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与递进：中国百年政治文化的历史考察

伍小涛（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 贵州贵阳550028）

嬗变与递进：中国百年政治文化的历史考察

伍小涛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 贵州贵阳550028）

政治文化是一国居民在特定时期所盛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和技能，中国的政治文化从臣属型的传统文化向地域型、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转变，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在这一百多年的社会变迁中，社会结构的巨变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当前，面临政治文化的多元，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二是大力培育公民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 变迁

政治文化，按照美国学者阿尔蒙德的定义，指的是一国居民在特定时期所盛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和技能。它分为“地域型”“臣属型”和“参与型”三种类型。［1］（P5）19世纪中叶起，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社会结构逐渐发生异质性的变化。建构其上的政治文化也随即迅速嬗变。具体考察一百多年政治文化的变迁历程，可对当今的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

中国传统的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四民社会。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对这一社会作了详细的论述。他指出：“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2］（PP72～73）因此，建构其上的政治文化则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兼顾其他政治文化，如法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等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表征在士身上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孟子的话讲就是“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表现在民身上则是常说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民族危机的加深，这种政治文化开始结构性的变迁，到19世纪末，逐渐形成了以民族主义、向西方学习和变革维新为中心的政治文化。

具体说来，由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战败，“鼾睡之声，乃渐惊起”，［3］（P133）近代民族主义因此发轫。正如有人所说：“互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有大怪物焉。…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4］由于民族主义运动勃兴，建构其上的变革维新文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上自朝廷，下至人士，纷纷言变法。”［5］（P19）据一资料记载：“至戊戌春康君入都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6］（P249）与此同时，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向西方学习的浪潮，此刻也狂飙突进。有专家考证，戊戌变法时，宣讲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报纸有《万国公报》《时务报》《知新报》等四十多种。［7］（P592）以致有人说道：“欧风吹汝屋，美雨袭汝房，汝家族其安在哉？”［8］（P52）因此，民族主义、变革维新和向西方学习成为当时主要政治符号。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诸人就是这种政治符号的主要发起者。可以说，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第一次大的转变。而这次转变的直接结果就是辛亥革命的爆发。

第二次大的转变就是新文化运动。按照陈独秀的说法则是：“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国粹和旧文学。”［9］即“科学”和“民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这一运动因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不满复古和“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而发起，因“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而强化。这一运动，正如1920 年6月郑振铎所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自发端以至于今，不过一年多，而其潮流已普遍于全国。自北京到广州，自漳州到成都，都差不多没有一个大都市没有新的出版物出现，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新文化运动者的存在。这个现象真是极可观的。”［10］（P34）因此，许多青年都深受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王凡西的回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未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前，我们这些孩子简直没有精神生活的，浑浑噩噩的。拿我个人来说吧，除了演义小说里的人物引起我一些奇异的空想之外，更不会想到比饮食游玩更多的事。而新影响却在孩子们的心灵里打开许多窗，让我们由那里看见许多未曾前见的境界，尝到了许多前所未知的乐趣，以致引发了对远大事物的憧憬和向往。…总之，五四精神使我们变成了染上时代狂疾的小志士，变成了好高骛远的理想家。”［11］（P4）

同时，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开展与三民主义政治文化的深入创造了条件。一些处于断裂社会边缘的草根知识分子，见“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12］（P1470）建立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深入工人、农民和学生等中间，走上一条反叛旧体制的道路。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此时也把“对内谋各民族的平等，对外谋民族的独立”，“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新三民主义”奉为圭皋。因此，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有两种政治文化并存着，这就是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三民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这两种政治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通约的。其表征就是“革命”政治符号的普遍运用。据专家研究，“后五四”时期（1923～1926年），“革命”一词出现的频度急剧串升，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相对沦为边缘，为“革命”让路。1923～1926年间，《新青年》杂志共发表各类文章128篇，平均每篇出现“革命”一词多达25次以上。［13］但由于两者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诉求不同，争夺的双方从1927年后，兵戎相见，互为仇敌。

