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两宋移民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贾灿灿

(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广东潮州52100)

20世纪以来两宋移民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贾灿灿

(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广东潮州52100)

20世纪以来，两宋移民史的研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对移民的迁徙过程、迁入地和迁出地、原因与类型、数量与路线及影响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考察和探讨。但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如随着环境史的引入，为移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即环境移民，这一领域还有待学者挖掘和拓展。

两宋时期;移民;迁入地;迁出地;移民路线

目前，学者对“移民”的定义，各抒己见，尚无定论。葛剑雄①将移民定义为:“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1］10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笔者在此不多作议论。有关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最早涉足者当推谭其骧。上世纪三十年代，谭其骧于燕京大学主办的《史学年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的毕业论文，后被《方志月刊》转载，并改名为《湖南人由来考》［2］。之后又相继发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3］、《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4］等文章，成为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奠基之作。与此同时，两宋移民问题也一直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并从移民的迁徙过程、迁入地和迁出地、原因与类型、数量与路线及影响等方面对此作了深入的考察，为移民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本文通过对此前硕果的梳理和回顾，理清思路，以希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关于两宋移民的迁徙过程

靖康之乱后的人口迁移，持续约百年的时间，这是两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对这一过程的论述，有张家驹、吴松弟、黄宽重等学者。张家驹认为靖康之乱后人口迁移约可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靖康南渡之役;海陵南侵之役;蒙古南侵之役。其中尤以第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深［5］。吴松弟亦将靖康乱后人口南迁划分为三个阶段:靖康之乱、南宋金对峙、南宋蒙元对峙。其中连续不断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移民潮长达六十余年［6］。他对靖康乱后人口南迁过程的划分，与张家驹基本相似。黄宽重在论述人口南迁时，并没有将其放入移民的框架内进行阐述，而是以归正人为题，对这一迁徙过程作了探讨，他认为南宋归正人南来有四次高潮，分别是南宋建国到金废刘豫;完颜亮破坏宋金和约;宋金签订第三次和约后，金与蒙起冲突，为期十余年;金亡以后，蒙宋毗邻时期［7］。

顾立诚对唐安史之乱后，历五代十国，至北宋初期，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中，黄河流域居民向南方的大规模迁徙过程作了论述［8］。王仁杰分析了1276年元军占领临安到1279年崖山之战南宋灭亡时段，东南地区各族人民的迁移情况［9］。薛政超②认为宋初各地因乱而迁湖南者甚少;靖康乱后，游寇和兵士是湖南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绍兴末至孝宗朝，一般民户大量迁移湖湘。官僚士大夫多为宦游避地而迁，主要集中于宋末时期［10］。安介生认为从建隆元年(960)到雍熙三年(986)，山西人口外迁持续约二十余年，大致可分为招降期、南迁期和北伐期［11］。张国雄根据主流移民特征的变化，将历史时期中国移民分为四期，秦统一至两宋处于第二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人口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迁移，由北向南为移民的主流方向［12］。

二、关于两宋移民的迁入地和迁出地

迁入地和迁出地是移民史关注的又一重要问题。张家驹认为靖康之乱后，人口南迁后的主要分布地为东南和四川，包括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5］。吴涛认为临安是开封移民最多的地区，江西、浙江亦有相当大的比例［13］。田强认为南迁人口的主要分布地为东南地区，其次是四川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14］。吴松弟认为靖康乱后北方移民的主要分布区域为江南、江西和福建，相较四川和两湖要少得多，两广地区更少一些。移民的主要迁出地为河南、山东与淮南，其中河南约占总数的60%［6］。顾立诚认为唐宋之际，北方因长期战火烽起，南方则日益昌盛，往往成为众多灾民的最佳选择。如岭南地区因地处战乱边缘，便吸引了一定数量人民迁往［8］。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认为南宋以前，移民之祖籍单纯，几尽是江西人;南宋以后，移民之祖籍渐臻繁杂，始多苏、豫、闽、皖之人［2］。曹树基认为以全省人口来看，湖南人口中63%左右为江西移民后代;以人口计则39%左右为宋代移民后裔［15］。薛政超在前人的基础上，扩大了史料范围，认为从唐宋湖南移民个案来看，安史乱前，移民格局为“北多南少”，安史乱后为“南多北少”，南北差距有持续扩大趋势，在移民来源中，以江西移民为主［10］。李怀荪认为约自五代、宋以后，大规模的移民开始进入湘西，这些移民大多来自江西，并带来了许多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16］。

