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桥修禊与清代士人之心态流变＊

胡 遂，唐艺溱

（湖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一 缘 起

修禊是一种古老的祭祀习俗，这一风俗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据《周礼·春官》记载：“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释为：“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熏草药沐浴。”［1］可见修禊最初是作为一种带有祭祀沐浴之宗教性质及除污去垢之民俗意蕴的全民性活动，是一种“生命的仪典”［2］。

在此后的流传过程中，修禊活动不断发展演变，逐渐从一种民间风俗转化为文人雅集。东晋王羲之发起的兰亭修禊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性标志。王羲之在其乘兴之作《兰亭集序》中道出了此次修禊的缘起和经过：“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3］兰亭修禊中曲水流觞的雅集形式、即席赋诗的文学意趣给后世文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自兰亭后，历朝各代都有文人模仿王羲之而发起的修禊集会。各朝禊集中，规模最为繁盛的当属清朝的红桥修禊。红桥修禊与一千多年前的兰亭修禊在历史长河中遥相呼应，共同抒写着文人雅集的动人传奇。

虽然《兰亭集序》中所表达出的“生命无常、人生易老这种古往今来的普遍命题”［4］为后世文人禊集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调，但各朝的修禊雅集又因为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而彰显出文人士子们不同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情趣。如清朝分别以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为首发起的几度著名的红桥修禊，就折射出清代不同时期文人士子不同的思想旨趣。这种士人心态的流变与其各自的时代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 三名士修禊红桥

红桥始建于明末，“原系板桥……南北跨保障湖水口，围以红栏，故名红桥。”［5］（P241）其于清乾隆元年（1736）改建为石桥，上建过桥亭，因桥形似彩虹卧波，遂更名为“虹桥”。有清以来，众多文人雅士曾在此禊集，给红桥增添了几许浓厚的历史意蕴。

（一）王士禛红桥修禊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其逝后，因“禛”字避雍正讳，改名王士正。后乾隆赐名士祯，故又名王士祯。其于康熙元年（1662）将众多名士召集于此，首开红桥修禊之雅集。

王士禛在其自撰年谱中记载了此次修禊的经过：

是岁……其春，与袁于令箨庵诸名士杜于皇浚、邱季贞象随、蒋釜山阶、朱秋厓克生、张山阳养重、刘玉少梁嵩、陈伯玑允衡、陈其年维崧，修禊红桥，有《红桥倡和集》。［6］（P20）

此次修禊所参与的名士身份如下：

袁于令，原名晋，一名韫玉，字令昭，一字凫公，号箨庵，江苏吴县人。为明末生员，后入清为荆州知府。

杜浚（1611－1687），原名诏先，字于皇，号茶村，湖北黄冈人。明亡后入清不仕，避地金陵，寓居鸡鸣山之右。

丘象随（1631－1701），字季贞，号西轩。清顺治十一年（1654）拔贡生，康熙十八年（1679）召试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官至洗马。

蒋阶（1616－1714），初名雯阶，字驭闳，一名平阶，字大鸿，别署杜陵生，明代地学家，松江人。诸生，故明御史，入清不仕。

朱克生（1631－1679），字国祯，一字念莪，号秋厓，江苏宝应人。

张养重（1617－1684），字子瞻，号虞山，又号虞山逸民，江苏淮安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诸生，入清不仕，曾与山阳靳应升、阎修龄等人共结“望社”。

刘梁嵩，字玉少，江苏江都人。清顺治十七年（1660）举人，康熙三年（1664）进士。江西崇义知县。

陈允衡，字伯玑，江西南昌人。明末避乱寓芜江。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清初诸生，康熙十八年（1679）召试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后参修《明史》。

从上述与会人员的简介中可见，此次禊集的人员皆出生于明末清初。年老一辈者皆明末遗民，入清不仕，国故之情浓厚。年轻一辈者虽历经动乱，但清廷建立之后其仕途人生才刚刚开始，所以亡国之痛稍短。

