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编辑思想变迁轨迹考

徐 振 云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叶圣陶编辑思想变迁轨迹考

徐 振 云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叶圣陶先生一生编辑实践成果丰硕，其中蕴含的编辑思想为当代编辑出版实践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叶圣陶编辑思想的变迁轨迹呈螺旋上升状态，大致经历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和稳定期四个阶段。其萌芽期的主要特点是积极利用报刊宣传个人思想；成长期的主要特点是忧国忧民、服务读者；成熟期的主要特点是教育读者、紧跟时事、求进弗锐；稳定期的主要特点是弘扬出版的教育职能。

叶圣陶；编辑思想；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稳定期

编辑思想是思想的一个侧面，思想所具有的依附性、抽象性、历史性等属性与特点，编辑思想也都具备，只不过更加突出了编辑的职业性和实践性，比其他思想更容易体现到劳动成果上。“编辑思想是编辑主体的观念和独创性见解”。[1]16叶圣陶(1894-1988)作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家、出版家，其编辑思想与编辑实践也离不开以下特征：“有深厚的知识积淀；有很强的观察分析出版历史、现状，总结编辑出版活动规律的能力；编辑思维活动较他人更为广泛、深刻，结论相对正确；编辑理论与出版实践统一；反映编辑思想的代表作品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2]50

叶圣陶终其一生对很多事情保持了新鲜感和亲自尝试的精神，多才多艺，会吹笛、刻章、写得一手好字，求章求字者盈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极少拒绝，就像几十年如一日，每逢读者来信尽力回复一样，显示了叶圣陶先生严谨、负责、踏实、务实的人生态度和处事哲学，更显示了他事事躬亲、不烦他人的公私分明之心。

罗曼·罗兰曾经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这段话用来概括叶圣陶的一生，尤其是从事编辑出版事业的一生，是相当恰切的。叶圣陶一生，始于账房先生儿子的角色，到小学教师、作家和编辑，再到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编辑角色肇始于《学艺日刊》的编辑，其编辑思想的流变在环境变迁中有一个逐渐成长与变化的过程。纵观关于叶圣陶编辑思想的研究，史料描述较多，而学理探讨较少，对叶圣陶编辑思想的形成与流变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对叶圣陶六七十年编辑生涯中的思想变迁轨迹缺乏整体性的勾勒，本文试图利用现有的史料信息，尝试将叶圣陶先生各个阶段的编辑出版活动和思想进行系列化的、比较性的研究，整合叶圣陶一生编辑出版活动、出版物及其合作群体等的研究。再者，任何编辑出版活动与编辑思想的变迁，都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叶圣陶一生丰富的经历，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代表性的群体身份，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人民教育出版社，等等，是一个个标签，也是叶圣陶编辑实践的一个个具体体现。[3]7-12

没有天生的作家，也没有天生的编辑出版家，他们的成功，往往是在摸索和发展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在其编辑生涯中，叶圣陶参与创办、主编或编辑过的比较知名的报刊主要有：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妇女杂志》，开明书店的《中学生》《中学生文艺》《新少年》《太白》《中国作家》《进步青年》《开明少年》等。叶圣陶在编辑生涯中还主持编辑出版了各类教学大纲、教科书、教学参考书约500种，并发现、培养和推荐过一批青年作者，如巴金、丁玲、戴望舒等。巴金在《致十月》一文中，深情地将叶圣陶尊为自己“一生的责任编辑”，叶圣陶高尚的人品与文品受到的尊崇可见一斑。

一、萌芽期(1894～1922年)：积极利用报刊宣传个人思想

1894年10月28日，叶圣陶出生于江苏苏州，1899年进入当地的私塾读书。叶圣陶经常被父亲有意识地带领着去认识社会上的种种人和事，到亲戚家拜年、贺寿、吃喜酒，清明节到乡下上祖坟，秋天去收租子。文化氛围浓厚的吴地，山水、亭台楼阁、斋堂殿馆、庙院庵祠，甚至连苏州城中的路名、匾额、牌楼、桥梁，都各有来历和传说。叶圣陶常被父亲带去看或听父亲讲解，回家后还得回忆参观时的先后顺序，做类似日记的记录，作为开笔之前的训练。这些都为叶圣陶之后的文学之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叶圣陶在幼年时期亲身体验到了苏州民风民情的淳朴。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经历，孕育了叶圣陶关心民间疾苦的忧国忧民情怀。这种务实和充满人情味的思想和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的人情事理的熏陶，对叶圣陶一生的为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为文、做编辑与为人是有相通之处的。正是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不断接受的新文学知识，情与理的扎实积淀，使其在编辑之路上走得如此长远。

