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小孙屠》的两难

文章编号：1003-9104（2015）01-0169-08

作者简介：徐振贵（1942- ），男，汉，山东平原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荣获“全国模范教师”，“山东高校十大优秀教师”，山东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后期项目评审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研究。

摘 要： 南戏《小孙屠》的作者之所以被置于歌颂才子与妓女之恋难、批判奸夫奸妇奸淫之罪亦难的两难之境，似与其本事、年代、取向有关。

关键词：戏曲艺术；南戏；艺术创作；《小孙屠》；本事；年代；取向；两难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对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小孙屠》的诸多方面，戏曲大家钱南扬先生等前贤时哲①，已经作了不少精辟论述，拙作仅就剧作者何以被置于歌颂才子与妓女之恋难、批判奸夫奸妇奸淫之罪亦难的两难之境，是否与本事、年代、取向有关，管窥蠡测，以求教正。

一、《小孙屠》的本事钱南扬先生《戏文概论》中所说《小孙屠》“本事”，是指其剧中故事梗概[1]。今之所谓“本事”，是指剧中故事情节所依据的本来之事。率先考证《小孙屠》本事的当推朱恒夫先生。认为，案情原出于五代范质的《玉堂闲话》，为《太平广记》第一百七十二卷“精察”二收录，其故事名为“杀妻者”，云：闻诸耆旧云：昔有人因他适回，见其妻为奸盗所杀，但不见其首，支体俱在。既悲且惧，遂告于妻族。妻族闻之，遂执婿而入官丞，行加诬云：“尔杀吾爱女。”狱吏严其鞭捶，莫得自明，洎不任其苦，乃自诬杀人，甘其一死。款案既成，皆以为不谬。郡主委诸从事，从事款而不断，谓使君曰：“某滥尘幕席，诚宜竭节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误举典刑，岂能追悔也？必请缓而穷之。且为夫之道，孰忍杀妻？况义在齐眉，曷能断颈？纵有隙而害之，盍作脱祸之计也？或推病殒，或托暴亡，必存尸而弃首，其理甚明。”使君许其谳议。从事乃别开其第，权作狴牢。慎择司存，移此系者，细而劾之。仍给以酒食汤沐，以平人待之。键户棘垣，不使系于外。然后，遍勘在城伍作行人，令各供通近来应与人家安厝坟墓多少、去处文状。既而，一面诘之曰：“汝等与人家举事，还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于一豪家举事，共言杀却一奶子，于墙上舁过，凶器中甚似无物，见在某坊。”发之，果得一女首级，遂将首对尸，令诉者验认，云非也。遂收豪家鞫之。豪家伏辜而具款。乃是杀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尸易此良家之妇，私室蓄之。土豪乃全家弃市。吁！伍辞察狱，得无慎乎？的确，诚如朱先生所说，“其事的主要情节和《小孙屠》基本一致”[2]。以之做为本事确实信而有据。不过，古之冤狱甚多，宋代郑克《折狱龟鉴》卷二，有篇《府从事》，说：“《玉堂闲话》云：近代有人行商回，见妻为人所杀……婿乃获免。”与朱先生引自《太平广记》的“杀妻者”基本相同，文字稍为简略。郑克还继之说：“按：此汉乾祐中，王仁裕所说五代时事也。顷闻一事，与此相似。又闻一事，颇亦类此，并附于后。”亦即“庐陵、歙县二事”。其一云：太平州，有一妇人，与小郎偕出，遇雨入古庙避之，见数人先在其中。小郎被酒，困睡至晚始醒，人皆去矣，嫂已被杀，而尸无首，惊骇号呼，被执送官，不胜考掠，诬服强奸，嫂不从而杀之，弃其首与刀于江中，遂坐死。后其夫至庐陵，于优戏场认得其妻，诸伶悉窜，捕获伏法。盖向者无首之尸，乃先在庙中之人也，伶人断其首，易此妇人衣，而携以去。小郎之冤如此，以无善疑从事故也。然则赃证未明，狱可遽决乎？

