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咬脐到马跃

我出生在杭州一个泥瓦工匠家庭。父亲马德胜只念过两年私塾，他13岁做学徒，跟着祖父闯荡。祖父是一名建筑工匠，听父亲说他当年曾参与建造杭州灵隐寺和位于钱塘江边的六和塔。

父亲因此学得一门好手艺，成为泥瓦匠工头，带着一帮徒弟承建工程，在杭州建筑业界中小有名气。他曾参与杭州灵隐寺大殿翻建，打造杭州胡庆余堂熬药的笼糠大灶，还有一些有难度的项目和古建筑都请他去做。父亲还为我们修建了一座带阁楼的房子，在中山北路观巷19号，我儿时就在那里度过。

我母亲戴阿三是杭州郊区一个农民家的女儿，没有上过一天学。她比父亲小10岁，17岁嫁到城里后一辈子相夫教子，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母亲从小就教育我长大后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诚实的人。

我有两个没见过面的哥哥，分别大我20岁和18岁，我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9年杭州失陷，全家为躲避战争逃难到绍兴，在逃难途中小哥病死，在绍兴难民所里奶奶和大哥又病死。后来母亲告诉我，大哥是因伤寒病而死。我还有个姐姐叫马雪珍，她比我大11岁。

难民所设在一座寺庙里。父亲失业后，全家人靠母亲给人烧饭和姐姐扫地糊口。等局势稍微稳定，我们回到被日寇占领下的杭州，家中已被洗劫一空，生活异常艰难。由于两个哥哥在战争中相继夭折，父母萌生再要一个孩子的念头。

杭州涌金门附近有座金华将军庙，香火很旺，里面供奉着《水浒传》好汉浪里白条张顺，他随宋江征讨方腊时战死在杭州涌金门，老百姓为纪念他而修建，据说求子尤其灵验。母亲去磕头求子。一年后，也就是1942年8月9日我出生，起名咬脐。

这个名字也有一段典故。传说五代十国时战乱纷飞，刘知远离别有孕在身的妻子李三娘投军从戎。李三娘受兄嫂欺负，成天在磨房里推磨受苦，结果产下一子，用牙咬断脐带，起名咬脐郎。李三娘托人将咬脐郎送入父亲军中。16年母子见面，夫妻团圆。其名意为健康长大，日后成大器。

由于父亲文化不高，一直没给我起大名。

来来来，来上学

我背着书包高兴地去学校，至今还记得语文第一课的内容是“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读书”；第二课是“见了老师行个礼，见了同学问声好”。

我的童年是在时局混乱的艰苦岁月中度过。母亲和姐姐跑单帮补贴家用，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来往于日占区和国占区之间。抗战胜利后，时局稍微好转，建筑业恢复，父亲重新找到工作。母亲把家里房子出租一部分，家庭逐渐平稳。作为独子，我自然成为重点照顾对象。

1948年初，我还不到6岁。父母认为应该去上学，便到杭州下城区大成小学报名，这是所私立学校。开学时，我背着书包高兴地去学校，至今还记得语文第一课的内容是“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读书”；第二课是“见了老师行个礼，见了同学问声好”。

学校由一座孔庙改建而成，庙的前门、大殿、侧殿建成学校，后殿是国民党区政府警察局三分局。同学们都不敢到后面去玩，隐隐听到那里的拷打声往往不寒而栗。

大成小学是我的启蒙之地，我在那里读书识字，接受教育同时也受过旧制度校规体罚。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在地上打铜板玩，我在一旁观看。学校认为我们在赌钱，被集中到学校办公室，不分青红皂白每人打三戒尺手心。戒尺是用竹片做的，打在手上火辣辣地疼。我的手被打肿，心里觉得很冤枉。

由于家里穷，凑不齐学费，我念到二年级上半学期就停学。1949年5月杭州解放，9月我作为插班生考入两笕小学三年级，1951年初小毕业，考入杭州私立望峰小学，两年后高小毕业。对我来说，小学阶段的学习很轻松。

