵魂的纯洁性，使得灵魂忘却美德和知识。因此，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学习的“回忆说”，认为学习不是从外部获得知识，而是学习者克服身体带来的障碍，恢复天国知识的回忆过程。这一学说虽然荒谬，但是却强调了学习者本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曾经给后世对学习的看法带来深远影响，但是这种学习观却导致了教育过程中对身体的忽略甚至鄙视，形成了一种身心对立的思想传统。近代思想家笛卡尔就是在这种身心对立框架下完成了身心二元的论证。

所谓身心二元论是指“身”与“心”是两个自为的实在，二者相互独立，可不依赖于对方的存在而存在。最初，笛卡尔提出身心二元论是为了抵制宗教神学。因为欧洲中世纪是教会和神权的时代，宗教教义是知识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有绝对权威。近代思想家挑战神学权威，出现了认识起源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笛卡尔是唯理论的典型代表。他从理性思维出发，提出对包括宗教教义在内的一切信条都置于理性天平上进行合理怀疑。而这种普遍怀疑的结果是:一切都可疑，只有“我在怀疑”无可怀疑。但是，怀疑是一种理性思维。这个思维过程背后必然存在着一个思维的主体，即思想必然有思想的承担者。这个思维的主体、思想的承担者就是主体的“我”。所以“我思故我在”。通过思维确立了主体“我”的存在。是“我”在思维、“我”在怀疑。“我”的存在既不依赖于物质世界，也不依赖于我的身体，仿佛“我”是一个“幽灵”，或者是居住在大脑内的“侏儒”，作出判断、指挥身体。笛卡尔指出:“当我思考着身体仅仅是某种具有广延、形状和运动事物时，我对身体是什么有了一种完满理解。我认为身体并没有某种属于心灵的特性。相反，我理解心灵为某种完满事物，可以怀疑、理解和执行自己的意志等等……如果心灵和身体没有一种本质区别，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Descartes，1641/1981，p．86)。

通过这种论证，笛卡尔从认识论上确立了包括身体在内的物质实体和包括心灵在内的精神实体。物质实体的本性是“广延”，即占有空间。身体总是处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是“广延的身体”。精神实体的本性是“思维”，不包含任何物质成分，但是具有能动性。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虽然具有互动关系，但是性质截然不同，分属不同领域。这样一种划分的目的在于把世界从性质上分成两个相互对立的体系，即物质世界体系和精神世界体系。对于物质世界体系的研究包含了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等“形而下”学科;而对于精神世界体系的研究则是“形而上”的工作，自然哲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由此开始脱离哲学认识论而成为独立学科。同时，随着自然科学的成功和价值的显现，学者们意识到，建立一个专门研究“灵魂”的精神科学(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了。

笛卡尔的二元论把代表物质世界的“身”和代表精神世界的“心”完全区别开来，确立了“身”与“心”两个实体。“身”的研究已经有了物理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那么精神实体“心”的研究是否也需要一个专门的学科?换言之，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研究精神的心理科学吗?康德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自然科学的特征是物质性和数量化，而“心”的特征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因此心理学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只能是思辨的形而上学。但是赫尔巴特却宣称心理学可以成为科学，他专门撰写了《科学心理学》，指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它的基础是经验、形而上学和数学”(Boring，1950，p．283)。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这些思想家怎样看待心理学的科学属性，其基本立场都是二元论的，即都承认和接受笛卡尔论对身与心所划定的界限。