此则故事与《小孙屠》情节也有基本一致处：其一，伶人杀一女，冒充小郎之嫂；剧中娼妓出身的李琼梅与奸夫杀死婢女，冒充小孙屠之嫂被杀。其二，有尸无首相同。其三，都是小叔被拷掠诬服，含冤处以极刑。其四，妇人是被伶人“携以去”而非“迫以去”“缚以去”，且尔后在“优戏场”出现，似是与优伶同谋潜逃，与剧中相同。宋元伶人，不少是妓女与优伶双重身份合二为一。其五，此事题目为《府从事》所附，作者以“无善疑从事”为憾，与剧中令史朱邦杰审案似乎相关。其六，《杀妻者》故事中，冤主是所谓“妻”者之婿，亦即剧中孙必达，他确实曾入狱。《府从事》附案的冤主则是小叔，亦即剧中小孙屠孙必贵。而照题目《小孙屠》而言，小孙屠孙必贵乃是主角。《府从事》附案较之《杀妻者》似乎更接近《小孙屠》的情节，是否也可以说是剧之本事呢？本事考证，诚难矣哉！既须证明作者依据“本事”编剧，剧情与本事基本符合；又得找出剧作者或者他人说过，某事是某剧本事。而无论《杀妻者》或《府从事》附案，虽然都与剧情不无符合，但是，无论剧作者或当时或其后论者言此为本事的旁证，都还未曾找到。再者，《小孙屠》中的一个关键情节是：孙必达所娶之妻原是娼女李琼梅，才造成冤案；杀婢代妻之计，出自娼女李琼梅，朱邦杰亲下毒手。第十三出“（旦）朱外郎，不是奴家设此一计，今日怎得和君家相会？（净）谢得娘子！”掉包倒宅之计，似是元杂剧中娼家惯技，计由李妓设出，也就不会有“亏她想得出”之慨。《小孙屠》究竟想写成才子与妓女之恋还是惩治与妓女淫乱，其前提条件，都与娼女身份息息相关。李琼梅是否为娼妓出身并非无关紧要。但是，《杀妻者》中被杀的“奶子”，其替身却不是娼女而是“良家之妇”。《小孙屠》中，外史朱邦杰与娼妓出身的李琼梅几乎是始终私情不断，甚至彼此大有水涨船高之势，这也直接牵涉到是歌颂还是贬斥的价值取向，而《杀妻者》故事中只字未提那位“良家之妇”对“豪家”的态度。《府从事》附案中“嫂”与“优伶”的关系，也只能推断出似乎暧昧。因此，《杀妻者》或者《府从事》附案，是否是《小孙屠》本事，还需充实论据。除此之外，笔者在唐李延寿《北史》卷十七中，见到这样一段记载：孝武帝将入关，授仲景中军大都督，留京師。齐神武欲至洛阳，仲景遂弃妻子，追驾至长安，仍除尚书右仆射，封顺阳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尔朱天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经数年，前妻叔袁紇氏自洛阳间行至。也列遂徙居异宅。久之，有奸事露。诏仲景杀之，仲景宠情愈至。谬杀一婢，蒙其尸而厚葬以代焉，列徙于密处，人莫知其诈。仲景三子济、钟、奉，叔袁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历清官。仲景以列尚在，恐妻、子漏之，乃谋杀袁紇。紇先觉，复欲阴害列。列谓从奴曰：“若袁紇杀我，必投我厕中。我告丞相，冀或不死。若不理首愆，犹埋我好地。尔为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诏笞仲景一百，免右仆射，以王归第也。列以自告，而逐之。仲景犹私不已，又有告者，诏重笞一百，付宗正，官爵尽除。仲景仍通焉。后周文帝以其历任有令名，且杖策追驾，乃奏复官爵。也列、袁紇于是同居。大统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多内乱，后就州赐死。

封王称相的北朝魏之皇亲仲景，与《小孙屠》中的小吏令史朱邦杰，天壤悬殊。但也有相同之处：其一，都是置发妻于不顾，而与有美色的“娼女”有奸情，私下结为夫妻；其二，都是与美色娼女私下结合后，宠情愈至；其三，都是杀死婢女，蒙混过关；其四，都是受到惩治：仲景遭笞免官，因“内乱”而“赐死”，朱邦杰被凌迟；其五，都是李代桃僵，婢女成为牺牲品，本娼女的“妻”都被顶替苟活一时。据俞为民先生考证，戏文三种中的《小孙屠》，作者就是萧德祥。因为繁本《录鬼簿》云：“萧德祥，杭州人，以医为业。号复斋，凡古文倶檃栝为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戏文等：《王翛然断杀狗劝夫》《四春园》《四大天王歌舞丽春园》《小孙屠》《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增补本《录鬼簿》以曲评之曰：“武林书会展雄才，医家传业号复斋，戏文南曲衠方脉，共传奇乐府谐……”。显然熟悉“古文”，且能把“古文”中所记，檃栝为南曲。而仲景作为显赫一时的王子、太仆，杀婢代妻之事，曾轰动一时。其弟仲暹，虽“猛暴”“一时屠戮”“多所杀害”，但孝靜时，“位侍中，录尚书事，薨赠太师…”[3]。然而，仲景兄弟的子孙后代“五世而衰”，常为论者引以为戒。古代史书中也有明文记载。萧德祥熟悉包括古史的“古文”，据以改编为南戏，应该也是有其可能性的。南戏《小孙屠》的故事情节基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令史朱邦杰与娼妓出身的孙必达之妻李琼梅合谋杀死李之婢女，冒充李琼梅，嫁祸于孙必达；二是孙必贵亦即小孙屠，代替哥哥孙必达盆吊而死，却被神仙救活，昭雪冤案。此事又与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的情节不无相似。而《包待制三勘蝴蝶梦》的本事，有台湾学者罗锦堂先生考证乃是“齐义继母”。因刘向《列女传》卷五载：齐义继母者，齐二子之母也。当宣王时，有人斗死于道者，吏讯之，被一创，二子兄弟立其傍。吏问之，兄曰：“我杀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杀之。”期年，吏不能决。言之于相，相不能决；言之于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纵有罪也；皆杀之，是诛无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恶，试问其母，听其所欲杀活。”相召其母问之，曰：“母之子杀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决。言之于王，王有仁惠，故问母何所欲杀活。”其母泣而对曰：“杀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问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爱也。今欲杀之，何也？”其母对曰：“少者，妾之子也；长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时，属之于妾曰：‘善养视之。妾曰诺。今既受人之托，许人以诺，岂可以忘人之托而不信其诺耶？且杀兄活弟，是以私爱废公义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约，束已诺不分，何以居于世哉？子虽痛乎，独谓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于王。王美其义，高其行，皆赦不杀，而尊其母，号曰义母。……卒免二子。《列女传》中，“义母”言行，的确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王氏之母作为，俨然如出一辙，以此为剧中本事，确实信而有据。而且，《小孙屠》中孙必贵盆吊也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王三盆吊”不无相似：其一，权豪势要葛彪打死王大王二王三之父，三兄弟打死葛彪报得杀父之仇，官府却要将王氏兄弟中一人盆吊而死，显系冤案。孙必达被朱邦杰、妻子李琼梅陷害，身入囹圄，要盆吊而死，也是冤狱；其二，王三代替兄长盆吊，小孙屠代替哥哥盆吊，都是以弟代兄赴死；其三，死法相同，都是盆吊；其四，都是死而复生，借助鬼神之力。萧德祥名下有南戏《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关汉卿名下有同名杂剧。姑且不管这是否是一剧还是二剧，萧德祥熟悉《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是可以断定的。他又是熟悉古文的，刘向《列女传》影响甚大，宋代已有闽中刊本，萧德祥应该知道“齐义继母”故事。因此，写作《小孙屠》时，顺手拈来弟代兄死却死而复生的情节，也是合乎情理的。宋元北杂剧、南曲戏文中，关目相同相似互相借鉴者并非罕见。不过，“齐义继母”突出的是继母，犹如《包待制三勘蝴蝶梦》，而《小孙屠》却突出的是小孙屠。如果以上所述大致不错，那么，《小孙屠》的本事或说故事来源，可能就是“杀婢代妻”与“齐义继母”的合二为一。只是这“杀婢代妻”故事，是源于“杀妻者”抑或“府从事”附案，还是仲景杀婢代妻，或者，上述材料剧作者都看过，将其融而为一。笔者仍然不敢妄断。不过，杀婢代妻，齐义继母，这两件本事之间，原本风牛风马，杀婢代妻乃是贬斥淫乱，弟代兄死乃是歌颂其义，主旨原本迥异。合二为一，构思故事情节省了事，却已潜伏了两难的尴尬。将贬斥者与歌颂者融为一剧，是作者选了个容易坐蜡的题目。当然，恰是难处愈见功力，孰知剧作者非如是想耶？

