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的食盐问题及其解决

裴恒涛

内容提要：红军长征过程中，由于之前食盐储备有限，再加上离开苏区，苦无后方，遭遇强敌前堵后追，特别在本身缺盐严重的贵州行军转战，食盐问题尤为严重。红军通过严格限量，统筹分配，打土豪，没收盐庄，以食盐作为媒介筹措物资，回收红军票等途径，解决红军和下层群众的食盐问题，克服了困难，满足了群众生活所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关键词：红军长征；贵州；食盐问题；解决

中图分类号：K26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5）02-0173-04

DOI： 10. 13483/j. cnki. kfyj. 2015. 02. 041

红军长征时期，始终面临着食盐等物资缺乏的问题，一方面，这是长征前苏区食盐困乏的继续；另一方面，亦与长征过程本身有关：所经之地，山高水险，地瘠民贫，食盐缺乏，加上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苦无后方，食盐危机依然。红军在贵州转战期间，通过合理的食盐管理分配政策，有计划的征集食盐，并分配或贱卖给当地群众，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盐这种独特的媒介，党和红军与贵州的广大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一、长征前夕苏区的食盐危机

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得食盐一直是苏区的紧缺物资。苏区食盐缺乏，苦难重重，特别是1933年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和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经济封锁后，食盐奇缺，价格飞涨，苏区根据地普遍出现“盐荒”。至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国民党的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食盐愈加奇缺，为解决当时严重的缺盐问题，江西苏区通过各种渠道，沟通赤白贸易，设法从白区购进食盐。同时，一些地方开始熬制硝盐，随即掀起一场群众性的熬盐运动。主要用以前放过盐的盐栈的泥土或年代久远、靠近地面的墙土熬盐，取得了一定成绩。以兴国为例，根据1934年9月26日《红色中华》报道，兴国县在1934年8月已发展熬盐厂312个，其中合作社开办的91个，机关团体办的4个，群众集股合办的217个，每天能产盐651斤。油盐问题对于维持体力，进行长途行军尤为重要，长征中红军经常因为缺乏油盐而造成减员，如邓颖超回忆长征到达四川西北部时，部队缺乏油盐，大大影响了身体的健康，“两腿发软，浑身乏力，有的人行军掉队，有的人生病，甚至死亡”153。苏区时期食盐危机如此严重，离开苏区，苦无后方，在遭到前堵后追的情况下，食盐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二、长征时期贵州的食盐问题

长征时期，贵州地瘠民贫，本省不产食盐。食盐多半从四川自贡一带远道运来，山高水险，运费高昂，再加上军阀的高额盐税附加。盐价高昂，斗米斤盐，普通民众吃不起食盐，所谓打滚盐、吊吊盐现象普遍，民众甚至经常淡食，用辛辣之辣椒佐味。关于红军长征前后贵州食盐的消费情况，文献载“黔地硗瘠，生产不丰，即盐价低贱之时，亦有四分之一人口无力食盐，非遇婚丧节庆，不入盐市”。再加上长征前夕，贵州军阀治黔时期采取的包商包税制，由认商年认省税150万元，盐商为获取高额专卖之利，加价盘剥，进一步加剧了当地普通民众的吃盐困难，“以故盐价昂贵异常，黔南各县大洋每元仅可购二斤，普通人民多淡食，所食之菜能以在盐巴上沾一点盐味的，已经不是普通一般人所能享受了”。食盐问题成为当时贵州的重要民生问题，食盐的占有与消费情况成为当地贫富差别、阶级对立的重要表征。关于贵州的食盐缺乏情况，在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录中多有体现，如钟有煌在《长征亲历记》中写道：“我们在行军途中，看到贵州的人民群众真是太穷了，传说中的贵州‘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住的是茅草房，身上穿的褴褛不堪，小孩10多岁了还光着屁股，没有裤子穿，他们吃不起昂贵的盐巴。当时的盐价高昂，普通民众视其为珍稀之物，正如钟有煌所说“贵州的盐巴是非常昂贵的，穷苦的百姓是很难买得起的，当时1斤16两的秤，一块银圆只能买到二三两。穷苦百姓有一小块盐巴像宝贝一样”。他还描述了贵州穷苦百姓关于盐巴的故事，贵州有一户农家4口人，有了一小块盐巴，用线拴住，吊在饭桌中间，每餐吃饭时，眼睛盯着盐巴不能动，要到初一、十五和过节时，才能把盐巴取下来，放在菜或汤里蘸一下，立即又挂起来。有一天这块盐巴不见了，追问之下，是两个小孩取下来泡水喝完了，大人很生气，把两个小孩子打了半死，被邻居劝住才罢。这些记录和故事，反映了红军经过贵州时，当地食盐缺乏、百姓吃盐困难的状况，这种情况一方面增加了红军食盐供应的困难，另一方面说明了当地的政治混乱，贫富分化，阶级矛盾尖锐，也为红军没收反动盐庄，分盐于民，赢得民心提供了契机。