19世纪中叶，心理生理学的物理主义科学观使得思想家们更倾向于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探讨“心”的相关问题。波林(1991)指出:“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内，学者已经认为心灵主要等同于脑……实际上通过自然科学的艰苦劳动抓住了心灵的实质”(p．47)。学者们关注的是“心”的研究怎样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艾宾浩斯曾经说过，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但是仅有一短期的历史。科学心理学的历史并不太长，但是心理学问题的思辨研究却有着漫长的过去。当哲学家开始探究世界起源时，对于“灵魂”问题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对于“灵魂”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构成了心理学研究的初始形式。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对于“灵魂”问题的思考，对于意识经验起源问题的探究实际上构成了“漫长过去”中的心理学探讨。但是这些探讨都是“形而上”的，缺乏“形而下”的科学精神。心理物理学家费希纳对“万物是否具有灵魂?”这个问题感兴趣。他尝试使用物理学的实验方法，用身体的物理刺激来观察心理感应，发现了物理刺激和心理感应之间的对数关系。费希纳没有抛弃身体。他尝试着用心物关系的科学定律来揭示灵魂问题。但是费希纳早期是个物理学家，晚年，他想做一个实验哲学家。他从来没有想成为一个心理学家。或许恰恰因为他没有想成为心理学家，所以他没有尝试“身”与“心”的分离。身心如果不分开，心理学怎么独立呢?所以尽管费希纳的心理物理法是实验心理学建立的方法论基础，但是实验心理学建立的历史功绩却没有记录在他的名下。

实验心理学的建立者冯特却不同。从一开始，冯特就有着一个明确目标，那就是建立一门“新”心理学，即科学心理学。这门新科学有着自然科学的性质，即它是实验的，但是它所研究的问题却是哲学认识论的。换言之，冯特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认识论问题。认识论探讨的是“形而上”的“灵魂”问题，与身体无关，物理学、生理学的探讨离不开身体，但是其方法却是可以借鉴的。况且心理生理学的研究业已证明神经传导具有电的性质，神经冲动传导速度是可以测量的。这些研究的意义在于可以用物理主义的观点统领“心”的研究，使得心理学成为一门具有物质基础的自然科学。这就是冯特为什么在1864年就开设“从自然科学的观点看心理学”这样一门课程的原因。冯特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建立“新”心理学。这门“新”心理学不同于研究身体的物理学和生理学，“生理的因果关系和心理的因果关系是对立的两极:前者始终意味着物质实体的假设，而后者则从不超越心理经验所直接提供的东西的限度”(Wundt，2003，p．494)。身和心的性质不同，是两个平行的因果系列，但是“心”可以等同于脑，脑又可以等同于神经。两个不同的因果系列，需要不同学科，但是却可以建立在同一物理主义科学观的基础上。

冯特出身于生理学，工作在哲学系。生理学是“形而下”的，哲学是“形而上”的。但是恰恰因为处在这种矛盾的交界面上，冯特可以兼收并蓄、左右逢源。他跟随有着“实验生理学之父”之称的约翰内斯·缪勒学习生理学，接受实验生理学方法训练，后来又成为感官生理学家赫尔姆霍茨的实验助手。同时，冯特工作在哲学系，哲学认识论探讨也深刻影响着他对科学的看法:既然“身”的研究已经有了实验生理学，那么为什么“心”的研究不可以成为另一门实验科学呢?这就是冯特创建实验心理学的意图之所在。笛卡尔已经从认识论上给他创建一门新科学提供了充分理论依据，物理主义的心灵观为创建一门新科学提供了新视角，而生理学训练给他提供了科学精神和方法论基础。作为新科学的实验心理学就呼之欲出了。

实际上，由于笛卡尔二元论的影响，与冯特同时代的许多学者都视“身”与“心”为性质不同的实体，认为身与心的研究需要建立不同学科。与冯特同时代的德国心理学家布伦塔诺尽管对冯特的实验心理学持有异议，但是二元论的立场是相同的。布伦塔诺认为冯特的实验心理学研究的是意识的“内容”，而他主张心理学的适当对象应该是“意识的活动”，简称“意动”。在布伦塔诺看来，“内容”是一种依赖于身体的物理现象，是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对象，而“意动”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现象。这一现象的最大特征是具有“内在的客观性”，即它总是包含着自身之外的对象，而那个被它包含的对象是物理性质的，是物理学研究的内容。物理现象则不同，它不包含其它对象:声音就是声音，色彩就是色彩，并不包含其它客体。在这里，布伦塔诺强调的是心理现象的独特性，是为了论证心理现象不同于物理现象，以显示他的意动心理学不同于冯特的内容心理学。但是在论证心理现象具有“内在客观性”的过程中，布伦塔诺实际上考虑了身体对心理现象的独特塑造作用，“内在客观性”是身体构造的结果，人类独特的身体构造决定了人类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客观性”。这一观点突破了二元论的思想逻辑，蕴含了“具身”概念所表达的那种一体论的思维方式。

