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考茨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思想*①

唐 永　李培佳（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 江苏南京0003；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430079）

浅析考茨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思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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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 江苏南京210003；2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430079）

作为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考茨基不仅在之前的《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法兰西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和《爱尔福特纲领》等著作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即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有所阐释，还在晚年的哲学总结性著作《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用了超过全书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论述了诸如人与环境的辩证力学，个人意志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和杰出人物与群众的作用等问题。它们集中反映了考茨基在分析社会主体时所内含的基本方法、逻辑和观点，对回击当时甚嚣尘上的英雄史观、唯意志论和历史宿命论等思潮具有重要意义。

考茨基 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意识 杰出人物

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是作为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也是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相互攻伐的焦点之一。唯心史观强调个人的作用，唯物史观则更多地强调历史的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跳出了历史规律性与人的能动性之间形而上的对立思维，通过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实现了主体与客体、必然与偶然、规律性与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甚至在他们的继承者中间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正如考茨基所言，历史唯物主义由于给人的意志划定了经济界限，被一些人看成是麻痹革命斗志的沉重负担，甚至被等同于“小市民的彻底牟利主义”（德·曼语）。加之，当时各国的社会党都是在野党，因而如何发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成了实践的中心任务。在理论严重误解和实践迫切需要的情况下，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等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的热点，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拉布里奥拉的《唯物史观论丛》等著作都对此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作为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考茨基不仅在之前的《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法兰西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和《爱尔福特纲领》等著作中对这一问题有所阐释，还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用了超过全书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论述了诸如人与环境的辩证力学、个人意志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和杰出人物与群众的作用等问题。

一、人与环境的辩证法力学

受生物学和史学思维的影响，考茨基首先追溯到人类历史的发端，重点在人与环境的辩证过程中提炼人的“一般本质”。这种一般本质在考茨基看来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起点和正题，环境作为与人对立的非我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反题，人通过创造“人工器官”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改变自己，最终在“自觉的适应”中达到合题，人类历史就是不断打破合题和走向合题的辩证过程。考茨基承认他这种“社会发展中的辩证法力学”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他和马克思一样对之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不过，在这改造过程中也掺杂了不少达尔文主义的话语逻辑，呈现一定的环境决定论倾向。

人性作为历史发展的正题，其作用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潜伏力量。面对一些人指责历史唯物主义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环境的考察，而不知道全人类性的东西，考茨基一方面指出所谓的全人类性的东西不过是当代人的抽象，本身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时，他强调历史是不断发展着的，因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断代史也有其合理性。另一方面，考茨基也承认要理解一个特定的时代，不能光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还必须同时考察由人的需要、能力和性格等构成的精神复合体。因此，为了清除在“全人类性的东西”上的误解，考茨基着重阐释了作为历史基础和前提的人性。

首先，基于自然的视角，考茨基认为人和动物一样受着自我保存欲的强烈影响。在人类从动物祖先继承来的各种需要和愿望中，自我保存欲是最根本、最强有力的欲，是一切欲的本源，其他欲都是由之派生出的第二性的欲。其次，考茨基强调人类社会不能仅仅通过达尔文主义的词句来说明，“要充分了解人的特性，那只有从人类社会的本质出发”。［1］（P79）基于社会的视角，考茨基谈到人还受着种的保存欲、社会欲、探究欲和美欲的影响。其中，社会欲对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不难发现，在人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两种话语逻辑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达尔文主义甚至一度压过马克思主义，成为考茨基立论和行文的主导因素。主要原因在于考茨基所谓的人是相对于动物的自然状态下的原始人，远远达不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视野高度。虽然他也点出人性随着生产方式、外界环境等的变化而变化，但他所谓的“一般本质”却在一定意义上把人性抽象化了，其相关分析也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的规律层面。斯·布拉奥维奇甚至断言，考茨基在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基本是自然主义的，这必将导致“社会关系自然化，社会进程生物化”。［2］（P84）相比之下，普列汉诺夫高明就高明在他把这种人的本性看成是一种可能性，并指出主要是社会环境决定着这个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变，从而与马恩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大体上合拍。

