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集体主义再思考——差序格局规范下的集体主义认知与行为倾向

● 杨自伟

当前关于华人职场行为的研究中，有众多研究使用了西方社会情景下的研究理论及概念测量方法（李托马斯, 2012）。当这些理论及概念在华人文化背景中进行运用时，研究者就会面临如何将西方的理论和概念与中国的管理现实有机结合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将研究中的理论及概念中国化时，既要体现出理论及相关概念的普适性，又要体现出中国所特有的文化背景和个体的行为属性（Hofstede, 1980; 忻榕等, 2012; 徐淑英、刘忠明, 2012; 徐淑英、张志学, 2005）。尽管有研究表明，员工的职场行为表现和态度在全球组织中是普遍存在的（Katz, 1964），但这些行为及态度却与其所在国家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内涵、作风及效能会随着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显著不同（Hofstede, 1980; 龙立荣、周浩, 2007; 忻榕等, 2012; 徐淑英、刘忠明, 2012; 徐淑英、张志学, 2005）。

现时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变量就是员工的集体主义倾向（杨国枢, 2013; 杨国枢, 2004），许多关于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把“集体主义”特色作为中国文化特有的标志，以华人为样本的相关研究文献大多也认为东方文化更强调集体主义（黄光国、胡先缙, 2010;杨中芳, 2013），杨国枢（2004）对集体主义做了以下描述：“个人将自身视为某一个或多个集体(家庭、同事、种族或国家)中的一份子，彼此紧密相连，个人由于受到集体规范与赋予责任的驱使，愿意将目标置于个人目标之上，而且也重视与团体其他成员间的联结关系”（杨国枢, 2013）。后续研究者也指出集体主义既强调了个体对其所依附组织的依赖关系、共同利益、个体对其所在群体的从属等，同时还要求个体维持组织中的人际和谐、一致及协调等（宝贡敏、徐碧祥, 2006; 梁欢, 2010）。但学者余英时（2010）指出任何一个现实社会，不论时间及地域上有何差异，都不能将其简单的划分为纯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形态，在中国背景下可以在研究中同时使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两个概念，如在传统的政治社会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以个体作为主体展开的，其中修身、齐家只涉及个人私域，而治国、平天下则涉及公共领域，个体在不同的情景时期会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之间游走（余英时, 2010），也即个体会在个人私域及公共领域表现出不同的集体主义行为。那么到底什么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集体主义文化”，现有的很多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界定，更多的是援引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集体主义文化”，而西方学者在对其他群体文化进行研究时，往往将那些文化中不同个体所一致显现的，对他们来说是不熟悉的行为作为群体文化的代表，如华人的集体主义行为（杨中芳, 2013）。

现实当中，用一个集体主义价值概念解释所有中国人的行为太过简单化，对于华人的“集体主义”，必须将之放入华人所处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中才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杨中芳, 2009）。同时文化价值必须通过影响个人价值才能进而影响个人的行为，尽管它在个体行为之前并非像动机那样一定存在，但是它能够引致个体行为选择，使之做出有价值的行为（杨中芳, 2013），因此在关注处于不同性质关系的群体（家族、朋友、陌生人）中的个体行为时，了解清楚华人社会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显得更为重要。那么，对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背景的华人而言，其在企业组织中“集体主义”标签背后的行为基础到底是什么呢？或者说“华人员工真的是集体主义吗？”本文基于相关学者的研究，对这一核心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具体内容安排如下：首先，本文在第一部分总括了在文化层面上，相关学者对东西方组织中集体主义理解；其次，在第二部分对相关学者的理解差异进行评述，指出差异所在，并在第三部分提出本文的对华人集体主义的理解，对华人集体主义文化及其在个体层面上的具体呈现进行了描述；最后，本文第四部分就华人集体主义在现实研究中的影响因素进行总结评述，并提出相应的不足及改进办法，并在第五部分对全文论述进行讨论总结。