二、《小孙屠》的年代对于南戏《小孙屠》的创作年代，钱南扬先生在其《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的《前言》中说：“这三本戏文，《张协状元》时代最早，盖是戏文初期的作品”。“其次是《错立身》……盖作于金亡之后、宋亡之前这段时期之内。其次是《小孙屠》……此剧原列最前，今据时代，移置最后。”明确指出《小孙屠》在戏文三种中产生最晚，并没有说具体年代。到其《戏文概论》第三章《元明戏文的隆衰》，则指出：“整个元朝，杭州始终有编撰戏文的书会，如宋末的《错立身》，题‘古杭才人新编；一直到元末的《小孙屠》，题‘古杭书会编撰”。意谓《小孙屠》是元末作品。却没有展开论述。

俞为民先生则师承钱先生且发扬光大，进而明确指出：“南戏《错立身》与《小孙屠》，其产生年代必定是在元朝统一全国之后”，“（《小孙屠》）出于元人之手，而且是根据元代同名北曲杂剧改编而成的”[4]，并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艺术形式、戏曲语言、排场等诸多方面，加以考证论述，言而有据，实事求是，颇有说服力。许建中先生则从曲牌运用等方面对戏文三种的曲律学考察，角度新颖，令人耳目一新，也认为南戏《小孙屠》为“元代作品”[5]。《小孙屠》产生于“元代”说，可以断定，如果从剧中极刑的执行、诗句的引用、套语的使用等考察，也能旁证“元代说”。南戏《小孙屠》中，数次提及“盆吊”和“凌迟”。何谓“盆吊”？戴望舒先生《释“盆吊”》、钱南扬先生《小孙屠》第一出注三，都是以《水浒传》解释：

是一种非刑，不见正史，而在戏剧小说中常见。《古今杂剧》关汉卿《蝴蝶梦》三折曰：“把他盆吊死，替葛彪偿命去。”所谓盆吊，《水浒传》二十八回：“趁饱带你去土牢里去，把索子綑翻着，一床乾藁荐把你捲了，塞住了你七窍，颠倒竖在壁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性命。这个唤做“盆吊”。

读《水浒传》者多矣，何曾留心这段话，深服先生读书之细！却又有不解之处：为何名之曰“盆”吊？为何名之曰盆“吊”？似乎盆、吊二字，没有着落。为何将囚犯“颠倒”竖着？塞住七窍不就死了吗？笔者认为应与《荆楚岁时记》所云有关：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按：《盂兰盆经》云：“有七叶功德并幡花歌鼓果食送之”，盖由此也。《经》又云：“目连见其亡母生饿鬼中，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连大叫，驰还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所奈何！当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当为七代父母厄难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佛，敕众僧皆为施主祝愿，代七代父母行禅定意，然後受食。是时目连母得脱一切饿鬼之苦。”目连白佛未来世佛：“弟子行孝顺者，亦应奉盂兰盆供养”。佛言大善。故后人因此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綵、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东京梦华录》卷八亦载：

中元节：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綵衣服……及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经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

