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盛期北欧远程贸易探析——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参考

刘 程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

中世纪盛期（10～13世纪）以来，商业要素在欧洲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已经突显出来，这种由社会需求拉动的“斯密式”经济增长已成为广为接受的事实。社会需求在商业活动创造出规模经济之后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从而通过技术和组织层面的创新，提高了社会整体的潜在收益。这对中世纪盛期北欧远程贸易（北海-波罗的海贸易轴线）的兴起与繁荣作出了理论性解释。抛开史学界对于远程贸易兴起与封建经济解体之间关系的争论不谈，仅从学术意义来看，远程贸易从其出现直至转型时期里的多次变革都对欧洲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因而探究这种跨区域的远程贸易就成为研究西欧社会转型的一个必要视角。

一、引言

对欧洲转型时期（12～17世纪）经济社会史的关注，在西方学界已持续了两个多世纪。但对欧洲贸易史的系统研究还得从20世纪初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算起。到本世纪初，在该领域已经涌现出许多跨学科（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大家，诸如M.M.波斯坦、威廉·爱布尔（Wilhelm Abel）、厄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费尔南·布罗代尔、艾玛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罗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S.R.爱泼斯坦和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等。他们的思想和著作不仅构建起欧洲经济史的理论范式，规范了历史学与经济学结合分析的路径，同时还为欧洲贸易史研究的深化奠定基础，指明方向。本文的主要观点和数据正是得益于诸位学界前辈之成果，但又如爱泼斯坦指出的那样，上述诸多学者中当谈及中世纪欧洲经济嬗变进程时，总会不自觉地强调周期性紧缩的因素，往往忽略了对消费与需求类型和供给结构变化的的关注。[1](P60)本文受此启发，因而以远程贸易为研究对象从消费与需求的角度对之试作解释。

（一）相关概念释义

1.北欧。本文所涉及的北欧地区并不专指现代地理概念上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而是指欧洲北部覆盖北海-波罗的海沿岸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自西向东分别是比斯开湾、英格兰、法国北部、尼德兰和佛兰德地区、德意志中北部、丹麦半岛、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波兰、条顿骑士团辖地以及俄罗斯西北部地区。该地区内的主要贸易城市有：伦敦、布鲁日、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卑尔根、科隆、吕贝克、汉堡、但泽、维斯比、里加、诺夫哥罗德等。本处北欧的历史地理概念与西欧有重合之处。

2.远程贸易（long-distance trade），国内也常将其翻译为长途贸易。最初的远程贸易只是各地区因资源差异而产生的、对自然经济的一种有限补充而已，如意大利人的过境贸易、北海-波罗的海上佛莱芒、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弗里斯兰人的半农半商贸易等，将此类贸易称为初级远程贸易或远程贸易的原始形式较为适宜。远程贸易自古典时期就一直存在，但主要活跃于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地区的远程贸易直到中世纪才渐趋显现出来：法兰克帝国时期，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已经形成多个重要的移民点和贸易区，相互之间的联系就形成了海上贸易网络。10世纪时，维京人和弗里斯兰人又将这一网络大大扩展。[2](P169)但即使在进入中世纪盛期的11世纪，跨地区的远程贸易仍然多是可有可无的特殊行为，城乡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只限于商人零售某些贩运而来的商品或出售城市工匠的产品；农民几乎是完全的自给自足，他们的商业行为只是建立在出售剩余产品或购买生活用品和农具的基础之上，补充性贸易仍是当时商业行为的主流。但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持续繁荣之后，西欧的城市和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远程贸易的内容和范围也大为丰富。此时，社会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也发生着改变，这对远程贸易的简单形式提出更高要求，因而促生出大宗转运的贸易模式。事实上，大宗转运贸易仍是远程贸易的一种，只不过相对于初级的原始形式而言，它在商品内容、贸易规模和组织模式上都有了更高的提升，它可看作是远程贸易的高级形式。

（二）现代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与理论解释

消费是现代国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基本方略和主要手段，以西斯蒙第、凯恩斯、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都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西斯蒙第把生产与消费的平衡看作是其他一切比例关系平衡的轴心，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他认为，“增加我们所需要和希望的一切物品的生产，只是在相应的消费也增加时，才是有益的”，“绝对的消费决定着相等的或扩大的再生产”。[3](P8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本身不是收入。只有在生产转化为消费基金后(即只有在每种商品找到实现其使用价值的需求者之后)才决定收入。[3](P81)所以，归根到底是收入(或者说是消费)决定生产，而不是生产决定消费。这种消费的刺激性作用在中世纪盛期市场经济初露端倪的欧洲已经展现出来。