一、现实东西方组织中集体主义文化的差异

与强调集体主义的东方社会相比，西方社会更强调个人主义，即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而这种文化差异可能会影响到相关组织行为研究的普适性，这是因为西方已有的关于职场行为的研究是基于公平理论展开的，而公平理论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预设之上的，即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黄光国、胡先缙, 2010）。社会中的个体都能够按照个人的意愿来决定其在组织中的行为，因此他们对权威的影响是不太看重的，这也使得西方文化中的个体在对组织情景及事件做出回应时，会更积极主动。与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相比，华人传统文化中则强调对权威的尊重与顺从，因此华人个体在受到组织情景及事件的影响时，往往不会根据客观的标准独自做出判断，而是会依据他/她对外在情境中权力结构的知觉而表现出顺从或反抗的行为（黄光国、胡先缙, 2010）。并且，在个人主义文化里，社会组织架构相对松散，其中的成员只会关心自己及他们的近亲；个人主义者则以自我为中心，重视个人的能动性和个人的功名与成就，因此，也会更看重与其有利益关系的合作者。在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社会组织架构要比个人主义文化情景下的更为紧密，并且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成员能够很清楚的识别圈内人（in-group）和圈外人（out-group）。他们与所在的圈子成员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强调对集体的绝对忠诚和依赖，他们期望以此来换取圈子中的人们对他们的照顾（Triandis & Gelfand, 2012; 王国保, 2010）。

对于华人的集体主义文化，个体如何处理自己与所在组织之间的关系，中外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较为有代表性的是费孝通（1985）在其《乡土中国》中指出的“差序格局”及Hofstede（1980）所提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连续谱格局。

费孝通指出，中国人在判定个人与他人及与其所在群体的关系时，会依据一定的差序格局来决断，而这种差序就像是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水面上就会出现一圈圈依次推出的波纹，而个体则处于这些波纹形成的圆圈中心（费孝通、刘豪兴, 1985）。加上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所形成的群体非流动性，使得个体在大多时候面对的集体是以血缘家庭所形成的家族，因此，在费氏看来，中国人更多表现出的是个人主义“自私”的一面，“为了自己，牺牲家庭……为了家，牺牲国家”（费孝通、刘豪兴, 1985）。但是对个体而言，由于家庭是其差序格局下的第一个层次，因此，个体更多的时候会对家庭表现出集体主义的一面，即以家作为一切行为判断的出发点，一个人的家庭是一个人的一切，在现有社会制度中，均以家为中心，所有与人的关系，都与家庭嵌套在一起（黄光国、胡先缙, 2010），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传统文化中所提及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关系。因此，也有学者提出华人自我认同的边界是家庭或家族，即个人以家族或家庭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齐力, 2003），当然，家族主义与个人主义并非完全矛盾，因为中国人自私的行为有可能主要是为了家庭或家族利益，但也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对于以Hofstede 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他们对文化基本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长期的跨地域的资料收集，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指出了集体主义的基本定义和相应特质：个人/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作为使不同的群体相互区分开来的社会文化的一个表征方向，群体主义者对内团体付出更多的心力关注，他们对内团体的行为表现也会不同于对外团体的行为表现（Hofstede, 1980）。内团体可以说是具有共同命运的一群人，在史前时代，内团体是生存的基本单位，或是共享食物的社群，如果没有食物的话，团体成员就会一起挨饿，甚至无法生存。随着文化继续演进，最重要的内团体便成为部落、工作团体或是国家。时至今日，在大多数文化脉络中，家庭已成为最重要的内团体，而我们可以将不同的内团体想象成同心圆，位于不同阶层的内团体会对个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对现实华人集体主义倾向构念的反思

个人主义及集体主义构念在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内被广泛应用，例如价值观、社会道德体系、政治及意识形态、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组织架构等方面的研究（Triandis & Gelfand, 1998）。而在这些研究中，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构念对个体的行为倾向能够起到显著的预测作用（Wheeler et al., 1989）。而以Hofstede 为代表的学者最初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定义为一个文化的连续体，也即个人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就是集体主义。其后他与合作者用一个包括四个维度的量表对IBM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40 家子公司的11.7 万名受雇人员进行问卷调査，以此来对不同地区的社会文化进行区分，结果表明，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中，在集体主义维度上得分最高的是台湾受试者，其后是新加坡和香港的受试者，并且上述三地的集体主义分数远超日本，而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则处于“个人主义”的一端。但是后续有研究进一步表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两个构念是独立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是一条线的两个极端，而是可以同时使用并加以评测的多元结构的概念，它们可以在社会中及个人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存在（Schwartz, 1990），因此后期的研究中研究者开始开发并使用单独的集体主义倾向量表。

对于集体主义构念的具体化，有众多的学者进行了研究，其中Triandis（1988，1995）提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均是内隐多元特质的构念，并且这两个构念的不同属性(如韩国的集体主义、日本的集体主义)均可以由其他辅助性特征来判断，详细的归纳和解释了集体主义的内涵，对集体主义给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定义，该定义完全以行为的倾向为标准来进行界定（Triandis, 1995; Triandis, 1988）。具体如下：

