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解九十年代诗歌的“个人写作”？
——简评姜玉琴《当代先锋诗歌研究》的相关论述

连晗生

（1.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1442；2.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2）

怎样读解九十年代诗歌的“个人写作”？
——简评姜玉琴《当代先锋诗歌研究》的相关论述

连晗生1，2

（1.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广东广州511442；2.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2）

对于中国九十年代诗歌而言，“个人写作”是这一时期难以回避的诗学概念，它与“知识分子写作”和“中年写作”等诗学概念紧密相关，关涉着九十年代主要诗人及批评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建构一种诗歌的设想和努力。“个人写作”主要由王家新等诗人及批评家提出并进行阐述，它在诗歌界曾产生广泛影响，同时对它的质疑也时有发生。本文针对姜玉琴在《当代先锋诗歌研究》中的尖锐“批评”进行辨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王家新等当代诗人的“个人写作”的诗学内涵和意义。

“个人写作”；王家新；“历史化诗学”；“九十年代诗歌”

对于中国九十年代诗歌研究者而言，“个人写作”是言及这时期诗歌难以回避的重要诗学概念，它与“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和“叙事性”等诗学概念紧密相关，关涉着九十年代主要诗人及批评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建构一种新的诗歌的设想和努力。对“个人写作”（及相关概念）的梳理和反思，已成为进入中国当代诗歌研究的一个入口，而在此过程中，对“个人写作”的主要阐释者王家新在此方面的阐释的分析，也成为这一研究的重要着力点。十年前，新诗学者张桃洲在其论著中曾这样指出：“当我们反观近二十年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时，难以绕开的是王家新提出的一些诗学命题及其做出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通过有深度的探询和辨析，王家新的诗学思考才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一块坚实的基石，或者说，提供了一副得以窥见中国当代诗歌深层隐秘的‘透镜’。”［1］他所说的“王家新提出的一些诗学命题”，主要就包括了“个人写作”。而在众多研究者、批评者的文章或专著中，如程光炜的《王家新论》、陈思和的《个人对时代的承担：〈帕斯捷尔纳克〉》、吴晓东的《“锻造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冷霜的《九十年代“诗人批评”》、魏天无的《新诗现代性追求的矛盾与演进：九十年代诗论研究》等，对“个人写作”（及相关概念）以及王家新关于它们的阐释成为一个重要阐述话题。经过这些研究者的阐述，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个人写作”获得越来越清晰的历史面貌。

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些批评者那里，由于诗学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对王家新等诗人的“个人写作”的质疑和批评也时有所闻，这一点在姜玉琴近年来出版的专著《当代先锋诗歌研究》①姜玉琴此专著在成书之前部分章节曾发表在《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2013年第2期）和《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等刊物。为方便引用，本文引用其言时皆注其专著。中尤为突出。不同于大多数研究者，姜玉琴宣称：“个人写作”中的‘个人’非但不‘个人’，相反它就是历史、时代、现实、责任、道义、承担等系列名词的代称。”［2］34在她看来，“个人写作”“是部分诗人掀起的一次‘反个人’的文学思潮：借着已变了味的道德、责任等逃避文学上本该可以更多元化的自由”［2］37，是一种依附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写作，是旧有的现实主义的延续，“令人不能理解的是，这样一种打着‘个人化’的旗帜，借着历史、时代、国家的名义来讨伐多元创作的诗学潮流，竟然博得了一片又一片的喝彩声，还被某些研究者推捧成是 90年代以来最有价值的诗学理论。”［2］35

姜玉琴上述的言论针对的主要是王家新所提出和阐释的“个人写作”（她称为“个人写作”的权威文本），乍看来发前人之所未见，但只要进入其行文的内在理论，却让人发现有颇多值得商榷之处。九十年代诗歌的“个人写作”当然可以展开反思，近些年来，人们也发现王家新等诗人批评家在不断调整和拓展自己的诗学建构，但是姜玉琴的相关论断的生硬和武断，显然无助于深入地、富有建设性地展开“当代先锋诗歌研究”，同时姜在其文中为了自己结论的成立，对研究对象的扭曲和断章取义，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一

