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学研究进展及理论构建

李平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部，广东佛山528000）

文化生态学研究进展及理论构建

李平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部，广东佛山528000）

关于文化生态学，国内外学者就其定义、研究特点和内容等至今未能达成统一认识。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用生态学方法研究文化的起源、发展、变迁、传播、消费的新学科，与时俱进、潜移默化、包罗万象是学科研究的特点，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当下，若将分析单位从“地方”和“区域”扩展到“国家”和“世界”，不仅可避“一元论”和“决定论”的片面之嫌，还可使学科跳出“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的争论，为当代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化生态学；遗传因子；理论体系

生态学虽然是一门自然科学，但当前“生态观”业已上升为一种世界观和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观，其系统性、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也逐渐运用到其他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之中，文化生态学正是这一世界观和价值观运用的结果。文化是伴随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同时也伴随人类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不同地区的人类由于地理状况、环境条件、气候因素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显然，人类赖以生存、文化得以生成的环境，不仅包括自然因素，而且包括社会环境因素、政治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更大程度上是指以自然为前提的条件下，经过人类的长期活动而形成的“环境－人－文化”复合的生态系统。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美国人类学家J.斯图尔德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创了文化生态的研究。文化生态学的诞生对人类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但在学科发展、应用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立足于前人研究的基础，试图对文化生态学研究中一些理论性问题做一个梳理，希望对学科的发展有所助益。

一、文化生态学的内涵与外延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的学科，《文化变迁理论》一书的发表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诞生。近6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定义却众说纷纭。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文化与环境关系角度界定文化生态学

戢斗勇在《文化生态学论纲》一文中指出：“文化生态学是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将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1］王玉德认为：“文化生态学把文化的生态背景、多样性、群落、组成结构、网络和链条及其变迁作为主要研究内容。”［2］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中对文化生态学做出如下定义：“文化生态学是从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3］梁渭雄、叶金宝认为“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理论。”［4］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多是以文化和环境的关系为出发点，认为，现代社会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所理解的“文化生态学”变成了文化中的生态问题或生态中的文化问题来进行研究，文化学与生态学以“环境”这一纽带而相互作用。其中尤以“伯克利学派”影响最大，他们参照“超机体”的文化概念，认为控制人类行为重要而稳定的力量主要来自于文化。从而得出文化、环境和人三者是具有紧密的联系的结论，在这三者之中人是行为者，文化是行为的动力，环境则是被改造的对象，所以，文化的存在在人的行动之前。因此，他们的研究首先是考察文化的特征，再探讨人在这种文化特征下的行动，然后才能明白人是如何改变和创造出相应的文化景观。在这一意义上“伯克利学派”和“文化生态学派”是一致的。［5］

（二）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界定文化生态学

文化人类学家从生物学家那里借用生态学这一术语，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学研究，考察环境对人的影响，探索人如何利用、了解和改变环境，这样做的结果促使了环境决定论的产生，认为人类文化特性是由环境不同而引起的。如有先哲提出：“寒冷使人更加勇敢，而温暖的气候则促使软弱、胆怯和对痛苦的敏感。邓先瑞认为：“文化”与“生态”具有共生性，人类文化是与人类生存环境及其变化相依相伴的，而探索文化生态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关系，就是文化生态学的内涵。［6］而从各民族的文化因素构成如生产方式、生活模式、人情世故及风俗习惯出发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生态，认为文化生态学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促使人口因素、环境条件和资源利用进入良性循环的文化体系。［7］

