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叔献与大放淤

林观海

侯叔献（1023—1076年），字景仁，江西抚州宜黄人。宋仁宗庆历年间进士，神宗年间任秘书丞、都水监丞等职，累官两浙常平使。侯叔献长于治水，在伏秋大汛期间，曾引用流入汴河的黄河樊山水淤溉田地，经数年，收到效益；汴水暴涨，力保睢阳（今河南商丘）河堤安全；主持引汴入蔡工程等。

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入朝辅政，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力推行新法，励精图治，对发展农业生产极为重视。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王安石制定了《农田利害条约》（俗称农田水利法），颁发诸路。同时，宋神宗派官员巡视天下，察看农田水利，并让诸路设置农田水利官。由于采取了有力措施，很快形成了“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堰陂塘，悉务兴复”的大好局面。根据《宋会要》记载共兴修农田水利10793处，灌溉民田36117888亩，官田191530亩。在此期间，黄河中下游，包括京东、京西、河北、河东等地，黄河及其支流特别是汴河的水沙得到了充分利用。由于皇帝、宰相的大力倡导，大放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宋以后也是罕见的大放淤高潮。在这水利大放淤的热潮中，侯叔献的表现十分突出，成绩显著。

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在颁布农田水利法的当年，秘书丞侯叔献就上书说，汴河两岸沃壤千里，公私废田达20000余顷，多用为牧马之地。实际“计马而牧，不过用地之半”，下余万余顷常为不耕之地。侯叔献建议：汴河沿岸置斗门泄其余水，分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的灌溉田地。朝廷立即采取了这个意见，派侯叔献和著作佐郎杨汲共同主持这一工作。

在多泥沙河流下游引水放淤或淤灌肥田，起源很古，但以利用洪水泛滥时为多，而有较好人工控制引浑水的放淤或淤灌，最早见于唐代后半期汴河沿岸。到了北宋时期大为发展。

熙宁三年（1070年），侯叔献、杨汲并权都水监丞，全面负责汴河沿线的淤田工作。任务是在伏秋大汛期间，引用流入汴河的黄河樊山水，淤灌汴河两岸田地。到了熙宁四年（1071年），经过1年的放淤，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益。在这次大放淤的高潮中，淤田的面积十分可观，仅就开封府一带的淤田就达233万亩；京东京西两路淤田达58万亩。宋神宗对此极为满意，在一次和大臣们谈及淤田时指出：“淤过的土地土细如面，粮食获得好收成，都是淤田带来的好处啊！”由于淤田的功绩，就是偶尔犯错也能得到原谅，不予治罪。熙宁六年（1073年）夏，侯叔献引汴河水淤开封府界闲田，不慎将汴水引干断流，公私船只无法通过，影响了漕运。当时虽引起了反对，但神宗不仅未予治罪，九月，还赏赐了侯叔献、杨汲淤田各十顷，十月，又命“叔献理提点刑狱资序”，以嘉奖他们坚持“淤田之劳”。

北宋大放淤以后，从史书的片段记载看，不少地区的贫瘠土地变成了沃壤，粮食产量取得了丰收。熙宁五年（1072年），侯叔献的一次上奏中指出，引用流入汴河的黄河水，仅开封府界淤出的淤田就有“岁增产数百万石”之多。于此可见，大放淤的成就是不争的事实，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

侯叔献不仅在黄河的大放淤工作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堤防抢险、水利工程等方面，也展现出他的才能。

淤灌期间，有一次，在睢阳发生了汴水暴涨，即将溃坝，侯叔献临危不惧，根据地形，采取了在睢阳以西几十里的古城处挖开汴堤，使水入注古城中，起到临时滞洪的作用，这样下游水涸，便赶紧组织民工抢修，使下游受险堤防得到抢修完固。第二天，古城中水满，而汴河水流复流。这种因地制宜，临时分洪的办法，解除了睢阳城被淹的危机，表现了侯叔献的治水智慧，受到了一致的赞扬。熙宁六年（1073年），侯叔献建议开修白沟河以代汴河通运。他认为：“储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为源，仿真楚州开平河置闸，使四时可行舟。”经过朝廷内部反复争议，最后皇帝采纳了都水监提出的“白沟自睢阳河至于淮八百里，乞分三年兴修”的建议。熙宁八年（1075年），侯叔献主持疏浚汴河，即自今河南商丘至安徽泗县，其中在泗县以东有三十余里礓石，工程量最大，但也被打通了。这年侯叔献还主持了引汴水入蔡水的工程。尽管白沟、入蔡二者，虽未成功，但疏浚汴河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自南京至泗州，仅需三天至五天，便利了汴河的航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