从姜玉琴专著的结构来看，她的“个人写作”研究是在整个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研究的框架下进行的，同时这也是她整个研究的重点。而她对“个人写作”的论述，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对“个人写作”的辨析与梳理，即通过分析多种版本的“个人写作”的差异，梳理“个人写作”的发展轨迹（借助“个人写作”和“知识分子精神”的关联），和分辨“个人写作”内部的差异，以此来显示“个人写作”走向“反‘个人’”及其“依附意识形态”的“真面目”；二是对王家新的“个人写作”所谓的“去伪存真”式的论述，即通过王家新的“个人写作”的内部概念（“历史意识”、“历史感”和“差异性”）与现代及后现代话语（艾略特、福柯和阿多诺）的相应概念的差异分析，凸显它的“旧的话语系统”“旧传统现实主义”的“内质”。应当说，姜关于“个人写作”概念的衍变，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内部的差异等方面内容，在某些论述上是有着价值的。但除此之外，由于一种强烈的艺术本体论①事实上，姜玉琴的艺术本体论或艺术自足论（相应的表达类似“文学是自由自在的写作”等）只是在反对“王家新”的“个人写作”（即主张诗无法与生存脱离，诗人应对“时代境遇”与“历史语境”有所承担）才表现得格外坚定和耀眼，并以此批评她的论述对象“总是”将诗与意识形态、政治等现实因素的关联挂在嘴边。而在她自身的行文中，却经常把她的判驳对象的主要观点作为申述她自己观点的前提（有时甚至是以更为肯定的语气）：“文学离不开政治与具体的生存环境，这既是文学存在的前提，也是谈论文学的前提……”（见《当代先锋诗歌研究》第94页）、“文学离不开政治，这是毫无疑问的……”（见《当代先锋诗歌研究》第115页）。立场，对一切主张关切诗与社会的关联的言论（她一概称为“文学工具论”）的反感（这一反感也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王家新的“个人写作”裹挟进去），以及一种她自己所特有的“逻辑”和“手法”，也令她的“研究”走向她自己想要的方向。

从姜玉琴的行文可知，由于她本人的文学立场，她认同的是“个人写作”是远离意识形态的、追求艺术技艺的“个人写作”，而不是王家新所主张的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承担精神和历史眼光的“个人写作”（据她看来是“依附”意识形态），由此她惋惜前一种“个人写作”向前一种“个人写作”的靠拢。“很显然，以上两位研究者（指谢冕和王光明）都从诗歌与意识形态彻底决裂的角度来肯定个人写作，在他们的言说语境中，‘个人写作’中的‘个人’就是从意识形态中挣脱出来的‘个人’……”［2］46同样因为这种艺术自足论，她把《倾向》时期的“知识分子精神写作”，界定为指向艺术自身：“这个时期的他们……是心无旁骛地追求艺术的，并且走的还是新月诗派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2］65并赞赏欧阳江河关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言说：“《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文中的所有观点都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这种研究视角不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话语体系撇清了关系，而且还给人带来了耳目一新之感。”［2］69

同时，出于对王家新的“个人写作”真“传统”（从姜论“个人写作”的行文来看，“传统”是个笼统的概念，游离于“旧现实主义”“旧意识形态”“不先锋”或“陈旧”等意义之间）假“先锋”的“义愤”，姜致力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话语与“个人写作”的分离，以艾略特“历史意识”的“纯文学史”意义来突显王家新的“历史意识”充满社会内容，以福柯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观照王家新历史观的“同一性”和“整体性”，以阿多诺“差异性”概念的“彻底的否定”和“瓦解中心”来对比王家新“差异性”的“有限”和“要成为时代中心”，从而也使这方面内容充满“解构”精神。

姜以福柯和阿多诺的理论观照王家新的“个人写作”，目的是彰显后者的“传统”且不“先锋”，但连同受到她本人艺术自足论影响的对整体意义的“个人写作”的梳理，都显示她不了解“个人写作”本身在中国九十年代诗歌具体、复杂的语境中的意义。而她围绕王家新提出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诗学命题的转述和评论中，也充满她自己的主观臆断，从而也使她提出的艺术多元论失去了批评的基础。从姜的行文来看，她并没有采取一个学者审慎的态度，而出于被她所认定为“旧的话语体系”的“个人写作”“博得了一片又一片的喝彩声”的“义愤”，令她担任了一个站在研究对象（其实是一个被她所扭曲的研究对象）的对立面的批评家的角色，同时，对批评对象的不了解也令她的“批评”充满“喜剧”色彩，成见和专断使她文章中尽力体现的“学术语言”处于客观叙述和主观臆断的摇摆中，显现出事实和偏颇之言的“夹缠”（套用她文中的常用语）。