王士禛在年谱中继续描述禊集进程：

山人作《浣溪纱》三阕，所谓“绿扬城郭是扬州”是也。和者自茶村而下数君，江南北颇流传之，或有绘为图画者。于是过扬州者，多问红桥矣。［6］（P20）

在雅集中，王士禛首作《浣溪纱》三首以开唱和之风，取其一录之：《洗溪纱·红桥同箨庵、茶村、伯玑、其年、秋厓赋》“北郭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

与会者皆即席赋诗，唱和相随。如陈允衡作《浣溪纱·红桥感旧·和阮亭韵》二首，杜浚作《浣溪纱·红桥怀古·和王阮亭韵》二首，蒋平阶作《浣溪纱·红桥即事·奉同阮亭作》一首，丘象随作《浣溪纱·红桥怀古·和阮亭韵》一首，袁于令、刘梁嵩、朱克生、张养重等皆有奉和之作。另，不仅在禊集中有和诗，禊集外更有余绪，如阮士悦、余怀、金镇、王又旦等人皆有唱和之作。王士禛后有《红桥游记》以记其盛。可见雅集佳话，流传广矣，佳词丽句，唱和盛矣。

在此后二年，即康熙三年（1664），王士禛又一次相邀众名士，雅集于此：

康熙三年甲辰，三十一岁。在扬州。春与林古度茂之、杜浚于皇、张纲孙祖望、孙枝蔚豹人诸名士修禊红桥，有《冶春诗》，诸君皆和。［6］（P23）

除了上述所举之人，参与者还有程邃、孙默、许承宣、许承家等诸名士。

其中，林古度（1580－1660）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字茂之，号那子，别号乳山道士，福建福清人。明亡后，以遗民自居，时人称为“东南硕魁”。

张纲孙，明末清初人，字祖望，改名丹，号秦亭、竹隐，钱塘布衣。

程邃（1607－1692），字穆倩、朽民，号垢区、青溪，明末诸生，休宁布衣，侨寓扬州。

孙默，当时著名隐士，往来广陵、金陵一带，后称欲归黄山，一时名公赠诗文者不计其数。

孙枝蔚（1620－1687），清初著名诗人，字豹人，号溉堂。孙枝蔚被迫参加了康熙十八年清廷举行的博学鸿词考试，不仅与其愿违，还遭到友人的谴责。其老友杜浚闻说他被荐参与博学鸿词考试时，曾有《与孙豹人书》劝其“勿作两截人”。

在禊集中，王士禛作《冶春绝句》二十首，一挥而就，选其三录之：“今年东风太狡狯，弄晴作雨遣春来。江海一夜落红雪，便有夭桃无数开。”“野外桃花红近人，秾作簇簇照青春。一枝低亚隋皇墓，且可当杯满人唇。”“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阑干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

《冶春》一出，众人争相唱和，时人对其评价颇高：

陈其年云：“官舫银镫赋冶春，廉夫才调更无伦……”

宗梅岑云：“……五日东风十日雨，江楼齐唱冶春词。”

刘体仁评云：“……《冶春诗》独步一代，不必如铁崖遁作别调，乃见姿媚也。”［6］（P23）

由此可见此次修禊景况之盛，影响之广。

在王士禛首开二次红桥修禊后，红桥之名广传千里，雅集盛事，令无数风流雅士力逐之，后又有孔尚任、卢见曾等再次修禊红桥。

（二）孔尚任红桥修禊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三月三日，与吴绮、邓汉仪等二十四人，泛舟修禊红桥。禊中作《红桥修禊序》以记雅集景况，并赋诗《三月三日泛舟红桥修禊》云：“杨柳江城日未曛，兰亭禊事共诸君。酒家只傍桥红处，诗舫偏迎袖翠群。久客消磨春冉冉，佳辰引逗泪纷纷。扑衣十里浓花气，不借笙歌也易醺。”

此次修禊佳事，在阮元《广陵记事》卷七中有记载：

红桥为诗人聚集之地，王阮亭、宋荔裳皆尝觞咏于此。后孔东塘在广陵时，上巳日，招同吴园茨（绮）、邓孝威（汉仪）、费此度（密）、李艾山（沂），黄仙裳（云）、宗定九（元鼎）、宗子发（元豫）、查二瞻（士标）、蒋前民（易）、闵宾连（麟嗣）、王武征（方歧）、乔东湖（寅）、朱其恭、朱西柯、王孚嘉、王楚士、王允文、闵义行，共二十四人，红桥修禊，赋诗记事。［7］