（三）从文化哲学角度界定文化生态学

文化哲学是一种将哲学的形而上思考方式奠基于现实文化之上的当代哲学发展新形态，它不仅是一种打通“形而上”与“形而下”思维屏障的新哲学态度，同时也是破解理性认知与经验主义壁垒的研究方法。孙卫卫认为：“用文化哲学的态度和方法指导文化生态学研究，就是把多个子文化的有机集合看做特定社会的总体文化构成，主要研究各子文化之间的融通和互动，并以此为解读文化演进和变迁的重要依据。”［8］梁渭雄则把文化生态的多样性理解为各种文化类型和因素相互影响、冲突、融合的关系［4］；吴圣刚也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和其他文化相比较而存在，互吸收而发展的，不同特质、不同品种的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文化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最终促使了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文化链的形成，这些文化要素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有机整体。”［9］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针对文化生态学的内涵与外延做了诸多阐述，似乎研究越深入分歧越大，如果回归到文化生态学的起源，我们不难发现，在斯图尔德那里文化生态学的确是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的，环境对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到如今，研究者们把环境从自然环境扩展到人文环境对文化生态加以系统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我们也许忽略了斯图尔德开辟文化生态学的初衷，我认为，用生态学的方法去研究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最终的目的是借助这种方法了解文化因子的遗传基础和可能导致文化变异的因素，从而为人类了解、把握甚至掌控各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供帮助，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生态学这一理论包括两个重要的观点，即“文化生态适应”和“文化核心及其余留物”。“文化生态适应”是指“文化发展过程中经历特殊的环境而被改造以及对改造的适应过程”；“文化核心”是指该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质。“余留物”包括社会结构的许多方面及仪式行为。这些概念的内涵也佐证了上述说法，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化核心”就是某一文化现象的“遗传因子”，“文化生态适应”就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变异因素”，“遗传因子”是不变的，“变异因素”是变化的，在变与不变之中把握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由此，本文对文化生态学做出如下定义：“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用生态学方法研究文化的起源、发展、变迁、传播、消费的新兴交叉学科，旨在寻找各文化现象的可遗传因子和文化变异因素，探索文化稳定传承与发展变化的动态机制，从而达到了解、改造和发展文化，实现文化为人类服务的一门学科。”

二、文化生态学研究方法与内容

文化生态学最初的目的就是探索“环境—文化—人”互相影响的方式，因其主要考察的是环境因素（指自然环境），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才被引入文化学的研究。斯图尔德从“可能主义”的观点出发了解文化生成和变迁的原因，主要探讨了面对历史变迁的机遇和环境改变的影响，文化自身是如何做出应对和选择的。他强调在文化变迁中，生态因素肯定不是唯一的力量，但其在文化变迁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所以文化生态学要重点研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因为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特殊类型的生态决定的。他采用的研究方法是：“（1）用文献记录人类利用环境获取生活资料的技术和方法；（2）观察人类利用环境的行为方式及其变化；（3）提出行为方式及其变化对文化的影响程度”。［10］但他并没有系统地归纳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内容，结合本文对文化生态学概念的界定，我认为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文化的起源。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不是随机的、无根的。无论文化的起因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还是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了解文化发生的启动因子，才有可能更完整地把握文化内核。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1968）、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一个民族的生态礼仪》（1968）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1969）等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以及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Toka)继承模式变化的研究，哈里斯“文化唯物论”的提出，都是运用生态学方法研究文化起源的代表性作品和观点。

（二）以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文化的发展。文化形成以后面临两种可能：一是快速发展；二是停滞不前，无论是哪种可能，最终对文化发展有益的是尽可能明白是什么原因促使文化快速发展，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文化停滞不前，这也正是斯图尔德“适应”概念的指向。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调节，形成了文化发展的机制，决定了文化的形式，这种适应和调节的过程具有两个特征：“创造”和“保持”。“创造”代表着文化结构的重建和文化模式的演化，使文化依据自然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必要的自我调适，也有可能会直接产生新的文化，“保持”代表着稳定化的发展态势，意味着使文化尽可能保存当前的结构与模式，如果必需要做出改变也只是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改变。生态学的系统论方法是研究生态系统内部诸因子间相互“适应”的有效办法，运用这一方法了解文化诸因子间促进和抑制文化发展的原因理应成为文化生态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以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文化的变迁。文化生态是由无数相关生态因子组成的复杂系统，充满着适应与不适、平衡与失衡、竞争与共生、进步与退化的矛盾运动，这些矛盾运动促使文化生态不断地演替进化，掌握这些演替进化的规律当是文化生态学的题中之意。戢斗勇总结的文化生态学八大规律，即存在决定律、环境协调律、兼和共荣律、主体需求律、叠加增值律、基因制约律、优胜劣汰律、企事互促律［11］，就是运用生态学方法掌握文化变迁规律、丰富文化生态学内容的有益尝试。

