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度离开的可能

留在厂办当秘书

1971年3月，我带上户口和党员介绍信告别清华大学。从踏上二汽土地起，整整28年，我的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也是最重要阶段。

1971年3月，我带上户口和党员介绍信告别清华大学，跟随妻子去偏僻的鄂西北山区参加三线建设。路上又是乘火车，又是坐轮船，还要坐汽车，途经武汉、丹江、邓湾，到十堰厂区用了3天时间。从踏上二汽土地起，整整28年，我的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也是最重要阶段。

3月26日，我到二汽建设总指挥部三分部组织组报到。组织组的一名干部见我调令中所列原职务是大学教师，马上找来三分部教育组组长周军。

新调来一位老师，分给你们吧。组织组干部说。

正好23厂（二汽刃量具厂）要办学校，就安排到那里。周军回答道。

这把我急得够呛。我好不容易才离开学校，现在又要进学校，这是我不愿意做的事。这是其一。其二，我妻子在49厂（即二汽发动机厂）工作，我调到二汽来，还是不能一家人团聚。

情急之下，我去找调到二汽宣传组工作的陈清泰帮忙。陈带我去找周军，向他建议，马跃在学校没有当过老师，他搞科研，还是让他去发动机厂吧？

周军拍拍我的肩膀，表示同意。这样，我有惊无险地调到发动机厂。

到发动机厂一报到，人事科说，你分配到哪里，要等罗万荣回厂后才能确定。

我被暂时安排到厂机关职工宿舍住。几天后，罗（万荣）主任回厂，决定把我留在厂办当秘书。虽然我对这个工作也不太满意，但不便反对。心想，先落脚再说。

1965年毛主席提出要建设二汽，筹建人员分别到湖南、湖北、陕西、四川等地选厂址，经过一番争论，直至文革后，才由周总理确定在鄂西北十堰一带建厂。十堰镇属郧阳地区郧县管辖，北临汉水，南靠武当山。老白公路（老河口-白河）和正在修建的襄渝铁路（襄樊-重庆）从镇中穿过，在厂区内蜿蜒几十里，两旁有20～30条山沟，按“靠山、分散、隐蔽”三线建设原则，二汽各分厂就建在这些山沟里。

1972年十堰脱离郧阳，成立省直辖市。后因建设需要，设立十堰二汽特区管理模式：二汽厂长同时也是十堰市书记，文革后厂市分开。饶斌是第一任二汽厂长兼十堰二汽党委第一书记。

二汽从1969年开始大规模兴建。为响应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和“自力更生建设二汽”的号召，10多万建设大军从全国各地奔赴十堰参加大会战，27个分厂分别由一汽、上海、北京、武汉等包建。

十堰专业厂分为五片：东部白浪片以生产汽车底盘部件为主，有铸造二厂（50厂）、车桥厂（51厂）、锻造厂（52厂）、传动轴厂（54厂）、车箱厂（44厂）、木材加工厂（47厂）等6个厂。中部张湾片以生产汽车零部件为主，有车轮厂（42厂）、底盘零件厂（45厂）、钢板弹簧厂（46厂）、标准件厂（61厂）、设备制造厂（22厂）、冲模厂（25厂）等6个厂。

中南部狗陪片以汽车总装和大型部件驾驶室、车架为主，有总装配厂（43厂）、车身厂（40厂）、车架厂（41厂）3个厂。中西部红卫片以后方生产为主，有通用铸锻厂（20厂）、设备修造厂（21厂）、刃量具厂（23厂）、动力厂（24厂）、水箱厂（60厂）等5个厂。西部花果片以生产发动机为主，有铸造一厂（48厂）、发动机厂（49厂）、化油器厂（62厂）、轴瓦厂（64厂）等4个厂。

此外，还有位于襄樊的仪表厂（63厂）；老营的精铸厂和粉冶厂，加起来共27个专业厂。后因发展需要，又增加变速箱厂（59厂）和青山电机厂（65厂）。

这些厂房由来自北京、天津和内蒙古的建筑公司承建。10万民工参加工厂、襄渝铁路和十堰市区公共设施建设。产品设计和工厂设计由一汽负责，设备全用国产，由机械部组织全国设备厂研制。国家建委、机械部、湖北省和驻军部队联合成立二汽建设会战总指挥部，为保密对外称红卫建设总指挥部。工厂建设则由三分部负责。