环境作为历史发展的反题，在与个体不断斗争的过程中构成了历史进化的直接动力。考茨基一方面反对将环境仅仅理解为如施提菲所说的“无机的周围环境”，也不同意将之仅仅局限于“交往的人所组成的社会”，而是给了它一个广义的解释，使之“包括有生命的自然，包括个体周围的一切有机体，也包括与‘自我’不同的同类个体”。［1］（P254）同时，相对于拉法格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二分，考茨基也强调人的周围环境与纯粹的自然环境是不一样的，它分为“自然给与”的自然外界和“作为社会的东西出现”的人工外界。不过，考茨基作为环境对立面的更多的是个体概念而非群体概念，即在他看来与环境对立的是孤立的个人而非社会关系中的人。这种定位表明他更多地看到人与外界双重关系中的一重（人与自然），却有意无意将另一重关系（人与人或人与社会）淡化掉了，而这第二重关系在马恩眼里却是比第一重关系更为重要。考茨基却认为在“我与非我”的辩证过程中，环境的变化常常是最为主要的因素，甚至比正题对人影响还大。考茨基认为这种环境的作用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即使在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环境的改变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说：“社会的改变是和自然的改变一样都可以归因于环境的改变……有机体和社会组织的新形态是由于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才出现的。”［4］（PP336～337）这样，考茨基就在人对环境的斗争过程中找到了他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物学基础。整个论证过程更多的是将生物发展归因于环境变化的进化论逻辑，这种进化范式严重侵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式。某种意义上说，他所谓的人工外界赋予不变的自然概念以历史和人的属性，打破了旧唯物主义自然与人机械的二元对立模式。但是，他对环境作用的强调实则是将马克思主义降低到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高度，因而使得他的理论中沾染了人被环境宰制的宿命论色彩。

社会的发展就是人和环境之间我与非我的辩证过程，人通过不断创造人工器官形成人工外界，以自觉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考茨基强调人并不是一块任由环境印刻的白纸，“人和环境之间的辩证过程，只要它变成一种历史过程，就首先是一种心灵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1］（P52）在这过程中人性是作为出发点的正题，环境则作为自变量刺激着人智力的发展、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二者在不断适应中不断形成更高意义上的历史合题。依考茨基之见，人面对自然的变化是一种“自觉的适应”，即“有意识地创造人为的器官，亦即劳动工具和各种组织”。［1］（P254）人在不断创造人工器官改变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与自然外界相对应的“人工外界”。这种人工外界因为有人的参与，变化速度大大快于自然外界，并且“日益与人对立而成为高高在上的支配着人的一种权力……并通过其本身的更新而改进人的整个精神本质”。［3］（P364）可以看出，人工外界从自然外界那里获得了初始速度之后，就成了能够自己发展的传动机构。这已经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的意思，但与马克思的“生产工具”“人化自然”“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等相比在概念的准确性上仍有较大差距；而且，考茨基也没能具体地分析人与环境之间多层次的关系（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而笼统地将之概括为我与非我的关系。同时，这也表现出他用人为器官取代实践作为沟通主客观之中介的倾向，即把“感性的人的活动”矮化为创造“人工器官”“自觉的适应”，而把马克思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的自然抬高为人的强大对手。基于这种视野他将实践定义为“自我为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而同外界进行的斗争”，“自我在实际活动中对外界的关系”。［1］（P238）相比考茨基这种倾向于生物学视阈下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普列汉诺夫则更多地基于经济学视阈提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首先”和“归根到底”是地理环境，不过除了这几个标示先在性的词汇之外他没有肯定再多。同时，普列汉诺夫强调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变化无常的量”，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反过来也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所中介、所制约。在这样的叙述背后，考茨基的自然人被置换成了“社会人”；环境也由社会发展动力的宝座上被赶下来，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因素。