很多关于叶圣陶编辑思想的研究都忽略了早期的成长背景对叶圣陶的影响，按照从事编辑活动65年的划分，很多学者也并不认为叶圣陶早期从事的编辑尝试属于编辑思想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但是，没有其前期的兴趣、实践摸索和积淀，是不会有后来的巨大成就的，因此，1922年之前的编辑实践所折射出的零星的编辑理念，也是叶圣陶编辑思想的雏形，也值得关注。实际上，叶圣陶从事油印刊物的编印是从1909年开始的。1909年，在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学习时期，叶圣陶与顾颉刚、王伯祥等同学组织“放社”，创办了《学艺日刊》，每天出版数页的油印刊物，这是叶圣陶最早编辑的文学期刊，旨在放言高歌，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政治见解。1911年，叶圣陶主持五年级同学的油印报《课余》，自己作稿，自己刻写钢板，自己印发，每期两张或三张，这是叶圣陶编辑出版的第一张报纸。这张报纸设置了论说、翻译、诗文、图画等栏目，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学术。《艺兰要诀》也是在这时辑印的。在学校的写作与编辑尝试，为叶圣陶今后的创作与编辑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叶圣陶从1911年开始担任乡镇小学教员，一干就是十年，直至1920年。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1915年秋，叶圣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1917年，他在甪直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自编课本。1919年底，他参与创办《直声》文艺周刊，仅出数期。1922年1月，叶圣陶与刘延陵、朱自清、俞平伯等人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的第一本诗刊——《诗》月刊。

叶圣陶作为文学家与编辑出版家的角色在一生中是交错的，既能写稿，又能编稿、约稿，而此时期的叶圣陶，其主要角色还是作家，正是因为其从事创作，所以在创作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与很多作家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为其后来担任编辑积累了相当的人文素养与人脉。正像叶圣陶所言，“生活就是艺术”，而其从事的文学创作与编辑工作，何尝不是艺术的具体体现？这一时期，是叶圣陶编辑思想的萌芽时期，他已经意识到报刊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利用报刊宣传个人思想。

二、成长期(1923～1930年)：忧国忧民、服务读者

1923年春，叶圣陶成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的一名编辑，与儿时好友顾颉刚合编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该书为各篇作者均加传略，以帮助读者了解时代、环境和文学的关系。这一套教科书销行既久且广。从教师到编辑社会角色的转变，是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自此，叶圣陶编辑思想从萌芽期转入了成长期。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时期，首先的责任应该是忧国忧民。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叶圣陶和胡愈之创办了影响一时的《公理日报》，利用报纸积极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此后，又主编中国济难会的《光明》半月刊，并同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交往，主动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通过宣传，深刻剖析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叶圣陶在这时已经有意识地参与政治，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该有的忧国忧民的良知。叶圣陶在《光明》半月刊的《编辑馀言》中说：“一个具有良心的人，在这个时代该抱什么态度呢？具有良心的人的核心是‘爱’，是‘广大的爱’，……唯其如此，具有良心的人又有‘恨’，有‘深切的恨’。他恨那些破坏了人间之爱的，他恨那些不自爱的又不爱人的。突然恨又有什么用呢？因而要作种种努力，……用来消释心头之恨。这个恨到什么时候才消释呢？杀尽了那些可恨的东西之后吧？不是的，要到他们变化了，他们也能完成人间之爱，也能自爱而又爱人的时候；换句话说，要到他们恢复了丧失的良心，回归到具有良心的人的队伍里来的时候。”[4]14-15这足以显示叶圣陶希望通过报刊来劝诫与呼吁人们“创造光明”。