1953年考中学，我报考了杭州第二中学（以下简称杭二中），这是杭州最好的中学之一，原名惠兰学堂，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当年2000多人报考，学校只录取200人，没想到我被录取。杭二中在杭州城南葵巷口，离家较远，步行要45分钟。为赶上早自习，我每天早晨要在6点前起床。我家附近还有同学齐潮根（小名阿根）、章文官等，我们经常结伴同行，成为好朋友。

200名学生编成甲、乙、丙、丁四个班，我和阿根、文官分到平均年龄最小的丙班。临毕业前一年多我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我们的课余活动是踢小皮球和打扑克，每天都上晚自习，生活倒也规律。住校最开心的是每周四中午吃红烧肉，八人一桌，每人一份，青菜打底，上面有五六块一寸见方的红烧肉，每桌一木桶米饭。

我从小身体偏弱，个头也小，考初中时身高才127厘米，是班里最矮的男生，上课总坐第一排。还经常生病，最常见的是扁桃腺发炎，发烧、咳嗽或者腮帮子疼。医生建议切除扁桃腺体，母亲听取了他的建议。手术3天后出院。

初中毕业时，按照就近上学原则，我被分配到杭十二中念高中，阿根与我同校。学校位于杭州环球西路，离西湖仅几百米远，西面是省府大楼（省委、省政府所在地）。学校新设高中部，高一只有两个班，我和阿根分到乙班。学校对我们特别重视，让最好的老师上课。杭十二中隔壁是杭州女子中学。

班主任陈樟桂是民主党派，他稳重而可敬。俄语老师名叫温宝航，她态度和蔼，可敬可亲，课余我们经常和她聊天，有时星期天去她家做客。班上有一帮学俄语积极分子，1950年代有位舍身救火的女英雄向秀丽，学校号召大家向她学习，有人提议我们班改为向秀丽班，得到学校批准。

高二时正值整风反右运动，政策规定反右派运动只在教职员工中进行。一夜之间不少老师都被打成右派，这边革命群众呼口号“打倒右派”，要把右派批深批透，那边右派分子低头挨批老实交待问题。同学们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陈樟桂老师也被划成右倾分子，温宝航老师因刚到学校不久而没被触及。

高三要报考大学，考什么学校成为大家议论焦点。我比较喜欢化学和机械，觉得有把握考取浙江大学，但还想拼搏一番，因此前三个志愿分别填写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和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我最终被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录取。阿根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章文官则考上清华大学无线电系。endprint

上清华大学就意味着要远离家乡。母亲有些舍不得，父亲则说，还是跟我做泥瓦匠，留在杭州吧。在里弄街坊邻居们的劝说下，加上我自己的坚持，母亲终于同意。1959年9月6日，我背上行装，独自坐火车到北京求学。

清华琅琅读书声

有人告诉我这叫薄壳结构，是清华大学土建系设计的最新建筑结构形式，其特点是屋顶面积大，重量轻，且没有柱子。我心中油然升起对清华大学的敬佩。

经过近30小时的颠簸，我才到达北京站。高年级同学组成迎新生服务组迎接我们，一辆大客车把我们送到清华大学东区十号楼，宿舍在二楼，里面有三张双人床、一张大桌子和6个方凳。当时十号楼刚建好，周围建筑遗留物还没清理干净，楼道和楼梯处的白灰水泥还没刷掉，我们是首批入住新生。

吃饭在第七学生饭厅，可容纳近千人。饭厅结构较特殊，里面没有立柱，屋顶用混凝土浇灌，像一个反扣铁锅的弓型体，有人告诉我这叫薄壳结构，是清华大学土建系设计的最新建筑结构形式，其特点是屋顶面积大，重量轻，且没有柱子。我心中油然升起对清华大学的敬佩，感觉自己一定能学到很多新知识。