2　还原论及其反抗:从构造主义到认知革命

经过冯特、艾宾浩斯、屈尔佩等人的不懈努力，心理学终于作为研究“心”的独立学科而屹立于科学之林。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得到承认，许多国家的青年学者都奔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朝圣”，去学习这门专门探讨“心”的新科学。“心”太神秘了，在研究“物”的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取得如此成功之后，人们期待着“心”的科学也能获得自然科学那样的成就，能出现象牛顿、达尔文那样的人物，取得类似于力学原理、物种进化、血液循环那样影响力的“心”的规律，以解开心之奥秘。

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初，有关“心”的探讨完全是按照经验主义和联想主义的模式进行的。经验主义主张: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通过联想机制，由感官获得的简单观念组合成复杂意识经验(Locke，1996)。冯特接受了这种观点，作为科学心理学的建立者，他规定心理学的首要任务是对意识经验进行分析，寻找组成复杂意识经验的元素。在冯特看来，物理学找到了组成物质的分子、原子;化学找到了化学元素，而且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让科学家看出组成物质的元素组合是有规律可循的。既然这些业已成功的自然科学采纳的是元素分析的路线，渴望加入这一行列的心理学有什么理由不采纳同样的路线呢?因此，从一开始，科学心理学就采纳了脱离身体、专注意识的元素分析路线。

冯特的学生铁钦纳把这种研究模式由德国带到了美国，在美国倡导了构造主义。构造主义探讨的是意识，其主要工作是寻找意识元素和确定意识的“构造”。铁钦纳指出:“心理学按照我们的定义是一种构造心理学，是心灵的解剖学和形态学。心灵是复杂过程的结合体，我们的工作是分析这个结合体……”(Titchener，1923，pp．21－22)。但是铁钦纳的这种把意识从身体中抽离出来，对意识进行静态分析的模式与美国实用主义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美国是由欧洲迁移至美洲大陆的新移民组成。在这个充满风险和机会的环境里，生存是第一位。所以美国人更愿意接受进化论，信奉适者生存原则。在这里，任何知识和理论首先必须证明其对人类生存的价值。那种脱离人类生存活动的意识元素分析显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此，被铁钦纳抨击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在实用主义信念指引下，矛头直指静态的意识元素分析。机能主义倡导的是从适应环境的视角看待意识的功能。它不关心意识“是什么”，而是关心意识“做什么”。它关注的是:人们怎样适应环境?意识在有机体环境适应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构造主义是意识的静态研究，这种研究不需要考虑身体的影响，但是机能主义是在活动中考察意识在有机体适应环境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必不能忽略身体活动所发挥的作用。

所以，机能主义影响下的心理学研究多多少少都考虑了身体及其活动的影响。实用主义哲学家、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先驱詹姆斯最先从进化论视角探讨了意识的产生及其功用。詹姆斯指出:“意识和其它一切机能一样，也是因为具有一种功用才进化出来的”(James，1892，p．139)，而这个功用就是帮助有机体适应环境。因为有了意识，有机体在适应环境的活动中获得了更大优势。具有这种特征的有机体在生存斗争中更容易取得胜利，所以意识保留下来，成为人类适应环境的工具。因此，在詹姆斯那里，意识是生存活动的意识，是身体在适应环境活动中形成的，并在保存身体的活动中得到发展。这种进化的意识观不关心意识是由什么元素构成，它关注的是意识对有机体的价值和功用(Angell，1907)。

詹姆斯的情绪学说在认知理论盛行时，曾经被斥之为“荒谬”。根据认知的情绪学说，情绪由观念引起:认知导致某种观念，观念导致情绪体验，情绪体验导致身体动作。例如，在荒野看到毒蛇，产生了恐惧，恐惧导致逃跑的身体动作。但是詹姆斯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恰当的解释是，逃跑的身体动作导致了恐惧情绪体验，是身体动作造就了情绪。我们不是因为害怕而逃跑，而是逃跑才害怕;不是伤心而流泪，而是流泪才伤心。身体反应在先，情绪体验在后。詹姆斯的情绪理论强调了身体动作在情绪体验形成中的作用，而现代具身认知思潮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强调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对认知和思维的塑造作用。詹姆斯的情绪理论因而成为现代具身认知思潮的思想渊源之一。

