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经验

〔摘要〕 政治生态是党员干部从政及个人成长的环境条件。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政治生态最好的时期之一，积累了丰富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经验，这主要包括：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自觉地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有严肃认真的党内生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做到吏治清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有领导干部的榜样力量。当前，有必要借鉴延安时期经验，在全面从严治党中营造一个“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环境。

〔关键词〕 延安时期 ，政治生态，理想信念，党内生活，吏治清明，榜样力量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4-0057-04

政治生态是一个政党、集团、人成长发展的政治环境。犹如自然环境一样，山清水秀、阳光灿烂、空气清新，人们就能健康成长，政治生态良好，就能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政治生态恶化，好人也可能变成坏人。延安时期是党内外政治生态最好的时期之一，不仅吸引了全国数万青年和知识分子投奔延安，而且培育出一大批有理想、敢担当，不为名、不爱财、不怕苦、不怕死的优秀分子，为取得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

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一个团体、一个人的灵魂，是政治生态的软环境。延安时期，党员干部在良好的软环境熏陶中不断净化自己的灵魂，提高觉悟，升华党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旗帜，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断对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教育，营造党员干部成长的政治生态。在延安，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作为做一名共产党员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永久奋斗”。“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 〔1 〕 （P19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此，他要求共产党员要下定三个决心：“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 〔1 〕 （P119 ）在延安，连空气中都充满着抗日救国，为理想而奋斗、为革命而献身的气概，到处洋溢着为人民服务的热气。全国各地青年向往延安，奔赴延安。

坚定的理想信念内生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 〔2 〕 （P416 ）。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为共产党人必然的逻辑归宿。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2 〕 （P1094-1095 ）。他在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作《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就是要倡导全党要像张思德那样“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医生在抢救伤员中不幸牺牲后，他号召共产党员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以及“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1 〕 （P659-660 ）毛泽东还亲笔为中共中央西北局表彰的22位英模题词，表扬他们“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为群众谋福利”。1944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人们学习他们忠于革命，精于业务，乐于奉献，服务群众的好品德、好作风。在党中央精心培育和大力倡导下，在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大公无私、克己奉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无私奉献、埋头苦干的浓厚氛围，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干革命，党内朝气蓬勃，社会风清气正，为良好政治生态的培育和形成提供了环境条件。毛泽东盛赞延安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 〕 （P718 ）

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自觉地守纪律讲规矩

纪律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提升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保证。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鉴于王明1937年10月从苏联回国后，以“钦差大臣”自居，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对外发表与中央主张相违背的言论，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在党内外造成不良影响。1938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等负责起草《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三个文件，提交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讨论。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三个文件，成为党内最基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刘少奇在六中全会上对三文件作了说明，明确指出，制定这几个文件，就是为了严明党的纪律，“保证按民主集中制来建设我们的党。” 〔3 〕 （P46 ）

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规定》中，明确提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与文件，凡未经决定发表或向下级党部传达者，各中央委员不得向会外任何人泄露”，“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委员会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同时还规定：“政治局会议中所讨论和决定的问题，凡未经政治局决定发表时，任何政治局委员须严守秘密，不得向政治局以外任何人泄露。” 〔3 〕 （P51-53 ）对地方各级党委委员、常委也都作了与此相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严明了党的纪律和规矩，维护了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