不难发现，普列汉诺夫是我们研究考茨基的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作为第二国际又一重要理论家，他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不过相比之下，他受影响的程度要小一些；而达尔文主义对考茨基的影响已经深入逻辑话语层面，因而在考茨基的著述中常常发现两种话语逻辑的交替出现。考茨基也自觉在分析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时“很少谈到经济关系”，并坦诚地说，“在探讨人类的社会发展的时候，我们才能跟经济关系发生关系”。［1］（P224）然而，更为本质的原因却是考茨基因为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而导致的实践视野的缺憾，使得他所谓的人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一定意义上取代了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对马克思理解上的偏误，导致他对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的理解太机械、太客观和太唯物，人不过环境的产物。

二、一致性关系下的个人意志和社会意识

面对修正主义者指责马克思主义用经济的必然性解释一切，而忽略人的主体因素，考茨基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将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截然分开，相反，历史唯物主义以意向和知识等精神复合体为历史的必要前提，只是同时用经济条件限定它的可能范围。这一思想从表面的词句上看，已经与《取得政权的道路》“经济发展和意志”一章中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在那时考茨基认为“意志是整个经济过程的动力。意志是经济过程的出发点，经济过程的任何表现都贯穿着意志”。［5］（PP223～224）然而，《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人的意志仍然更多的是指自我保存欲等人的动物本能，而意志活动的原则也更多的是对环境的适应。这不仅有来自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还能找到叔本华的生存意志、柏格森的意识之绵延等的影子。

人的意志不是纯粹自由的，而是由因果必然性决定的。当时，一些意志自由论者以意志自由为旗帜，认为人对周围世界的认识纯然是人意志的产物。对此，考茨基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以意向和知识为必要的前提，但是限定它们的作用范围，指出在一定条件下由一定意向和知识必然产生的结果，以及这种意向和知识是怎样作为一定条件的结果而必然产生的”。［3］（P370）意志自由论者的错误在于仅仅停留在作为意志的第一阶段的目的论阶段，而不能上升到意志的因果制约的阶段。因此，考茨基断言意志自由只存在于主观意识的神话中，意志一旦跨入实践领域就要受因果必然性的制约。鉴于此，考茨基不赞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专门探究必然的因果联系，而后者仅仅设定行动的目的并发布命令；而认为社会科学虽然受主观因素的强烈干扰，但是它并不是纯目的论的应用学科，而是同时具有探寻因果联系的纯粹科学的性质。这样，考茨基实际上也就同时指认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茨基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对立还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并不盲目信仰意志的作用，而是强调无产阶级只能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才能获得解放和自由。进而，考茨基指责“今天作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列宁主义的东西，跟沙佩尔比跟他的反对者马克思有更多联系”。［6］（P104）这实际上是指责俄国革命者忽视革命的客观经济条件，而使革命行动沦为意志的“温顺婢女”。从这点看，考茨基对意志的因果必然性的强调，呈现出一定的机械论倾向。

只有个人才具有意识，社会意识仅仅是个人意识的一致。考茨基指出，能够进行思维的只能是个人，而不是群众或社会。但是，社会并不是由无数个体构成的“任性的混沌”，“那些观念之所以获得了集体的性质，是由于它们是许多结合在社会中的个人一致同意的观念”。［1］（P141）也就是说，考茨基认为社会只是由个体集合而成的一个抽象概念，而社会意识也并不是由于外部规定而产生，而仅仅是“个人意志的一致”。不过，一旦个人意志被群众一致地接受，就会对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考茨基认为，这种一致性并不是阿德勒所说的意识形式的一致，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社会结构中意识内容的一致。他也不同意阿德勒所认为的意识的一致是社会产生的原因，反而认为社会是意志一致的前提。概括来说，考茨基所指的一致性首先是指来源于人身体组织的一致，同时也包括来源于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一致性。这就与前面的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思想联系了起来，即意识起源于环境对人的作用。同时，也应看到考茨基所谓的社会意识，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的社会意识，也不是卢卡奇着重强调的阶级意识，而是建立在个人意志的一致性上的共同意志。这种概念界定的方式也就预先决定了研究这种社会意识的路径，不是马克思的从社会存在过渡到社会意识，而是从个人意识过渡到社会意识。这样，问题的关键就不再是社会意识怎样真实地反映社会存在，而是个人意志何以团结为社会意识，而后者正是考茨基认为工人阶级政党应该着力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