陈衍德认为闽人外迁的主要地区有广东、台湾和海外三处，这些移民的规模小，具有分散性，与大规模的移民入闽相比，实乃微不足道［17］。吴松弟认为福建的福州、泉州、邵武军、建州、汀州等，是靖康之乱后北方移民较多的地区，同时由于人稠地狭现象日益加剧，大批福建农民向两广、海南岛等地迁移［18］。魏峰认为两浙路地区迁入家族，北宋以润州、苏州、常州为主要目的地;南宋则以明州、台州最多。迁出家族北宋以开封为寄居地［19］。

三、关于两宋移民的原因与类型

移民的原因有多种，如政治因素、风俗环境、军事战乱等，同样移民类型也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张家驹认为影响靖康之乱后民族迁移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南渡人口最广大阶层要属农民，除此还有许多皇族、贵族、官僚、大小地主等。迁徙方式有:因兵火逃避者、随军南迁者、自愿归正者、作有计划迁移者等［5］。田强认为南宋初期人口大规模南迁最直接、最显著的因素是战争。主要类型包括王公贵族、官僚地主统治阶层、军队及平民百姓［14］。吴涛认为南迁的开封居民有皇帝、宗室、官吏、僧道等，数量最多的是劳动人民［13］。

黄宽重分析了南宋时代归正人南来的原因，即北方的残破与异族的压榨与苛扰。南来归正人包括奴隶、农民、官吏、商人、军人、士人等［7］。蒋怡［20］、曹小波［21］分别对南宋归正人南来的原因、南宋对归正人的政策、归正人的作用和影响等问题作了分析。蒋怡认为南宋归正人的构成有官吏士人、宗室、武将军士、平民等［20］。蒋怡与曹小波所论内容，与黄宽重基本相似，没有超出其范围。

顾立诚认为唐宋之际人口快速流动的原因，一为北方的动荡与不安，战乱、灾荒、盗匪为主要问题，河南地区尤甚;一为南方自安史之乱后长期安定，生活富足，未经战乱。移民之类别主要有文士官员、武夫军人、盗贼流寇、衣冠世族、避乱难民［8］。王仁杰认为宋元之际中原民众广泛向闽粤地区迁徙的主要原因即兵祸。包括元军对民众的残暴杀戮及战后社会的动荡不安。南迁的类型有武装抗元人员、遗民、畲族、客家人、南下的官员与士兵等［9］。

李怀荪认为移民进入湘西主要有四种方式:湘西官员卸任后留居者;他处官员离任后流寓、隐居湘西者;屯军落籍湘西者;进入湘西的垦荒者［16］。薛政超对唐宋湖南移民原因的解释主要运用了推拉理论，即迁出地之推力、迁入地之拉力、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其他原因，如宦游、游学等。移民类型主有生存型、发展型与强制型三种［10］。魏峰认为购置地产、获得充足政治、文化资源，依靠姻亲力量等是两浙地区官僚家族迁徙的主要原因，战乱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19］。安介生认为北宋初期山西人口外迁多为政治性的军事移民［11］。张显运认为北宋河洛地区移民迁入的类型有降民、一般平民、致仕官员和士大夫等［22］。

四、关于两宋移民的数量与路线

关于移民的数量问题。顾立诚认为唐宋之际荆襄、鄂岳、宣歙、淮南及两浙地区，人口因遭受战乱波及而大量减少;相对地其南方的江西及福建，户口却有上升之趋势，显示当地已有一定程度之开发［8］。吴松弟认为在绍兴和约签订前估计大约有500万左右的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在南方［6］。张家驹将南渡前后的人口数字作了统计比较，江东、江西、湖北、广东人口都发生了减少，如江东地区减少了285879人;其它各路府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如两浙路南渡后增加了553881人［5］。安介生认为太祖、太宗两朝山西民户外迁的总数至少应在二十五万人以上［11］。

关于移民的路线问题。张家驹画出南宋初年人口南迁的主要路线图［23］。吴松弟在此基础上也绘出了人口迁移路线图，他认为北方移民的路线主要有东、中、西三条。东线以连接开封和临安的大运河最为重要。中线，从中原进入湖北地区主要有三条路线，从湖北进入湖南多经洞庭湖西，而湘江河谷是进入两广的主要道路。西线，进入四川主要经由，一自北翻秦岭而入，一自东北沿汉水谷地而入，一经长江水路从川东而入［6］。