“三个文件”除了对中央委员、地方党委成员遵守党纪党规作了明确规定外，对党员在遵纪守规方面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比如：“凡党员对各级党委、党的负责人与上级党委在政治问题与工作原则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经讨论后不服者，得向上级党委申诉，并得越级直接向中央及党的最高负责人申诉，但在上级党委没有指令改变前，仍须服从原来的决定，并不得在党内外有任何反对组织反对上级党委的言论行动”，“凡党员对党的负责人及党在群众中的领袖有意见与批评时，除开负责的向相当的组织、党的负责人提出必要的批评外，不得随便在同志中及群众中任意品评他们的长短、错误与缺点”，“凡党员受各级组织的处分不服，要求取消或改变处分者，得按级向上级党委控告，直至中央，但不得在党内外有任何反对组织的言论行动。” 〔3 〕 （P59 ）三个文件是党的历史上全面系统地对中央领导、地方各级领导及全体党员在遵纪守规方面规范化、系统化的规定，成为党内最基本的经典性法规制度。毛泽东模范遵守中央规定。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毛泽东后，将谈话记录送毛泽东过目。一个星期过去了，毛泽东见到斯坦因抱歉地说：“我必须把我告诉你的一切，征求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他们同意了。”文件在全党贯彻执行，在党员干部中形成了强烈的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坚持原则、恪守规矩”成为全党的行为准则，有力地推动了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七大，制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部最完备的党章。七大党章规定了党内最基本的纪律和法规——民主集中制。“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具体有四条基本原则：（1）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2）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3）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4）严格的遵守党纪和无条件的执行决议。这四条，既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也是最基本的纪律和规矩。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在党内具有最高权威性。党章在全党的贯彻执行，对于营造党内良好政治生态起着根本指导性和规范性作用。

三、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有严肃认真的党内生活

严格的党内生活锤炼是党员干部成长的必要条件，也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内生活是党的净化器，党内存在的与党章相违背的思想和行为，通过严肃认真的党内生活可以及时得到纠正，促进党员自我革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延安时期，党中央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4 〕 （P445-446 ）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对领导干部参加支部组织，过党的组织生活作出的规定。规定出台后，从中央领导到各级党部的负责人，都能以普通党员身份自觉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同党员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情况，接受党员的批评与监督。在长期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还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和惯例，比如：全党要自觉维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不能做有损党的形象和威信的事情；重要的事情要请示报告，不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对党忠诚老实、襟怀坦白，不隐瞒个人的问题和错误；对组织、对领导、对同志们存在的错误、缺点，不能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取自由主义态度；等等。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开展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武器。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间，官兵间，军民间，将问题摆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把错误的东西清除掉” 〔1 〕 （P262 ）。他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比作天天洗脸、天天打扫房子一样，用这样的方法来清除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对党员的思想和党的肌体的侵蚀。他要求全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带头实行。他对整风审干中所犯扩大化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他还向被搞错了的同志行脱帽礼，赔情道歉，使许多人被党的领袖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感动。周恩来向来对自己要求严格，在党内生活中处处严于解剖自己。1943年3月18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整风学习会上，他率先进行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理论修养不够，有事务主义作风，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有调和主义等等。这一天正是他的生日，当晚，他写下了努力工作，联系群众，过集体生活，遵守纪律，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我的修养要则》。

严肃认真的政治生活，在党内形成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针对“四人帮”对党内政治生活的严重破坏，总结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时这样说：严肃的党内生活，尤其是“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没有这样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

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做到吏治清明

选人用人在政治生态建设中具有旗帜和导向作用。吏治清明，才能政治清明。古语曰：“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毛泽东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1 〕 （P526 ）毛泽东为全党确立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五湖四海”的干部原则。毛泽东指出：“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1 〕 （P527 ）毛泽东这里讲的，既是干部路线，又是干部标准。“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是干部的“德”；“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就是干部的“才”。德才兼备谓之“贤”，统一于干部路线之中。

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还必须坚持“五湖四海”的干部选拔任用原则。中国革命是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实行武装割据中发展起来的，客观上“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2 〕 （P363 ）正因为这个客观实际，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5 〕 （P1005 ）因此，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要坚持“五湖四海”原则，不能搞任人唯亲、任人唯派，更不能搞人身依附。对于事实上存在的山头，毛泽东提出，“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也要“缩小山头，消灭山头”，坚决“肃清山头主义” 〔2 〕 （P345 ）。毛泽东要求，这一部分干部和那一部分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新干部和老干部，都要顾全大局，加强团结，彻底克服宗派主义残余。在延安干部队伍建设中，没有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现象，没有拉山头、划圈子，搞人身依附那一套。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不是哪个人所有、为个人服务。正是这种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五湖四海”的干部原则，使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唯贤是举，风清气正的政治局面，“甘为公仆耻为官”、“只见公仆不见官”是延安吏治的真实写照。