二汽总厂设在张湾，正好是厂区中部，周围数十公里内分布着各业务处室和24个专业分厂。发动机厂是二汽最大的专业厂，在花果镇头堰沟，由一汽包建。主要干部和技术骨干来自一汽发动机厂和传动箱厂，通用语言是长春话，职工和家属都是东北生活习惯，进入厂里就好像到了一汽。

我到厂里时，厂房基建才刚开始，有的刚立起柱子，有的还在挖地基。职工都住在芦席棚和干打垒土房里，一些带家属的职工租住在老乡家。我住在厂机关干打垒宿舍，一个大房间住十几人。妻子住在水泥楼单身职工宿舍，生活非常不方便。

在同事们帮助下，我们找到一家农户，愿意将堂屋隔出一小间（房）租给我们，房间面积不足8平方米，在土墙上开了个1/4平方米的窗户供光线照射。我们从厂里借来一张四尺宽双人木板床，买了煤油炉，供周末和节假日改善伙食用。

房东是中农，家里只有老两口，带个外孙女，儿子在武汉邮电学院教书。房租标准是每月一块钱，可老大爷不肯收，他曾被当作反革命挨斗，家中成分高，不能也不敢收钱。过段时间后，我想办法送了瓶酒给他，算是我的心意。有一次，他给我讲起被当作反革命的原因：四清运动时，工作队要大家忆苦思甜，他就说1960年、1961年最苦，村里饿死不少人。工作队说他是反革命，被挂牌批斗。

不久，妻子怀孕。按当地习俗，外人不能在家中生孩子，而我们又无处可去。在她的同事周大华和游妹珍的鼓动下，联合技术科陈炳炎等人，我们决心自己盖几间干打垒小平房。

我们看中了工厂边的一个小山沟，称之为“夹皮沟”。每天下班后和节假日期间，就像愚公一样开山造屋。厂里不少同事也来帮忙，一个多月后小屋盖成。我的那间房约10平方米，一面傍山，三面干打垒土墙，屋顶铺上机床包装箱上的油毛毡，能简单防雨御寒。endprint

因条件有限，孩子出生前，我把妻子送回杭州老家。儿子出生后起名马亮，意思是照亮全家。把他们接回十堰后，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养了十来只鸡，每天能收获四五个鸡蛋，给儿子补充营养。我和周大华、陈炳炎三家人成为老邻居和好朋友。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过得很充实。

山里生活确实苦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人这一辈子，有顺境，也有逆境，艰苦生活是一段有益经历，它磨练你的意志，增强你的适应能力。现在回想起来，我仍为这段经历自豪。

十堰位于秦岭以南，气候湿润，多雨，尤其是春夏之交，绵绵细雨能下好几天。工地上一片泥泞，出门必须带好雨伞，穿上雨靴，衣服好几天都不干。天一晴，马上变脸，水泥路变成“扬灰路”，汽车一过尘土满天。真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这样的日子直到二汽初步建成才结束。

职工陆续进山，宿舍成了问题。厂里决定修建大批简易工棚，动员全体职工进深山扛花柳木杆。每天一上班，大家到食堂领两个馒头一份咸菜，灌上一壶水后就出发，走几十里山路，每人扛一根或两根花柳木杆回厂。路上，饿了就吃一口馒头，渴了就喝一口水，一边走一边唱革命歌曲，回到厂已到下班时间。工作既艰苦又快活，但对这些刚从城里来的人却是体力和意志的磨练。

生活确实苦。芦席棚并连成一片，很不安全。有年春节，一位同事到外面串门，忘记电炉上还烤着小孩尿片，结果引起火灾，一下烧掉50～60家芦席棚。物资供应也相当贫乏，山里老乡不会种菜，我们只好吃咸菜；当地没有酱油，我们就利用出差或探亲机会从大城市带来酱油膏；周末大家相约进山采蘑菇、掰竹笋、摘杨桃（野生中华猕猴桃），或到老乡家用粮票换鸡或鸡蛋吃。

我们还搭伙进山买木料，自己动手做家具。对我们这些搞机械加工技术出身的人来说，这不是难事。我当时就做过大立柜、被柜、饭桌、方凳和书架等。俗话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人这一辈子，有顺境，也有逆境，艰苦生活是一段有益经历，它磨练你的意志，增强你的适应能力。现在回想起来，我仍为这段经历而自豪。