（四）以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文化的传播。文化的运用及文化的影响力借助文化传播得以实现，而传播效果则受文化环境的制约，优良的文化环境使传播的速度加快，不良的文化环境则是传播过程中的阻碍，现实中文化压抑、文化污染、文化入侵等不利于文化传播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提高文化传播的效果，生态学中生态环、生态场、生态节点、生态圈等概念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方向指引。

（五）以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文化的消费。文化作为一种产品只有被接受、被认可、被消费才能最终体现其价值。而文化消费的环境，除消费者主体素质修养外，还取决于风俗习惯、文化氛围、时间和经济状况等因素。这似乎又回到了文化的源点，文化从起源到消费的循环中，文化被什么群体所接受和消费、文化在哪种情况下被认同等消费生态是文化生态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三、文化生态学的意义与任务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自然界生物生存的不二法则，遗传和变异是生物进化的两种主要方式。自然界的生物会选择最能代表自身特质的遗传基质传递下去，使自身的物种属性得以保留，同时它们也会主动或被动地改变去适应自然界的变化。文化是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内各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所谓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生计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3］”文化生态学是用生态学的方法在这些变量中寻找文化的遗传基质，使文化得以传承的一门科学。人类有史以来，诞生了很多种文化，有些传承下来了，有些消失了，在这些传承和消失中随机的因素太大，或是其内在的机制并没有被我们发现。文化生态学的意义就在于挖掘文化可传承的因子和发现导致文化变异、消失的原因，人类只有掌握了文化遗传变异的条件，才可能将文化进行移植和改造，就像自然界的植物一样，只有了解了它的生长特性，才可能通过营造相近的环境使它在任何人类需要的地方开花结果。

文化生态学有别于一些纯理论的学问，是一门具有鲜明应用性的实学，是具备现实指导功能的文化建设学。当前文化生态学的任务主要有（1）完善文化学科，文化生态学把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内外环境作为主要研究任务之一，所以，不仅文化与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成为文化生态学的研究任务，文化的内外各种不同形式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题中之意，把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才能使文化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到其他文化的研究中；（2）推动文化发展，文化生态学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并反作用于时代和实践，当前，文化因素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问题也愈加突显，各种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层出不穷，文化生态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和其他学科一道，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推动文化的发展。（3）促进社会进步，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文化作为指引，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引导作用不可小觑，若社会的文化生态结构出现问题，可能会引发价值观念沦落、理想和境界缺失、政治原则失灵、政治行为失控、政治决策失当等社会问题。反之，如果社会中文化生态结构良好，文化的正向引导作用将会引导整个社会向前发展。文化生态是人类行为的最终表现，是特定时期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内涵的体现，反映了该社会整体的人心指向，文化生态学就是要人们运用其理论和方法，认清文化与社会各领域的互动关系，从而更加能动地发挥文化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

四、文化生态学研究特点与应用

每一门学科都有着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文化生态学也不例外。戢斗勇认为（1）整体性（2）相关性（3）有序性（4）动态性（5）主体性是文化生态系统的主要特性［11］。王长乐则认为，文化生态的显著特征主要有：（1）时代性和发展性，（2）有秩性和逻辑性，（3）非组织性和间接作用性，（4）作用渗透性和交互作用性。［12］文化生态学既是以生态学为主要方法的文化学，又是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学，这是文化生态学与生俱来的独特性，本文认为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特点主要有：（1）与时俱进。文化是不断地产生着和发展着的，文化的气息必需紧跟时代的脉搏才不至于被时代淘汰和遗忘，这也就要求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生态学必须能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文化的脚步。（2）潜移默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文化的产生、发展、变迁大都是以这种形式发生的，不知不觉间就发生了作用或改变，文化的作用形式和文化的转变方式决定了于无声处感觉文化的变化是文化生态学必须具备的特点。（3）包罗万象。人类社会文化的种类繁多，文化生态学的任务就是寻找文化的遗传因子和变异因素，所以，每一种文化现象都能成为文化生态学的对象，这也使得文化生态学具有了包罗所有文化的特点。