吴涛认为开封人口南迁主要有两条路线，随高宗南渡者和随溃兵向西南逃亡者［13］。薛政超认为唐宋湖南移民的主要路线有水路和陆路两条。水路主要从长江过洞庭，再沿湘、资、沅、澧各水系向湘地各区扩散。陆路，湘东和赣西之间的路线，以袁州——醴陵一线最为重要;湘南和岭南之间的路线以韶州——宜章线为主［10］。林天蔚认为中原士族南迁至粤后形成两大语系即广府系和客语。而自唐宋以来，粤中两大不同语言的族裔南迁，有两条主要途径:一是由福建宁化县入粤东，二是由南雄入粤北，再南下广州平原一带为主。由此两道入粤之士族多沿古驿道或由水路［24］。

五、关于两宋移民的影响

关于两宋时期移民的影响问题，学界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张家驹认为移民对南方的影响主要有:人口南迁大大增长了南方户口的盛况;在不同程度上对南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北俗南传，促进南、北风俗间有了新的融合［20］。吴松弟认为靖康乱后北方移民对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政治上，北人主军，南人主政;经济上，先进技术的带入、畜牧业的发展及区域开发等;文化上，使南方文化在一定时期内染上相当浓厚的北方色彩［6］。田强认为靖康乱后移民对南北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如荒闲田的开垦、商业及陶瓷业的发展等［14］。黄宽重认为南宋归正人的南来促进了胡汉文化的融合，对南宋初期起到了抗敌的积极性贡献，但到晚期，宋蒙作战时，归正人背叛宋朝，投靠蒙古，成为蒙古亡宋的主要凭借［7］。顾立诚认为唐宋之际移民对南方的文化、技术及经济等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影响，如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人口发生大量锐减等［8］。王仁杰认为宋元之际的东南移民对岭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文化教育都产生了积极影响［9］。

王庆松主要从城市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变化、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及新的城市社区形态、主流阶层影响下的城市风气三方面，论述了靖康之乱后的移民对杭州城市文化的影响［25］。吴松弟认为因移民迁出地及其负载文化的不同，临安文化在南北融合的同时，也经历了原以南方文化为主，到以北方文化为主，并融入胡化色彩，最终朝着以南方文化为主，同时又带有一定古老的北方文化特色的转变过程［26］。龙登高认移民的技能、资本在城镇进入劳动力市场与工商服务业，在农村进入土地交易与租佃市场，移民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与开拓意识，都促进了南宋江南各类市场的发展［27］。王雪莉认为南宋时期浙江地区大量北方移民迁入，促使了纺织技术的迅速发展，加剧了服饰的奢侈之风［28］。魏峰分析了宋代迁徙官僚家族与地方社会的相互影响，如影占田产、干预地方施政，以及通过参与地方社会文化、公益活动，来整合社会秩序［19］。张显运认为北宋时期人口的迁入，促进了河洛地区经济及文化的发展［22］。安介生认为北宋初期山西人口外迁为河南经济作出了贡献，却给本地经济发展带来了消极作用［11］。薛政超对唐宋湖南移民的影响，从区域人口、经济、文化、政治、民族关系等方面作了论述，并就唐宋湖南移民在整个湖南移民史上的地位做了分析［10］。何维鼎认为宋代人口南迁对珠江三角洲农业的开发起到了促进作用［29］。移民对客家民系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如罗香林提出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间大体在五代至宋初的观点［30］。之后吴松弟的《客家南宋源流说》一文在罗香林的基础上，提出南宋时期南迁的北方移民对客家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客家先民以南方土著为主，北方移民主要是通过文化而不是血缘影响客家文化的观点［31］。吴福文认为唐末到北宋的客家迁徙是继东晋末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客家南迁运动，它催生了客家族群的形成，同时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多种历史因素［32］。