1. 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更看重“圈内”人共同拥有的信念，这种信念超越了个人与其他“圈内”人的信念，将自己视为组织的一部分；

2. 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更看重“圈内”整体对事物的看法、需要及目标，在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存在冲突时，将会优先考虑组织的目标；

3. 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更看重“圈内”决定的规范和责任，通常用组织中的规则、要求、职责来约束和指导个人的行为；

4. 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更为看重与“圈内”人的合作和关系，甚至愿意忍受种种不适而留在组织或关系中。

学者何有晖（1979）指出华人个体层面的集体主义有三个特点：“1. 个人认为自己的幸福及安全是更大的社会单位所给予的；2. 一个人的社会单位的利益应该是在包括其在内的小单位的利益之上，这里并不否认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及利益，但是认为维系整体的利益可以使个人利益获得保障；3. 个人与团体的关系是互报及相互依赖的”（杨中芳, 2013）。

但是上述的个体层面的集体主义的界定并不能有效的将东西方社会文化中的个体明显的区别开来，因为，如果我们在价值体系层面把集体主义界定为“会以社会目标为达成个人目标的途径”，那么，一旦我们降低至个人层次时，我们可以界定在任何社会中，那些凡是符合社会要求为主的个人为集体主义者，罔顾社会要求，一切按自己的心意去做事者为“个人主义者”。但是这就会导致一种矛盾，有可能在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恰恰是东方的集体主义，即在“集体主义”价值体系中生活的人，集体主义者应该是那些做符合社会要求的人。相反地，在个人主义体系中生活的，所谓的集体主义者却是那些罔顾社会目标而去追求自己目标的人（杨中芳, 2013：308）。”因此，对于华人集体主义倾向不能有效表述的问题，本文认为不论是单纯的依据文化背景，还是依据个体的行为表现来判断华人个体的集体主义倾向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将两者进行整合，综合文化和行为两个方面的因素来对华人个体的集体主义倾向进行考察。

三、华人集体主义的属性

Triandis 和Gelfand（1998）在其研究中指出：集体主义与其所在的地域或组织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不同权力距离情景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分别呈现出二种不同的面向特点：水平个人主义（Horizontal Individualism）/垂直个人主义（Vertical Individualism），水平集体主义（Horizontal Collectivism）/垂直集体主义（Vertical Collectivism )（见表1）（Triandis & Gelfand, 1998）。其中“水平”与“垂直”分别代表了现实文化中的权力层次：权力平等或权力差异。Triandis 和Gelfand（1998）在美国与韩国文化背景中同时对不同权力层次下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特征属性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表明这四个属性之间有着很好的区分，这也意味着不同的地域文化（权力距离）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属性的普适化。而现有相关研究也从数据上证实了基于上述集体主义文化分类所开发的华人集体主义文化量表对华人相关职场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赵海霞等, 2013;赵武等, 2014）。也正因如此，本文认为不论是个人主义或者是集体主义，应当更为全面的考虑数据样本所在地域的血缘、地缘、经济水平等因素，这是因为血缘组织越大，集体组织的范围就越大，人际关系就越复杂，集体主义的外在表现就越明显，而地缘因素则会对个体所形的关系网络起到地域区隔的作用，使得个体的集体主义倾向更为明显，而经济水平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消费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群体，也会导致不同群体对自己所处群体的认同，进而促使个体集体主义行为倾向的出现。

表1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在不同权力层次下的特征属性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任意一个文化中都会存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行为，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种个人的价值取向，华人个体的集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是有区别的。基于中国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可以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涉及文化整体价值理念的层面，它是指“某一些文化对其成员的要求是一切‘以国家、社会、集体为重’的，表现团结一致的整体行为现象。”（杨中芳, 2013），也即中国传统语言中所谓的“群”（余英时, 2010）。一般而言，处于文化整体价值理念层面上的文化价值体系一般会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来影响个人价值观的形成：1. 社会制度、传统规范等外在压力；2. 价值内化；3. 形成超我的一种理念（Spiro, 1986）。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另一个层面则与个人密切相关，即心理学家所界定的“个体集体主义倾向”，由于人们与其所在的团队或群体及其成员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对于个体所在集体，集体主义强调个体对集体的忠诚和依赖，而个体所在集体反过来也会对这些成员履行集体的保护职能（王国保, 2010），因此，高集体主义的个体更多的时候会以“我们”为中心，强调对集体从属和依赖，在很多的个人行为决策时会以集体的利益作为权衡的标准（Triandis & Gelfand, 2012）。那么在华人群体中，群体概念上的集体主义如何作用到个体的心理层次，个体层面的集体主义会有什么样的表征呢？