马克思主义并不盲目诉诸于意志的力量，而把寻求真理和传播真理作为最主要的任务。面对德·曼等人将马克思主义看成耶和华教条，认为马克思的“必然性观念”和“信奉决定论”，不过是缺乏内心平衡的思考方式，考茨基虽然承认意志对行动具有重要影响，但是他同时指出如果意志只限于个人，那么它就是虚弱无力的，意志只有集中统一才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同时，考茨基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并不诉诸于单纯的意志鼓动，并不把意志自由当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在于通过传播真理促进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鉴于此，考茨基认为1918年德国革命之所以没能达到当时无产阶级期望的一切，主要不是因为无产阶级欠缺坚强的意志，而在于内部意志的四分五裂。作为革命后的痛定思痛，考茨基一方面断定无产阶级政权必须以民主为前提，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民主制在意志统一问题上可能存在的悖论，即民主制一方面为意志统一创造了前提，另一方面又在意志分裂时软弱无力。这里考茨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明显剑指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考茨基看来，意志统一不能通过恐怖主义的强制而使少数派敢怒而不敢言，因为这只会导致革命的无产阶级丧失解放自身的能力，而不能通向社会主义；真正的出路在于立足于独立思考之上的意志统一，也就是民主之上的集中。因此，考茨基反对通过专政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提出通过国家工业化推动民主制的不断完善。这实际上是他的经济决定论倾向和进化思维在作祟，使得他把国家工业化和无产阶级的壮大等同起来，也看不到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

三、历史演进中的杰出人物与群众

与人与环境的辩证法相比，考茨基对个人和群众关系的考察则坚实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把人放在受规律支配的动态历史图景中加以考察。可以说，考茨基在这一问题的论述中成功地翻译了马恩的群众史观，体现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功底，其重点依托的文本有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致瓦·博尔吉乌斯》等。不过，考茨基还停留在肯定群众的作用大于个人的作用，却没有深入到群众和个人究竟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的微观探讨。

考茨基指出，当时有两种相互联系的关于历史本质的理解：一种观点把杰出个人看成是历史的推动力，认为他们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而把群众看成是有待杰出人物推动并给其指示行动方向的“惰性的物质”。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由一连串偶然事件所组成，因此个别才是历史应该研究的领域。考茨基分析这两种历史观的症结不在于人是否创造历史，而在于历史究竟是由个人还是群众创造的。在驳斥英雄史观的过程中考茨基再次诉诸于联系思维，强调历史人物的重要性取决于研究所涉及的范围的大小，“关联范围越广，个人的、偶然的因素就愈失去重要意义，愈被一般的、规律的因素排挤到次要地位”。［6］（P65）言下之意，只要研究者将杰出人物放到足够宽广的历史总关联中去考察，就会发现他们不过是不会引起历史过程总结局丝毫改变的一段插曲而已。同时，考茨基还特别指出所谓的杰出人物不过是时代和群众的代言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主要在于他们与周围世界共同的地方而非不同的地方。而且，所谓的杰出人物并不一定有什么异能，即使是中常的人，甚至是儿童、白痴，也有可能因为特定的法权而凌驾于群众之上。因而，考茨基认为历史著述应该着重关注这些一般性的东西，而不是杰出人物身上的独特禀赋和特点，而后者应该留给艺术家去处理。不过，考茨基也承认，当考察同一历史横截面时，杰出人物的巨大能量使得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很多历史唯物主义史学家也不能不重点关注这个群体。可见，考茨基这种笼统的方式并没能很好地解决杰出人物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相比考茨基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冷饭，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不仅精到地阐释了马恩的相关思想，还提出了偶然性具有相对性，只出现在必然过程的交汇点上；杰出人物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只能决定历史的个别面貌和局部后果而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等观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