文化生态学与时俱进、潜移默化、包罗万象的特点在其应用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现代，文化生态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融合，产生了许多分支学科，文化生态学在农业、工业、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运用，卓有成效。如：何频的研究提出，用文化生态学理念指导大学文化建设，有助于解决建设过程中的时代性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促成大学文化以整体的动态平衡的状态发展［13］。焦连志等运用文化生态学研究中国官场文化，并得出如下结论：在经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政制变迁后，中国的官场文化进行了重构，如今的官场文化生态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和执政为民的理念占据了我国官场文化生态链的主导地位［14］。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生态学的应用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文化生态学的应用前景将更广阔。

五、文化生态学研究争论与分歧

事物总是在矛盾中运动发展，矛盾从短期来看是事物发展的阻力，但从长期来看，正是矛盾给予事物不断向前的力量。文化生态学就是伴随着争论和分歧而诞生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是学科领域内不休的争论，前者认为自然决定文化，而后者主张文化形塑自然，他们的共同点在于认为环境在文化起源的过程中给文化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的选择，而文化最终选择哪种可能性组成它自身的一部分则取决于人的选择。环境决定论主张环境对文化形成和演变具有积极作用，认为环境是文化的原因。赫斯科维茨对环境决定论的定义是“住所环境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15］。这一思想受到美国历史学派“环境可能论”的质疑。最终斯图尔德通过将生态学引入人类学的环境研究，开启了“文化生态学”研究，实际上也是重新伸张了环境决定论。斯图尔德不满环境可能论者“将环境降到纯属第二位和被动的角色”［16］，他认为文化只是人类活动适应环境的结果，而不同地域人类活动对环境适应的过程决定了该地域特定的文化起源，所以他认为将生态环境、生物有机体与文化要素共同纳入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按照斯图尔德的研究方法，文化生态学首先要研究的是特定区域的特定民族，是通过哪些技术和经济手段适应并生存于其所居住环境的，然后才会研究亲属关系、政治制度、宗教仪式等文化的次级特征。“环境决定论”者认为人类社会所有文明形式的外在空间和材料都来自于自然，因此，要研究和解释文化现象就必须回归自然去寻找答案。在考察人适应自然过程中文化和经济手段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时候，生物学的概念和生态学的方法经常被借鉴。但是，正如谢继昌等一些批评者指出，这种解释也常常落入生物、生态、经济和技术简化论的陷阱中。［17］

“环境可能论”者如博厄斯、克鲁伯、威斯勒、莫斯等认为，消极性、限制性或选择性是环境对文化作用的特点，环境只是文化的必要条件，文化产生的直接因素是文化自身。莫斯在研究爱斯基摩人时发现，组织方式、法律道德体系、家庭经济和宗教生活在爱斯基摩人的冬季和夏季都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存在的。他认为这种差异是社会本身的需要，是一种普遍性“社会的节奏”的作用结果，而不是环境决定论者所说的是适应自然物质环境的结果。［18］“环境可能论”解释最著名的例子或许就是A·L·克鲁伯（A.L.Kroeber）提出的关于玉米等农作物因其生长期需要充分的降雨，且不能有毁灭性霜冻而选择性分布的观点。考古学家W·韦德尔（W.Wedel）的研究也有类似结果，他指出，降雨量是决定初期大平原农耕地理分布的主要原因，只有那些年平均降雨量高到足以保证农作物生长的地区以及那些不经常发生干旱的地区才有可能出现农业生产。［19］“环境可能论”者结合语言学和文化学的相关知识，将本土文化的认知和分类以及本土文化在当地人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方式作为研究重点，通过这种方式把自然与人们对它的感受、认识、理解、界定联系起来，该学说由于过度强调文化象征的独立逻辑和它对自然的形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唯心主义的文化决定论色彩。［20］