从姜的行文可看到，由于对“纯诗”的好感，她无法认同王家新在具体语境中对“纯诗”针对性的批评，为此也把这种批评，简单地视之为后者对文学的艺术性的放弃。由于一种“旧现实主义创伤”，令她对“历史”和“时代”等词避之唯恐不及，以致她对主张“一种和我们的时代境遇及历史语境发生深刻关联的诗学”［3］的“个人写作”归之为“旧现实主义”和“旧的话语体系”。同样地，由于无视王家新对“（以）个人的方式去承担”的具体阐释，她将“个人写作”曲解成“反‘个人’”、“非‘个人’”，由于罔顾王家新关于“个人写作”（“历史化诗学”）的内涵的界定以及其“超越性”的向度，她将“历史”替换成“现实”，又将“现实”替换成“政治”和“意识形态化”，从而得出“个人写作”是“旧意识形态话语”的最终结论。

很显然，这种对批评对象的扭曲和“无视”，是建立在对中国九十年代诗歌具体历史语境几乎视而不见的前提下的。关于中国九十年代诗歌在一场巨大、深刻历史震撼下所发生的自我调整和艺术转变，王家新在《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①《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读书》1999年12期发表。该文后来被收入诗歌理论文献集《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王家新、孙文波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1976—2000》（陈思和主编）等文集中。《当代诗歌：在“自由”和“关怀”之间》等文中都有着充分的阐述，这些诗学论述在诗歌界曾产生过广泛影响。在此，我引用王家新在《当代诗歌：在“自由”和“关怀”之间》中的一段话，以重现其诗学建构的主要精神：

“西川在回顾他的‘90年代’时就曾这样讲过：‘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我不得不就近观看，我的象征主义的、古典主义的文化立场面临着修正’。这种‘诗歌的纠正’，我想，一方面是对‘介入’文学的规避，另一方面又是对80年代中期以来某种‘纯诗’风尚的修正。……这场在时代历史和复杂诗学意识相互作用下的深刻的转变，除了如欧阳江河说的旨在‘结束群众写作和政治写作这两个神话’外，我想它要结束的还有—个‘纯诗’的神话。这种‘纯诗’写作在80年代非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潮流中自有意义，对于诗人们语言意识的觉醒和诗歌技艺也是一次必要的历练。但问题在于，这种对‘语言本体’、‘诗的纯粹’的盲目崇拜恰好是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逻辑上的，因此它会致使许多人的写作成为一种‘为永恒而操练’却与自身的真实生存相脱节的行为。90年代诗学的意义，就在于它自觉消解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它在根本上并不放弃文学独立性和自律性的努力，但它却有效地在文学与话语、写作与语境、伦理与审美、历史关怀与个人自由之间重建了一种相互摩擦的互文张力关系，从而使90年代的诗歌成为一种对我们的现实命运既有所承担而又向诗歌的所有精神与技艺尺度及可能性敞开的艺术。”［4］20

以上的论述，本身包含着对姜玉琴未加反思的文学立场的潜在辩驳。而在姜的论著中，她也曾引述类似上面的王家新的相关言论，但却避开王家新真正想面对的历史问题，依凭个人偏好和一成不变的理论，进行“偷梁换柱”式的评述以及臆断，最终得到她想要的结论。

阅读姜玉琴的文字的读者，会惊讶于其行文过程一些轻易给出的前提和结论，感受到这种行文的“自由”和“放松”。而在这种对论述对象“自由”的猜测、设问和自我解答的“洋洋洒洒”和“放松”上，却隐藏着诸多问题，比如对中国当代诗歌实际语境洞察力的缺乏，对自身文学观的简单化运用，思维的单一化和“非历史化的”研究方式，习惯性的“望文生义”，等等。在此我们可以试看一例，关于她所认为的《倾向》源于新月派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表述：

“正是继承了‘新月诗派’的传统……如果把徐志摩当年执笔的《〈新月〉的态度》一文与其相比照的话，会发现《倾向》所秉承的这种‘知识分子精神’就是来源于‘新月诗派’，甚至连他们所彰显的口号，如‘使命感’‘责任感’‘理想’‘秩序’‘原则’等，都是从《〈新月〉的态度》一文中摘录而来的。”［2］64

在此不仅暴露她对《倾向》及许多当代诗歌基本状况的不了解，又可以看到她完全撇开历史实际、无视历史的差异性的一种“望文生义”式（仅仅通过一些字面上的相似就匆忙下结论）的作风这，无疑给其行文的可信度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