第一件事是分配专业。动力机械系有五个专业，分别为热力发电、燃气轮机、汽车拖拉机、热工量测和410专业（数学力学类）。全系100多个新生先报志愿，我被分到从小就喜欢的汽车拖拉机专业，班级名称是汽五班，全班40多名学生。此专业学制五年半，后来改为6年，要到1965年才毕业，因此又称为汽六五班。

刚开学时，每位同学都要自我介绍情况。当时我还没学会说普通话，只好尴尬地用笔写在纸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难堪场面。也有普通话说得结结巴巴的同学，但他很勇敢，而我缺乏这种勇气。两个月后，我学会用普通话交流。

北京九月秋高气爽，早晚已有凉意，对我们这些南方人来说不太习惯。吃饭也成问题，食堂实行包伙制，每月伙食费12.5元，一日三餐每人一份菜，主食可吃饱，主食主要是白面馒头，一碗粥里可能就只有三粒米，和南方完全不同。但终究是年轻人，不久我们就习惯了北方气候和饮食。

清华大学实行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政治觉悟较高、工作能力较强、学习也不错的高年级同学可被选为辅导员，对低年级同学进行政治辅导。政治辅导员一般都是党员，做辅导工作会影响学习，因此要延长一年毕业。在政治挂帅的年代，辅导员主要在学生中开展政治运动，新生一入学就以年级为单位开展红专大辩论：学校要求同学又红又专，不走白专道路，以端正学习目的。

同时，学校还要求我们在提高思想觉悟和学习上力争上游，反对走中游道路和三分万岁思想（学校实行五分制，三分刚及格）。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红专辩论还未结束，又开始三面红旗大辩论。所谓三面红旗，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是拥护，还是怀疑，甚至反对，决定了一个人的政治立场，这可是大是大非问题。

为让运动搞得深入，还要树典型，立靶子。班上有位同学讲了一些对三面红旗不太理解的话，差点被扣上右倾思想的帽子。我因胆子小，普通话也不标准，在运动中不怎么发言，算不上积极分子，但也相安无事。

清华大学党委在新生中还开展不要忘本教育，不能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之堂”思想。清华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由当时教育部长、中央候补委员蒋南翔兼任，其教学经费在全国高校中最多，老师和同学们都很自豪，对校长也有些盲目崇拜。那时候同学们还经常把北京大学拿来做比较，总觉得清华大学要高出一头，盲目自大清高的心理在部分学生中存在。

毕业前两年汽五班被分为汽车和拖拉机两个专业，即汽五一班和汽五二班。我被分到汽五二班，至1965年毕业前一直是班长。

清华大学的传统是重视基础课教育。我在这里6年有三年半上基础课，专业课时间不到两年，剩下近一年时间搞毕业设计。基础课最难学的是流体力学，老师在黑板上推演公式，我和同学们往往在下面“坐飞机”。

我们的第一外语基本都是俄语，英语作为第二外语只学了点皮毛。学校里学习气氛较浓，到图书馆上自习要提前占位置，清晨时，在水木清华、闻亭和荒岛等地都能听到琅琅读书声。

毕业设计真刀真枪

1960年代初，学校提出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我的毕业论文题目为《影响6110柴油机油耗的因素分析和降低油耗的途径》。

1960年代初，学校提出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

大二时我曾作为龙尾参加汽车专业一条龙科研设计项目，代号为481工程项目，即飘车研制项目，这在当时是绝密项目。高年级同学在老师带领下作为龙头参加试验和设计，我们作为龙尾给项目打下手，号称一条龙飞上天。所谓“飘车”，就是利用向下喷气而飘离地面前进的一种交通工具，研制目的是想用于军事。后来不知为何项目停止，项目组也随之解散。

学习专业技术课后，我们要到工厂实习。根据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方针，学校选择第一汽车厂作为实习地点。我被安排到发动机分厂零件车间活塞工部磨工班，实习工序是粗磨活塞裙部。这道工序要领是裙部尺寸径向为椭圆形，轴向为锥形，都要求高精度，如果只在课堂上学理论，不到加工车间实习则很难理解。