《政和五礼新仪》卷首云：盂兰盆，本梵语，译以华音，即“救倒垂”器也。据此三条资料，可知：

其一，由《盂兰盆经》到目连为救鬼母而设盂兰盆，再到民间上元鬼节，市井卖冥器盂兰盆，盂兰盆已为民间熟知。其二，市井盂兰盆，不是瓦盆、泥盆，而是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状，挂有衣服、冥钱，犹如竹竿所札人形，类似纸驴纸马一类。其三，梵语盂兰盆，音译为“救倒垂”。垂，垂下。倒垂，即倒立。所以要把囚犯“颠倒竖在壁边”。可见，盆吊之盆，就是盂兰盆。而盂兰盆上“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犹如“吊”着。或者，吊，吊祭。《礼记·檀弓上》载：“子夏丧其子……曾子吊之。”如“吊丧”之“吊”。将冥钱在盂兰盆里“焚之”，目的在于祭吊亡灵。“盆吊”就是用盂兰盆祭吊亡灵，或者说用盂兰盆吊祭死鬼。久而久之，用盂兰盆吊祭死者的民俗，便被移植为酷刑之名。“盆吊”本是酷刑极刑，何以说成用盂兰盆吊祭亡灵？古之不少酷刑其实名堂甚为“典雅”，或说“俏皮”。唐代将犯人置于炭火炙热的瓮中，曰“请君入瓮”；明代东厂将犯人浇上沸水，以铁钉刷子刮皮，名曰“梳洗”即为明证。姑且不论“盆吊”是否与“盂兰盆”有关，但却是见之于《水浒传》。《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而《小孙屠》成于“明代”说，没有根据②，那自然是元末。再说《小孙屠》中数次提及的“凌迟”。 论者大都认为，凌迟是“醢”的发展，始于五代。陆游《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感伤至和，亏损仁政，实非圣世所宜遵也。”当时，就有人反对凌迟。不过，五代、辽金，战乱频仍。而“乱”与“酷”成正比，《辽史·刑法志》就有“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的记载。而宋代，号称以仁孝治国，轻易不对通奸杀人犯使用“凌迟”，至今从其主要官方典律刑法中，还没看到通奸杀人遭到凌迟的案例。即使对其他案犯，帝王诏书中，一般也不主张凌迟。《宋史》卷一百九十九云：御史台尝鞫杀人贼，狱具，知杂王随请脔剐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为惨毒也入？内供奉官杨守珍，使陕西督捕盗贼，因请擒获强盗至死者，望以付臣凌迟，用戒凶恶。诏：“捕贼送所属，依法论决，毋用凌迟。”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盖真宗仁恕，而惨酷之刑，祖宗亦未尝用。

宋真宗是否仁恕，姑且勿论，却明确表示不轻易用凌迟。宋仁宗用凌迟，则是惩治“口语狂悖致罪者”，主要针对喊反动口号、题写反动诗文、指责皇帝、妖言惑众、图谋造反者。宋神宗时，惩治反逆，使用凌迟，《通考》云：“凌迟之法，昭陵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仍然主要针对“口语狂悖者”。南宋《庆元条法事例》，是正式确定凌迟与绞、斩并列为死刑。但其凌迟范围包括：强盗、谋财害命、群盗首领、肢解人犯、杀人祭鬼犯、食人犯、杀人多犯、谋反犯、指斥乘舆犯、士兵犯罪、谋叛、纵火等项，却没见包括通奸杀死婢女犯。查《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恶逆之极者”，包括因通奸杀死丈夫。但是，《小孙屠》中，杀死的是婢女，孙必达虽然入狱，并未被李琼梅与朱邦杰杀死。而且，宋律中，杀死婢女，一般不判死刑，即使死刑，也不是凌迟。而元代不同，虽然执政当道也声称“以忠质治天下，宽厚得民心，简易定国政”[6]，也不是没有相应的举措。但较之“以汉治汉”的两宋，“以蒙治汉”的元朝，却是在刑法上更为严酷的。“除拷讯外，更将犯人枷立大披挂，上至头髻，下至两膝，绳索拴缚，四下用砖吊坠，沈苦难任”，“鞭背游街、精跪砖石、王侍郎绳索”，“脑箍、夹踝、搅扎、麻槌、以棒拗膝”，“摄牢棒：新囚入狱，每过一门，辄用粗棍于囚腰背痛捶三下”③。花样繁多，惨绝人寰。因此，凌迟被列为正刑。据《元史·刑法志》载，元之死罪法律135条，凌迟处死的有9条，亦即“将他的肉剐割将去”。其中，《大恶》条里，凌迟处死的就有“诸因奸殴死其夫”的；《奸非》条：“诸妇人为首，与众奸夫同谋，亲杀其夫者，凌迟处死”。也就是元代正史中所谓“磔裂于世”。可见，元代凌迟，较之宋代，并非罕见，严厉有加。《小孙屠》第二十一出，包拯的判词是：朱邦杰是把法犯法，李琼梅是谋杀故杀。同谋杀死梅香，诬赖孙大杀死妻室。即系因奸谋杀其夫，淩陷其弟，事干恶逆。除将朱邦杰妻小家产给赏孙大兄弟，将朱邦杰李琼梅二人，押赴市曹，偿还梅香性命。