在文革动乱形势下，十万多人能在深山老林里搞建设，固然有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作用，但还得益于中央部门、地方和军队三结合领导体制。当时中央和地方干部都有些自顾不暇，建设总指挥部实权在军队手里。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直接领导，二汽建设总指挥部指挥长是武汉军区空军政委熊新乐，三分部指挥长是齐能尚，各部门、各专业厂都有军代表。他们把部队服从命令听指挥和雷厉风行作风带到工地。当时流传着一句笑话“你们在山外抓革命，我们在山里促生产”，反映了二汽建设的真实情况。

军代表们有热情，有气魄，但不懂技术，不熟悉建设管理，导致一些问题出现。如受极左思潮影响的设计革命；否定知识分子在建设中的作用；不讲科学，不重视质量，造成严重后果。

军代表还不分气候条件，盲目推广大庆经验，搞“干打垒”：干打垒厂房、干打垒机床、干打垒工具箱、干打垒多层职工宿舍等，什么都要干打垒，有人竟然还喊出“干打垒万岁”口号。我当时是厂办秘书，写的第一份报告就是关于发动机厂没有遵守指挥部关于所有厂房、办公楼、宿舍都要干打垒的规定，办公用房擅自建砖墙的检查材料。

但军代表也做过不少好事。如保护干部免遭批斗，当时饶斌被一汽造反派批斗，郧阳军分区副司令刘景修带领一班战士到长春，与一汽支左军代表协商：饶斌是二汽走资派，理应由二汽革命群众批斗，我们要把他押回十堰。一汽军代表只得同意，饶斌回二汽后即被“解放”，担任三分部负责人。

1972年末，中央决定军代表撤离二汽，饶斌任十堰二汽党委第一书记、第二汽车制造厂厂长。罗万荣任发动机厂党委书记，毛德犹任厂长。二汽从此结束军代表领导下的三结合体制。平心而论，没有军代表领导下的三结合建设体制，就没有轰轰烈烈的二汽建设场面，在文革动乱时期要建设二汽这样一个三线特大型企业也几乎没有可能。

此前，为贯彻林彪“一号命令”，大量带病设备抢运进山。不讲科学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造成大量厂房因质量返修和设备攻关。总指挥部为加快建设进度，提出“四边建厂”和“两先两后”建设方针。

“四边建厂”就是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调试、边生产，工厂建设打破过去接力棒做法，采用大交叉。我认为合理交叉有必要，但大幅度交叉势必搞乱合理建设程序，并不科学。“两先两后”是先生产后生活，先军工后民用，这个方针现在来看也是正确的。

这时我也借口知识分子要劳动锻炼而离开厂办，调任装试车间工艺组组长。

根据工厂初步设计要求，国家投资16.7亿元，二汽建成10万辆汽车生产能力，其中两吨半军用越野车（代号为25y）2.5万辆，三吨半军用越野车（代号为35y）2万辆，五吨民用载重车5.5万辆。

二汽决定先建成两吨半越野车产能。当务之急是对设计革命、厂房建设和设备带病进山等后遗症做处理，饶斌提出用“三攻关”和“三调试”（“三攻关”指设备攻关、工艺攻关和产品攻关；“三调试”指设备调试、工装调试和产品调试）的活动迅速形成产能，尽力减少极左思想的干扰，使工厂建设走上正轨。

二汽大部分厂房墙体是干打垒，屋顶是单槽瓦，屋架是轻钢焊接构件，屋架下悬高度不够，地面混凝土厚度太薄，承载力不够——厂房不能满足生产要求，必须全面返工。发动机厂绝大部分厂房要返修，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我的任务是作为甲方配合土建单位提出使用要求并把好质量关。返修内容包括厂房顶加盖保温层和瓦棱铁，加固轻钢屋架，厂房地面重新浇铸，干打垒墙体有的拆除重砌砖墙，有的外表面抹一层水泥，厂房高度不够的只好推倒重来。车间工人都参加了厂房质量返修工作。

二汽总厂职能部门确定攻关项目和达到目标，以战旗、战表形式下发给各专业厂和有关单位，限期内完成。我的任务是配合非标设备发动机装配线、发动机试验站和变速箱装配线的制造安装调试任务，发动机和变速箱装配工艺攻关。endprint