机能主义心理学的缔造者杜威的思想也体现出对身体活动的重视。同詹姆斯一样，杜威也是从适应环境的整体视角看待心理活动。他对意识的元素分析深恶痛绝，认为应该通过身体活动去理解意识和心理。在他著名的《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一文中，他通过儿童以手触火的实例分析反射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进行元素分析，而应该从适应环境的角度看待反射弧对于有机体产生了怎样的生存价值。在教育与教学中，杜威倡导了“从做中学”，强调了身体的行为动作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这些观点都体现了杜威对身体及其活动的重视，也体现出机能主义是在身体活动中考察意识和心理。这同构造主义把身体同意识分离开来的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照。

就在构造主义同机能主义两足鼎立之时，行为主义产生了。1913年，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从行为主义立场看心理学》一文，明确指出无论是构造主义，还是机能主义，都是主观范式。他说:“我曾经尽全力去理解机能心理学和构造心理学的差异，但并没有澄清两者的差别，而是仍然感到困惑。象感觉、知觉、感情、情绪和意志这样一些术语，在机能心理学家那里与在构造心理学家那里使用得一样多。‘过程’(作为整体的心理动作等等)这样一些字词被添加进去，似乎是为了去掉‘内容’成分而成为‘功能’。的确，如果从内容的观点来看，这些概念是难以捉摸的话，那么从机能的观点来看，这些概念则具有更多的蒙骗性，特别是当这些功能是通过内省方法得到的时候”(Watson，1913)。因此，华生要抛弃所有主观意识的参照，在心理学中进行一场“行为主义革命”。在处理身心关系问题时，华生采纳的是物理主义还原论。“根据物理主义还原论，心理状态和物理状态是同一的……心理事件同生理上的各种过程具有同样的特性”(Li，2011，p．204)。行为主义不研究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静态的结构，还是活动的机能，都是传统意识心理学的残余。华生所探讨的是具有物理性质的可观察行为。他指出:“行为主义问:为什么我们不能研究我们在心理学实际领域中‘观摩’到的东西呢?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能够观摩到的东西上，阐释仅仅涉及这些东西的规律。现在，我们能够观察到什么呢?显然，能够观察到行为……”(华生，1998，p．6)。华生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可观察行为，行为归结为身体的动作反应，动作反应又进一步还原为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这样一来，华生从方法论意义上完成了从意识到身体反应的物理还原。意识的研究缺乏可靠的方法，行为的研究却可以借鉴物理科学的研究模式。因此，身体动作组成的条件反射成为心理学的唯一对象，身体回归了，但是意识消失了。心理学成为没有“心理”的行为主义。

另一位激进行为主义者斯金纳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斯金纳主张，心理学应该成为一门行为科学。作为一门行为科学，心理学以有机体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并不忽略有机体内部事件。行为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外部公开事件，即可观察的行为，第二是内部的私有(private)事件，包括感觉、意象和思维等意识经验。但是斯金纳采纳的还原论的路线，指出:“一种合理的行为科学必须考虑那些发生于有机体皮肤之内的私有事件。这些私有事件不是行为的生理中介物，而是行为本身的部分。在考察这类事件时，并不需要假定它们具有任何特殊性质，或者假定对于它们的认识必须采取某种特殊方式。皮肤并非象个疆界那么重要。私有事件和公开事件具有同样的物理维度”(1969，pp．227－228)。通过把意识经验还原为皮肤之内的私有事件，斯金纳巧妙地把意识和心理归结为身体的一种物理状态。因此，在斯金纳那里，身心是合一的，但是这种合一是物理主义的合一，是物理主义还原论的体现。