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是延安时期始终保持吏治清明的又一个突出特点。在具有宪法性质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4 〕 （P242 ）。对于干部队伍中出现的个别不纯正分子和腐化变质分子，党毫不留情地坚决予以清除，纯洁干部队伍。1937年，抗大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陕北公学学员刘茜，将其杀害。案发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并没有因黄克功15岁参加革命，后随军长征，屡立战功，就将其赦免，而是依法处以极刑。毛泽东在致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员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1 〕 （P39 ）在从严治吏中坚持重典肃贪。肖玉璧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一名党员干部，有一回毛泽东到中央医院看望伤员，身经百战、伤痕累累的肖玉璧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了解了肖玉璧的伤病后，还把中央当时特批给自己的半斤牛奶让给肖玉璧吃。后来肖玉璧任靖边县张家畔税务局局长期间，贪污公款3050元。1941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其死刑。肖玉璧被处决后，为警示教育党员干部，《解放日报》报道了肖玉璧的犯罪事实，并配发评论文章，指出：我们要严重的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一定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五、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有领导干部的榜样力量

“风行于上，俗成于下”。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延安时期之所以能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与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带动作用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日理万机，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来不要特殊照顾。有一天下午，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见他围着被子斜躺在床上办公，以为是病了，正要询问，毛泽东抬起头指指地下的火盆笑着说：棉衣湿了还没有烤干，起不了床，起来就要光屁股了！肖劲光鼻子一酸，指示警卫员赶快到兵团去领一床被子和棉衣。毛泽东一听，连说不行不行，领来我也不要。现在大家都困难，我若要搞特殊，讲的话就等于放屁，没人听，他们会说你不是真革。过了会，又说，劲光啊，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搞。你要记住这句话：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搞特殊！〔6 〕

毛泽东从不利用权力为自己的亲属、子女安排工作。1937年，他的表兄文运昌因家境困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来延安找工作， 毛泽东回信说：“家境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 〔1 〕 （P72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曾在苏联参加卫国战争，回国后，毛泽东并没有因为他在苏联参军参战就给他安排一官半职，而是送他到农民吴满有家“上劳动大学”。毛泽东对毛岸英说：你在苏联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大学堂，就是劳动大学。你要到农村去了解中国，了解农民。毛岸英到农村后，吃苦耐劳，同农民打成一片，了解了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培养了深厚的群众感情。〔7 〕 毛泽东这种用人不私亲、有权不谋私，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的精神感动了全党、教育了全党，促进党内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带动全边区成为政治清明、干部清廉、风气清正的“民主模范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人类是站在自己的历史上不断前进的。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建设历史上的“富矿”，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当前，我国一些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内政治生活，潜规则大行其道，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庸俗之风、媚俗之风有所抬头。如有的党员干部拉帮结派、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的唯利是图、唯权是争，官商勾结、利益输送；有的热衷于官场文化，拉关系、找门路，搞封建的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有的心无敬畏，行无所止，有权就任性如此等等。政治生态的恶化，使一些地方出现了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一条鱼出了问题，是鱼的问题；一池鱼出了问题，那就是水的问题。政治生态恶化，是一些党员干部走上违纪违法道路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他还引用隋末唐初官员裴矩的故事，说明政治生态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裴矩在隋朝是一个阿谀奉迎、溜须拍马的佞臣，可到了唐朝，他却是一个犯言直谏的诤臣。对此，司马光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这个故事说明领导干部在净化政治生态中起关键性作用。当前，在县处级以上干部“三严三实”教育中，要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作为重要内容。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律，匡正自身，率先垂范，为营造一个“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王巨才.回望延安〔N〕.人民日报，2011-06-22.

〔7〕肖纯柏，蔡世忠.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独创性贡献〔J〕.理论探索，2014（1）.

责任编辑 陈 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