实习期间，我们跟工人师傅们关系都不错。我所在工序师傅叫关景贤，40多岁，她为人热情诚恳。周末我们常去她家玩，虽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她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吃。实习结束我们几乎是挥泪离别工厂，但此后几十年，我和关师傅都一直通信联系。

毕业设计要真刀真枪，朱昌珍、钱龙和我被安排到无锡柴油机厂参与厂校合作科研项目。项目还有蔡祖安、孙大立、李芬伦、顾斌四位老师，他们既是科研项目参与者，又是我们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科研题目是降低6110柴油机油耗，我们在无锡待了9个多月，降油耗效果有，但不大，我毕业论文题目为《影响6110柴油机油耗的因素分析和降低油耗的途径》。endprint

1960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学校取消包伙制，开始定量供应，逐渐加大杂粮比例。我当时的定量是每月33斤大米、食油半斤、肉半斤。对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男同学来说，确实吃不太饱。有一餐我吃了五个窝窝头（合一斤粮食）。当年北京菠菜长得有半人高，顶梢上还开了花，杆子中间是空的，我们称它为无缝钢管，食堂用它加水一煮再加点酱油就是一道菜，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学校采用固定粮加机动粮卡办法，每人一个月发一张定粮卡，卡分30格（大月31格），一格再分早中晚三小格，分别为三两、四两、三两。这一天一斤粮食必须固定使用，不得提前，但当天吃不了，可延后用。剩下的机动粮作调节，可随时用。学校用这种办法帮助我们计划用粮，不至于饥一顿饱一顿伤身体。那时家里经常会给我寄些粮票，帮我渡过难关。

生活虽然困难，但学习照样不放松。学校有时周末举办学生舞会，大部分学生都不参加。在校6年，我一次也没参加过。1962年国家经济恢复，生活逐步好转，三年自然灾害成为历史。

1965年临近毕业，我们将走向工作岗位，各奔东西。当我还在无锡柴油机厂实习时，李芬伦老师就动员我报考本校研究生。但我没答应，原因有二：一是念了18年书，不想再念；二是父母年事已高，且母亲久病在床，家中经济困难，我想早点工作赚钱。

班里其他几位同学，如任共赏、胡绍梅、江建民和刘维琪等也被动员报考研究生，都被录取。毕业时国家还是计划经济，大学生毕业去向由国家分配。分配方案公布前，老师做动员，要大家服从国家分配，到边疆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班上40多位同学第一志愿报的都是新疆和解放军。我虽然想回浙江，但第一志愿还是填了新疆。结果公布分配方案时，我被留在学校内燃机教研组当助教。

即将踏入社会，势必考虑到个人问题。

同班同学中胡绍梅给我印象最深，也最好。她在班里女同学中，年纪最小但学习最好，又是班团支部委员，毕业时还获得学习优良金质奖章。她待人热情诚恳，乐于助人，做事干净利落。她家在上海南汇，离我老家杭州不远。但是很快，学校就决定让我们参加四清工作队，她到平谷，我到延庆，分开近一年时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工作队撤回北京。我们在1968年她分配到二汽前确定恋爱关系，1969年我们结婚。

下乡搞四清

下乡搞四清是我平生第一次独立带队从事的一项工作，这对我提高社会工作能力、积累处世经验是个好机会。工作期间，我们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

1965年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要求清华大学老师和高年级学生都要参加。我被编到延庆县四清工作团大柏老分团太安山工作队当队长。工作队有3名队员，一位清华动力系量八学生和一位北京大学学生。

太安山大队是延庆北部临近张家口的一个小山村，全村有24户人家，18名党员。它曾是抗日根据地，有革命传统，农民勤劳朴素，农牧兼顾，种小米苞谷，放山羊，日子虽然穷，但没有挨饿吃不上饭的。队党支部书记叫王怀永，大队长丁尚存1943年入党，是北京市劳动模范，年龄最小的党员也在1948年入党。他们对刚走出校门由年轻老师带队的工作队能否做好四清运动半信半疑，而我们3人也没工作经验，对能否搞好运动心中没底。

