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张岱年先生*

李 存 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抗战时期的张岱年先生*

李 存 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抗战时期；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天人五论》

“张申府与张岱年研究”栏目特约主持人按语：

值此举国上下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继本专栏上一期发表了史向前先生的《张岱年先生的爱国情怀》一文之后，这一期特转载李存山先生的《抗战时期的张岱年先生》一文和刊出本人的拙作《张岱年先生“学术救国”之轨迹》一文，以张先生为榜样，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同时，本期刊发《张岱年先生给朱贻庭的信札16通》（三）。

——国际知名学者、哲学家、安徽大学资深教授 钱耕森

哲学家张岱年先生(1909-2004年)在晚年回忆他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如1928年3月他读高中尚未毕业，就在北京《晨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关于列子》一文，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报纸上发表学术文章”，“当时甚为欣喜”。又如他在大学毕业后的1933年9月第一次在清华大学的讲堂上授课，1936年5月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专著，即50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除了这些他一生学术上的“第一次”之外，张先生还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七七事变之后，天天盼胜利，年年盼胜利，经过八年，终于盼到了……我感到无比的欢欣，高兴得跳了起来，当时朋友们奔走相告，莫不感到最大的快慰。1945年8月15日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当回忆这些“第一次”时，张先生已是86岁的高龄。对于一个在书斋和讲堂度过一生的哲学家，为什么在他晚年还如此欣慰地回忆起听到抗战胜利消息的那一天？这其中又有多少亲历的苦难和辛酸，对抗战胜利有着多么殷切的祈盼，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怀着多么深厚的情感和坚定的信念!

张先生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张先生始终把他的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

张先生是早熟而又多产的哲学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多篇哲学论文。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在1933年5月25日《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上发表了署名“季同”的文章《论外界的实在》，此文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按即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当此文发表时，副刊编者特附有按语：“季同此篇，析事论理，精辟绝伦。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从副刊编者的按语看，当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而张先生的哲学论文是在国难危机深重的关头，把“求真之诚”与坚定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信念联系在一起。

在1935年5月，《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了张先生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其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正是本着对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抱着对民族复兴和文化再生的希冀，张先生在1936年不仅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而且提出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即把“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从而创造一种“真的哲学，可信的哲学，有力的哲学，能作生活之指导的哲学”。

在《中国哲学大纲》完稿之后，经冯友兰、张荫麟的审阅而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当时已制成纸型而即将付印，却因“七七”事变爆发，此书的出版受挫。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先生偕夫人避居到城内大姊家，遂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城内。此后的三四年间，张先生多次迁居，依靠往年的积蓄和父亲留下的一点遗产“勉强清苦度日”。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是张先生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就是不与敌伪合作，也不到当时的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在此期间，张先生心怀殷忧，蛰居读书，广泛思考哲学问题，写了一系列思想札记，这些札记后来就成为《天人五论》书稿的基础。除此之外，张先生还与一些学友相互砥砺，相互慰藉，成立了一个切磋学问的联谊会，定名为“三立学会”，每两周会晤一次。所谓“三立”者，即立德、立功、立言也。

张先生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张先生对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有着深切的理解。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听张先生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先生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于是他满怀希望，开始动笔撰写他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即后来的《天人五论》。此书原拟名为《天人新论》，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是迄至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来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当改革开放之后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先生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2年，经友人王锦第介绍，张先生会晤了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先生。何校长听说张先生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其在战乱中遗失，建议他到中国大学讲课，藉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先生欣然同意，于是到中国大学讲授“中国哲学概论”，而《大纲》也就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以后，此书又历经坎坷，在1957年和1982年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来又多次重版，至今它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患难中的友情是十分珍贵的，对于帮助过自己的友人，张先生更是深怀感念。1943年春节，友人王锦第买了一盆梅花送给张先生。到了张先生晚年，他说此事“令我至今感念不忘”。为什么一盆梅花在50年过后仍给张先生留下如此深刻的记忆，我想可能是因为这盆梅花给他在艰难的岁月中带来了友情的温暖和喜庆的征兆。

张恒寿先生是张先生在上大学时的同学，也是蛰居北平时“三立学会“的成员，他与张先生一直到晚年保持着莫逆之交。当张先生八十寿辰时，张恒寿曾写一首长诗致贺。而张恒寿八十五岁开庆祝会时，张先生说“我不能写诗，竟无以相报，只能写贺信致意，以旧交颇蒙见谅”。

在许多学人的印象中，张先生的确“不能写诗”，但是最近张先生的家人在张先生的遗物中竟然发现了他在抗战时期写有几篇诗稿。其中大多是旧体诗，但是也有一篇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我们创造了崇高的伟大文明，我们从来有光辉的革命传统。我们的成就是人类的光荣，我们的努力将永久延续以至于无穷。我们的理想是世界大同，我们的愿望是永久和平。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写出这样的诗句，他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能不抱定必胜的信念吗！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能不欢欣鼓舞以致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吗！

(责任编校：耿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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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3-2065(2015)05-0052-02

10.3969/j.issn.1673-2065.2015.05.010

2015-08-20

李存山（1951-），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原文以《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诚》为题发表在2015年8月13日《人民日报》第16版，为尊重原文，转载时免去中英文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