历史主要不是由无数个别意向和行动的互相冲突，而是由它们的一致而形成的。考茨基同意恩格斯关于历史进程乃是社会中一切人活动的结果的论述，但认为还必须有所补充。他只谈了历史即“许许多多个别意向和个别行动间的冲突”，并用力的平行四边形将它们统一为一个合力，却忘了强调历史更是人们一致的意识和行为的结果。“只有这种共同的东西（不是纯个人的东西）能发生社会的作用，促进社会发展。”［3］（P358）依他所见，当思想跃出个人而被群众接受时就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相比之下个人的意向和行动对历史的影响就小得多。这里暂且放下考茨基对恩格斯的补充是否打到要害不说，仅就考茨基所谓的“一致的行为”，也不过更多的是生物本能层面上的同样的刺激产生同样的反应，而给予刺激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环境。考茨基甚至认为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也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指出所谓的杰出人物只不过是阶级或集团全部力量的代言人，其历史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他身上代表着时代和群众的特点；杰出人物作为历史的偶然现象，只有融入到作为必然性的群众之中，才能更好地发挥历史作用。而英雄史观的错误就在于把本该归于阶级或集团的力量错误地全部给了杰出人物，而看不到他们背后的群众力量。鉴于此，考茨基更多地关注历史中作为必然性的东西，更多地关注作为群体而非个体的历史作用。当然，考茨基也肯定了杰出人物在“社会机体中执行着使四肢的运动协调一致的头脑的功能”，［6］（P74）不过他也同时强调杰出人物并不是不可替代的，是历史的形势造就了杰出人物而非相反，杰出人物很大程度上要从时代和群众中吸取力量。在这一扬一贬的过程中，杰出人物的重要性被稀释在了群众的共同作用之中，考茨基也就由对英雄史观的批驳过渡到了对群众史观的树立。

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异能，其历史影响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在何种程度上满足社会的需求以及被社会接受。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较早关注知识分子的理论家，早年的《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阶级对立》和《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等文本都比较集中地探讨过知识分子问题，而晚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分别于第三、四、五和六分册，探讨了知识分子的产生、阶级属性和历史作用等问题，虽然以“创造性人物”“知识分子”和“杰出思想家”等不同的名称呼之。当时，面对一些人将杰出思想家看成是历史中的创造性因素，将他们的思想看作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考茨基首先指出知识分子的产生乃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他们并不构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而是由不同职业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包含着被吸纳进不同阶级的不同倾向。而今知识分子只有和工业无产阶级这一“具有最高意义的因素”相结合，才能获得充分的历史意义。其次，他们的思想也不是他们头脑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社会一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思想之所以被他们发现，原因在于他们有更为敏锐的感知能力，能够更早地认出社会中的新要素和新条件产生的新需要和新任务，以及内涵在新条件中的解决新任务的新手段。而他们的历史影响究竟如何，并不单单取决于他们自己，还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和理解力。只有社会条件为接受新思想做好了准备，这种新思想才可能被群众接受并转化为现实的力量。

正是在人的实践内涵着的人与自然、人与意识和人与人这三重关系中，考茨基通俗地阐明了马恩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的思想。但是，由于实践视野中的机械论和自然主义倾向，使得他没能更好地把握历史的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将人降格为历史必然性宰制下的工具。

［1］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2］布拉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3］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五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5］考茨基文选［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六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责任编辑：哈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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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69/j.issn.1003-4641.2015.05.08

①*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历史性建构考察（13CZX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