其中，邓汉仪（1617－1689），字孝威，号旧山，明末加入复社，曾参与虎丘大会，为社中的青年才俊。顺治元年（1644）为避身远祸，举家迁居泰州，放弃博士弟子员的身份，从此绝意仕进。

查士标 （1615－1698），字二瞻，安徽休宁人，后流寓扬州、镇江、南京。明诸生，明亡弃举子业，专事书、画。他在明亡后避地新安山中，后半生浪迹四处。他自号“懒标”、“散人”，志趣淡然，不求闻达。

宗元鼎（1620－1698），字定九，一字鼎九，号梅岑，又号香斋、梅西居士等，江都（今属江苏）人。入清不仕。

从上述几名士的身份来看，此次参与修禊集会的文人中仍有一部分为明末遗民，其中不少也是王士禛的朋友。除遗民外，还有一些清朝才俊，这些参与者籍属八省，所以又称“八省之会”，可见此次禊集影响范围之广。

（三）卢见曾红桥修禊

卢见曾（1690－1768），字澹园，又字抱孙，号雅雨，又号道悦子，山东德州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其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官至两淮盐运使，不仅政绩卓著，在文学上也有一番建树。他学诗于王渔洋，有诗名，爱才好客，四方名士咸集，流连唱和，一时称为海内宗匠。

卢雅雨追慕王渔洋，曾于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次效仿渔洋修禊红桥，尤以后次为盛。这次禊集吸引了诸多名士，郑燮、陈撰、厉鹗、惠栋、沈大成、陈章、金农、汪士慎、李鱼单、罗聘、金兆燕等数十人皆为上客。在禊集中，卢雅雨作七言律诗四首如下：

“绿油春水木兰舟，步步亭台邀逗留。十里画图新阆苑，二分明月旧扬州。空怜强酒还斟酌，莫倚能诗漫唱酬。昨日宸游新侍从，天章捧出殿东头。”

“重来修禊四经年，熟识虹桥顿改前。瀦汊畅交零雨后，浮图高插绮云巅。雕栏曲曲生香雾，嫩柳纷纷拂画船。二十景中谁最胜，熙春台上月初圆。”

“溪划双峰线栈通，山亭一眺尽河东。好来斗茗评泉水，会待围荷受野风。月度重栏香细细，烟环远郭影濛濛。莲歌渔唱舟横处，俨在明湖碧涨中。”

“迤逦平冈艳雪明，竹楼小市卖花声。红桃水暖春偏好，绿稻香含秋最清。合有管弦频入夜，那教士女不空城。冶春旧调歌残后，独立诗坛试一更。”［5］（P228）

雅雨诗一出，郑板桥即和有《和雅雨山人红桥修禊》四首，后意兴未尽，《再和卢雅雨》四首。这次修禊雅集的里外前后，唱和者多达七千余人，其众人身份具有多元性，“并非单一的有功名的文人士子，更有富庶儒商，有布衣学士……落魄画家，或商、或士、或儒亦或布衣……”［8］这次禊集俨然成了文人墨客、市井诸人的狂欢节。有关此次修禊的诗词文编次得三百余卷，更绘有《虹桥览胜图》以纪其盛。

相传卢见曾在文人雅士宴集时，独创出“牙牌二十四景”的文酒游戏，即将瘦西湖二十四景刻在象牙骨牌上，大家依次摸牌，以所得之景当场吟诗作句，不能者则罚酒一杯。有郑板桥《和雅雨山人红桥修禊》诗句可证：“甘泉羽猎应须赋，雅什先排禊帖中”。这种游戏方式，很快就在全国流行起来，二十四景也随着文人们的诗句声名远扬。

三 红桥修禊中士人心态的流变

此三位名士所发起的红桥修禊，跨时近一百年。在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变中，社会景象从明末动乱时的满目疮痍一步一步进化到康乾时的富庶繁华。社会背景的不断变更，使文人士子们的眼前景象和脑中记忆不断碰撞，情随事迁，思与月移，其心态思绪的流变，时常交错在文人墨客之笔端，流淌于笔底诗文。从这几次名流雅集所流传的诗文辞赋里，便可窥见这三个时代中士子文人思想心态之转变。