中国文化情境下，组织中的集体主义可以被认为是文化理念与价值体系的混合体，集体主义将团队与其中的个体的关系作如下解读，并以此作为个体的指引：只有团队才会给予个体提供价值充分实现的平台，离开了团队，个体有可能什么都不是，同时，也只有在团队利益得到保障之后才会给予个体利益充分的保护，也即“大河不满小河干”的论调。

有中国特色的“集体主义”价值体系尽管强调个体所在的组织是引导、团结及保障其中成员的利益的“集体”，但是还存在着集体主义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即个人与组织的互相依赖关系是这样一种关系：个人随时照着组织所指定的方向去做出某些行为，并从这种对组织的服从中得到一定的回报，个体依靠这些回报来继续维持这种依赖关系。因此，在华人社会中，在个体层面上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进行区别的话，用“社会优先（society primacy）”来标记集体主义，用“个人优先（individual primacy）”来标记个人主义更为确切。本文中对个人集体主义的相关分析及解释也会以该区别为标准。

基于上述分析，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倾向，它在个体行为上具体呈现时，其实既可以存在于更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组织，也会存在于更强调集体主义的东方社会。而对于华人个体，当集体主义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在个体行为上得以体现时，个体更多是基于以个体为中心的差序格局规范来判定其与所在群体关系的远近，并以此作为群体重要性的划分标准，进而再对群体采取不同的集体主义行为（罗家德, 2008; 翟学伟, 2009）。这种集体主义行为倾向中的价值导向会出现一定的差异性，正如陈俊杰和陈震( 1998)在《“差序格局”再思考》一文中基于他们的调查资料指出：“差序格局”不单纯是儒家伦理所认为的那种单一差序，现实的“差序格局”存在着极大的弹性和可塑性，它在现实中更多是社会伦理、个体情感与个体利益的一种混合，而人们也会自动的基于社会伦理、个体情感与个体利益来做出自己的行为决策（陈俊杰、陈震, 1998）。而黄光国和胡先缙（2010）在其《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人情、权力和面子》一书中也提出华人个体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也会表现出带有“差序格局”特点的行为，如对于有血缘关系的其他人，会使用集体主义的价值倾向来选择个体的行为；对于无血缘关系但是关系亲密的他人，则会采用混合的经济交换和集体主义价值倾向来进行行为选择；对于非血缘和非亲密关系的他人，则会用经济交换的价值倾向来作出行为选择（黄光国、胡先缙, 2010）。因此，在结合有关集体主义及差序格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是个体以自我为中心，基于差序格局的判断标准，将个体与所在的群体的关系分为血缘、混合、经济关系，并对之采取相应的集体主义价值倾向及行为选择(见图1）。也即个体在组织中的集体主义表现会基于其对集体主义情景及事件的差序格局的判断，从而形成其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工具性关系的认知，并以此作为其在组织中后续行为的指向。

图1 华人个体集体主义行为决策的心理过程

四、集体主义的影响及对后续研究的启示

集体主义因素会对个体的心理及生理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如有研究表明，高集体主义倾向个体的情绪会受到组织和谐、凝聚力的影响（Chan, et al., 2013; Houltberg, et al., 2011），集体主义倾向高的个体在组织中更多的会减少自己的背叛和反生产性行为，或者表现出更多的内省或自我约束行为（Kirkman et al., 2006）。Oyserman 等人（2002）基于1980-1999 年公开发表关于集体主义相关的的文章进行了元分析，发现集体主义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自我概念、幸福感、归因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四个方面。而组织中的集体主义事件主要表现为一种人际关系及员工如何对上述人际关系事件进行处理，相关的集体主义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如下的支持：1. 人际交往方面，集体主义价值倾向的个体更为重视组织中人际间的良性互动，重视团队的和谐气氛（高锦德, 2009）；2. 工作投入方面，有研究表明，集体主义的个体更倾向于做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魏裕兴, 2005）。

尽管目前集体主义的本土化研究正在兴起，但是依据本研究对华人集体主义行为倾向的分析结论及对现有本土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认为后续的研究还应当对我国集体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以下问题加以关注：