我们按照中央发布的十六条政策和分团部署，首先层层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讲明形势、宣传政策，取得一定效果。接着依靠贫下中农揭发干部问题，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造成声势，动员和敦促干部们揭发交待问题。再就是干部分类、组织处理、落实政策。

下乡搞四清是我平生第一次独立带队从事的一项工作，这对我提高社会工作能力、积累处世经验是个好机会。工作期间，我们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轮流到各家吃派饭，和他们聊家常，老乡们慢慢从怀疑到信任，从陌生到建立友情，到离开时相互都有些不舍。

1966年6月初四清即将结束，四清巩固组留守一年的名单里有我。本来让我担任大柏老公社党委副书记，恰好北京大学聂元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爆发，参加社教的四清工作队一律撤回原单位。我回到学校，否则可能留在延庆，此后历史将改写。

回到学校，我发现一切都变了。学校和各系党的领导们被打成黑帮走资派，校系行政领导大多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成天被戴上高帽子挨斗和游街。学校里到处贴满大字报，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停课闹革命的局面已成事实。

很快文革工作组进校，组长是当时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紧接着红卫兵组织出现，反对工作组的红卫兵自称造反派，拥护工作组的红卫兵称为保守派（俗称老保）。由于我家庭出身是红五类，被选为系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后又当了学校文革临时筹委会成员，理所当然属于保守派。

由于我的名字马咬脐既不好听，又有四旧嫌疑，于是我到学校人事处要求改名，从此后改为马跃。

复课闹革命是当时广大师生的正当要求，我在校内努力推动一段复课工作，动员老师教课学生上课。但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是否积极参加运动是立场问题，是要不要支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要不要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问题，而选择上课有走白专道路的危险。因此，上课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没人来。复课闹革命只好静悄悄地终止了。

1967年下半年我组织系里汽车拖拉机专业的低年级学生到京郊大兴参加支援三秋实习劳动活动，有45位同学报名参加，其中还包括一部分老师和研究生。我们到大兴各地机耕站开拖拉机，帮老乡秋收秋种，约有两个月，都感觉收获很大，既支援了农业又学习了专业知识。在大兴安定拖拉机站，我初步学会驾驶拖拉机。

从大兴实习劳动回校后，在“文攻武卫”口号影响下，学校两派由口诛笔伐发展到武斗。学生宿舍也被两派占领，我只好搬到教师宿舍六公寓住。两派武斗不断升级，装备从铁棍、大刀、长矛等发展到手榴弹、机关枪，校内不断传出有人死伤消息。

学校西南面教工宿舍区相对安全，但随着武斗升级，也经常看到手持长矛的武装人员从楼前走过。有天晚上，我听到一连串清脆的枪声，产生了不安全感。当时胡绍梅已离开北京，到二汽筹备组报到，我决定回杭州老家。endprint

1968年首都工宣队执行毛主席指示，进清华大学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清华大学终于结束两派武斗，工宣队在全国发布公告，要求全校师生员工立即回校上班上课，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我在杭州看到公告后立即赶回学校。

学校以8341部队为主的军宣队和以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等组成的工宣队领导下开始着手恢复和建立正常教学工作。上半年完成66届、67届、68届毕业生分配工作。老师给在校学生补课，学校机械厂恢复正常生产。

到二汽去

学校劝我慎重考虑不要离开清华大学，并允许我在北京安家，把父母和妻子的户口迁到北京。但轰轰烈烈的二汽建设吸引着我，我去意已定。

为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决定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农场分别创办五七干校。1969年5月我作为先遣人员到鲤鱼洲。鲤鱼洲地处鄱阳湖的一个叉口边，是人工围湖造田形成的一块陆地。之前这里是个劳改农场，据说因血吸虫过多而搬走。这里离南昌约30多公里，北京大学的农场比我们更远。