叶圣陶在对待作者时的谦虚、谨慎态度，显示出大家风范。1982年，叶圣陶在《记我编〈小说月报〉》中说：“他们的名字能在读者的心里生根，由于他们开始就认真，以后不懈地努力，怎么能归功于我呢？我只是仔细阅读来稿，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或取或舍而已。如果稿子可取，又感到有些可以弥补的不足之处，就坦率地提出来跟作者商量。这些是所有的编辑员都能做到的。”[5]390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期，叶圣陶最被编辑学界所熟知的是继茅盾和郑振铎之后参与主编《小说月报》，叶圣陶先从吸引读者着手，再试图改换版式，调整栏目。读者的需求，成了叶圣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这一首要定位，也为其编辑思想成熟奠定了基础。叶圣陶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时期，编辑思想从萌芽到逐渐发展壮大，直至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这一时期也是其编辑思想的发展期。在内忧外患的国内外背景下，叶圣陶先生忧国忧民的思想得到了充分发扬，而有意识地为作者和读者服务的思想源于其为他人着想的为人风格，为读者和作者服务的意识在这个时期从初露端倪到逐渐成为定例和惯常做法。

1930年夏天，叶圣陶接任《妇女杂志》主编，自第16卷7月号起革新，编至第17卷3月号，一面向旧友发信约稿，要求文章“只须平常谈话那样轻松随便，笔下常带感情，尤宜于妇女读者”；[6]117一面发起各种征文，活跃版面，加强读者、作者、编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与联系。务实与经营作风，使叶圣陶编辑的作品可读性较强，比较贴合读者的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地扭转了当时浮夸的文风和出版风气。叶圣陶的编辑思想呈现出来的正是他人品的写照，平实、务实、踏实，想读者、作者之所想，急读者、作者之所急。也正是在编辑实践中的不断摸索，叶圣陶的编辑思想逐步独立，彰显个性，走向成熟。

三、成熟期(1931～1948年)：教育读者、紧跟时事、求进弗锐

1930年年底，叶圣陶应章锡琛邀请，辞去商务印书馆职务，改任开明书店编辑。1931年3月，他任《中学生》《中学生文艺》编辑。叶圣陶通过所编的书报刊充分实现其理想，找到了自己的准确定位，并发现了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而在文学创作方面，叶圣陶一直是关注民生的，平民编辑视角为他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一)服务大众，教育读者

《开明国语课本》中，课文有一半是有根据的再创作，“每课课文的长短，出现的生字和新词个数，重复出现的次数”，[7]98都需要做细致的梳理与统计。课文要服从语言教学的要求和进度，记录统计工作确实繁琐，而叶圣陶在夫人胡墨林的帮助下却一丝不苟，从不打折扣。这种敬业精神也成就了国语教科书的金字招牌。直至叶圣陶去世前一年，人教社重印《国文八百课》时，吕叔湘为其作介绍说：“以作文为中心，按问题组成单元的试验课本……直到现在，还能对编中学语文课本的人有所启发。”[8]164叶圣陶从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中吸收灵感，并将其付诸自己的编辑实践中，将知识以最适合读者接受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是叶圣陶所编国文课本的特色，也体现了他为读者服务的决心和信心。

据赵景深先生回忆，叶圣陶“代编《小说月报》，主编《妇女杂志》和《中学生》，几乎没有一次不是用全力对付的，一切琐碎的事，甚至校对，都由他自己动手。投稿人有信给他，如果是需要答复的，他也亲自写回信去。他的字迹圆润丰满，正显出他那谦和而又诚实的心”。[9]142

(二)紧跟时事，不出其位

《中学生》虽然是为中学生学习的刊物，但与时事紧密结合，借以提高学生的爱国热情。在抗战时期，叶圣陶在四川接受过武汉大学的教职，也受聘于四川省教育厅，但一直没有放弃过编辑探索。叶圣陶与吕叔湘合作编著了四川省教育厅“国文教学丛书”的《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精读指导举隅》是以作者的身份指导教师如何教课的。而与朱自清、吕叔湘合编的《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则是编者以教师的身份，直接对学生进行指导，当然更加细致。其他的教材类读本更是不胜枚举，如《普益国语课本》《文法指导举隅》等，叶圣陶都根据最新的教育形势，严谨完成编著工作。