行为主义的物理还原论把“心”归结为“身”，把意识和心理归结为行为，再把行为归结为刺激和反应的联结，刺激和反应又进一步被分析为具有物理或化学性质的状态或事件。在这样一种归并和还原过程中，有机体内部心理过程的独特品质被抹杀了，思维、判断、情感和记忆等认知过程成为具有物理属性的行为本身的一个部分。“空洞的有机体”就是这种观点的真实写照。这种激进观点一开始就受到许多心理学家的反对。这些心理学家认为，人并非刺激—反应的机器。除了环境刺激和行为反应之外，内部过程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动力因素。因此，有必要认真考虑对行为有实在影响的内部过程。考虑到早期行为主义者的困境，从1930年开始，部分行为主义者试图对传统行为主义进行改造，他们以操作主义为工具，在“中介变量”的名义下接纳有机体的内部心理因素，托尔曼的“认知地图”、赫尔的“内驱力”等概念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精神中产生的。

新行为主义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加入了一个“中介变量”，解决了早期行为主义的“黑盒子”(black box)问题。中介变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机制。它既包括了影响行为的生理因素、遗传因素，也包括了知觉模式、记忆痕迹、目的和期待等认知因素。某些行为主义者虽然接纳中介变量这个概念，但是并没有把中介变量视为行为的重要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介变量的研究缺乏适当的手段和工具。所以20世纪60年代之前，虽然有了托尔曼等新行为主义者有关认知的研究，但是心理学仍然是行为主义的:认知的探讨虽然不是禁区，却也不是主流。

60年代以后，心理学的学术氛围发生了重要变化。二次大战后，信息论、控制论、神经科学、数学和计算科学的进展给心理学家提供了一种可以超越操作主义的方法和技术。本来，有关刺激和反应之间中介变量的研究只能依靠所谓的“操作定义”，或基于经验基础上的逻辑推理。但是，计算机的诞生却给心理学家提供了一种研究中介变量的便利工具。计算机接受外界输入的符号信息，在CPU中对信息进行加工和操纵，然后输出加工结果。如果把计算机信息加工模式比对人脑的心理操作，以“计算机模拟”方法研究意识和心理过程，所谓“黑盒子”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行为主义以缺乏适当工具为由，放弃了意识和心理等内部心理过程的研究。现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给了“心灵”研究以客观指标，那么心理学为什么还要执著于行为的描述，而不转向行为背后心理机制的探讨呢?“认知心理学寻求通过理解心灵怎样工作而解释行为。有机体具有内部结构和系统，这些内部结构和系统具有一些通用的、固有的操作特征。有机体在特定环境中正是利用了这些内部结构和系统产生行为”(Moor，2013，p．670)。认知心理学就是要了解行为背后的这种机制。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和行为主义本身固有的缺陷促使了行为主义的没落和认知心理学的诞生。

3　从身心二元到身心一体:具身认知范式的确立

身心二元论曾经是心理学独立的本体论基础。凭借着身心二元的思想逻辑，19世纪中叶的思想家在研究“物”的自然科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之后，以物理主义科学观为指导，借鉴自然科学模式建立了“心”的科学。科学心理学由此得以建立和发展。在随后流派思想的兴衰和演变过程中，“身”与“心”的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构造主义探索意识的元素和结构，忽略身体的作用;机能主义从进化论的视角看待意识，身体对于环境的适应活动成为研究的主题;行为主义在身心关系上采纳的是物理主义还原论路线，其极端的取消论主张招致了心理学家的反对，促进了早期认知心理学的形成。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形成的具身认知思潮并非要最终解决身心关系问题。具身认知承袭了梅洛·庞蒂的思想路线，它的目标是超越二元论的思想逻辑，贯彻身心一体的原则。

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认知心理学是计算和信息科学的产物。计算机的诞生为心灵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工具，也改变了人们对心智的看法。本来，意识和心理等心智过程表现为知觉、学习、记忆、思维、判断、情绪和情感等实体状态，现在，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发展却启示人们心智只不过是一个信息加工装置，与计算机的符号加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计算机通过复杂计算能解决人类几乎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使用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去理解心智活动呢?这样一来，以“计算机模拟”为基本方法的认知科学迅速发展起来。