因为学的是汽车拖拉机专业，我们被分配去筹建农场机务连。我作为机务连副连长负责机耕工作，另一个副连长是清华大学机械厂的张永安，绰号大洋马，他负责农机具维修工作。清华大学数力系的一个工人师傅担任副指导员，连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是军宣队的贾秀生，连长是北京汽修一厂工宣队王师傅。学校拖拉机实验室教学用的拖拉机和农具被运到鲤鱼洲，还从南昌拖拉机厂买了6台丰收牌轮式拖拉机。

农场各农业连队由学校各系老师组成，从事水稻耕作。水稻一年两季，冬天在稻田里种些草子作肥田用。在这里人们集体生活，睡通铺，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在屋里改造思想。场部经常组织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让思想改造得好的典型介绍经验。

有一天我开着一台英国福克森拖拉机，由一个农业连女老师带着去地里干活。一不小心连人带机翻到河里，我没受伤，但却吓坏了女老师。我还比较镇静地想办法将拖拉机翻正，并开回连队驻地。连队同志们都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场部主任知道后还在大会上表扬我。本来是一场事故，却变成了英勇行为。

鲤鱼洲血吸虫病肆虐，农场差不多一半人得了小虫病。我因开拖拉机，很少直接光腿下田干活，因此没被传染。徐大宏和我睡一个通铺，他耐心地教我驾驶拖拉机技术。老教师余志生在文革中自曝“反动”思想，属于重点改造对象，他被安排在连里养猪。他用心研究发酵饲料并获得成功，我向指导员汇报他的改造情况，并建议给他换岗位，他被调去开拖拉机。

陈清泰比我早一年毕业，他是汽车教研组的助教。上大学时他是政治辅导员，校学生会副主席，他稳重老练，在机务连当维修班班长。他的爱人楼叙真毕业后被分配到二汽，当时他和我都要求调到二汽以结束两地分居。

1970年夏，学校通知他调到二汽。我送他到南昌，临别时，陈清泰对我说，应该好好考虑调到二汽的问题。他的离开对我触动很大。

1970年秋，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因教学需要，我从农场调回学校。受文革冲击，高考已停4年，学校里没有新生。学校决定由各地推荐工农兵学员到清华大学学习，而推荐来的学员大多是学毛著积极分子，文化水平偏低。我作为农机系首届学员班主任，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半年，学员们学习刻苦，求知欲望强烈，但文化基础太差，只能从中学课程开始补起。

这时社会掀起一股学习解放军热潮，学校决定对全体学员进行拉练。正是初冬，阵阵寒意袭来，拉练队伍从东到北走了一大圈，历时半个月，行程1000多里路。我同时还是拉练宣传员，一边走，一边宣传鼓动。第一天脚就起了几个泡。拉练中，我学会了挑血泡、埋线排水，第二天又能照样走路。途中我们自己埋锅做饭，到宿营地去老乡家号房子，虽然行军辛苦，但大家心情倒也快乐。

1968年研究生制度被砸烂，在读研究生全部重新分配，胡绍梅被分配到湖北二汽。二汽还在筹建中，前两年她在一汽参加包建二汽工作，1970年进山，在二汽发动机厂三泵车间当工艺员。

两地分居给我们家庭生活造成困难。而此时清华大学因深受文革破坏，短期内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几无可能。在胡绍梅的申请下，二汽给清华大学发来商调函，要求我调到二汽工作。二汽发动机厂革委会主任罗万荣还亲自到学校来要人。学校终于同意放我走。

去办调动手续时，学校人事处的李振民还劝我慎重考虑不要离开清华大学，并允许我在北京安家，把父母和妻子的户口迁到北京。但轰轰烈烈的二汽建设吸引着我，我去意已定。

我在清华大学12年。前6年学生生活充满希望和憧憬，此生难忘。后6年在校工作期间，正逢文革动乱，虽增长不少阅历和见识，但更多是无奈和等待。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荒废了我最美好的时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