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抄诗》与高丽朝科举文化

房 锐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成都610066）

《十抄诗》与高丽朝科举文化

房 锐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成都610066）

《十抄诗》是高丽朝一部影响较大的七言律诗范本。它产生于科举文化大盛之时，其编纂与高丽朝以诗赋取士的举措密切相关，书中所录诗人多为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名家。此书为我们认识高丽朝科举文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料，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十抄诗》；高丽朝；科举文化

《十抄诗》是高丽朝前期编纂的一部唐五代诗歌选集，书中收录26位唐五代诗人及4位新罗入唐诗人的七言律诗，每人10首，共计300首。其注本《夹注名贤十抄诗》初刊于 1337年，经校定后于1452年重刊［1］2-3。本文以释子山夹注、查屏球整理的《夹注名贤十抄诗》为据，从三个方面对《十抄诗》与高丽朝的科举文化进行探讨。

一 《十抄诗》的编纂与高丽朝以诗赋取士的举措密切相关

释子山《夹注名贤十抄诗序》云：

贫道暂寓东都灵妙寺，［祝］圣余闲，偶见本朝前辈钜儒据唐室群贤，［各选名诗十首］，凡三百篇，命题为《十抄诗》。［传于海东，其来尚矣］。体格典雅，有益于后进学者。［不揆短闻浅见，逐］句夹注，分为三卷，其所未［考者，以俟稽博君子］，见其违阙，补注雌黄。时作［噩玄月既望，月岩山］人神印宗老僧［子山略序］。①［1］1

李云俊跋云：

府使阳城李侯伯常当诗赋取士之时，窃有兴学之志。得《十抄诗》一本，欲锓梓广施，而字颇舛错，嘱诸校理权君擥校正，然后使儒生朴学问书写，而募游手者。始事于壬申五月，工未半而见代。今府使李侯紧仍督其事，甫及数月，功乃告讫。噫，二君子成始成终于斯文，岂曰偶然哉？因书始末，以传不朽云耳。通善郎密阳儒学教授官月城李云俊跋。［1］73

权擥跋云：

余来浴东莱，路出密阳。适见重勘《夹注十抄诗》，取看一两板，注多鱼鲁。持以告府伯李侯。侯言之曰：“是诗抄者，东贤也，注者亦东僧也。而世之启蒙者，率由是入，真吾东方之青毡也。然板本甚鲜，且今更设进士科，用诗赋，则学者固不可不知也。惜其湮没，旁求仅得一本。窃有重刊之志，告于监司相国全城李公。公欣然乐从，即命锓梓。而子行适至，诚幸也。将子为我刊误，以惠来学。”重违雅命，就校之。然学未精博，旁无书籍，姑以所记忆者，改正之。凡四百单五字，虽有所疑误，不敢的记为某字，仍留以候博闻者。噫，是本乃后至元三年丁丑岁，今安东府所刊，而福城君慎村权先生讳思复为进士时所写也。距今才百有六年，世已无藏者，诚可惜也。侯既工于诗，精于三尺，深味是诗有切于初学，故拳拳若是。而监司李公乐与为善之意，亦至矣。噫，继自今如二君子之用心，使不泯以传者，有几人乎？侯，阳城世家也，名伯常。时景泰三年壬申仲夏初吉，奉训郎校书校理知制□教权擥敬跋。［1］210-211

据《夹注名贤十抄诗序》，可知《十抄诗》编纂的大致时间、编纂特点、价值、影响及释子山为《十抄诗》作注的动机等。结合李云俊、权擥二人的跋，可知《十抄诗》于明景泰三年（1452）五月重刊，而重刊本乃据元至元三年（1337）的安东府刊本，而安东府刊本又据权思复为进士时所抄写的本子。从这些序、跋的字里行间，我们还可获知如下信息：《十抄诗》作为一部唐诗经典选本，对研习汉诗者极有帮助。朝鲜朝时期，密阳府使李伯常在征得监司李公同意后，嘱咐校理权擥对此书加以校正，派儒生朴学问抄写此书，还专门招募刊印人员。李紧接任密阳府使一职后，继续督促并完成了此书的刊印工作。

