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战争对仁宗朝奏议的影响

赵　静，郭艳华

宋夏战争对仁宗朝奏议的影响

赵静，郭艳华

（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北宋仁宗朝是宋代民族矛盾激化的重要时期，宋夏战争的全面爆发，激发了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精神，在文学方面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群臣奏疏的变化。以仁宗朝奏议文学的发展变化为脉络，通过揭示宋夏和战关系与仁宗朝奏疏创作的有机联系，可以深入挖掘奏议文学背后的文化意蕴，探究古代民族关系格局对奏议文学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宋夏战争；奏疏；民族精神；忧患意识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云“章表奏议，经过之枢机。”[1]对我国古代历朝统治者而言，蔚为大观的臣下奏议是决策之依据、资政之龟鉴，在国家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兼具时效性与文学性。北宋是中国古代谏言的高峰阶段，在以文治国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北宋文人以高度的政治热情积极参与朝政，创作了大量奏议文学，尤其仁宗一朝，社会矛盾和民族关系最为尖锐和紧张，仅庆历三年仁宗就收到近万条谏策，由此可见当时宋夏民族关系格局对于北宋奏议文学的深刻影响。在宋夏战事激化，内忧外患的时局下，北宋诸臣奏议不仅数量繁盛，在写作内容和表现手法上也与前期多有不同，融注了更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浓郁的忧患恤民意识。

一、强烈的民族意识

宋初，党项势力日益强盛，不断侵扰西北边境，至仁宗一朝，西夏侵扰已成为宋廷的心腹大患。正如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所载“元昊叛，议者争言用兵伐叛，虽韩魏公亦力主其说。然官军连大败者三：初围延州，执刘平、石元孙于三川口，康定元年也。明年，败任福于好水川，福死之，庆历元年也。又明年，寇镇戎军，败葛怀敏于定州寨，执怀敏，丧师皆无虑十余万。中间唯任福袭白豹城，能破其四十一族尔。范文正欲力持守策，以岁月经营困之，无速成功。故无大胜，亦无大败。”[1]北宋在对夏战争中的三战三败，让宋廷为之震动，士大夫阶层积极建言献策致力于扭转时局。在边塞告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这一时期的诸臣奏议与前期相比，呈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理性的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奏疏的语言表达和民族策略两方面。

奏议作为一种实用性文体，用语方面体现着明确的情感态度，尤其是称谓用语。仁宗初期继承了前朝隐忍保守的施政方针，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采取怀柔策略，忽略了西夏的强大，时至好水川一战后深刻意识到西夏之患，在奏疏中也将其冠以“寇贼”之名，表现出了分明的政治立场。宋夏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提及少数民族政权的奏疏中大多称之以 “夷狄”“戎狄”“北戎西蕃”等，至宝元、康定年间的奏疏凡言及西夏时则多称之为“西鄙”，文彦博在《上仁宗请严军法》开篇提到“用兵西鄙”[2]，韩琦的《上仁宗请置亲兵》用语则更有力度，“西戎僭叛”[2]一句体现了对边境告急的焦虑。

随着战事吃紧，北宋的危机感与焦虑感增强，宋军在好水川战役中几近全军覆没，西夏对北宋的威胁空前加剧，庆历年间的奏疏中凡提及西夏者皆冠以“贼、寇盗”之名。如田况的《上仁宗兵策十四事》：

“自昊贼寇边，王师屡战不利，非止人谋不善,抑亦觽寡非敌。近因好水川之败,士气愈怯。”[2]

时任陕西路经略安抚判官的田况在这篇奏疏中连用十一个“昊贼”表达了对西夏犯边的强烈愤慨，提出了可以弭患安边的攻守之策。再如范仲淹的《上仁宗论驾驭诸将赏罚当谨》：

“臣窥见许怀德在延州，为不进兵挈贼，及军民虚惊，抛弃随军粮草，遂送永兴勘劾，该赦释放，授秦州部署。近又西贼侵边，破荡却熟户一千帐，不能保护，即合重行朝典。”[2]

针对许怀德在延州不主动进兵从而导致西夏犯边、永兴失守一事，范仲淹认为朝廷以“赦放”对其进行处理并不妥当，奏请仁宗在西贼骄纵的局势下必须重赏罚，才能有效治理军队、抵御外患。

奏议用语方面从“西蕃”到“西鄙”最后到“昊贼”“西贼”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宋王朝对西夏政权的态度演变，“贵中国，贱夷狄”的民族精神也逐渐升华，石介在《中国论》中以民族矛盾异常突出为背景，表现出了对于“中国”的忧虑，深化了“尊夏攘夷”的思想；欧阳修在《正统论》中提出了对待少数民族政权的理论标准。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西夏战争前后宋廷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策略也出现了重大变化。仁宗初年承袭了真宗时期“姑务羁縻，暂缓征战”的怀柔策略，至康定年间西北边患愈演愈烈之时，宋廷上下意识到必须顽强抵抗，奏议中的对夏策略则由从前的“先制内而后制外”演变成了积极抵抗。