这后两句的注释就是“外”所唱【山花子】“并押街头，受凌迟。”按说，剧中，朱李杀的是婢女，元代法律，杀婢女一般不会判死刑，更不可能凌迟。但包拯为其定罪是“因奸谋杀其夫”，涉及到元律《大恶》《奸非》条，只能是凌迟。因为“事干恶逆”，所以从严，尽管朱李求饶“告公相周全宽恕”，包拯仍视为“狂口胡言”，而毅然将其凌迟。如果南戏《小孙屠》的作者创作时，并非面壁杜撰，而是根据当时法律，那么，其产生于元代，较之宋代，更为合理。这是以其剧中极刑的执行而断为产生于元代，此其一也。其二，不管南戏《小孙屠》出自士夫文人抑或里巷陋儒之手，剧中确实引用过一些诗句。只要断定这些诗句最早出自谁氏，为何代之人，当然也可推断该剧的创作年代。《小孙屠》中引用宋之诗词不少：例一：第一出，末上白【满庭芳】“谁是百年人”。出自宋代张纲《华阳集》卷三十七《华阳旧题刻石有感》：“旧句入貞珉，新题亦巳陈。光阴如许速，谁是百年人？”例二：第一出，末上白【满庭芳】“和气蔼阳春”。出自宋·洪适《盘洲文集》卷十《向通判挽诗二首》其二：“里社承颜旧，情非数面亲。令名髙月旦，和气蔼阳春。”例三：第二出，生（白）：“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天未有因。圣朝不负男儿志，嫦娥为伴一枝春。”出自宋代石曼卿，宋代曾慥《类说》卷五十七“集句，自国初有之，至石曼卿以文为戏，然后大著。《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云未有因。圣主不劳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例四：第五出，生（白）：“天涯海角有穷时，唯有相思无尽期。”出自宋代晏殊《元献遗文·玉楼春》：“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例五：第七出，末打旋上唱【北曲一枝花】“寂寞无人问，招募愁闷损。”出自宋代张耒《柯山集》卷十四《秋怀次韵晁应之》：“寂寞无人问，乡书久不来。”例六：第十一出，生唱【红绣鞋】“你是一纸郊天赦，飞下九重天”，出自宋代方岳《秋涯集》卷十六《贺正》：“晓色才分笑语喧，诏鸦飞下九重天。”例七：第十九出，末唱【香柳娘】“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出自宋代陶岳《五代史补》卷五《江为临刑赋诗》。“江为，建州人，工于诗。乾祐中，福州王氏，国乱，有故人任福州官属，恐祸及，一旦亡去，将奔江南，乃间道谒为，经数日，为且与草《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境，遭边吏所擒，仍于囊中得所撰表章，于是收为与奔者，俱械而送。为临刑，词色不挠，且曰：“稽康之将死也，顾日影而弹琴。吾今琴则不暇弹，赋一篇可矣。”乃索笔赋诗，曰：“衙鼓侵人急，西倾日欲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闻者莫不伤之。④剧中也引用过金人诗句，仅见一例：第六出，外白：“真个行处莫教高喝道，恐惊林外野人家”。《宋金元明四朝诗》卷十九《御选金诗》中，有金人刘汲《蒲县下库村留题二首》其一：“行处不教呼喝闹，恐惊林外野人家。”《小孙屠》中引用诗句，最早的是宋金诗句，说明该剧的上限乃是宋金时期。《小孙屠》最早有可能是宋金杂剧。但是，剧中同时还引用过元人诗词之句：例一：第十出，梅白：三杯和万事，一醉解千愁。出自元吴澄《木兰花慢·和杨司业梨花》“又何须，一醉解千愁。”[7]例二：第十八出，梅唱【后庭花】：“冤枉难申诉，苍天不可欺。”出自元人胡助《特们德尔丞相断碑石二首》其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七“《纯白斋类稿》，二十卷，元胡助撰。助字履信，一字古愚，婺之东阳人。始举茂才，为建康路儒学录，历美化书院山长、温州路儒学教授，用荐再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秩满授承信郎、太常博士，致仕归。时至正五年也。自订著述，共三十卷，曰《纯白斋类稿》。”《纯白斋类稿》卷十五胡助《特们徳尔丞相断碑石二首》其一：“昔见忠贤镌党籍，迩闻奸相立勋碑。雷霆震击分邪正，唯有苍天不可欺。”《元史》《元史续编》中，特们德尔，或写作“铁木迭儿”、“铁失迭尔”，乃元仁宗、元英宗时期右丞相、太师，权倾当朝，蠹国误民，死后被列入“逆臣传”。据元史“英宗本纪”记载，至治元年（1321）四月，“赐特们德尔先墓碑”，至治二年八月“特们德尔卒”，至治三年（1323）五月，因遭到大臣弹劾，“毁所赐特们德尔先墓碑”。既然胡助诗中说“迩闻奸相立勋碑 ”，当是距离至治元年立碑时间不久；“雷霆震击分邪正”，当指至治三年（1323）的毁碑。而胡助作《特们徳尔丞相断碑石二首》，则最早不会早于至治三年（1323）。《小孙屠》的作者知道此诗并在剧中引用，当然也不会早于此时。元蒙于至元十三年（1276）攻破临安，至元十六年（1279）陆秀夫身背南宋幼帝赴海而死，南宋灭亡，元蒙统一全国。也就是说，元朝统一全国44年之后，亦即至治三年（1323）之后正是《小孙屠》的创作年代。钱先生说是“元末作品”，俞为民先生肯定地说“其产生年代必定是在元朝统一全国之后”，则是毋庸置疑的。元朝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灭亡，距至治三年（1323）只有45年。元代统治近百年。可以说，南戏《小孙屠》的创作年代当是元代后期。南戏《小孙屠》没有引用明诗。也佐证了成于元代说。其三，或许是为适应杂剧演员“跳班”的需要，抑或为适应观众接受的广泛性，元杂剧体制形成过程中，各剧在故事情节、习惯用语的借鉴上比较明显，某种特定环境下不同角色该说什么，似乎成为“套语”，角色非常熟悉，甚至出现只有词曲而无宾白的刊本，也就并不奇怪。这些“套语”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而今读南戏《小孙屠》，诸如：“花谢尚有重开日，人老终无再少年”（第一出），“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第四出），“眼望旌捷门旗，耳听好音消息”（第五出），“男大当婚，女大须嫁；欢来不似今朝，喜来那似今日”（第八出），“不施万丈深潭计，怎得骊龙项下珠；事不关心，关心者乱；大家飞上梧桐树，自有旁人话短长”（第九出），“世上万般哀苦事，无过死别与生离；见时不敢高声哭，恐怕人闻也断肠”（第十四出），“不信好人言，果有今朝难；假饶人心似铁，怎逃官法如炉；今日得君提拔起，免教身在污泥中”（第十五出），“计就月中擒玉兔，谋成日里捉金乌”（第十六出），等等，在元代北杂剧里，也不时见到，分明打着元人印记。南戏《小孙屠》产生于元代后期，正是北曲杂剧与南曲戏文既相互交融又相互碰撞的两难时期。北曲杂剧尽管其流行地区、作家之多、剧目之多似乎过于南曲戏文，今存完整剧作多于南戏即为明证，但是，元杂剧后期，随着观众对北曲杂剧司空见惯之后欣赏情趣的转移，随着元代南北统一的环境的变化，随着部分北曲杂剧作家的南下寻求新的市场，已经开始衰微的北曲杂剧势必要在南曲戏文里汲取新的营养，不只是对南曲戏文产生影响的一面；而从温州一带在当地歌舞、小戏、宋杂剧基础上形成并逐步发展且方兴未艾的南曲戏文，也需要从业已成熟的北曲杂剧中汲取营养，北曲杂剧与南曲戏文的交融是两厢情愿、势在必行、一见钟情的自由恋爱；但是又是体制、取向、从内容到形式同而有别的，夸而大之地说成两个不同剧种也不无一点道理。因此两者又有相互碰撞难以水乳交融、需要磨合一段时间的一面。南戏《小孙屠》就是这种磨合的产物。这不是剧作者譬如萧德祥本人艺术造诣高低所能决定的。相声与独幕话剧的交融与碰撞，而产生“小品”，小品也有个四不像的两难时期。传奇，才是北曲杂剧与南曲戏文水乳交融的宁馨儿。