正是在一种强烈而偏狭的艺术自足论的作用下，姜玉琴对王家新的“历史化诗学”（或叫“承担诗学”）相关论述断章取义的曲解，简单化的逻辑推演（这一点我将在下文分析），以至于使她得出了一系列结论：王家新的“个人写作”（与“历史化诗学”相关联），是“以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体系来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体系”［2］130“沿着诗歌是人民或大众的代言人思路建构起来的”［2］130，它是一种“沿着旧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运行”的“个人写作”，“这种‘个人写作’关注的不是诗歌的艺术性，而是构成诗歌审美的外部世界。它是一种有关国家、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从根本上说是反个人的。”［2］55因而她对它的嘲讽也显得随心所欲：“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诗学派别”［2］80“最为怪异”［2］50“90年代先锋诗坛上的一个怪胎”［2］34。

二

姜玉琴对“个人写作”富于“个人色彩”的断言，显然迥异于之前关于此话题的大部分论述，为此，近距离地、细致地审察其论证思路及具体的论述内容是必要的。因篇幅所限，在此我摘取姜著中一段“核心”内容详加分析，以此把握其行文的思路和特质。

在她梳理不同“阐释向度”的“个人写作”的内容中，专辟有针对王家新的“个人写作”的一小节（她直接用以证明王家新的“个人写作”是“旧意识形态”的主要章节）——“阐释向度三：反对个人、强调主题的‘个人写作’”。在这里姜大体这样论证：在王家新语境中的“个人写作”是一种与现实、社会和历史休戚相关的写作，在“审美要求”和“道德要求”之间，王家新放弃了艺术性，而王家新“丧失了谈论文学的底线”，是因为他执着他自己的底线，即“艺术难道不是为了人民”，而“艺术难道不是为了人民”即是“我们所熟知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宗旨”［2］50-55。

事实是否如此？凡是对王家新的诗学思想稍有了解的人，对这种“新颖之见”都会心生疑窦，在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原文”。且看姜是如何表述的：“他（王家新）这种丧失底线的背后正是对他的‘底线’的坚持，诚如他的反问：‘艺术难道不是为了人民吗？诗人难道不应该忠实于整个民族吗？’”［2］54姜在此所引的句子，确实摘自王家新的《当代诗歌：在“自由”和“关怀”之间》一文，但她却做出了“巧妙的”也是令人惊诧的处理。在此，让我们来看王家新的原文：

“‘回去’，一个声音说，‘试试去接触人民’”，这声音多么正当！尤其在这样的时刻，它几乎就是某种道德律令。艺术难道不是为了人民吗？诗人难道不应该忠实于整个民族吗？我想，一个中国诗人对此再也熟悉不过了，因为这种‘回去’的声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他们耳边响起，‘关怀’与‘忧国忧民’已成为对他们首要的要求。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无论如何，这在历史上不是曾造就了像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吗？

然而，希尼在‘烈日’的拷打下做出的选择却是：‘我退回到普拉多美术馆的阴凉里’。诗人在这里使用了‘retreat’一词，它含有后退、撤退之意。与萨特所曾倡导的‘介入’相比，这是否就是一种逃避、一种懦弱呢？情形正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只有来到这种艺术的‘阴凉’里，才能和‘火热的现实’拉开一种从事艺术观照所必需的距离，才能看清这个疯狂的、非理性的世界，才能唤起一种超越的心智。……的确，这不是逃避，而是为了从一个更可靠的角度看世界，以‘不在’的方式进行艺术本身的‘介入’。”［4］15

《当代诗歌：在“自由”和“关怀”之间》是王家新阐释其“历史化诗学”（同时也是“个人写作”）的重要文章，它的主旨是阐述诗人在追求艺术自由时应保持对人生和社会的关怀，同时，在社会要求和压力下又应坚持艺术自身的独立性及其内在规定，这样，在“自由”和“关怀”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关系。而这篇文章重点阐释对象之一即是希尼的《1969年夏天》，并且“‘回去’，一个声音说，‘试试去接触人民’”也出自希尼这首诗，非王家新自己的杜撰。在这里可看到，“‘回去’……‘试试去接触人民’”，“艺术难道不是为了人民吗？”——这些姜玉琴想着力抓住王家新的“旧的意识形态”的证据，却是王家新想谈到的外部环境对诗人要求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也是1969年的希尼所面对的），而王家新所认同的，也正是一种希尼式的富有张力的诗学选择，即与“艺术难道不是为了人民吗？”①很显然，对于姜而言，判断王家新的“个人写作”为“旧意识形态话语”的“确凿证据”，除了王使用“时代、历史、现实、政治、道德、责任、承担”这些“被污染”的词汇，王类似“动荡的历史和现实要求相称的诗”的论述，王对“忧患传统”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她所“截取”的“艺术难道不是为了人民吗？”这样富于“旧意识形态话语”嫌疑的表达。这样的要求保持距离，在他看来，这种“艺术观照所必需的距离”是“为了从一个更可靠的角度看世界”，“唤起一种超越的心智”。至此，王家新自己的诗学态度，在上述引文（乃至这篇诗学辨析长文）中已清晰无比。