应该说，《十抄诗》是高丽朝科举文化的产物，其编纂与当时以诗赋取士的举措密切相关。高丽朝立国之初，太祖王建注重文化建设，继任者多以大兴文教为己任。958年，光宗仿照唐制，实行科举制度。990年，成宗在西京（今平壤）设修书院，992年，又设国子监，并选拔优秀学生赴中国留学。成宗还亲自以诗、赋复试应举者。

科举取士制度的施行是高丽朝前期一件令人瞩目的事件，而在推动这一制度的过程中，五代后周人双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大理评事双冀随后周册封使薛文遇出使高丽，因病滞留。光宗爱其才，表请为僚属，迁翰林学士，授以文柄。双冀多次主持科举考试，并由此奠定了高丽朝以诗赋取士的格局。

高丽朝科举考试着重诗赋，以雕琢辞章为能事，极大地调动了士人创作汉文诗赋的积极性。《十抄诗》在这一背景下问世，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广为传播，是不足为奇的。中国学者查屏球认为，《十抄诗》“有可能就是其时科举教科书的一种”［1］2，这一说法是有相当依据的。《十抄诗》的刊印与传播，当与科举考试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基于《十抄诗》在科举考试方面的独特功用，释子山为此书作注，朝鲜朝时校正并重新刊印了此书。可以肯定，在以诗赋取士的高丽、朝鲜两朝，《十抄诗》及其注本的传写、刊印，当对研习汉诗者文学修养的提高、对汉文学的繁荣兴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 《十抄诗》所录诗人多为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名家

《十抄诗》以人名编目，书中收录的26位唐五代诗人中，除李雄情况未详外，均为科举考试的名家。其中，刘禹锡、白居易、张籍、章孝标、雍陶、赵嘏、马戴、许浑、李远、韩琮、杜牧、皮日休、杜荀鹤、秦韬玉、韦蟾、吴仁璧等人为进士及第者，贾岛、张祜、李群玉、曹唐、罗隐、温庭筠、方干、李山甫、罗邺等人虽未取得科名，但多名震科场，为诗坛之佼佼者。如韦庄《乞追赐李贺皇甫松等进士及第奏》称李群玉、温庭筠、贾岛、罗邺、方干等科场失败者“俱无显遇，皆有奇才。 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2］462。

在《十抄诗》收录的诗人中，李雄的情况比较特殊。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八《别集类中》记载，李雄乃洛巩（今河南洛阳一带）人，于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游三国故地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并创作了大型咏古诗《鼎国诗》［3］940。 从《十抄诗》收录李雄诗作这一事实，可知李雄的诗作在高丽朝前期仍然比较盛行，《十抄诗》的编纂者特意收录其诗，以供士人借鉴。但释子山为《十抄诗》所作注中，唯独对李雄及其《鼎国诗》未作任何介绍。据此似可推测，至高丽朝后期，与李雄其人其作相关的文献资料可能已经亡佚。而结合《十抄诗》所收录的其他诗人的情况，我们似乎还可作出进一步的推测，即李雄即便未取得科名，亦当为五代科场中的名家。从《十抄诗》的编排情况来看，中卷所录崔致远、朴仁范及下卷所录崔承祐、崔匡裕为新罗人，但他们的诗作却杂列于唐人之中，且没有作任何标识。由此可看出高丽朝人对四人与唐朝关系的体认以及对四人诗歌创作成就的推崇等。四人中，崔致远、朴仁范、崔承祐为晚唐以“宾贡”身份进士及第者②。