1. 应开发出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集体主义倾向量表，该量表可以与西方学者的集体主义量表共同使用，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组织关系群体使用不同的量表，提高研究结果的有效性。不同的集体主义文化下企业中的员工会有不同的行为反应及行为结果（杨军敏等, 2014），有研究表明个体集体主义倾向会正向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Wagner, 1995），集体主义倾向对员工沉默有负向影响（樊耘等, 2015）。樊耘等人（2015）、Wagner（1995）所提到的集体主义有利于个体做出组织公民行为与陈文平等（2013）在其研究中指出的“集体主义关注组织和谐的特征不利于组织中建言行为的发生” 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陈文平等, 2013）。因此，上述的结论也给后续的研究指出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即后续的集体主义研究应在量表开发阶段要更注意华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行为判断标准，开发出既能够体现通用集体主义定义、又能够反映华人差序格局判断行为的集体主义倾向量表，在华人个体集体主义量表开发时可注意以下三个面向的集体主义行为：血缘关系、混合性关系、经济交换关系，因为华人个体很有可能会在不同的关系下做出不同的集体主义倾向的判断和行为选择。

2. 应当从理论解释上引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点，使华人组织中集体主义倾向行为的解释更适合于华人个体的实际。如前所述，不同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在不同的组织情景中有着不同的行为表现，正如陈文平等（2013）指出“集体主义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集体主义者注重集体利益，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倾向于做出对集体有利的行为，建言行为由于能够促进组织绩效提升，在此种情境下易发生。另一方面，集体主义者又是注重集体成员的利益和集体和谐的，建言行为由于具有直接或者潜在的挑战上级或者危害集体成员的利益的性质，可能破坏组织和谐，此时建言则不易发生”，即个体会基于不同的集体主义判断而做出建言或不建言的行为。如果依据本研究对华人集体主义倾向的理解，在处于混合性关系或工具性关系的团体内，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集体主义倾向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并无太大的差异，但是一旦涉及家族组织（企业或家庭），集体主义倾向对员工职场行为的影响就有可能会出现显著的变化，但目前还未有将家族企业家族成员的集体主义与普通员工的集体主义进行对比的研究，因此，在对华人个体集体主义所导致的外在行为进行理论分析时，我们更应当注意个体会以差序格局为判断标准对集体主义行为事件进行判断，这很有可能会导致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及行为。

3. 应在同一个研究中引入更多组织形态（如家族企业、合伙企业、外资企业等）的研究样本，对集体主义倾向行为在有血缘关系、混合性关系、工具性关系的组织中的表现展开比较研究。在众多的集体主义研究中，研究重点一般集中在工作的内团体，而很少关注亲戚群体（王永丽等, 2013）。在组织中，如果员工主要以混合及工具性关系来判断相关的集体主义事件，那么这种事件所导致的员工的后续行为更为常见，而以情感性关系来对集体主义事件进行判断的情景在组织中较为少见，样本数据也更难收集，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对那些以家族成员为主体的管理团队和非家族成员组成的管理团队的行为及绩效表现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对本文提出的问题进行检验。

五、结语

本文基于前人关于“集体主义文化”及“集体主义倾向”的研究，整合了华人社会中较为普遍的“差序格局”及个体 “血缘、混合、经济”的关系文化，本文认为由于个人会基于“差序格局”而作出血缘、混合、经济关系的判断，华人个体会因此形成不同的集体主义行为倾向，并以此作为其作出不同的组织行为的指引。本文的上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在不同的组织情景下，高集体主义的个体会作出不同的行为反应（陈文平等, 2013），也为后续的职场集体主义行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量表开发指导。同时，在对华人的集体主义进行研究时，还不应当忽视集体主义倾向的动态变化，这是因为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交流的频繁，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有可能会逐渐缩小（Kashima et al., 2004）。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削弱，相关研究表明，中国文化的顺从权威、归属组织的思想与现代化文化背景下的平等主义、个人主义是不相容的，因而正在逐渐的式微，以香港的个体为样本的研究表明，香港的中国人现在更多的是采用审视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扬弃掉了那些与现代价值观不相符的部分规范（金耀基, 1996），我们对于集体主义的后续研究也应当注意西方文化对集体主义的现代化影响，对其外在的行为表现进行更为准确的描述，为现代企业的管理实践提供有益的支持和帮助。总之，研究问题的中国化仅仅是认识中国企业组织中现实问题的第一步，后续研究在理论分析和解释上的中国化才是更为核心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为华人企业组织中相关问题的明确和解决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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