显然，姜玉琴如此刻意扭曲王家新的诗学论述，是为了“合乎逻辑”地得出她臆想中的结论，为此我们再看看她如何表述：

“任何一个作家都解决不了这二者间（指‘审美要求’和‘道德要求’）的矛盾，所能够做到的就是选择以谁为重了：选择文学的审美性，那诗人就要选择与社会相对抗；选择文学的道德性，那诗人就得承担起为时代或民族‘代言’的职责。”“在这两条道路之间，王家新是如何选择的呢？他显然选择放弃文学的艺术性，正如他所说：‘实际上一部直接或间接处理政治历史问题的作品，例如叶芝的《1916年复活节》，有可能要比那些苍白的‘纯诗’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2］54

在此暂不论作者非此即彼的逻辑，以及诸如“选择文学的道德性，那诗人就得承担起为时代或民族‘代言’的职责”言说的粗暴，姜断定王家新“选择放弃文学的艺术性”的说法又来得过于轻巧了。在此，姜显然无视中国当代诗人在“见证”与“愉悦”之间所面临的巨大难度，也罔顾王家新多次明确提出的“承担是伦理与审美的合一”的真实内涵，只是随心所欲地下结论。且不说其他，单就姜在此提到的王论述叶芝的这句话，是否可作为王“放弃文学的艺术性”的证据？显然不能，王的这句话只意味着对“苍白的‘纯诗’”的纠正，丝毫不能表明他“选择放弃文学的艺术性”。实际上，王在该文中就对叶芝的被“削简”、被忽略的“更为复杂的个人意识和艺术观照视角”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而为“文学的艺术性”和“独立性”顽强地争取地位是这篇长文的主旨之一。正因此，在这篇文章末尾他重申：“正是置身于一个充满了各种蛊惑和要求的历史话语场中，才使‘诗歌的纠正’成为一种必需和可能。希尼的可贵还在于：他倾听历史和现实的要求，但他对任何来自群体或传统的‘拉力’都保持警惕。……希尼的勇气，正在于他抛开了那种随大流的安全感，而让独立的个人出来，说出被一个时代的狂热所掩盖的东西。以这种方式，可以说希尼既忠实于叶芝，又以其彻底的个人立场消解了文学历史中的那种‘代言人’意识。他所做的，正是‘把诗歌纠正为诗歌’。”［4］19

很显然，王家新的“个人写作”（“历史化诗学”）一直是主张在“历史关怀”和“个人自由”两者之间保持张力，是“伦理”和“审美”的合一，许多论者都看到了这一点。然而姜对此却视而不见，在她的论著中她惯有的做法（包括在此），是用潜在的粗暴的逻辑大刀阔斧地砍去：你既然讲“历史关怀”，就不可能有“个人自由”，你既然讲“道德”，就不可能有“审美”，这种极其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话语贯穿了也支配了她的行文逻辑。当然，这一切也可以从她自信的艺术自足论上找到根源，正由于对“纯粹的个人”“自由自在的‘审美的个人’”［2］119的设定，导致如果有人认为“个人”不可能与“历史”完全脱节，她即视之为对“个人”的“放弃”。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逻辑推演下，在姜玉琴的行文中，“个人写作”渐渐失去“个人性”，失去“审美性”（其相应的文字表述类似：“在王家新的‘个人写作’中，这种必要的审美欲求和超越已经被放逐了……”［2］94），渐渐地被“政治”和“意识形态”化（其相应的文字表述类似：“王家新对于历史化，也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的理解太过于单调和狭窄了”［2］102）。对于把“个人写作”界定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个人写作”的做法，姜玉琴强调：“以‘政治性’来评估诗歌并非王家新偶尔为之的方法，而是作为一条主线紧紧贯穿着‘个人写作’的始终。综观王家新的有关‘个人写作’理论，会发现最能牵动他神经的就是‘政治’以及与政治相关的‘人民’、‘国家’等词语。”［2］78这样的“大胆”概括，不仅不合实际（比如王家新的大量诗学论述中极少运用“人民”、“国家”这类词语，这更不是他的立足点），也不仅有意忽略了王家新对同样“牵动他神经”的诗的语言和修辞的深入探索（在下一节我将谈到），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有意识的“简化”和“窄化”（更准确地说是内涵的置换），把“个人写作”本质化为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的诗学理论（按姜的表述是为“依附”和“皈依”政治和意识形态）。