三、《小孙屠》的取向倘若南戏《小孙屠》，其本事乃是“杀婢代妻”与“齐义继母”的合二为一，已经为作者埋下了“合”易“一”难的种子；而倘若南戏《小孙屠》又是创作于元代后期，时值南曲戏文与北曲杂剧既相互交融又相互碰撞的两难时期，则又为作者将南戏与北杂剧的水乳交融增加了坎坷；再加上南曲戏文与北曲杂剧体制的同中有异，价值取向的同而有辨，作者知难而上的创新意识固然可嘉，其呈现出的成果则难免有“非驴非马”之嫌，然而驴马结合所生之“骡”却兼具驴、马之长。对于南戏《小孙屠》的价值取向，俞为民先生认为是“对书生不重功名、风流放荡行为的赞美与肯定”，“做一个风流浪子，成为元代文人普遍的价值取向”[4]；郑传寅先生则认为“旨在劝诫世人：妓女性淫，不可娶以为妻”“反映了东方劳动群众的婚姻家庭观念和社会理想”[8]。看似观点迥然而异，实则他们的观点在剧中都有一定根据，都突出了剧作的一个方面。南戏《小孙屠》，倘若写成北曲杂剧或南曲戏文的“才子妓女之恋”的爱情剧，难；倘若写成南曲戏文或北曲杂剧的“清官断案”的公案剧，亦难。南戏《小孙屠》上半部好似元杂剧中“才子妓女之恋”的爱情剧，却无法按此思路完成下半部。因为以“题目”论，南戏《小孙屠》的“题目”是：“李琼梅设计丽春园，孙必达相会成夫妇。朱邦杰识法明犯法，遭盆吊没兴小孙屠。”概括全剧内容的前两句没有褒贬的感情色彩。所谓“李琼梅设计丽春园”之“设计”，是指开封府上厅角妓李琼梅假借在开封西郊丽春园内以“沽卖香醪”为名，实则是借以“遇得个情人”（第三出）。不包括与奸夫朱邦杰杀死婢女梅香，那是在孙必达家中“设计”的。整个“题目”前两句，主要概括剧作前半部：李琼梅设计卖酒为名而寻找情人，得遇才子孙必达，一见钟情，找到情人；孙必达帮其“落籍除名”从良；与之喜结良缘。俨然是才子妓女之恋的剧本框架。其间，孙必达与北曲杂剧中的风流才子，基本一致。孙必达，是以“生”角应工，犹如北曲杂剧“末本戏”之“末”，因此，于第二出便率先出场。所唱首曲【粉蝶儿】“生长开封，诗书尽皆历遍，乃功名五行薄浅。论荣华，随分有，称吾心愿。且开怀，共诗朋酒侣欢宴。”（白）：“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天未有因。圣朝不负男儿志，嫦娥为伴一枝春。凤凰阁下颁诏礼，豹虎标中奋此身。自叹绿袍难挂体，腰金衣紫是何人。”虽然读尽诗书，欲借文章博取荣华富贵，但是，怀才不遇，功名未遂，只得随分听命，诗酒欢宴，嫦娥为伴，做个风流浪子，犹如北曲杂剧中诸多风流才子。此出基调已定，其下只是具体表现而已。第三出，孙必达于西郊丽春园邂逅美妓李琼梅，一见钟情，当即提出“何时连理枝”且要为之“落籍从良”，也是北曲杂剧才子佳人戏、才子妓女之恋戏中常见关目。第五出，孙必达当即不惜“摈却千金”为李琼梅“落籍从良”，因为她“生得肌莹琼台片雪，脸如红杏鲜妍”，亦如北曲杂剧中才子与妓女的才、貌之爱。都带有爱美悦色的很大成分。孙必达亦如北曲杂剧的“情种”：第二出“萦情惹恨”；第三出，柔肠“九回千转”；第五出，“相思无尽”；第七出，“迷恋着红裙”；到第八出，喜结良缘，“天生一对共谐和”；第九出，即使李琼梅趁其酒醉酣睡之际偷情被小孙屠捉奸不成而叔嫂争吵，孙必达也只是说了一句“家丑从来不外扬”；第十出，即使如此，他还是伴送母亲弟弟外出还愿，全无为李琼梅与奸夫留下了可乘之机的顾虑，还劝说母亲“两下里休虑忆”。总共21出的剧作，孙必达始终是爱恋妓女出身的妻子李琼梅，并非宋元杂剧或南戏中的负心人。他的“滞酒沉醉”不是“心变情衰”的表现，而是怀才不遇“浪子”消极颓废一面的必然流露。而且，不但作者对孙必达是以“生”角应工，没有将其视为所谓“反面人物”，而是不惜笔墨描写的主要人物。他给读者观众的印象也主要是同情、乃至肯定。充其量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元代长期停止科举，不少文人沦落下层，志不得伸，只好与歌儿舞女为伍，寻花问柳，诗酒玩乐，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张扬放纵不拘的个性。就此而言，说“做一个风流浪子，成为元代文人学士普遍的价值取向”，是有事实为据的中肯之言。不过，南戏《小孙屠》前半部好似元杂剧“才子妓女之恋”的爱情剧，却又不能等同，完全照此框架和思路，作者又遇到了困难：其一，他受“杀婢代妻”与“齐义继母”合二为一本事的束缚；其二，他处于北曲杂剧与南曲戏文相互交融又相互碰撞的两难时代的局限；其三，受北曲杂剧与南曲戏文体制有别的制约，究竟是“末”本戏、还是“旦”本戏抑或其他，以致于至今论者还在剧中谁是主人公问题上存在分歧；其四，这是最主要的：北曲杂剧才子妓女之恋的模式大致三种：一是靠妓女本人或其姊妹机智勇敢，战胜权豪势要的胁迫为妾，而与才子喜结良缘；二是才子与妓女，齐心协力，凭着才子及第高中，而战胜爱钞的老鸨板障、战胜富商阔贾的金钱收买，取得大团圆的；三是凭借才子的已经为官的友人的庇护，几经波折，终于秦晋和谐的。但是，《小孙屠》的作者，不愿因袭旧套，剧中也没有权豪势要、老鸨富商、为官友人出现。剧作者下半部没法写成才子妓女之恋，想写，难！而南戏《小孙屠》又好像是清官断案的公案戏，却也是遭遇坎坷。《小孙屠》题目的后两句“朱邦杰识法明犯法遭盆吊没兴小孙屠”，主要概括了下半部的主要内容：奸妇李琼梅不忘旧情，与朱令史通奸；奸夫奸妇合谋杀死婢女梅香，嫁祸孙必达兄弟；奸夫奸妇私奔，孙必达锒铛入狱；奸夫奸妇逍遥法外，小孙屠代兄遭盆吊，被神仙救活；梅香鬼魂诉说案情，孙家兄弟活捉奸夫奸妇；包拯法断，奸夫奸妇受到惩治。俨然是因奸杀人案。罪魁祸首是奸夫奸妇，奸妇是妓女出身。孙家兄长因为娶妓女为妻而家破人亡。小孙屠一再指出妓女水性杨花，“烟花泼妓”，绝不能“做得人头妻”，既有现实教训，又有“前人例”，而不听其劝的悲惨下场也证实了他的判断。元代后期，理学取得统治地位，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空前加强，此类戏曲较前尤多。就此而言，说此剧“旨在劝诫世人：妓女性淫，不可以娶以为妻”，确有根据。剧中小孙屠，坚决反对娶妓女为妻，反对不听则捉奸，捉奸不成则代兄赴死，死而复生则力擒奸夫奸妇，捉得奸夫奸妇则告状，直到报仇雪冤。确实是“肯定了劳动人民的复仇之志和反抗精神”。然而，写成公案戏，也很难为作者：第一，元北曲杂剧中的公案戏特别是清官断案戏尤其是包拯断案戏，多半是智断，包括侦破案情、捉拿罪犯、昭雪冤案，而《小孙屠》的案情获得、罪犯的束手就擒都是小孙屠兄弟、梅香鬼魂的功劳，最后出场的包拯仅是在驿程中与之邂逅相遇，而“迢断”亦即远离“开封”断案的，没有也没必要显示清官之智。endprint