在《十抄诗》所录新罗入唐诗人中，崔致远位居首位。乾符元年（874），礼部侍郎裴瓒主贡时，崔致远荣登宾贡进士之首。崔致远及第后，曾担任宣州溧水县尉，后为淮南节度使高骈从事，中和四年（884）归国。崔致远深得“座主”裴瓒、“幕主”高骈的器重，与唐末著名文士、“同年”顾云及张乔、杜荀鹤等人交情不菲。据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四六《崔致远传》记载，崔致远归国前，顾云曾以诗相赠，诗云：“我闻海上三金鳌，金鳌头戴山高高。山之上兮，珠宫贝阙黄金殿；山之下兮，千里万里之洪涛。傍边一点鸡林碧，鳌山孕秀生奇特。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4］382《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四》著录崔致远《四六》一卷、《桂苑笔耕》二十卷，注云：“高丽人，宾贡及第，高骈淮南从事。”［5］1046崔致远归国后，任新罗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督事，又任泰山太守、富城太守。《三国史记》卷四六《崔致远传》载：“其门人等至国初来朝，仕至达官者非一。……至十四年，赠谥文昌侯。”［4］382可以说，崔致远是新罗、高丽两朝具有典范意义的诗人，他不仅“名闻上国”［4］382，得到唐宋文人的认可，还“光荣远播于三韩”［6］卷一，161，受到新罗人巨大的尊崇，其人及其诗文对新罗末年、高丽前期的士风、文风及文化建设等亦有重要的影响。

《十抄诗》收录的其他三位新罗入唐诗人中，朴仁范、崔匡裕曾为崔致远所提及。朴仁范为新罗留学生，他“苦心为诗”，中书舍人高湘主贡时，“特令朴仁范、金渥两人，双飞凤里，对跃龙门，许列青衿，同趋绛帐”［7］卷一，160。 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三考订，乾符四年（877），高湘以中书舍人知贡举［8］875，朴仁范宾贡及第当在此年。朴仁范归国后曾任著作郎。中和三年（883），新罗国王委派他担任“探候使”，入蜀朝觐［9］卷一〇，278。 崔匡裕亦为新罗留学生。据崔致远代新罗真圣女王所撰《奏请宿卫学生还藩状》记载，崔匡裕与金茂先、杨颖、崔涣等学子作为“宿卫习业学生”，入唐留学；后真圣女王以“今已限满十年”为由，请求将四人放还［10］卷一，159-160。 崔承祐于唐末来华。据《三国史记》卷四六《薛聪传》记载，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崔承祐于礼部侍郎杨涉主贡时进士及第，有《四六》五卷［4］383。

唐王朝因文化兴盛，大兴科举，对异国学子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而在各国所选派的留学生中，新罗学生人数位居首位。他们在唐接受全面而系统的儒学与文学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学成归国后，对新罗的文化建设与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唐穆宗长庆元年（821）金云卿进士及第开始，新罗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常荣登桂科，声名远播。孙樵《序西南夷》云：“其新罗大姓，至有观艺上国，科举射策，与国子偕鸣者。”［11］8326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杂录》云：“高丽，海外诸夷中最好儒学，祖宗以来，数有宾客贡士登第者。”［12］1297崔致远、朴仁范、崔承祐等人无疑是唐末新罗来华学生中的翘楚。新罗沙门纯白在《新罗国石南山故国师碑铭后记》中称：崔致远、崔承祐与崔仁渷“一代三鹤，金榜题回”［11］9610。 新罗留学生扬名科场后，或留在中国做官，或载誉归国，其经历对新罗士人当起到巨大的激励作用。崔匡裕虽未及第，但其诗作较佳，加之崔致远代新罗真圣女王所撰《奏请宿卫学生还藩状》一文，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名声。崔致远、崔匡裕、朴仁范、崔承祐等4人均才能出众，擅名一时，《十抄诗》把四人的诗作与其他26位唐五代诗人的诗作一并收录，当是有所考虑的。而这一做法本身，有助于我们认识崔致远等入唐诗人的诗作跟唐代文化与文学，特别是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

三 《十抄诗》是高丽朝一部影响较大的七言律诗范本

《十抄诗》收录了300首中唐至五代时期创作的七言律诗，在诗歌选本史上值得注意。

律诗是近体诗的基本形式之一，其体式有五言、七言之分。它最早起源于齐梁间的新体诗，到初唐、盛唐时定型。自中唐以后，律诗（尤其是七律）创作十分兴盛。随着律诗地位的上升及律诗创作的普遍化，律诗成为中国诗坛最重要的诗体。