不可否认，王家新在许多场合（不仅在被姜著提到之处，而且也在其他地方）言及政治（有时广义上的）和社会历史在人的生活（尤其中国语境中）的存在及面对的必要性，但这一切大都是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下，尤其在对80年代的“纯诗”倾向“纠偏”的诗歌语境中谈论的，而姜的做法却是把王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谈论单独挑出并夸大（并且遵循谈论“政治”和“意识形态”即是依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逻辑），以符合“个人写作”为“旧传统现实主义”和“旧意识形态话语”的翻版的设定。

同样地，在王家新的诗学论述中，他也并不忌讳使用“时代、历史、现实、政治、道德、责任、承担”这些在姜看来“被污染”的词汇，但“个人写作”诗学的独特意义就在于，王家新赋予了这些词汇以新的、完全不同于“旧的话语系统”“旧传统现实主义”的诗学含义——比如他如下的阐述：“它在根本上并不放弃文学独立性和自律性的努力，但它却有效地在文学与话语、写作与语境、伦理与审美、历史关怀与个人自由之间重建了一种相互摩擦的互文张力关系，从而使90年代的诗歌成为一种对我们的现实命运既有所承担而又向诗歌的所有精神与技艺尺度及可能性敞开的艺术。”［4］20当然，姜玉琴对这一切全然无视。可以想象，上面这句话中“它在根本上并不放弃文学独立性和自律性的努力”肯定不会进入姜之“法眼”，而即使进入，在她看来也只是“个人写作”的“障眼法”。［2］107

实际上，只要不带偏见、具有一定历史洞察力和诗学敏感的人，即可以感觉到王家新的“个人写作”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意义，也因此许多论者，如洪子诚、程光炜、陈超、陈思和、吴晓东、陈晓明、耿占春和胡桑等人在他们的论述中都明确指出或提示了这一点。即使像臧棣这样的写作者，在他写于90年代的《王家新：承受中的汉语》中也指出：“在众多的亚朦胧诗写作中，唯有王家新一人完成了在一种新的写作中彻底结束旧的写作的艺术行为……这种转向的本质是一种来自诗歌内部的自我突变的艺术能力，……也就是说，这种转向所带来的新的诗歌面貌，我并不把它看成是只属于王家新自己的。由于一种敏锐的艺术个性所起的作用，这种转向中的某些个人意识，已成为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的具有倾向性的诗歌意识：比如，王家新戏剧性地为当代中国诗歌注入了一种严峻的时代意识。”［5］正因为王家新等诗人及批评家们的努力，90年代诗学自觉消解了“二元对立”模式。

但是在姜的论著中，由于无视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为了推演出“个人写作”是“旧传统现实主义”和“旧意识形态话语”的结论，姜毫无顾忌地“加工”了王家新的诗学论述，进行有自己“特色”同时又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论证，不管是以上关于王家新“选择放弃文学的艺术性”的推论上，还是在对王家新关于朦胧诗和“第三代”的论述的评述等方面内容上。

为了显示姜在其论著中随处可见的行文的“任性”，在此可以再举一例：为了说明“个人写作”是迥异于阿多诺的“瓦解‘中心’”并且是“要成为时代中心”的写作，姜说：“王家新没有说过‘个人写作’的初始源头，但却说过‘远有艾青这样的民族号手，近有曾激动了一个思想启蒙时代的朦胧诗’这样的话。这其实就勾勒出了‘个人写作’的疆域，即‘个人写作’是一种‘启蒙’式的、‘民族号手’式的……”［2］102。这里，又是一种“姜玉琴式”的大胆“转换”！如果对照王家新的原文《当代诗歌：在“自由”和“关怀”之间》便可知，王家新的意思是指在一个拥有艾青这样的诗人和早期朦胧诗的国度，公众往往会要求九十年代的诗人像以往的诗人那样为他们“代言”，而这，在他看来，恰恰是需要“警惕”的！姜玉琴对论说对象如此的扭曲，不能不说让人感到遗憾！