三、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食盐问题的解决

其一，集中管理，严格限量，统筹分配。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可以配给携带的食盐量为34862斤，长征红军人数为77159人，平均每人配给食盐0.45斤。正常人每天的食盐需求量为6～8克，显然配给的食盐量大约仅够一个月的需要，剩下的行军时间内只能靠其他途径获取食盐，这一点，李德回忆录中也有体现，他指出“所有参加长征的人，身边都带了大约可以用两个星期的给养，主要是大米和食盐。给养用完以后，就只能和必须通过购买和没收来开辟地方上的粮食来源了”。换言之，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到12月进入贵州前夕，所携带的食盐已经用完，在贵州的行军过程中必须就地解决食盐问题。这一点之后中央军委发布的文电可以证明，如1934年10月25日《朱德关于加强后方工作致各军团电》强调“供给方面则应就地征集（没收或收买），没收物质资材，应有组织的进行，并严守阶级路线。应最高度的保持现时随身携带的食米”。贵州大部分地区山路险远，地瘠民贫，居民分散，在这样的环境中行军，就地购买食盐的难度也较大，特别是初到贵州时，食盐方面遇到一定的困难，所谓“在这山区行进中，部队生活很差，买不到油盐和米菜，吃的是苞谷米饭，很不习惯，又不好消化”。红军首渡乌江后，为迅速打开在黔北的局面，应对强敌，加强了对盐等物资的征集力度，如1935年1月5日，中央军委关于野战军迅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的指示电强调要“迅速征集资材，首先应搜集米、盐、布匹、洋油和现金，后收谷子，除发一部分给群众外，各部队应在集中地域有半个月的存粮”。说明了盐对于红军长征过程中行军与作战的重要性。

红军黔北转移的路线与川盐古道基本吻合，解决食盐问题相对便利。红军政治机关为解决食盐问题，首先是加强对食盐等物资的管制，集中管理，科学分配。红军部队里主要是实行食盐配给制，如《总政治部关于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1935年1月23日）规定部队在行动中取用没收品征发品，有的作价，有的不作价，规定“盐油、洋油照市价减半，交供给机关处理（如市价盐每元五斤，又作价时每元盐十斤，余类推），但油盐需五斤以上才作价，洋油整罐的才作价，不足五斤的油盐或不足一罐的洋油不作价，由供给机关分配。以此种方式统一管理，可以集中力量，限量统筹，避免浪费，正如长征前夕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所强调的，“要发扬连队中经济协助委员会的作用，教育战士爱惜与节省一切的物质资材”。

其二，打土豪，没收盐庄，解决红军和下层群众的食盐问题。打土豪筹粮筹款是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红军筹措物资的主要方式。在长征时期贵州包商包税的食盐运销体制下，实际上形成了官商勾结垄断食盐运销的局面，当时囤积占有大量盐巴的往往是军阀官府或土豪地主，因而在红军以打土豪为主的物资筹措模式下，打土豪也成为获取食盐的重要途径。这点在长征文献中有所记载，肖锋《长征日记》载“大金沙场镇较大，有居民四百五十户。我们在那里打了三家土豪，缴了些盐巴，暂时解决了部队和老百姓的吃盐困难”。金沙场隶属于黔西的毕节，地处川黔边界川盐交通要道，当时该地兼具地主、商人身份的盐商土豪较多。