除以上所论移民的各个问题外，还有海外移民的相关论著。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的外商》［33］、黄纯艳的《宋代海外贸易》［34］、马建春的《两宋时期留居杭州的穆斯林蕃商胡贾》［35］、邓友昌的《宋朝与越南关系研究》［36］、芦敏的《宋丽海上贸易研究》［37］、赵莹波的《宋日贸易研究》［38］等等，以上论著对海外移民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商人移民，且多以海外贸易为背景进行阐述。目前笔者仅见芦敏的《辽、宋、金时期迁入高丽的中国移民》［39］和《宋人移民高丽述论》［40］两篇论文在移民的框架之下，对迁入高丽的中国移民原因、方式、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另朱国宏《中国的海外移民》对宋朝自发的国际迁移现象、动因、类型与流向分布作了简单分析［41］。

关于移民史料的整理，有薛政超的《湖南移民表:氏族资料所载湖南移民史料考辑》利用大量氏族资料，分区域、分类别、并以时间为序排列出1万余例湖南移民个案［42］。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利用诗文、地方志和族谱等资料，罗列了经珠玑巷迁移到南海、番禺、顺德、新会、鹤山、香山、东莞等县150多个姓氏的名单［43］。这些个案的整理，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历史时期区域移民著作以及移民的通史性著作，通常会对宋代移民有所论述。区域性著作，如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44］、谭红的《巴蜀移民史》［45］、任崇岳的《中原移民简史》［46］、林国平与邱季端的《福建移民史》［47］等。通史性著作，如田方与陈一筠的《中国移民史略》［48］、石方的《中国人口迁移史稿》［49］、葛剑雄等的《移民与中国》［50］、《简明中国移民史》［51］等等。

六、回顾与展望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两宋移民史的研究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存在着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以下对这些方面作一总结:

其一，从时间上来看，学界对唐宋之际、靖康乱后及宋元之际移民的相关问题，都作了深入探讨。尤其是对靖康之乱以后，近百年的移民场景的描绘较多。其中成绩最著者当数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52］。从地区范围来看，虽各个区域移民都略有涉及，但主要集中于两浙、两湖、福建、两广等地，如薛政超的《湖南移民史研究(618－1279年)》［10］等。

其二，中国移民问题的研究，至今已形成一个基本框架，包括迁徙过程、迁入地和迁出地、原因与类型、数量与路线及影响几个方面。目前，对于两宋移民史的研究已经达到成熟阶段，要想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必须寻找新的视角，值得一提的是魏峰将移民史与家族史结合在一起，独特新颖，于研究多有启发。此外，对移民的研究多集中于国内，相对来说，海外移民的探讨则显得较为薄弱。芦敏对于高丽中国移民的研究，即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故对于两宋时期中国移民海外这一领域，还有待拓展。

其三，两宋移民问题虽已取得了累累硕果，但对移民理论的总结，却稍显匮乏。在这方面国际移民较为关注理论研究，并发展出四个主要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平衡理论、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双重劳动市场理论和移民系统理论。”［53］1这一点，有待学人继续努力，探索适应于国内移民的相关理论。

其四，需要指出的是，1980年以来，环境史急剧升温，由环境问题而导致的人口迁移受到广泛关注，由此产生环境移民的概念，它是指“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受到突发或渐进式的不利影响而产生的各种人口迁移行为，包括自愿的、非自愿的，事后被迫的、预先计划的，暂时的、永久性的，个体和家庭自发的、政府主导的移民类型等等。”［54］98与环境移民相关的概念，还有生态移民、气候移民。这一新移民概念的引入，有助于我们对两宋移民问题，继续深入挖掘。

我们相信，通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新的史料、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不断出现，两宋移民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将会不断拓宽。

注释:

①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合著《中国移民史》六卷本，是目前较为完整的中国移民史专著。此书在《导论》中详细地剖析了移民的定义、中国移民史的分期、历代移民的类型和特点、研究中国移民史的意义、基本方法和手段等问题，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在理论上作了有益的尝试。第二卷至第六卷对历史时期中国境内移民的大事件，包括移民的过程、分布、特点、影响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其中第四卷《中国移民史·辽宋金元时期》由吴松弟完成，基本收录了《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一书中的全部内容。

②作者与此相关的论文还有《唐宋时期湖南迁出移民述论》(《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中国移民史＞唐宋湖南移民实例考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唐末五代湖南割据势力移民考论》(《历史教学》2009年第2期)、《南宋前期湖南民户移民研究》(《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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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M］//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34－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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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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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6219(2015)03－0014－05

2014－12－25

贾灿灿，女，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教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