（一）黍离之悲与生死之痛的并发

王士禛主持的两次红桥修禊，所邀请的名士多为前明遗老。从前文对禊集参与者的简介中可见，杜浚、朱克生、张养重、陈允衡、蒋平阶、张纲孙、林古度、程邃、孙默等人，皆为明末遗民，寓居隐逸，入清不仕。他们都历经过明末动乱，亲历了清兵入关后的悲惨战乱，都曾耳闻或目睹过“扬州十日”的屠城惨祸。据《扬州十日记》中载，清入关后，在扬州遭遇了以史可法为首的军民的顽强抵抗，扬州陷落后，清军为了报复而屠城十日，“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四处逃命者“每相遇，各泪下不能作一语”［9］。抗清志士顾炎武也作《酬朱监纪四辅》之诗哀叹：“十载江南事已非，与君辛苦各生归。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碧血未消今战垒，白头相见旧征衣。东京朱祜年犹少，莫向尊前叹式微。”［10］

在历经这样的朝代更迭、国破家亡与生死之痛后，这些明末遗民们内心积聚了许多亡国之痛、故国之悲。面对着劫难过后幸存的故国风物——红桥，遗民士子们便借着这修禊的机缘，一吐胸中块垒，抒发故国忧思。

禊集中王士禛赋《浣溪纱》三首，以前文所举其一为例：“北郭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此词中上阕写景，笔调清新明丽，下阕怀古，以隋朝亡帝之典——“雷塘”、“迷楼”将人们的思绪纳入对历史的回望之中，泛起忧而不伤的淡然情思。就是这种遥远而伤感的怀古之思，唤起了唱和遗民对亡国的追忆之情。

蒋平阶《浣溪纱·红桥即事·奉同阮亭作》中写道：“十二阑杆闲倚遍，黄莺啼上内人斜。隔江愁听后庭花。”张养重同题词中说：“岸上莺歌随柳弱，水边燕尾掠波斜。春江流落可怜花。”陈允衡《浣溪纱·红桥感旧·和阮亭韵》中说：“辇路凄迷入乱流，烟光犹带故宫秋。隋家不后有扬州。歌吹至今传旧事，玉人何处起新愁。尊前一夜歌西楼。”陈维崧同题词中写道：“凤舸龙舟泛画桡，江都天子过红桥。而今追忆也魂销。绣瓦无声春脉脉，罗裙有梦夜迢迢。漫天丝雨咽归潮。”在诸多和词中，弥漫着明末遗民们浓厚而剧烈的黍离之悲。他们或借江边弱柳、水中落花来比喻自身国破家亡的流寓命运，或借《后庭花》、迷楼等隋亡之典来比喻明朝的覆亡，其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改朝换代剪不断、理还乱的深沉悲痛。

在后一次红桥修禊中，王士禛所作《冶春绝句》二十首，其总体风格明丽轻快，咏桃李之夭，赞春景之芳，但其中仍不乏一些怀古伤春之作，发古之幽情。如“三月韶光画不成，寻春步屟可怜生。青芜不见隋宫殿，一种垂杨万古情。”“彭泽豪华久黄土，梁溪歌舞散寒烟。生前行乐犹如此，何处看春不可怜。”“华林马射事成尘，遗老漂零折角巾。祓褉洛滨名士尽，却来江左看余春。”王士禛的祖辈都是仕明之人，明亡后其祖父王象晋以遗老身份归隐乡里，故王士禛也算是遗民之后。王士禛在扬州为官期间，“昼了公事，夜接词人”［5］（P221），在与遗民真诚的交往过程中，体验到遗民文士们流寓生涯之不易，感受到他们深埋内心的丧国之痛，所以其在赋诗中能传递出一种伤感的时代烙印，顾及到遗民的故国情结。