分盐给当地群众。基于党和红军的阶级属性，红军长征过程中，在打土豪、获取食盐等物资的同时，尽可能地把其中的一部分分给沿途各族贫苦群众，所谓“在搜集资材的工作中，必须严格地遵守阶级路线，除红军必需的资材外，应尽量发给当地群众”。中央红军转战黔北仁怀茅台期间，打开官仓分盐，当地民众编山歌颂红军，“红军过茅台，分盐分浮财，土豪把头低，百姓笑开怀”。红九军团转战黔西北时，也分盐于民。王首道在《长征中九军团支队的断片》回忆中，记述了部队在贵州瓢儿井（今毕节大市镇）一带分盐给当地穷人的场景，“次日（4月9日）天明，没收反动首领盐庄，一小时内，号召了一千多人分盐，如山如海的干人儿争着要盐，闹得非常热闹。附近许多苗人也来要盐。往来背盐的人好像蚂蚁一样忙个不了”。此外，红军长征留在贵州的不少标语亦反映了红军分盐的情形，如中央红军红九军团1935年3月书写于贵州大方县瓢儿井的标语内容是：欢迎盐防军士兵参加红军！盐仓大大开，穷人快来领盐！汉苗一家，汉苗平等，苗胞请来领盐！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贵州期间，书写的关于分盐的标语有：开仓放盐，红军是为天下的穷人而战的同时，红二、六军团也以实际行动开仓发盐，接济当地穷苦百姓。如红二、六军团在渡过鸭池河天堑、挺进黔西北过程中，占领商业重镇滥泥沟，其是川盐“仁岸”运往贵阳等地的重要口岸。有“协兴隆”“云胜通”“永发祥”“永隆裕”“义盛隆”“大昌荣”“德顺昌”和“仁义祥”八大盐号，囤积食盐达几十万斤。红军进占滥泥沟后，把指挥部设在高石坎“协兴隆”盐号内，1936年2月3日下午，红军“组织了滥泥沟及附近的群众一百多人，由万家父子带着打开了八大盐号首户‘协兴隆，把仓里囤积的盐巴分给群众，有的群众因受反动派的欺骗宣传，白天不敢参加分盐，红军战士便在晚上主动把盐巴送到这些群众家里”。可以说打土豪，没收盐庄，分盐于民，是党和红军阶级属性的体现，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其贯穿了长征的全过程，一心为民使党和红军赢得了长征沿线的广大民心，奠定了长征乃至中国革命胜利的群众基础。

其三，以食盐作为媒介，筹措物资，兑换红军票，取信于民。红军转战贵州期间，食盐因其畅销，具有硬通货的功能，也成为红军换取现洋，兑换红军票，筹措物资并取信于民的重要物资。如陈云在其《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回忆，“赤军在遵义时，所以商店照常营业者，系因赤军之苏维埃纸票按日均兑现。赤军没收黔省主席王家烈氏所经营之盐行值几十万元……均被赤军截获没收。赤军除以此盐及香烟一部在遵义桐梓两城发给贫民外，其余出售。每红军钞洋一元可买盐七斤，可买白金龙香烟四罐，价值远贱于平昔。故赤军以盐及香烟两项收入之现洋兑付纸钞也”。依靠食盐这种“稀罕”之物，红军在进驻遵义期间使用的“红军票”基本全部收回，并且获得多重效果，正如钟有煌分析的那样，“穷苦的百姓吃盐巴，比吃粮食更困难。红军出售盐巴要‘红军票。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弄一块银圆，再向红军战士兑换‘红军票……老百姓都千恩万谢共产党和红军战士的支持和帮助。这样散在遵义市的“红军票”基本上全部收回，并且又帮助平民百姓买到了便宜的盐巴”。老百姓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日常的盐巴拉近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为党和红军转战贵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其四，公平买卖，通过市场购买食盐等物资。红军长征时远离后方，流动作战，就地征集是筹措包括食盐在内的战略物资的重要手段，正如1934年10月25日朱德关于加强后方工作致各军团电强调“供给方面则应就地征集（没收或收买）”。红军进入贵州各城镇后，大力宣传共产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对于城市乡镇商人，其安分守己者，亦准于自由营业”，并强调“红军是有严格的纪律性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这些政策维持了市面的繁荣，此外，其有利于红军从市场中购买食盐等物资。如红军进入黔东南剑河城后，严格执行纪律，“除几家外逃地主的商号外，其余油盐、布匹、烟酒、粉馆等店铺全部开门，照常营业……红军不但买卖公平，而且对穷苦的小商小贩，还有意识地进行照顾，买东西时多开一些钱”。在贵州民族地区没有符合条件的土豪可打的情况下，更多是采用市场购买的方式解决包括食盐在内的物资问题，如“没委会在当地调查的结果，若是没有够得上条件的土豪，红军所需的粮食便由供给部出钱去向有粮食的群众照价购买”。