应该指出，七言律诗创作的兴盛，既与诗歌本身发展的趋势有关，亦与其成为科举考试的敲门砖有关。唐代以诗赋取士，考试内容主要是写五言六韵的排律，并以古人诗句或成语为题。高丽朝仿照唐制，亦以诗赋取士，这就要求考生不仅应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较高的文学修养，还应具备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并熟练掌握律诗创作的技巧。由于七律有严格的声律限制及对偶的要求，讲求章法的起承转合，与五律相比，它更能看出士人的文学功底，因此也更受士人的重视。

《十抄诗》产生于以诗赋取士的时代，它为高丽朝学子提供了规范的七律样本。其“体格典雅”，内容丰富，举凡游览、行旅、送别、赠答、咏怀、咏物、游仙、咏史怀古等题材均有所涉猎。由于此书针对性较强，容量适中，具有相当的实用价值，故“世之启蒙者，率由是入”。学子们通过对此书的揣摩、借鉴，可初步掌握并创作七律，从而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好基础准备工作。

日本学者冈田千穗在《〈十抄诗〉及其注本的文献价值》一文中指出：“《十抄诗》不仅在韩国选本史上独树一帜，而且是目前存世最早的唐诗七律选本，远早于中国和日本的同类选本，在选本史值得重视。”［13］83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从现在保存完好的几种唐人选唐诗考察，《御览诗》、《极玄集》专选近体，《国秀集》、《中兴间气集》、《又玄集》、《才调集》、《搜玉小集》等所选近体大大多于古体，只有《箧中集》专选古体，《河岳英灵集》选古体比近体多，可见大多数选家更加钟爱近体。上述选本中，选八句的律诗较多，数量超过了绝句［14］14-15。而《十抄诗》专录中唐至五代时期的七言律诗，在诗歌选本史上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它不仅反映出高丽朝士人对七律的接受与传播情况，还反映了诗集选录者对诗歌发展趋势的认识以及注重诗歌实用价值的选录标准。通过研读此书，可进一步认识高丽朝时期七言律诗创作与科举考试的密切关系。

注释：

①文中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同。

②“宾贡”即“宾贡进士”，是唐代进士科考试中一种特殊的进士类别，特指新罗、渤海、大食、波斯等国留学生以“宾贡”身份进士登第者。参见：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7页。

［1］夹注名贤十抄诗［M］.释子山夹注，查屏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韦庄（著），聂安福（笺注）.韦庄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金富轼.崔致远传［G］//三国史记：卷四六//韩国思想大全集（第3册）.首尔：同和出版公社，1972.

［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崔致远.与礼部裴尚书瓒状［G］//孤云先生文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

［7］崔致远.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G］//孤云先生文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

［8］徐松.登科记考［M］.赵守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9］崔致远.新罗探候使朴仁范员外［M］//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崔致远.奏请宿卫学生还藩状［G］//孤云先生文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

［11］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王辟之.渑水燕谈录［G］//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3］冈田千穗.《十抄诗》及其注本的文献价值［C］//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

［14］王运熙.中国中古文人认为作品最重要的艺术特征是什么［M］//中古文论要义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Shichaoshi and Imperial Test Culture of Korea Dynasties

FANG Rui
（Research Center of Bashu Cultur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6，China）

Shichaoshi is an influential model for seven-character octave.Born in the peak time of imperial text culture，its compiling is closed related to Korea dynasties’measure of selecting scholars by writing poems so that it includes many famous scholars of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selected by imperial tests.It provides us with significant historical records to study the imperial test culture of Korea dynasties and is thus of high literature value.

Shichaoshi；Korea dynasties；imperial test culture

I312.06

A

1000-5315（2015）01-0129-04

［责任编辑：唐 普］

2013-08-30

房锐（1966—），女，河南沈丘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