1975年我们打通装配线，结束发动机、变速箱装配就地杀猪的局面。当年7月1日，二汽建成两吨半越野车产能，饶斌驾驶新车从总装配线上下来，建厂第一阶段任务完成。

最年轻的厂长之一

1982年10月，40岁的我被任命为发动机厂厂长，是二汽专业厂中最年轻的厂长之一。发动机厂党委书记李英权在政治理论上很有一套。我们一老一少搭班，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1974年，罗万荣调任二汽工会主席，李岚清调任发动机厂党委第一书记，专职党委书记是赵云集，厂长仍是毛德犹。1975年，邓小平重新执政，提出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提拔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当干部。宋延光、赵渝令和我是二汽第一批被提拔干部，我到装试车间当党支部副书记（相当于车间副主任），从此走上管理之路。当年，我搬进厂区二号楼职工非标宿舍，结束夹皮沟简易小棚历史。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厂职工悲痛万分。正值反右倾翻案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下令要化悲痛为力量，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不准开追悼会。二汽在偏僻的山区，可谓天高皇帝远，饶斌下令全厂各单位可自行开追悼会。在发动机厂职工俱乐部，李岚清致悼词，大家无不动容，但同时也为中国何时能结束动乱年代过上安稳日子而彷徨。

1978年二汽建成五吨载重车产能。一边生产两吨半越野车和五吨民用车，一边开发三吨半越野车和八吨民用车。当年二汽生产汽车5000辆，扭亏为盈。为中越自卫反击战提供2000辆军车，东风汽车在战场表现出色，被战士们誉为功臣车和英雄车。二汽形象得到较大改变，黄正夏带领全厂职工闯“亏损、停缓建、滞销”三关，汽车产量每年以一万辆以上速度增长，二汽逐步成为我国三线企业典型。

1977年我调任发动机厂生产调度科副科长，分管生产计划。发动机厂正从生产准备设备安装调试向批量生产过渡，问题和矛盾较多，又多集中到生产指挥部门，生产调度科花大气力协助生产副厂长协调。我们往往白班连着夜班，不到深夜12点回不了家。虽然辛苦，但对我熟悉发动厂各部门和各生产环节却很有帮助。

这期间一段经历令我终身难忘。1979年初，我带着二汽战地服务队12人到广西、云南边境中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服务，历时两个多月，我们检修了所有参战的东风汽车。每到一处，都受到驻地部队的热烈欢迎。在部队，我们看到战士们打胜仗后的喜悦，也看到他们受挫后的懊丧。我们住过营房，也住过边民侗寨。

为防备越南特工队袭击，部队派出全副武装的战士保护我们，我们感到自己已成为部队一员。服务队途经广西龙州时，听说龙州菜刀砍骨不卷刃，每人都想买一把，但当地规定这种刀优先卖给军人。我们解释说是搞战地服务的，他们也把我们当作了军人。

不久，饶斌奉命率队筹建三汽，李岚清作为他的助手也要离开二汽。黄正夏接任二汽党委书记、厂长，发动机厂党委书记先后由赵云集、高云飞、李英权担任。

解放军总后勤部驻厂军代表了解到我熟悉发动机厂生产管理环节，又是清华大学汽车专业毕业，希望我能留在部队，作为驻发动机厂军代表，按正营职待遇。我回答“服从组织需要”。他们便给总后勤部打报告，要求调我入伍。

与此同时，二汽总工程师孟少农正筹备开发一台载重车用柴油机，需要设计人员，我的大学同学——二汽产品设计处朱柏山向他推荐我、胡绍梅和一帮搞工艺的清华大学汽车系毕业生，组建柴油机设计室。经主管干部的二汽党委副书记李子政批准，由组织部下调令。

两面都来要人，但当时发动机厂领导坚决不愿放我，结果是我仍留在原单位。

1980年我被任命为发动机厂生产值班主任，很快被提为发动机厂副厂长，分管生产系统。接着参加为期3个月的厂长培训班，系统学习企业计划管理、生产管理、财务会计核算等。这次学习，一方面我受益匪浅，另一方面还认识了不少人，如后来同在总厂领导班子的孙宏俊、张旭东以及长驻香港的刘宁等。