三

应当说，“个人写作”是 90年代诗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它涉及当代诗学的转型。在消解或者说“修正”文学史中那种“代言人”角色的背景下，王家新在其“个人写作”的叙述中，一再强调“以个人的方式去承担”。“以个人的方式”，显示了“个人”在这个诗学理论的主体性地位。这一点姜玉琴也看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部分内容才是‘个人写作’最核心、最富有创造性的和最值得大写特写的地方，是关系到‘个人写作’成为一个诗学命题能否成立的关键筹码。”只不过她同时又在责难：“王家新自始至终也没有直接说出‘个人的方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更没有说出人们在创作中应该如何使用、驾驭这种方式。”［2］121在她看来，王家新对此一直是以抽象或笼统的方式来搪塞的：“遗憾的是，笔者翻遍王家新这方面的文章，发现他偏偏在这方面最没有话要说。”［2］121而她也把王的“回避”视为“个人写作”空洞无物的证据之一。

事实上，姜玉琴的诘责并不属实。只要她回到王家新的《当代诗歌：在“自由”与“关怀”之间》一文①姜是否“翻遍王家新这方面的文章”暂且不论。其实不用“翻遍”，只要她不带偏见地、回到她在其论著中曾大量引用相关言论的《当代诗歌：在“自由”和“关怀”之间》和《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等文，即可了解王家新对“以个人的方式承担”的具体阐释。当然，在她强烈的“有色眼镜”下，王的相关阐述对她呈现的是另一番景致。，从王家新对叶芝和希尼的深入、具体的分析和文本解读中，便可见出这两位爱尔兰诗人是如何“以个人的方式”承担历史、现实的沉重以及诗艺本身对诗人的要求。在王家新其他大量的、有影响的文章，如《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诗的见证——重读奥登》《没有英雄的诗》《承担者的诗：俄苏诗歌的启示》和《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等，也可看到他如何阐释一些中外诗人（如奥登、希尼、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策兰等）是怎样以“个人的方式”担当他们的现实重负，以杰出的诗艺处理棘手的题材，最终达到一种更开阔的诗歌境界。应当说，中国诗人从这些文章中获得的艺术参照和启示，远比“个人写作”给出的几句定义更为丰富而具体。比如，在《诗的见证——重读奥登》一文中，在对奥登的《1939年9月1日》一诗进行具体的分析后，王家新这样指出：

“诗的见证并不等于记录或‘反映’。实际上当一个诗人想要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实时，他会发现他不得不用另一种语言即诗的语言讲话——奥登如此，切斯瓦夫·米沃什亦如此。这就意味着‘诗的见证’自始至终乃是一种话语的自我创造，是以诗的方式对时代进行一种独特的透视和阐释。”［6］

不管在这篇文章中，还是在其他大量的诗学研究文章和作品细读中，王家新对诗艺热切、细致而精湛的剖析足以证明姜所谓的“个人写作”“几乎不涉及对形式，语言的认知以及修辞技巧方面的心得”［2］35、“个人写作”为“道德‘一元论’”和“政治‘一元论’”［2］38和王家新“选择放弃文学的艺术性”［2］54等断言的轻率。

“对王家新‘个人写作’理论的研究是不可能逐字逐句进行的，只能从总体上来理解与把握”［2］51，姜玉琴并没做到自己所说的这一点。应当说，王家新具体谈论“个人写作”的时候并不多，他大量的诗学文章都在阐释一种“承担诗学”，都在进行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的诗学建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王家新对“承担诗学”的阐释也可视为对“个人写作”的解说，也正是这样，这些文章在令“个人写作”抽象的理论叙述变得具体可感之时，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从种种迹象可见，姜既没有认真地、不带偏见地去从事研究，也缺乏“从总体上来理解与把握”的能力，她能做的（或者说想做的），就是凭借若干对“个人写作”的“感兴式印象”，集合其他人对“个人写作”的“质疑式”意见，运用她“独特”的逻辑和方式进行“加工”，从而得出其“独特”的见解。

由于对诗歌语言和艺术本体的重视，以及对以往意识形态话语的高度警惕，王家新在他的诗学阐释中一直注意将他的“历史化诗学”与“反映论”与“再现论”分开，但由于在对“纯诗”的“纠正”中强调“与时代发生深刻摩擦的艺术”［4］17，强调诗与现实的“对称”，等等，不免让人产生它与“现实主义”关系的遐想，而姜玉琴也抓住这一点，认定这是“个人写作”“沿着旧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运行”的证据，并企图将它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开。鉴于此，有论者曾做出的梳理值得思考：“实质上，王家新的这种主张与强调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诗学观念与诗学趣味（当然与那种‘假大空’式的现实主义诗学与政治化的现实主义诗学不可同日而语），与四十年代倡扬并实践诗歌的‘现实、象征、玄学’三者结合的‘现代性’，‘综合’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九叶派’有某种相通与契合之处。当然，由于历史语境的不同，它们必然呈现各自的时代特色，然而它们在追求一种历史化的诗学观念方面却呈现出意向的一致性。”［7］