受计算机科学启发，这一时期的认知科学家视心智活动类似于计算机程序。计算机由两个部分构成:硬件和软件。硬件是计算机的物质载体，由存贮器、运算器、控制器、输入和输出线路等构成。软件则是根据不同逻辑规则编制的指令性程序。如果大脑类似于计算机，那么心智对于大脑就像电脑程序对于电脑硬件。换言之，心智活动就是程序，而大脑就是心智活动所需要的硬件。由于软件和硬件的关系是一种离散关系，即软件的实现虽然需要硬件支持，但是软件并非同特定硬件“绑定”在一起，软件可以运行在任何有计算功能的物质上，而且硬件并不能改变软件的性质。二者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行为主义的物理还原论把“心”归于“身”，实现了物理主义身心合一。现在，“心”在“软件程序”的名义下复归了。“身”与“心”成为可以分离的二元。“心”虽然运行在包括大脑在内的“身”上，但是“身”并不能改变“心”，因为“身”只是一个物质载体，承载着“心”，却不能改变“心”。在这里，心理学再次抛弃了身体，转而关注心智怎样加工、操纵、储存和利用感觉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原本知觉、记忆、推理、意动等的认知研究转变成心智的加工信息研究的重要原因……”(Moe，2005，p．158)。

早期认知心理学对心智的认识建筑在两个核心假设上:一是计算假设。计算假设假定了所有心智过程都是一种计算或运算(computation)，是根据一定规则对输入信息进行的操纵、比对、筛选、匹配、编码和储存的信息加工过程。这一过程发生于大脑，与身体无关，身体只是个载体和容器，容纳这个信息加工装置。“简而言之，认知是一种计算过程，是对符号的操纵和运算。这个过程始于向大脑输入的刺激，终于来自大脑的输出。也就是说，认知发生于大脑，认知科学本身需要关心的仅仅是大脑”(Shapiro，2011，p．26)。

第二个核心假设是表征假设。表征是心理表征。如果心智的本质是计算，那么计算过程处理的只能是符号。因为如若保证计算过程的迅速和简洁，计算处理的对象就不可能是具体的实物，而只能是代表实物的抽象符号。例如，计算机只能处理010101……这样一些抽象符号。心智过程处理的对象同样如此，它仅仅加工和操纵字词、数字等等，而这些字词和数字具有代表具体事物、事态的表征功能。认知所涉及的就是对这些符号性表征的运算。但是，符号之所以为符号，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其功能意义，即它代表了什么;其次，符号与符号所表征的事物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任意的、人为的。“英文词‘lamb’代表了‘羊’，但是这个词和羊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个词既不是白色的，也不是毛茸茸的……今天，某些数字的特殊意义也不是这个数字必然具有的”(Shapiro，2011，p．11)。认知过程的符号表征性质所能说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认知是发生于头颅之内的高级过程，与身体构造和身体感觉和运动系统等低级过程或状态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心理过程涉及的仅仅是符号操纵和运算，那么与身体有什么关系呢?心理学为什么还要劳神关注身体的方方面面?“到1988年，认知革命完成了:行为主义为认知心理学所征服。但是随后而来的心灵研究热潮却几乎忘却了……意识同样根植于人的身体和运动。思维及其伴随的意识被那种‘标准’的观点视为是离身的……”(Glenberg，Witt，＆Metcalge，2013，p．573)。“低级”的身体就留给生理学或生物学吧!“高级”的认知成为心理学唯一合法的研究对象。

这种剥离了身体和环境，脱离日常生活的认知观早就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1991年，瓦雷拉(Varela，F)等人出版了《具身心智: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一书，挑战那种视认知为符号运算的经典观点。瓦雷拉指出:“通过使用‘具身的’(embodied)这一术语，我们想强调两点:第一，认知依赖于有着各种运动能力的身体所导致的不同种类的经验。其次，各种感觉运动能力本身又根植于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生物、心理和文化背景中。通过使用‘动作’(action)，我们想要再次强调，在一个鲜活的认知中，感觉和运动过程、知觉与动作从本质上讲是不可分离的”(Varela，1991，p．173)。