11～17世纪北欧区域贸易发展的实质是跨地域的市场扩张行为，这种市场经济行为来源于社会个体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没有社会性需求就不会有市场经济活动，市场就无法运行，正是社会需求的拉动作用一直刺激着市场经济的拓展。[4](P113)因而在探究中世纪北欧远程贸易时，有必要引入消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作为参考，以相关概念建构出简单的解释框架。

社会需求是市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庄园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西欧，社会需求实际上主要指代的是各地区内的居民需求、团体需求以及对国外产品的需求，也可以说彼时的市场等同于需求。这种需求得以存在的前提是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在中世纪，正是西欧经济的再繁荣为新兴的市场需求奠定了物质基础。另外市场需求还会受到历史人口和消费动机等因素的制约。因为人口是社会系统内的基本要素，无论其政治身份和法律地位如何，每个社会个体都具有潜在的消费动机，因此人口基数与消费水平成正相关。在中世纪西欧，人口基数是消费性需求能否自我突破的重要前提，对市场需求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力；消费动机则是社会需求的导向标，主导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行为。在中世纪早期，作为人口基数最大的平民（主要指乡村农民），其消费的直接目的在于生存，因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着统治地位。社会中有限的供需关系主要是由领主贵族和非基督徒商人完成，市场尚未担负其历史使命。但在12世纪之后，重获自由身份的社会下层农民和市民在收入上的渐长逐步提升了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消费动机由之前的不变量成为可变量，这对市场需求产生刺激性影响。与之同步的是作为消费终端的层级市场在西欧各地出现了。这一由地方集市、国际性集市、城郊市场、城市店铺和城市市场构建的市场体系，最终由职业化商人掌控的四通八达的海陆商路串联成一个完整的贸易网络，各市场之间的互通有无就构成了远程贸易的主要内容。因此只有通过对社会购买力、人口基数和消费动机三要素的综合考察，才能较为清晰地认识北欧远程贸易复兴、繁荣的历史过程。

二、经济学视角下北欧远程贸易兴起的具体分析

（一）物质基础、人口基数及二者关系的考量

消费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社会群体收入的多少决定其消费能力,只有在社会群体具备消费能力的前提下,才有个人消费动机和是否实际消费的问题。对于刚展现出市场经济特征的中世纪西欧而言，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个人收入水平的提升正是商品经济得以拓展的根基。正如希尔顿所言:“经济发展是以超过生存需要的社会总剩余生产量的增加为标志的，正是这一因素，而不是所谓国际贸易的复兴，才是商品生产的基础”。[5](P116)对以自然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欧洲而言，对市场扩张行为（贸易扩大化）的研究基础就在于对社会劳动总产出与人口增长比率——个人平均收入率的综合考量。

10世纪西欧趋于和平的环境为人口的稳定增长提供了可能。此时维京人、萨拉逊人和马扎尔人的持续入侵已经息止；西欧内部因教会发起的“上帝和平”运动减少了私战与动乱，在封建战争和灾荒中受到破坏的农业得到大规模复兴。到1100年时，以重犁具、三圃制、现代马具、马蹄铁和横木为标志的全面的农业制度成型了。自此，“从大西洋到第聂伯河的北欧成为一个富庶的农区”。[6](P112)根据卡洛·齐波拉的粗略统计，到14世纪初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谷物收成与播种比率可达1：3或1：4，而在9世纪这一比率甚至不足1：2，这就意味着在11～14世纪里单位谷物产量比之前提升了近两倍。[7](P153-154)农业生产的进步不仅扩大了社会整体的物质收入，同时还消除了抑制人口增长的巨大障碍，因此高出生率就成为随后而来的11世纪的特点。[8](P50)此时的西欧正迎来中世纪人口增长的第一个峰期，据估算，公元1000年的欧洲大陆人口约为3～4千万，14世纪初已达7～8千万，在三百年里翻了一番，每年约增长0.25%。[9](P106)此时的农业生产不仅要满足乡村领主与农民的基本需求，同时还要维系新增城市人口的生计。有学者曾估算，一座3000人口的城镇每年需消耗粮食1000吨左右，相当于4500英亩耕地的年收成。[10](P119)按这样的耕地面积来算，除了佛兰德和意大利等工商业城市群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等谷物产量不足地区之外，一般的城郊乡村都可以满足其城镇人口的粮食需求，如今各种证据都可以证明粮食生产的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的同步。