在此后《冶春》诗的唱和中，著名遗民吴嘉纪也和诗《冶春绝句和王阮亭先生》两首：“杂管繁弦奏野航，听来声调是伊凉。边关子弟江南老，今日曲中逢故乡。”“冈北冈南上朝日，落花游骑乱纷纷。如何松下几抔土，不见儿孙来上坟？”［11］吴嘉纪作为明朝遗民，入清不仕，隐居泰州。第一首和诗中可以窥见吴嘉纪对故国的深深怀念之情。第二首诗抒发了强烈的物是人非之感，几抔黄土，孤露荒野，无儿孙拜祭，自然又让人联想到明清易代之际的杀戮战祸和国破家亡的悲惨旧事，亡国之痛溢于言表。

由上述可知，在王士禛主持的两次红桥修禊中，因众多遗民的参与，其诗歌唱和的主题多偏向于追忆故国往事，吟咏亡国之痛，感叹身世之悲。

（二）盛世之初的畅遂自得之意

时隔王士禛红桥修禊二十多年后的扬州，已经逐渐从明末清初的劫难中恢复起来了。扬州逐渐复苏的繁荣文化得到了扬州内外文人士子的肯定。透过扬州这个缩影，文人墨客们看到的是清朝统治者对民族文化的努力恢复与建设，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望。从这个角度来说，清廷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建设性举措，带来了国家日渐繁荣的新气象，缓和了明末遗民内心对清廷的抗拒，同时也让清朝士民们慢慢建立起对清廷的信心。这种心理上的逐渐认同感，给文人士子们带来了轻松愉悦的精神享受。正如孔尚任在《红桥修禊序》中说的：

至三月三日，天始明媚，士女祓禊者，咸泛舟红桥，桥下之水，若不胜载焉。予时赴诸君之招，往来逐队，看两陌之芳草桃柳，新鲜弄色，禽鱼蜂蝶，亦有畅遂自得之意，乃知天气之晴雨，百物之舒郁系焉。盖自秋徂冬，霜寒凛栗……况尧汤之世，不乏水暵，而当其时者，止见为光天化日，则百物舒郁之情，又出于天气晴雨之外。予今者大会群贤，追踪遗事，其吟诗见志也，亦莫不有畅遂自得之意。盖欣赏夫时和者犹浅，而兴感于盛世者则深。因序述诸篇，为之流传，俾读者知吾党舞蹈所生，有非寻常迹象之可拘耳。［12］

序文从修禊时节的天气开始说起，天气明媚，春光日好，有桃柳新色，有蜂飞蝶舞，万物苏醒，欣欣向荣。这虽是说大自然之美景，但又何尝不是对政治气候复苏的隐射呢？“盖自秋徂冬，霜寒凛栗”，这便是过去几十年明末清初时局动乱、山河破碎的真实写照。“天气之晴雨，百物之舒郁系焉”，而今“幸逢一日之晴，亦安有不畅遂自得之物哉”，“况尧汤之世，不乏水暵，而当其时者，止见为光天化日，则百物舒郁之情，又出于天气晴雨之外”，孔尚任这段“晴雨舒郁”论，很明显地将自然背景与政治背景关联起来，意在用此豁达语舒缓诸君心结。作者在篇末写道：“予今者大会群贤，追踪遗事，其吟诗见志也，亦莫不有畅遂自得之意，盖欣赏夫时和者犹浅，而兴感于盛世者则深。”可谓道出了当时诸君乃至天下士人的心声——兴感盛世，畅遂自得。

这种精神上的轻快之感在禊集中迅速传递开来，和者卓尔堪有诗曰：“晴暖正逢修禊日，泛舟难得使君闲。庙堂有议还开海，宾客乘时还看山。隋苑池塘青草外，杏花楼馆绿杨间。笙歌更逐轻鸥去，遍釆芳兰水一湾。”从此诗看来，这种清新明媚的心情飞扬在修禊众人之间。

相比于康熙初年的红桥修禊，王士禛时代与前明已开始逐渐远去，成为一道历史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眼前这一片安定而繁华的生活图景，在这种相对安详而宽松的生活环境中，万物皆能舒展，人心亦可“畅遂自得”。