(三)朴实无华，求进弗锐

1938年叶圣陶答复上海一家报纸大骂自己不前进，在抗战时期还有心赏芍药、啖樱桃，放不下手中的酒杯，还叫人去钻古书等，9月24日叶圣陶回信好友：“上海报纸骂弟不前进，弟本未前进，骂得其当，无所不快。青年人之心理，我们均可原谅。”[10]88叶圣陶的宽容及其温和、不冒进的个性，是保持一生的。他没有留在上海“孤岛”孤军奋战，也没有在汉口苦苦挣扎，就因为这样，才显示了一个国难中的真实的人的形象。就因为他的第三梯队的理念和设想，也才使开明在一次次的严查下得以侥幸过关，发挥应有的作用。茅盾曾说：“斗争需要一些人赤膊上阵，也需要一些人有点保护色，不要赤膊上阵。斗争不赤膊上阵也可以。”[8]288叶圣陶在《题开明二十周年纪念碑》中间八句：“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弗欲锐。唯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此风永发扬，厥绩宜炳蔚。”[5]294这与叶圣陶的朴实作风有一定的关联，也与茅盾的总结不谋而合。

四、稳定期(1949～1988年)：弘扬出版的教育职能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担任过的职务有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主要负责教材的编选工作。在这一时期，叶圣陶的编辑思想已经成熟，各种编辑实践在前期的成功经验指导下，稳定地出了一批编辑作品，尤其是弘扬了叶圣陶一直主张的出版的教育职能。随着职务的增多与年龄的渐长，叶圣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编辑出版实践与探索并没有建国前那么种类多样，但数量仍然可观，并且编辑思想与理念已经成熟与稳定，在指导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教材方面，依然事必躬亲，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甚至几易其稿。

“文革”期间，叶圣陶不得不赋闲在家，仍然不忘承担儿孙之间信息联络员的角色，将重要的信息抄录寄给长子，并把报纸读完后寄给儿孙，让其通过邮政传递信息。叶圣陶是作为一名教育家立世的，无疑，他对子女的教育是成功的。而这种教育精神也延展到文学创作和编辑出版领域，推己及人。

辞去民进中央委员会主席时，叶圣陶引用《礼记·大学》中的原文：“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意思是说：“要自己做得到，方可要求别人；要自己无问题，方可指摘别人。”[8]472这是从道德品质方面说的从我做起。这一原则，叶圣陶先生坚持了一生，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同时代人的尊敬和后世人的景仰。

在主持夏丏尊和朱自清先生的追悼会上，叶圣陶曾说：“追悼死者是活着的人的事，为的寄托个人的哀思；对死者是不相干了，因为他已经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8]474叶圣陶在说的时候自己忍着眼泪，使许多在场的人也感伤地流出了眼泪。我们看到了一位敏感的老人，在送别一位位战友与挚友时的复杂心境与哀思。而我们梳理叶圣陶一生走过的长长的编辑出版之路，为其取得的成就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为其一生的大智慧而叹服不已。作为后辈，我们只有借其智慧之光，烛照新时期的编辑出版事业，才能告慰严谨务实、兢兢业业的先辈。

[1]吴平.编辑思想小叙[J].出版科学，2011,(5).

[2]吴平.编辑思想的实践性探讨[J].中国出版，2011,(5).

[3]李常庆，蔡银春.叶圣陶编辑出版思想研究综述[J].中国编辑，2014,(3).

[4]叶圣陶.叶圣陶集(第18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5]叶圣陶.叶圣陶集(第17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6]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7]叶至善.中了头彩的婚姻：叶圣陶与夫人胡墨林[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8.

[8]叶至善.父亲长长的一生[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9]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10]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2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李逢超)

2015-06-06

华中农业大学自主科技创新基金人文社科研究专项重大项目“经部要籍编辑思想研究”(2014RW015)。

徐振云，女，山东临沂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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