第二，这是最主要的：元北曲杂剧中的奸夫奸妇，开场既已定性为反派人物，绝不会以“旦”应工，其勾搭成奸进而杀人的情节仅是案情的由来，极为简洁，但《小孙屠》中，却把李琼梅定位“旦”角，贯穿全剧始终的主要人物，详细描写了她追求“情人”到“杀婢”私奔、李代桃僵以致受到惩治的整个过程，使其既有“才子佳人”之恋的“佳人”的某些成分，又有淫乱杀人的血腥色彩，作者对其态度错综复杂，读者也不只是对其切齿愤恨。她以旦角率先出场的第三出，开口即唱【破阵子】：“自怜生来命薄，一身误落风尘。多想前缘悭福分，今世夫妻少至诚，何时得称心？”误落风尘的不幸女子不乏滥情、淫情，却与夫妻至诚真情绝缘。而李琼梅设计丽春园幸遇才子孙必达，是其觅求“一片至诚心”之知音“情人”两厢情愿的初步实现，随即的“脱籍从良”“燕尔新婚”似乎是合情如理梦想的得以实现。因而赢得作者的同情、肯定乃是自然的。全剧21出中，一出短者仅只数百字，文字最长的重场戏为第三出、第八出、第九出、第十出、第二十一出，都是重在揭示李琼梅寻求至诚情人的煞费苦心，幸而找到的兴奋愉悦，美梦幻灭的痛苦抑郁，再次追求的肆无忌惮，人性扭曲的变态极至，至诚真情堕落为淫乱恶情的质变，临行之前还念念不忘“一点情意”的死不改悔。绝非北曲元杂剧那种性格单一的类型人物而是复杂演变的个性人物。并非仅只担负惩治淫乱载体的角色。剧作者之难在于此，其创新尝试也在于此。虽然作者和观众不会为之开脱罪责，但也不可能对其一恨到底的。其实，即使是奸夫朱邦杰，尽管是以“净”应工，对李琼梅而言，也并非纯然以“嫖客”身份出现，受北曲杂剧才子妓女之恋戏的影响，剧作者甚至也给他渲染了少许“浪子”的色彩。他与北曲元杂剧中那些只会棚扒吊拷、见钱眼开、伸着两个指头索贿、却不识文墨的外郎也稍有区别：他一心向上爬，“白：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为李琼梅“脱籍”，是“为你多娇媚”，也是浪子色貌之爱（第六出）；趁李琼梅暂被冷落寂寞难耐之际，借故与之偷情，李视为“几番和你共枕同衾”，“想姻缘已曾结定”，朱视为“娘子貌美……咱庞儿青春……果然厮称。”认为是美满姻缘（第九出）；当孙家只剩李琼梅与婢女在家时，二人饮酒通奸，作者却让其合唱“姻缘契合”“一双两美”的赞歌，犹如描写才子佳人之恋的洞房花烛夜（第十出）；当他们杀死婢女而私奔之后，奸妇唱“自今一步不厮离，在天只愿效于飞，在地同为连理”；奸夫唱，“从今契合非容易，把闲愁从此勾除，办坚心休提是共非”。（旦净白）：“在天同归碧落，入地共返黄泉”（第十三出）。倘若把这对男女海誓山盟的词曲宾白，置于北曲元杂剧才子佳人之恋的对天盟誓之中，何尝不会令人无疑甚至感动？岂知是出于一对杀人逃犯奸夫奸妇之口呢？剧作者何以会如此描写？是北曲元杂剧才子佳人之恋或者浪子妓女之恋戏的套路作者早已驾轻就熟、一时难以摆脱其烙印呢，抑或作者根本就是这样评价李琼梅朱邦杰意欲创新呢？真真难为煞剧作者也。一读南戏《小孙屠》，似觉将浪子妓女之恋戏与“杀婢代妻”公案戏合二为一的“生扭”之嫌；再读，又佩服作者明知两难却又勇于探索创新的艺术胆识；三读，才想到“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懂创作个中艰辛的笔者自己，是否具有敢于将流行数十年的北曲杂剧改编为流行于江南的地方戏的勇气而不管当时与后世空口评论“两难”云云呢？仅此一点，《小孙屠》已足以在南戏发展史上永垂不朽。没有《小孙屠》的“两难”，便没有明清传奇的宁馨儿。（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 吴新雷、江巨荣、俞为民、康保成、朱恒夫、郑传寅、许建中等专家都有关于《小孙屠》的大作。