四、贵州各地关于红军分盐的民间记忆

贵州是红军长征转战时间最长、地域最广的省份之一，除了官方文献的记载之外，在贵州民间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红军故事，其中一些故事反映了当地的食盐问题及红军分盐于民的情形。如“盐井”的故事生动反映了黔北地区缺盐、红军打土豪分盐于民、群众智斗土豪的情形。其大意是说，遵义桐梓县城西门，有个地方叫水井坎。水井坎有口水井，里面的水又清又凉，吃的人家很多。红军从这里过路那年，这口水井忽然变成了“盐井”。原因是，红军来到桐梓，到处打土豪.把土豪家里的东西，拿来分给干人。那时，桐梓县城有个大土豪，名字叫金汉珠。他在当地为非作歹，又加上做贩运盐巴的黑心生意，干人没有钱买盐吃，只能吃吊吊盐；金汉珠家里的盐仓冒尖，盐巴都堆成山。红军来到这里，就把金汉珠家里的盐巴拿来分给于人了。这些盐巴全是川盐，每家干人都分得几坨。自从盘古开天辟地，只有红军在这儿的那几天，干人吃了几天饱盐。可是，红军走了以后，金汉珠这家伙从地洞里钻出来了，到处搞倒算，逼迫干人还他的东西，退他的盐巴。干人火了，你约我，我约你，把分得的盐巴，全部丢进了西门水井坎旁边那口深井里。金汉珠带着他的狗腿子，把每个干人家都翻遍了，也翻不到一块盐巴。干人们说谁也没有拿过他家一块盐巴。他翻了半天，什么也翻不到，就不敢乱开口、乱翻了。干人们把许多盐巴丢进水井以后，一口清凉的水井，就变成香盐味的咸水井了。有两三个月，干人们家里煮菜，不用加盐巴，只要到井里舀一瓢水来放上，菜里就有盐香味了。打这以后，干人们就管这口井叫作“盐井”。大土豪金汉珠听说此事后，心里明白他的盐巴都滚到井里去了，也叫家里人到那口井里舀水来煮菜吃。哪晓得，他家的葫芦瓢刚伸进水里，水就没有盐味了。从此，那口井里的水不再是盐咸的了。干人们照旧过着没有盐吃的日子，一直到解放，大家才又有盐吃。盐井这一故事，真实地反映了长征时期，在贵州期间食盐问题上存在的尖锐的阶级对立状况，红军通过分盐于民，赢得了民心。民众通过与土豪的智斗，培养了朴素的阶级情感：这些都是红军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胜利的群众基础。

五、贵州之后长征路上红军食盐问题的解决

中央红军离开贵州，转战云南、四川，特别是经过四川藏区时，当地是民族地区，人烟稀少，食盐供应更加困难，“青稞麦、玉米、荞麦等，每天不能保证两顿饭，食盐也逐渐断绝”。缺盐给红军的行军造成巨大困难，不仅中央红军如此，红四方面军亦是如此，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以后，在向懋功进发与中央红军会师的途中也遇到了严重的缺盐问题，当时“路难走极了，粮食吃光了，连盐巴也成了问题，一连半个多月，天天是白水煮野菜。由于缺粮缺盐，同志们日益消瘦，有的还患了浮肿病”。红四方面军如此，长途转战于此的中央红军的缺盐情况可想而知，红四方面军为做好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准备，筹盐筹粮，以赠送给兄弟部队。在当地藏民的指引下，红四方面军战士在四川茂州用当地白云山上的一种白石头熬盐，“接连几天，我们白天上山敲石头，夜晚生火熬盐。一钵钵的白盐，全部集中起来，准备送给中央红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到达四川黑水、芦花时，彭德怀军团长亦曾召集各团供给处长组织熬盐，具体办法是“把河边结有白霜的石头打碎成小石子，放在锅里熬，水快熬干了，把石头捞出来，再熬干就成了硝盐”，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依靠各路红军的团结协作，红军用各种方式千方百计解决行军途中的食盐问题，为艰险的远征增添了滋味，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结语

微“盐”大义，在传统社会，盐与阶级关系、政治经济地位有着密切关联。以盐这种物资为视角，不仅反映了红军长征时期的物资筹措模式，更反映了长征沿线的民生状况，盐成为拉近红军与当地群众关系的一个媒介。食盐缺乏，特别是贵州下层群众食盐不足甚至出现淡食，而一些大商人，大官僚垄断盐的销售，占有大量食盐，这成为当时贵州阶级对立的重要表现之一。红军长征本身对食盐的需要极为迫切，但是，红军严格地遵守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在革命的实践中把握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在打土豪获取食盐的同时，分盐于民，尽量满足当地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赢得了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