（三）安于繁华盛世的积极阔大之态

经过多次的修禊，红桥也由原来的木桥改为石桥。卢见曾有诗云：“重来修禊四经年，熟识虹桥顿改前。”虹桥的新变也促使了文人心态的转变。清朝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达到繁荣富庶的顶峰。在这康乾盛世中，新一代的文人们接受的完全是清代盛世之风气。在政治相对安定、经济发达繁荣的社会环境中，文人们更多的是滋养出了一种盛世豪情。其心境的昂扬阔达、感情的豪迈壮阔，也较前两代文人们要积极乐观得多。在这样一个繁盛的时代里，文人士子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时代的繁荣美好和生活的富丽悠然。所以文人士子与市井诸民从内心里俨然已经成为清朝盛世之音的代言者。

前二主修禊时，其参与者皆是纯粹的文人士子，卢见曾红桥修禊已经跳出了这种圈子，变成了一种规模更大，参与者身份多元，影响范围更广远的全民式的狂欢，显示出一种波澜壮阔的盛世豪情。

这种豪情在郑板桥《和雅雨山人红桥修禊》四首中有充分的体现：

一线莎堤一叶舟，柳浓莺脆恣淹留。雨晴芍药弥江县，水长秦淮似蒋州。薄幸春光容易老，迁延诗债几时酬？使君高唱凌颜谢，独立吴山顶上头。

年来修禊让今年，太液昆池在眼前。回起楼台回水曲，直铺金翠到山巅。花因露重留蝴蝶，笛怕春归恋画船。多谢西南新月挂，一钩清影暗中圆。

十里亭池一水通，俨开银钥日华东。逶迤碧草长杨道，静悄朱帘上苑风。天净有云皆锦绣，树深无雨亦溟濛。甘泉羽猎应须赋，雅什先排禊帖中。

草头初日露华明，已有游船歌板声。词客关河千里至，使君风度百年清。青山骏马旌旗队，翠袖香车绣画城。十二红楼都倚醉，夜归疑听景阳更。［13］

这是一种霸气的盛世之音，非阔大昂扬的心境所不能道。这首和诗中流露出盛世之下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那高唱颜谢诗的才情气魄、词客关河千里至的规模、翠袖香车绕画城的繁华，都是非盛世不能比的豪壮。

卢见曾也自负盛名，敢与王士禛一较高下，其在前文中所举的律诗第四首尾联写到：“冶春旧调歌残后，独立诗坛试一更”，除了表现其想在文坛独领风骚的霸气之外，更透露出一种时代气息，即王士禛所处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新的时代风尚需要人们去开拓发扬。从中可以看出诗人跟随时代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代表了这一时期文人的普遍心态。由此看来，人们对此时期国泰民安的社会背景，及繁荣昌盛的经济文化是持相当肯定的态度的。

从王士禛到孔尚任，再到卢见曾，这三位名主发起的红桥修禊一路流传，并不断超越。禊集诗文里折射出的士人心态，不断流变，从清之初的黍离之悲、家国之痛和命运之叹，到孔尚任之时渐显的“畅遂自得”之意，再到卢见曾时对清朝盛世的认同和颂赞，这逐渐的进步，既显现出文人对清王朝由抗拒到开始接受再到深刻体认的心理路线，同时又显示出了清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日渐繁荣的发展状态。文人士子的思想情怀是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的，修禊只是文人抒怀写抱的一种契机和形式，而抒发什么样的情怀则是受文人们所处的时代内蕴所影响的。

［1］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816.

［2］ 覃召文.生命与诗乐的仪典——修禊的文化阐释［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40－47.

［3］ （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M］.孟殷伦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52.

［4］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93.

［5］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 （清）王士禛.王士禛年谱［M］.孙言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7］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40.

［8］ 贺万里.文游狂欢独酌——扬州雅集三段论［J］.艺术百家，2012，（5）：162－176.

［9］ 中国历史研究社.扬州十日记［M］.上海：上海书店，1982.241－242.

［10］王冀民.顾亭林诗笺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261.

［11］杨积庆.吴嘉纪诗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9.

［12］汪蔚林.孔尚任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455.

［13］周积寅，王凤珠.郑板桥年谱［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1.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