文化生态学研究规模方面的分歧也很大，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某民族、某地区的文化现象，研究通常都是在“小型地区”进行,因此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较大的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当代社会，与原来信息不发达、文化交流不广泛的时期比较，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逐渐扩大，各民族的文化元素相互交揉，无法完全而准确的区分哪些是归属于哪个民族。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是继续在传统的“小型地区”进行，还是将视野扩展到“国家”和“世界”？研究者们的意见还没有统一。

六、文化生态学研究现状与展望

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具有十分现实而重要的意义，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历史的、多维的视角，从多层次的时空概念上去理解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为做好民族文化及其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工作，从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指导。回顾60年来文化生态学研究，国内外的学者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面临不少的问题。生态系统整体观的引入是一个有效并且重要的方法论，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对象，整体观将环境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将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外界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洞悉他们的内在联系和变迁规律，为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但在全球化的当下，世界逐渐走向多元和开放，系统的封闭性不断受到挑战，动态性、开放性和多元性成为系统的主要特征，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系统，文化生态学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还在酝酿之中。

目前，学者们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文化生态开展研究，首先，从人类学的角度开展文化生态学研究。人总是要生活在一定环境之中，环境会因人类的技术和社会制度而发生改变，改变的过程恰是文化生成的过程，所以有学者依托环境、技术与社会制度因果关系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技术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由于制度因素造成的在环境开发中行为方式的差异对文化影响程度的区别，来检验文化核心的环境适应性，依此解析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相似，并概括文化生成规律和文化变迁的原因。文化生态学最早就起源于人类学，人类学家们对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文化产生兴趣的原因主要是出于以下两点考量，一是因为用文化解释文化的研究模式常常遭遇难以逾越的困惑，所以人类学家们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而生态学因为可以用“生态环境的因素来解释文化现象”成为人类学家认可的一个新的方法。二是因为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的不断增长而造成的资源消耗过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以“生态观”才有可能上升为一种世界观和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观。格尔茨是第一个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分析的功能单位应用于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他指出“系统理论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基础定性的和描述性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但强调系统内部的动力问题，而且更加注重系统内的发展和变化机制”［21］。在此基础上人类学家们还成功地应用了一种来自动物行为生态学的理论—最佳觅食理论对狩猎采集社会的食物构成进行了定量研究。哈里斯的《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一书以及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人的生态学中的仪式》都堪称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国内学者更多从民族学角度研究和运用文化生态学理论，王为华等通过研究赫哲族“伊玛堪”说唱艺术这一文化现象，从悠久历史记忆的传承，独特艺术样式的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建立等方面，探讨了实现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的伟大构想［22］。杨淑玉总结出赫哲族文化具有：地域性、融摄性、变迁性、脆弱性、不可再生性特征［23］。戢斗勇则运用文化生态学方法从生命历程、自然生态、内部构造、文化流派、文化态势等五方面对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进行比较，寻找两地文化的优长［24］。这些研究都将对丰富和保护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做出重要贡献。

其次，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开展文化生态学研究。随着文化研究向多学科的渗透以及生态危机意识的增强，社会学家开始从生态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行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随着科技的进步是趋于“密切”还是“疏远”等问题成为近几十年来社会学与哲学界围绕文化生态问题争论的焦点。杨启光分析自然与文化的关系，认为随着文化的发展，自然界对人类及其文化的影响力是递减的，同时这种影响力又是呈扩大趋势的［25］。孙卫卫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形态主要有以下三种，主导文化以政治话语为核心；精英文化以人文话语为核心；而大众文化则以世俗话语为核心［26］。牟钟鉴开启的宗教文化生态学研究认为：“宗教文化生态学不仅在于研究各种类型宗教产生和演变的机制，以及它们整合社会文化的方式，还要通过考察宗教文化生存的状态，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对于文明发展的影响，使之有益于人类的和谐与进步”。［27］张孜仪的研究结果表明，有效促进廉政文化建设的方法，就是在固定的情景条件下，研究廉政文化在此情此景下的特殊调适过程，探索该文化生成及演变的规律，再将规律与文化建设相结合，最终才能实现廉政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28］