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此语境下，中共于1937年7月15日正式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14］（P77）这就是说，中共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外，还信奉“三民主义”政治文化。而蒋介石国民党虽然也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他说“现在这时代，是一个党的时代，是一个‘三民主义’的时代，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离开了党和‘三民主义’，再讲团体派别，那就是自取灭亡。”［15］（P562）但是这”三民主义“带有很强的蒋系政权的色彩。蒋介石认为，“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就是孙中山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就是对国家尽其忠，就是每个国民党员要对“领袖绝对信仰”和“将自己的一切统统交给领袖”。［16］（P566）汪伪政权同样如此，汪精卫一方面对日宣称“必需三民主义、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国民政府四条件”来谈判，另一方面，要与日本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他说：“日本在东亚为先进国，改造东亚，日本有领导权利及义务，此中国人所能知者。中国在东亚，为地大人众历史悠久之国，改造东亚，中国有分担责任之义务，此亦中国人所能知者。”［17］（P198）也就是说汪伪为了漂白自身的奸伪身份，也强调“三民主义”政治文化。整个8年抗日战争时期，“三民主义”成为主要政治符号。

但是，也须看到，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在“三民主义”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对这种文化作了详细的说明。首先指出这种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对于国外的东西，要汲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其次指出这种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最后，指出这种文化是大众的，“它应该为全民族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8］（P662）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种重要的政治符号。历史学家李平心曾这样说道：“我在上月间看到了一则印刷模糊的通讯，其中刊出了当代一位大政治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提要，不禁喜狂，因为在简短的提要中，已经闪耀了演讲者天才的光辉，发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真理。”他还颇有见地地预言：“‘新民主主义’口号的提出，在今天显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19］

1952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由于社会结构发生了异质性的变化，社会从单个的个人逐渐向集体发展，因此，建构其上的政治文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开始向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转变。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有人认为主要表现为：集体主义、斗争与积极主义、自力更生、平均主义和民众主义。［20］（PP33～135）这种总结尽管不太准确，但至少表证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集体主义。

毛泽东曾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以集体主义为出发点，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1］（P997］1959年毛泽东又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22］（P134）在这里，集体主义有两个维度，一是针对共产党人，二是针对广大人民群众。这样从特殊到一般，集体主义作为政治文化建构起来了。

除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也是社会主义一种主要政治文化。毛泽东强调：“在资本家中要宣传把个人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联系起来，提倡爱国主义，总要想到国家的事情。……我们要提倡爱国主义。”［23］（P177）中共也是这样做的。中国通过电影、刊物等媒体，大力宣传爱国主义。1953年7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省人民政府电影工作队从1952年8月到1953年5月，共派出5个分队，先后携带《中国民族大团结》《中国人民的胜利》《内蒙人民的胜利》和《苏联农业》等23部影片，分赴桂西壮族自治区、大瑶山瑶族自治区等偏僻山区放映，共放映335场，各少数民族的观众达167万多人。［24］（P461）这样，中共就把爱国主义这种政治文化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当中。

但是，也要看到，阶级斗争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种主要文化。1962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根据国内国际的形势，错误地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此，文学作品、电影、展览，甚至交谈无不是阶级斗争的话语。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张大字报这样写道：我们目前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结果，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下定决心，一届届、一代代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错误方向斗下去……直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清华附中真正地、骄傲地飘扬为止。”［25］阶级斗争成为当时日常生活中一项重要的政治符号。