发动机是汽车最重要最复杂的总成之一，零件加工精度要求高，因为有不少国产设备带病进山，往往因质量问题和生产进度影响装车，在生产会议上发动机厂总成为被告。工作中也经常与毛坯厂、协作件厂、配套件厂、总装厂扯皮，这是我当生产调度科长和生产副厂长时最头疼的问题。

时任发动机厂党委副书记的叶焱章是建厂初期青年突击队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他提出改管生产以适应干部要懂业务的形势需要。由于发动机厂大且问题多，后来也让他当生产副厂长。但即使这样，我们也白班连着晚班，连星期天也不休息。

1982年初，二汽为加强对发动机厂的领导，派（二汽）副厂长庄咸昌兼任发动机厂厂长，我为发动机第一副厂长。同年10月，40岁的我被任命为发动机厂厂长，是二汽专业厂中最年轻的厂长之一。发动机厂党委书记李英权曾担任过二汽党校第一副校长，在政治理论上很有一套。我们一老一少搭班，相互尊重，和睦相处。他主管党委和思想政治工作，我主管行政和业务。发动机厂副职们除叶焱章外，都是从一汽发动机厂过来的老同志，我对他们很尊重，发动机厂相对稳定。

1983年春天，好像是3月26日，我带着叶焱章，调度科长王德全和调度员王枫去房县汽配厂出差，坐汽车要翻过两座大山才能到达。那天天很冷，下着雨夹雪，又遇山坡弯道，结果和一辆迎面开来的东风卡车相撞。我坐在副驾驶上，造成腿部膑骨粉碎性骨折，头被挡风玻璃撞得血流满面。

车上其他几位同事也不同程度受伤，叶焱章口腔撕裂，司机胸部挤伤，王德全和王枫头部分别被碎玻璃划破。我头脑还很清醒，一看时间是上午九点半。我试着站起来，但腿已失去知觉。与我们相撞的正好是房县汽配厂的运货车，他们立刻把我们送到房县医院。

我额头被缝了五针，坚持要回二汽张湾医院动手术治疗腿伤。发动机厂党委副书记陈昌洪来接我们，经他协调连夜用救护车送我们回二汽。在张湾医院做膑骨摘除手术，住院两个多月后才初愈。

放弃当北油厂厂长endprint

离开北京前，机械部人事司司长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留在北油厂当厂长兼党委书记。我当即谢绝，理由是我不愿离开我喜欢并为之奋斗的汽车工业，当年我也为此而离开清华大学。

随着二汽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管理现代化要求越来越高，二汽准备和美国IBM公司合作，建立二汽计算机生产辅助管理系统。项目以主管科技的副厂长兼技术中心主任李阴寰为首，由技术中心电子计算室主任楼叙真具体操办。

美方提出要为二汽高层专门做一次知识培训。二汽为此组成以黄正夏为团长、李惠民和李阴寰为副团长，楼叙真为秘书长的13人高级代表团考察美国和日本。因准备先在发动机厂和标准件厂作试点，他们点名让我和标准件厂厂长倪昌荣参加。

我的腿伤还没痊愈，右膝不能弯曲，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见我有些犹豫，李阴寰和楼叙真来看我，劝我不要放弃难得的机会。后来我准备了一根拐杖随团出发，路上克服很多困难，完成45天的访问。颇有戏剧性的是，由于坚持多走路，腿部得到锻炼，伤好得反而更快，回来时已可扔掉拐杖自己走路了。

IBM公司派专人全程陪同我们。第一次去美国西海岸旧金山，一切都很新鲜，海湾中有数不清的船艇，从未见过的电缆车在起伏不平的马路上行驶，雄伟壮丽的金门大桥飞架南北。第二天，我们乘汽车去美国硅谷圣豪塞IBM公司培训中心，连上3天课。由于时差没倒过来，加上老师全用英语授课，我们听得一知半解。

培训结束后，我们到洛杉矶等其他几个地方，实地考察计算机生产辅助管理系统在企业的应用，然后到日本IBM总部培训中心再度接受培训。我们还访问了丰田汽车公司和日产柴汽车公司，与日产柴社长松山进行会谈，为日后二汽与日产柴合作奠定基础。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访问，不但学到许多新知识，还亲眼看到国际大型现代化汽车企业管理水平。