再次，从景观生态学角度开展文化生态学研究。景观是文化特征的表现，把文化生态学应用于景观空间的研究，为反思近现代大规模城市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层次文化生态问题提供了人本主义的哲学思维，文化生态学理论与方法运用，使人类有史以来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生物种类的居住文化,人性化宜居环境的建设经验，到人类生活环境质量的提高形成了建筑学中的生态链。景观生态学家Naveh指出：只在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内寻找解决现代生态危机的方法是不够的，因为现代生态危机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危机，所以还必须诉求于文化和美学，从我们对地域景观的理解以及它的特质中去寻找化解之道。［29］杨帆的研究结论认为：因为地域社会有明显的地理空间边界，有独特的历史情景和人文环境，这些因素构成了独特的地域社会文化生态全景，所以，用文化生态学理论分析地域社会的文化特质，就必须将地域社会完整地纳入文化生态圈进行分析，这样才可以剖析深植于地域社会中的文化内核，找到代表地域社会特质的文化核心。［30］

由上可见，国内外学者不仅从学理上探讨了文化生态学的内涵，认识到社会进步与文化生态的内在关系，同时也关注到文化生态的失衡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把文化生态学运用到解释现实文化现象的各种有效途径。但是，国内对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且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学理的探讨，紧跟时代步伐，将文化生态学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深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认为从以下几方面着力将对文化生态学学科的发展提供更加宽广的方向。

第一，历史地看待自然与文化的关系，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既是辩证的又是互动的，同时它们之间还是互相确立的，没有脱离自然的文化，也没有无文化概念的自然，文化生态学中任何“一元论”和“决定论”都有片面之嫌，辩证和互动的方式才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真实存在的关系。

第二，传统的文化生态学研究，多数将“地方”和“区域”作为分析的单位，但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当下，应该进一步将分析单位扩展到“国家”和“世界”，如此就可以克服“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都具有的强调孤立和封闭系统的缺点。在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内文化生态学不仅要研究地方、区域、国家和世界之间的联系，同时全球的政治、经济、人口、技术、资本的流动等因素对各地生态和文化的影响也要纳入文化生态学的视野。

第三，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综合产物，综合性、系统性的分析方法是文化生态研究必要的视角。所以，无论是文化的稳定性还是文化的适应性及象征性，以及各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区域文化结构的破坏和冲突、破坏后达成的平衡都是文化生态学研究的范畴。只有建立在系统论基础上的综合性分析法才能使文化生态学摆脱传统的生态学研究较为单一固定、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建立自己更为综合全面的理论视角。

第四，更新研究方法。文化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学科，除传统的研究方法外，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高科技手段的合理运用，也将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合作进行宏观和大规模的研究成为可能。

第五，构建学科鲜明的政治批判性和参与性。传统的文化生态学具有文化相对和价值中立的立场，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环境污染成为困扰当代人类的主要问题，文化生态学必须紧扣时代的主题，以解决人类社会代内和代际的矛盾为己任，倡导一种更公正和可持续性的生态和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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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杨帆.鲁西南地域社会的文化生态景观［J］.晋中学院学报,2014（10）.

【责任编辑：戢斗勇，梁念琼】

Progress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Ecology

LI Ping

(Facultyof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Foshan University,Foshan528000,China)

The definition,research features and contents of cultural ecology have not achieved a unified cognition for th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Cultural ecology has been a new discipline whose origins, development,transition,transmission and consumption are studied through ecological methodology.The features of study include keeping pace of times,imperceptible influence and all-inclusive.Under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the study scale should direct from“unit”or“region”to“nation”or“world”, which inevitably avoids“monism”and“determinism”as well as refrains“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and“environmental possibilities”,to contribute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human society.

cultural ecology;genetic factors;disciplines construction

G05

A

1008-018X（2015）02-0070-08

2014-12-15

佛山岭南文化研究院项目（14Lnwh25）

李平（1976-），男，江西鄱阳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