在姜的论著中，尽管姜在关于“个人写作”中的“历史意识”的言述企图令“个人写作”和现代主义分开（在她看来，艾略特代表现代主义），但这种努力显然很难有效果。因为在“个人写作”的整个阐释过程中，现代主义的相关意识（如“历史意识”、“语言意识”和“距离意识”等等）已内化在其中了。至于后现代主义，“个人写作”与它的关系不像与现代主义那么紧密，但是，如果我们提到福柯对文学和权力的关系的关注、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对艺术道德的质问（最著名的箴言是“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等，以及所有这些在王家新的诗学文章中的回声，是否又可以看到它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并有资格（在姜看来很重要，而对王看来或许不那么重要）戴上一度被姜所“剥去”的“先锋”帽子？

本雅明曾说过，卡夫卡的作品像一个有着两个分开的圆心的椭圆，这两个圆心一个被神秘体验（尤其是传统的体验）支配着，一个被现代大城市居民的体验支配着。［8］仿照本雅明的说法，王家新的“个人写作”（“历史化诗学”）也有两个圆心：“自由”和“关怀”（或叫“伦理”与“审美”），正是这两个圆心各形成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又形成一个整体的椭圆。而如果这种描述仍停留在理论上，那么王家新关于“承担诗学”的个案研究则为它提供了足够多的具体例证，除了对大量外国诗人的研究，一些对中国诗人（如穆旦、冯至、多多、蓝蓝，等等）的相关论述，都足以证实“个人写作”并不像姜所说的是“政治‘一元论’”和“道德‘一元论’”，“皈依意识形态”的，反“个人”的“个人写作”。

在当代诗歌语境中，“个人写作”既来自对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的反思和修正，又是建构一种新的诗歌写作方式的尝试，在其产生广泛认同的同时，也面临着诘问（或挑战），对它的反省也在多个层面上进行。事实上，近十多年以来，不仅仅是于坚等“对立面”，其他接近或赞同“知识分子写作”的一方，如陈建华、冷霜、西渡等人，也对“个人写作”（“历史化诗学”）提出过适度的疑问和善意的提醒。另外，我们还应看到，近年来王家新本人和与之相关的当代诗人对于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的诗学探索，也持一种超越性的反思眼光（这一点在程一身的《王家新：从“承担的诗学”到“辨认的诗学”》文中已有所论述）。

相比于上文提到的那些富于建设性的探讨，姜玉琴却由于一种不顾当代诗歌现场又未加反思的艺术自足论，无法理解（或许她也不想去理解）王家新所说的“伦理与审美的合一”，以及“自由”和“关怀”之间的“张力”以及“以个人的方式去承担”的内涵，而通过一种简单而又生硬的逻辑，一番断章取义、曲解和随心所欲的推演，将“个人写作”去“审美性”、去“个人”，将它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成为她所拟定的“旧意识形态话语”的“个人写作”。因此，可以想见的是，在她对这种“个人写作”淋漓尽致地加以讨伐时，她的“当代先锋诗歌研究”也走入一条“自由自在的‘自我’的路径”，这不仅令在她论著中某些有价值的部分受到削弱，也表明她所谓的“个人写作”是“90年代先锋诗坛上的一个怪胎”［2］34的大胆言辞只是危言耸听之词。

［1］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7-218.

［2］姜玉琴.当代先锋诗歌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3］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关于当代诗学［J］.诗探索，1996（1）：8.

［4］王家新.当代诗歌：在“自由”与“关怀”之间［J］.文艺研究，2007.

［5］臧棣.王家新：承受中的汉语［J］.诗探索，1994（4）：104-105.

［6］王家新.诗的见证——重读奥登［J］.红岩，2002（4）：121.

［7］陈旭光，谭五昌.走向“个人写作”的诗与思［J］.山东文学，1997（2）：58.

［8］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M］.汉娜·阿伦特，编.北京：三联书店，2012：151.

责任编辑：毕曼

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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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941（2015）06-0070-08

2015-08-30

连晗生（1972-），男，广东汕头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