另外，迅速扩大的人口基数并没有消耗掉同步增长的粮食产量是因为有助于生产提高的因素也在增长：一方面，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和深化，如新兴城镇的出现，乡村市场的发展，货币地租和商品经济的流行等。[11]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对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压力，促使人们去开垦新的土地。大规模的垦殖和移民活动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农作物的总产量和品种，这些都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因而在11～13世纪里，西欧经济和人口同步增长的现实，就为商业和贸易的兴起提供了可能。而贸易，特别是远程贸易的繁荣还要依赖于此时西欧社会的消费动机和消费欲望的提升，这一切又得益于中世纪盛期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

（二）中世纪盛期经济社会结构变动及其对消费动机的影响

远程贸易最早将商品经济的元素带到中世纪西欧的乡村当中，特别是在货币经济的刺激之下，12世纪时西欧大陆庄园制的经济基础有所撼动，经济结构出现了变革——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为有限市场而生产的规模经济进行转变。在此期间，农村土地经营的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逐渐被货币地租所取代，并加速了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进入市场流通流域。从此时起，人们开始广泛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应对领主规定之劳役的种类和数量加以限定。例如，“对每周工作的最多天数应予以限定，或规定以支付金钱代替劳役。人们也开始将这样确立的限度作为一般的基础，即不仅适用于个别庄园或个别地方，而且适用于特定地区甚至特定国家内的全部庄园。在某些情况下，适用于整个基督教世界内的所有庄园”，这便是“庄园习惯法”所具有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则。[12](P392)在此原则下，农民收入和身份得以变化，并对社会消费产生了极大影响：在长达三个世纪的风调雨顺中，农民的收入比例较中世纪之初明显增长了，而贵族领主的收入比例则相对减少，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和现实又因习惯法下固定地租的不可撼动而不断扩大。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收入比例的变化直接改观了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正如吴于廑先生所言：“农民是农本社会人口的主体，一家一户投入社会流通的剩余固极有限，千家万户的投入量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只占社会人口极少数的地主贵族之家与之无可比拟。”[13](P12)

这种消费因素上的变化不仅在地方集市和城市市场上有所反映，而且也在地区性贸易模式的变化中体现出来：远程贸易最初那种面向贵族领主、教会组织的奢侈品贸易不再适应日益活跃的市场的需要，而面向普通大众的、更为低廉的日用品贸易则呼之欲出。以香槟集市为代表的国际性集市就在13世纪迎来了繁荣，这种集市的扩展与广布正是社会消费刺激交换（市场）扩大的最好例证。此外，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还促生了中世纪的城市及城市经济的兴起。城市以其工商业生产的优势建立起囊括进周边乡村的城市经济，其商品供应着城乡市场，并在消费的不断刺激下扩大着生产。以纺织业为例，11世纪以后兴起的西欧工商业城市中，无论其大小如何，纺织业都占有重要地位。[14](P123)此时为满足地方市场、国内市场以及国际市场所需的纺织品都已集中在城市生产，纺织业成为城市里最大的行业，纺织品是城市市场上需求最大的商品。[15](P310)因而到14世纪初时，包括纺织品在内的大量商品对欧洲民众而言都已经不是可有可无之物了，商品的流通不畅甚至都会危及到一个地区的生死存亡。普通民众的商品需求也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农具、器皿和服装，他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得到极大地提升，这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规模提出更高的要求，曾经依赖城市和集市就可以满足的简单需求，现在则变得困难了。因此建立在自然禀赋基础上的生产专业化和区域性分工，以及大宗转运的贸易方式就被创造出来，这又深化了北欧的区域性国际贸易网络。

三、北欧贸易区成型、汉萨同盟诞生与远程贸易的繁荣

消费动机的变化促使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西欧社会不仅对消费品的数量，同时也对消费品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曾经满足于地方集市和城市内部交换的贸易往来已显然跟不上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因此像香槟这样的国际性集市和地区性城市市场都逐渐退为地方性交换中心，新的能够满足商品大宗需求的贸易网络出现了。这在北欧贸易中表现在如下两处：首先是集市、城市等地方市场之间出现了联结，形成了稳定的区域性贸易网络，尽管此时的区域贸易并不如17世纪那么明显和彼此依赖，但此时已可见其端倪；其次是生产的专业化和地域性分工趋势明显。社会结构的变动使得农民和市民在生产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消费需求以追求更多的利益，因此每一地区都会尽力开发利用对它有利的资源。因而建立在自然禀赋基础上的、为供应国际市场的区域性生产大分工出现了，这预示了近代早期北欧贸易区中西北欧工业区（佛兰德、英格兰、尼德兰）、北欧工业原料区（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波罗的海东岸）和东欧产粮区（波兰、普鲁士）的历史性分野。地方市场与专业化产区在14世纪的结合共同形成了北欧国际贸易区，该贸易区的中心是佛兰德城市群（特别是布鲁日），来自欧洲各地的商人常活跃于此，其中影响最大的即是德意志汉萨同盟。