宝元元年，西夏大患初露端倪，大臣在边防问题上并未主张积极抵抗，而是以“先正内后正外”为核心思想纷纷上书，提出了一系列制内的策略。庞籍在《上仁宗论先正内而后制外》中提出“夫欲建事功者，在先正其内而后制其外也。”[2]韩琦在《上仁宗论外忧始于内患》中有云：“外忧之起，必始内患。臣今为陛下计，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忧。”[2]都将重心放在对宋廷内部的治理，并未在边境问题上展现出积极的应对态度，直至康定元年韩琦等以“攻策”力谏，仁宗方才下定决心以军事手段解决西夏问题，下诏鄜延、泾源两路出兵讨伐，一时间朝野上下主战派占据上风，纷纷为对夏战事的部署工作建言献策，如余靖《上仁宗乞韩琦兼领大帅镇秦州》：

“臣以为当今之计，不若急遣韩琦兼领大帅，归镇秦州，增兵故关，以扼重要，诸路有急，不妨应援，此最安危之机也。”[2]

余靖在此充分分析秦州地势之重要、韩琦领兵之优势，晓之以利弊，谏言仁宗部署秦州攻守事宜，通过对前战失败的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应对时局的用人策略。再如范仲淹的《上仁宗论攻守二策》：

“臣谓西贼更有大举，朝廷必令牵制，则可攻之地，其在于此。可用步兵三万、骑兵五千，军行入界，当先布号令……臣观今之边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羡馀，中耀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可息矣。”[2]

时知庆州的范仲淹通过对战事的缜密分析，制定了详细的攻守策略，奏请仁宗以攻守结合的方式抵御西夏。另庞籍的《上仁宗论范仲淹攻守之策》、贾昌朝的《上仁宗边备六事》也都通过对战局的分析提出了攻守相宜的制戎之策。

仁宗朝中叶奏议用语和对夏策略的变化，是西夏问题愈演愈烈、北宋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宋廷在对夏战争中的屡战屡败让统治阶级从怀柔政策的美梦中惊醒，充分认识到西夏之患的危害性，逐渐走出了“重内轻外”“强干弱枝”的祖宗家法影响，改变了妥协退让的怀柔策略，不仅在奏疏中以“西贼”“昊贼”“边寇”的称谓表达对元昊僭叛行为的强烈愤慨，更在经制西夏的策略方面进行积极部署，通过分析战败原因，让仁宗认清时局，奏请皇帝积极应战，提出了更加完备的攻守策略。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民族矛盾激化的时代背景下文人士大夫治国心态的变化，更体现出了一种日益强化的“中国”观念和民族意识。

二、浓郁的忧患恤民情怀

对夏战事紧张、民族矛盾激化的时代背景，不仅让北宋统治阶层的“中国”意识、民族精神升华，还激发了文人士大夫的忧患爱国情怀，在诸臣奏议中有着明显的展现。仁宗朝中叶的奏议与之前相比融入了贤臣良相更为深沉的忧患恤民情怀，在对外问题的制衡上，有着浓郁的忧患意识，积极探索解决外患之道；在对内国家的治理上，有着沉重的恤民情节，致力于了解百姓疾苦、解决民生民瘼。

奏议作为一种具有社会政治功能的特殊文体，是臣子参与经邦治国的重要途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理应选取不同的分析方法、例证方法来说服统治者关注民生民瘼、采取行之有效的治世策略。宋夏战争前后仁宗朝诸臣奏议在例证方法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据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整理，宋夏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仁宗朝共44篇奏议，这其中仅有庞籍的《上仁宗乞罢珠玉匠》一篇提及边患问题“西有元昊之凶狡”[2]，指出西夏隐患，提醒仁宗注意提防，其余诸篇大多为劝解仁宗修身、自省，忽略了边境隐患和百姓疾苦。

宋夏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宝元、康定、庆历之间的奏议就较多地关注边境问题和百姓疾苦，君道方面提议君主恭俭，均以战事为背景，庞籍《上仁宗论宫中所费宜取先朝为则》中提出“西鄙边战重伤”[2]要求减费，关注民生。在用官方面也多是经过慎重考虑安排镇守边境和防御外敌的官员，甚至连天道门中的祥瑞、灾异都会与外患和百姓联系到一起，要求举贤良，爱民。如欧阳修《上仁宗论立轴瑞木》：

“臣谓前世号称太平者，须是四海晏然，万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虏骄悖，藏伏之祸在后。一患未灭，一患已萌。加以西则泸戎，南则湖岭，凡与四夷连接，无一处无事。而又内则百姓困弊，盗贼纵横。”[2]

在有人奉上祥瑞木、鼓吹“太平之道”时，欧阳修及时上奏宋仁宗，提醒仁宗边患未解、民生疾苦，万不可被”祥瑞”之说蛊惑，应积极解决边患问题、关注民生疾苦。再如钱彦远《上仁宗答诏论旱灾》：