我在发动机厂工作12年，从风华正茂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步入不惑之年，是发动机厂培育了我，使我从一个基层车间技术员一步步成长为厂长。

1983年，二汽提出要从生产型转向技术开发型，为加强产品开发地位，在孟少农的倡导下，将原产品设计处、科委、工艺处工艺材料研究所和装备系统的一些部门合并成立大技术中心。总厂副厂长李阴寰兼任技术中心主任，孙儒任党委书记，陈纫秋和唐振声任副主任，陆章林任副书记。技术中心直接归孟少农总工程师领导。

当年10月，我调任技术中心党委副书记。我有些想不通，去找李阴寰，问他为何不让我当副主任？李说，技术中心知识分子多，老资格也多，你资历浅，先做副书记比较主动，等情况熟悉后再当副主任也不迟。这样，我更多参与行政工作，党务工作基本由陆章林承担。

技术中心由多个部门合并而成，管理存在各自为政现象，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后才有些起色。这时我发现，机关工作节奏比基层慢，扯皮事也多。专业厂由于有生产进度制约，不能影响总厂装车计划，往往事不过夜。而机关工作能拖，不少人当排球队员，想方设法把球推给对方。刚到技术中心时，我还真有些不适应。时间一长，发现事情牵涉环节多，解决起来真不容易。

但不管怎样，技术中心提高了产品开发在工厂中的地位和力量。根据孟总提出的“生产一代、开发一代、预研一代”方针，技术中心人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人为现生产服务；一部分人从事下一代产品开发；一部分人进行较长远的汽车技术和产品研究。这种模式使二汽避免重演一汽产品30年一贯制。孟总对二汽的贡献，理应载入史册。

我在技术中心工作时间不长，只有14个月，其中有半年多在北京。很快就调到二汽总厂。

1984年初的一天，黄正夏突然要我去开会。到会场一看，二汽新任厂长陈清泰、副厂长李阴寰、庄咸昌和底盘零件厂副厂长虞伯泉等都在。会议内容是应北京油泵油嘴厂（简称北油厂）领导之邀，二汽打算派驻一个工作组帮助他们改善管理落后面貌，工作组组长是庄咸昌，副组长是虞伯泉和我，再从传动轴厂抽调一名调度科长，一个车间主任和一个班长，组成6人小分队。

二汽总厂给予小分队尚方宝剑，小分队可根据需要抽调各类专业人员短期驻厂工作。同时总厂要求小分队即日起程，我腿伤还没好完，走路不方便，尤其是右腿弯曲不能超过90度，但还是决定服从组织安排。

北油厂是原农业机械部直属企业（后属机械部农机局），当年国家投资从国外引进不少加工设备，原打算生产具有国际水平的柴油机油泵油嘴，但由于管理混乱而未能如愿，进口的先进设备发挥不了作用，在机械部和国家经委的支持下求助于二汽。

庄咸昌认为，北油厂不是东风汽车联营公司的成员，所以两厂并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小分队改名为二汽服务组更好。大家一致同意。

当年3月，服务组进驻位于丰台区的北油厂。厂领导对我们持审慎欢迎态度。中层干部和基层职工一方面积极欢迎，认为这是改变工厂面貌的机会；另一方面有些质疑，北油厂在中央眼皮子底下，受国家经委和机械部的重视，但都没有改变面貌，从山沟来的二汽服务组有多大能力？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北油厂是文革后期应毛主席号召大搞农业机械化而上马，当时国家投资1亿多元，主要从德国引进大批高精度设备，准备生产拖拉机发动机的油泵和油嘴。但产品质量一直上不去，成本高没销路，工厂连年亏损。

我们认为，应该先从管理抓起。抓管理就要从改变生产现场，搞好文明生产入手。两个月后，生产现场有了很大改变。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抓产品质量，抓生产计划管理，抓经营销售。又半年多后，北油厂管理整顿初显成果。经二汽总厂批准，服务组于10月中旬撤离。

离开北京前，机械部人事司司长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留在北油厂当厂长兼党委书记。我当即谢绝，理由是我不愿离开我喜欢并为之奋斗的汽车工业，当年我也为此而离开清华大学。对方表示理解。北油厂后来被纳入北京汽车工业公司旗下，为汽车柴油机配油泵油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