汉萨同盟是北欧大宗转运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实践者，这与它所拥有的一系列优势有关：其地处北海、波罗的海陆上连接处（吕贝克-汉堡扼日德兰地峡）的区位优势，地缘政治变动的历史契机、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领先地位等，至关重要的是它在制度建设上的优势。德意志商人早在商业复兴之初就已经存在着结成商队的合伙形式，这源自日耳曼人的马尔克传统。在大宗贸易兴起的过程中，被称为“康曼达式”的合伙形式出现了，并成为远程贸易中较为固定的商业合作模式。[16](P14)汉萨同盟的最初形式——哥特兰商人同盟（Gothland Community）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在该同盟组织下，汉萨商人内部的凝聚力得到加强并产生新的分工：以往那种原始的海上贸易形式，即生产者或从生产者那里直接购货的、商人亲自备船进行商品转运的制度衰落了。在哥特兰商人同盟内部，掌握资本的商人阶层由最初的四处奔波而渐趋稳定，他们稳坐一隅，通过在各地的代理处和独立的航运业经营自己的贸易。这样固定的大商栈就在各专业化产区的代表城市——维斯比、诺夫哥罗德、卑尔根、伦敦和布鲁日等地建立起来。依靠这些海外商栈，哥特兰同盟初步建立起未来汉萨同盟的贸易垄断体系。13世纪末期，哥特兰同盟内部出现了分裂：建立在依靠宣誓互助基础上的松散同盟再也无法有效处置汉萨商人日渐增多的贸易纠纷和外来竞争，因而这种商人同盟迅速被以吕贝克为首的城市同盟所取代。

汉萨同盟善于利用各种契机，加强制度建设以最大化牟取财富：对外通过掌控商路和贸易渠道，攫取贸易特权，建立移民城市，巩固海外商栈，对竞争城市采取贸易禁运、联合封锁甚至是军事威胁的方式来维系其垄断优势。对内则建立代表性决策结构——汉萨同盟议会（Diet），颁布《汉萨海上法则》，制定同盟规章细则，以组织成员城市，领导商人从事海外贸易，扩大经济、政治特权，以经济实力和特权构建起垄断整个北海-波罗的海贸易的制度体系。汉萨同盟的成员在14世纪里垄断着北欧大宗转运贸易的绝大多数份额，其商人活跃于北海-波罗的海，转运着诸如谷物、盐、腌鱼、呢绒、毛皮、亚麻、大麻、铁、铜、木材、钾碱、琥珀、柏油、羊毛、毛绒、布匹和各种器具等大宗产品。他们依靠一种近乎三角贸易的“经济纽带”把整个北欧联结起来。北欧各国则对汉萨同盟及其掌控下的大宗贸易依赖日深。到13世纪末，汉萨同盟利用大宗转运贸易将波罗的海沿岸25公里，北海沿岸25-50公里内的所有城市都连结到一个常态化的贸易网络当中。[15](P38)随着汉萨同盟在14世纪达到鼎盛，北欧国际性贸易区也正式确立下来，此时的远程贸易已经完全褪去了补充经济的色彩，成为市场经济的先驱；其初级形式则被高级形式——大宗转运贸易所取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汉萨同盟与大宗转运贸易的共生共荣命运直到17世纪荷兰崛起才宣告终结，彼时生产领域和流通流域皆被掌握到现代政府手中，中世纪这种依靠共同体组织的自发性的远程贸易终被民族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所取代。

总之，中世纪盛期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在欧洲培植出具有市场经济倾向的贸易行为后，催生出众多的地方市场，如国际性集市、地方集市、城市店铺和市场等。这些交换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在欧洲出现并相互联结，远程贸易的拓展正得益于此。在此过程中，庄园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依附农的人身解放，农民经营土地的自主性及其收入的提高都成为提升社会消费水平、变革消费结构的关键因素。此后，依赖当地自然禀赋的专业化生产出现了：各地皆集中全力生产对其有利的商品以供应新兴的国际市场，催生出西北工业产区、东欧产粮区和北欧的原材料供应区的地域性分工。各区域之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又加速了远程贸易由初级形式向更高级形式——大宗转运贸易方式的转变。同时这种紧密依赖的需求关系也对远程贸易的商业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德意志汉萨同盟应运而生。也正是在汉萨同盟的掌控之下，北海-波罗的海的远程贸易（大宗转运贸易）迎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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