“诚以国家备寇之术为尽要，牧民之吏未尽良，天下之民未尽安，上天垂意陛下，欲因而大治故先出灾异告焉。陛下知天戒所在，因而修之，则宗庙社稷之钜福。”[2]

在春旱的情况下，钱彦远分析边防隐患和春旱下百姓的生存现状，劝谏皇帝旱灾实为天下尚未大治的警告，希望仁宗能够加强治理，为百姓牟福，提醒皇帝虽然与夏议和，但边境仍诸多隐患，不可因治忘乱。

宋夏战争之后，贤臣在奏疏中也始终以西夏边患时期天下疾苦为背景进行分析，奉劝统治者居安思危，在决策方面也表现出了与此前大不同的态度。在此之前，不仅仁宗恪守保守因循的祖宗之道，就连大臣议及治国策略时也都谨遵祖宗之法，没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尤其是在用官和君道方面多要求恢复旧制或仿旧制。如庞籍于明道元年的上书《上仁宗请改复祖宗旧制》建议仁宗“朝廷凡百政令，率由旧章，沮动允明，侥幸咸塞。”[2]谢绛在《上仁宗乞开内馆恢复景德之制》中也提出“景德中，图书浸广，大延天下英勇之士，乃益以内阁帑西库”[2]。在职官和内馆治理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大臣虽上书以示担忧，但是却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策略，而是要求仁宗谨遵祖宗旧制、恢复真宗景德时期的制度。这种情况在宋夏战事之后有了很大改观，朝野上下通过对夏作战一事，充分认识到祖宗家法不足以解决时局问题，应根据朝内和边境的局势，分析利弊，制定符合现实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如欧阳修《上仁宗乞置诸路按察使》：

“臣曾上言，为天下官吏冗滥者多，乞遣使分行按察……今必务日新求治，革弊救时，则须在力行，方能济务。”[2]

在宋夏庆历和议之后，统治者安于一时的国泰民安，并未注重对战后的部署，欧阳修连续四次上书要求设置诸路按察使以解决官吏冗滥造成的弊端。再如范仲淹《上仁宗乞早葬荆王尽节浮费》：

“自来敕葬，枉费太半，道路供应，民不聊生。臣请特降圣旨，荆王二子左右五七人送葬外，其余妇人合存合放，便于处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为供顿，大减冗费。”[2]

在荆王葬礼一事上，时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明确表示宋夏战事之后，国家困顿，民不聊生，不宜耗费国家财力，给百姓造成困扰，提出了对荆王下葬的建议，既减免了损耗，又不失礼法。

宋夏战事前后奏议中所用例证方法、治国之策的变化，充分体现出了宋夏战争激发了北宋朝臣浓郁的忧患恤民意识。在谏言皇帝时充分对战争时局下百姓的生存状况进行分析，体恤百姓，忧患边境，并且一改以往固守祖宗之法的治国之策，对冗官、冗兵、冗费的弊端和战后恢复百姓休养生息等方面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策略，也对后来的庆历新政有铺垫性意义，体现了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大臣真知灼见的革新意识和忧患恤民的忠义爱国情怀。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宋夏战争全面爆发给仁宗一朝奏议文学创作带来了多方面影响，尤其体现在奏疏用语和治国御外策略方面。在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北宋统治阶层充分认识到祖宗之法的局限性，更饱尝“姑务羁縻”民族政策的恶果，意识到西夏扩张对宋朝政权的威胁，开始积极地建言献策，致力于扭转时局，创造了北宋一朝奏议创作的高峰，并在奏议内容上出现了实质性变化，较之宋初的群臣奏疏，融注了深刻的民族意识和忧患恤民情节。奏议作为一种与政治关联最为密切的实用性文体，其创作内容、情感和用语的变化正是政治事件最直接的体现，通过对仁宗一朝奏议创作的分析，可以窥见民族关系格局对奏议文学的影响，其中的经制策略也对后世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4，134.

[2]赵汝愚.宋代诸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316，1467，1046，1445，1446，718，1447，94，95，358，401，104，648，730，1007.

（责任编辑：林建峰）

中图分类号：K244.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5)010-0025-04

收稿日期：2015-04-14

基金项目：北方民族大学 2014年自主科研基金项目（YJSCXXM201403）；古代回族文学与中华文化精神的形成及贡献研究（2015MYB05）。

作者简介：赵静（1990-），女，满族，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宋元文学研究。

North Song’s Criticism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the War between the Song Dynasty and Xixia

ZHAO Jing，GUO Yan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Beifang Nationality University,Yinchuan Ningxia 750021)

Abstract:Renzong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intensification of ethnic conflicts.The outbreak of the war between the Song Dynasty and Xixia has inspired the sense of urgency and national spirit of the people.One reflect in literature is the change of criticism literature.The criticism literature in Renzong dynasty is choroid,by revealing the contaction of the war and the criticism literature,we can find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the impact which the pattern of ethnic relation on the criticism literature.

Key words:the war between the Song Dynasty and Xixia;the criticism literature;the national spirit;the sense of urg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