② 王延龄《南戏〈小孙屠〉成于明代考》，《江淮学刊》，1984年第6期。其主张“明代说”的主要理由是剧中有首诗乃明人诗。其实，这首《口占临刑》，乃是唐五代人江为作。拙作下文还要论述。

③ 均见《至正条格》。

④ [宋]陶岳《五代史补》卷五。明人临刑也有背诵此诗的，但原作是宋人。而不是引自明人。

参考文献：

[1]钱南扬.戏文概论谜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9.124.

[2]朱恒夫.三种宋元戏文本事考[J].艺术百家，1992，（01）：110.

[3][唐]李延寿.北史（卷十七）[M].

[4]俞为民.南戏《错立身》《小孙屠》的来源及产生年代考述[J].求是学刊，2002，（05）.

[5]许建中.《错立身》、《小孙屠》所用曲牌的曲律学考察[J].文学遗产，2007，（06）.

[6]至正条格序[A]//至正条格（卷七）[Z].

[7][元]吴澄.吴文正集（卷九十九）[M].

[8]郑传寅.论元南戏中的“贪淫破家”悲剧——《小孙屠》解读[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01）.

Abstract：As a southern opera， "Xiaosuntu" on one hand praises highly the loving affairs between gifted youth and prostitute， and criticizes the behavior of adultery on the other hand. Why was the playwright trapped in such a dilemma？ It seems related to the fact， times， and orientation.

Key Words："Xiaosuntu"； Fact； Times； Orientation； Dile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