改革开放后，对错误思想进行了正本清源。中共的政治文化也逐渐走上一条正常的轨道。1982 年7月，邓小平明确提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26］（P408）也就是说，培育“四有”新人是改革初期政治文化的主要目标。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就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质。”［27］（P1176）以此为契机，社会上广泛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赢来了迅速普及时期。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政治文化也随即发生相当大的变化。有学者认为，当前政治文化出现了重大分化：一是政治信仰政治理想出现危机；二是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大量等级特权现象和“官本位思想”；三是政治价值取向多元化；四是中国社会出现政治冷漠现象。［28］在这一情况下，有些人主张用儒家文化来拯救政治文化的危机，也有人想用西方的宪政来解决当前政治文化的困境。中国共产党2006年第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主要内容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以此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这样，在政治文化中，主流政治文化始终占主要地位。

（二）

中国政治文化从臣属型的传统文化向地域型、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转变，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在这风云激荡的一百年里，中国发生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变。江泽民在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个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29］（P2）这就表明，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从而引起了政治文化上的变迁。

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即从封闭僵化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逐渐走向法理社会。以此为基础，各种西方思潮泛滥，民族主义意识张扬和科学民主观念提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巨大的。现代化专家罗兹曼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共产党在社会整合的领域里，建立了一支庞大而忠心耿耿的积极分子队伍，能深入到差不多所有社区当中去，这同样应该被视为使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50年代和60年代，共产党控制了社会杠杆，即掌握了诸如土地、劳动力、收入和教育等项的分配权。每一次大的运动都加强了领导对社会资源的控制。”［30］（P318）建立在此之上的政治文化的变迁也是巨大的。首先，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对革命政治文化的塑造和宣传。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等先进人物成为时代的政治标杆。其次，中国政治社会化的程度非常高。通过教育、电影、作品等媒体把中共的意识形态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和各个阶层。最后，中共的政治文化逐渐激进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传统文化彻底打翻，割裂了政治文化的历史连续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有了迅速巨大的发展，社会结构出现了重大转型，即从计划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社会阶层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流动加剧。加上西方思潮的渗入，中国的政治文化也日益多元化。据专家考察，当前中国的社会思潮主要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折衷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31］这些思潮实际上是七种政治文化。这些政治文化反映不同阶层不同的政治利益诉求。如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是中层阶级的利益。“无论是打着改良自由主义，还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名义，新自由主义都避免不了其理论所固有的原始的、简单化特征。其背后的真实目的，则是希望垄断组织的作用大。”［31］当前我国阶层的多元化，出现政治文化的多元，是社会和历史的必然。

但是，还应看到政治文化是一把双刃剑。由于政治文化具有规定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向和内容，指导和规范各种政治行为，影响政治过程，维持或变革政治制度等功能，政治文化的类型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剥削阶级社会的政治文化是维护该社会的私有制生产方式，维护该社会一定阶级的政治统治，压制和麻痹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反抗。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是使人民树立起主人翁精神。“人民群众真实地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自觉地关注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前途，积极地参与国家管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公民参政的广度和深度将不断发展。同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相联系，人民群众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过程和政治领袖也形成了高度的信任感、认同感和支持感。”［32］（P238）当前这七种政治文化，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总体辖域下，但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从而影响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如官本位意识的长期存在，就会造成公民主体意识的缺失，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缺乏应有的文化支撑。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国，有一个统一的政治文化指导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十八大政治报告指出：“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富强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33］（P31）具体说来，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二是大力培育公民政治文化。

西方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指出：“任何系统都具有一定的主导政治价值，它们会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34］（P23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既能从思想上为解决这些冲突（社会冲突）提供客观的科学基础，又能从思想上为自在的人类转变为自为的人类指明合乎人性的、合乎人类的发展前景。”［35］（P613）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可以维护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可以促进人民生活的富裕和文化的繁荣。为此，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和创新性。

而公民政治文化是一国公民对政治系统和自身的态度，它不仅是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表达，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稳压器”。因此，许多国家都强调公民政治文化的培育。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33］［P32］培育公民政治文化，一是大力提高公民素质，二是扩展公民政治社会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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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哈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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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69/j.issn.1003-4641.2015.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