最早对符号加工模式提出批评的是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在1979年出版的《视觉的生态学取向》一书中，吉布森提出，知觉并非是在感觉刺激的信息加工基础上，通过经验和推理而形成的。信息加工的知觉学说假定，感觉信息是不完善的，必须通过中枢的加工，与以往获得的信息进行比对或匹配，完整的知觉才得以形成。但是吉布森指出，知觉形成同身体获得的刺激经验息息相关。身体动作是完整知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际上，知觉形成过程中身体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知觉的性质是身体能力决定的，而不是由大脑中枢决定的。在这里，吉布森提出了一个“功能可示性”(affordance)概念。功能可示性指的是一个物体展示出来的功能属性，即它能让有机体做什么。对物体的知觉受到物体功能可示性的影响。一个物体知觉的形成，不仅取决于物体本身提供什么样的刺激，也取决于有机体本身的结构和能力。物体能让你做什么，身体能让你做什么等等都决定了有机体形成什么样的知觉。所以知觉与身体是不可分割的(Gibson，1979)。

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取向也对经典认知心理学的符号表征假设提出质疑。符号加工假设认为认知过程是一个符号的信息处理与加工过程。根据这一观点，感觉刺激转换成一系列符号性表征，大脑中枢对这些抽象符号进行处理，然后输出符号性指令，指引有机体的反应。但是生态学取向对此持反对态度。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认知发生于解决问题的日常活动中。认知是“鲜活的”(lived)，是为了指引行动:认知的素材源于生活，认知的结果作用于生活，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体现。在这样一种过程中，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塑造了认知。并不存在抽象的符号表征。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也佐证了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上世纪90年代，意大利科学家Rizzolatti等人在恒河猴大脑皮层F5区发现了一种新的视觉—运动神经元。这种神经元“在下面两种情境中产生反应:当恒河猴执行一个手部动作和当观察另外一个体(人或另外一只恒河猴)执行同样或类似的动作时，这种神经元都产生反应。典型的表现是，这类神经元既不对简单的物体呈现做出反应，也不对缺乏目标物的简单模仿动作做出反应”(Fogassi，2011，p．68)。由于这类神经元似乎可以映射其他个体的动作，因而这种神经元被命名为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随后的一些实验发现在人的大脑皮层中，存在着具有同样功能的镜像神经系统(Molnar－Szakacs，2011)。

镜像神经元的典型特征是:第一，它能映射他人的动作，如同自己在执行同样动作。第二，它是对动作的意义产生反应，而不是对动作的视觉特征产生反应。这说明镜像神经元是理解他人动作的神经机制。作为认知过程的理解并不是一个抽象符号的信息加工，而是使用着我们自身的动作系统。用我们自己动作的意义去理解他人动作的意图。这说明认知同身体的运动系统是一致的。身体作用于世界的动作造就了我们的思维和理解过程。

具身认知范式就是在这样一种对传统认知观的质疑声中产生的。它强调的是，认知不是计算机那样的抽象符号运算。“具身认知的转向有着自身特有的诉求，它要超越西方认识论和心理学研究中的离身心智(disembodied mind)观念。这一转向的中心信念是:知觉、思维、隐喻的使用等等其它一切相关现象与身体本身所占据的物理时空位置紧密交织在一起……这种对传统的背离有着重要意义。从这种观点来看，所谓的认知现象不再孤立于内部心理空间中，其活动方式既不独立于身体，也没有超越环境”(Spackman＆Yanchar，2013，p．2)。所谓身心一体表达的就是这一观念:心智在大脑中，大脑在身体中，身体在环境中，心智、大脑、身体、环境组成了紧密联系的整体。身心一体不同于身心一元，身心一元采纳的是物理主义还原论，否认了“心”的性质;身心一体“不是抹杀两者的界限，也并未改变心理与生理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而只是在动力系统的意义上把它们统一起来”(Li，2008，p．1324)。

具身认知目前已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学术思潮，对西方传统认识论和认知科学造成巨大冲击(Kontra，Goldin－Meadow，＆Beilock，2012，p．731)。心灵哲学在具身范式影响下，以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为指引，出现了身体哲学转向;语言学以Lakoff和Johnson的身体隐喻为基础，提出思维基于身体、源于身体;社会学中的身体转向则直接促进了身体社会学的形成。在心理学领域，具身认知本来是一种身心关系的理论思考，但现在成为心理学实验研究的一个新范式，有望取代认知的信息加工范式而成为认知科学的主流(Davis＆Markman，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