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理想国

苏振源

摘 要：逃亡途中根据《士师记》改编成的《以法莲的利未人》，承载着卢梭对已逝美好时代的怀念，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对唤醒复苏善良天性的期待。本文通过与《士师记》原文的对比寻找卢梭增添的细节，并分析这些细节与卢梭其他作品的联系，从而还原卢梭在该文中塑造的理想国度。

关键词：卢梭 天性 自然 虚荣 怜悯

1762年的一夜，卢梭偶然读到《士师记》。然而就在当夜，卢梭也开始走上了逃亡的道路。旅途中涌上心头的唯有动身前夕读的那一卷书，遂起创作之心。本来不抱成功的希望，却不曾想到各处语句竟是信手拈来，以至于日后每次重读总是能从中寻得一种安慰。也因此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卢梭把《以法莲的利未人》当成自己“最喜爱的作品”。[1]改编之后的短文与卢梭的其他作品有何联系？简单的故事情节又蕴含着卢梭对社会的何种期待？

一、美好时代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2]这是《圣经》对士师时代各部族争斗不休混乱时代的总结。《圣经》展现出来的是从不完善到完善的线性历史观，由于士师时代缺乏能够安邦定国的统治者，民众常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发展成为血腥屠杀，给整个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它的意图很明显，即通过反思士师时代的不幸来呼唤以色列王的出现。

卢梭可不这么想。他把时代特征放在了篇首，作为故事的背景：“在那些自由的日子里，上帝的子民中没有王……人人都是自己的主人。”[1]卢梭反感王治时代下对他人的依赖，对自然的自由心存向往，每个人都只应当做自己的主人，遵循天性行事。这一自由观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判断上的。卢梭认为，人类天生就有两种情感：一是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自爱”，二是因其他生物不幸而不安的“怜悯”。后者对于前者有着制约的作用，使之不至于演变为欲望无度的“虚荣”。可是交往却使得人们相互攀比，怜悯心丧失而虚荣心大涨，人类也因此越来越依赖于他人的评判，最终给自己套上枷锁而成为丧失自由的生灵。

卢梭并不反对人与人的交往，相反，他恰恰认为刚开始建立社会的那个时代是“人类最幸福的时代”，“人类本来就是为了永远处于这种状态而生的”。[3]《论不平等》在注释里列举了大量旅行者与野蛮人交往的记载，野蛮人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学习现代的文明，而回到自己的原始生活中去，这些故事无不指向共同的结论：现代文明并非指向幸福，相反，它代表着一种堕落与虚伪。当然，卢梭深知人类的黄金时代早已不复，因此在《以法莲的利未人》里说道：“这样一些平安又平等的时日，如今早被遗忘。”[1]此处用“遗忘”一词，意味着这一时代存在的可能性，至少在理念的世界；《士师记》一句“任意而行”再次唤醒了卢梭对人类最美好时代的记忆，于是，他运用文学的手段重现了那个时代。

故事以利未人和伯利恒少女的结合开始，他们的爱情是“圣普勒——朱莉”式的。首先，他们的居住环境是与世隔绝的。两人生活在以法莲的大山中，远离繁华的大都市，一如朱莉生活的民风淳朴小城镇；也只有在这种“偏僻的居地”，美德才得以保存，两人品尝心心相印的爱情。其次，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既遵循了自然的天性，又遵循了神圣的义务。朱莉始终把自己限定在对父母的义务当中，不愿意丢下父母私奔；同时她也服从内心的声音，把圣普勒当做自己伴侣。利未人作为神职人员，虽然不能娶妻，可他亦没有放弃对少女的爱，两人也不以夫妻名分一起生活。第三，两人的结合并非仅为满足肉欲，而更注重心灵交通，关注彼此的幸福。“除了你的欢乐，我还会有别的什么欢乐呢？”[1]类似的句子在圣普勒与朱莉的书信中反复出现。在他看来，《新爱洛伊丝》承载着最纯洁最甜美的爱情，他把那份爱赋予故事中的两人，因为唯有这份爱情，才衬得起这个人类的完美时代。

二、人性腐化

但利未人毕竟不是圣普勒，伯利恒少女也不是朱莉，两人只是堕落的人类的缩影。少女并不只局限于“自爱”的范畴，她欲求更多的东西，当利未人“让她无所欲求”[1]时，她便偷偷溜回了家中。而利未人也未全如圣普勒般真诚，他先是“装出”[1]再也不想理睬妻子的样子，最后又在爱情的驱使下前往伯利恒与妻子和解。此处我们发现了卢梭对《士师记》的加工：原文言少女因“行淫”[2]而归，卢梭却用了含蓄的“欲求”；原文只道利未人去寻少女，是卢梭加上了“装出”不想理睬的情节。这些加工并非仅仅为了让故事更加纯洁生动，而是为了回应《论不平等》当中的“虚荣”。虚荣不同于自爱心，它首先是一种过度的欲望，不满足于当前的所需，而希冀得到超乎所需的想象中的事物。正如这位伯利恒的少女，她与利未人生活美满，却又不甘满足，于是逃离利未人去追逐自身的欲望。虚荣心还表现为不注重事物的实际，而自己想象中的注重他人的眼光。利未人虽然极度思念妻子，但却并没有立即去寻找自己的妻子，而是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来，因为他放不下自己的面子。只当他对少女的爱战胜了他的虚荣后，两人才有了重逢的机会。而从故事发展上看，少女重新见他便激动不已，如同往昔般投入他的怀抱，全无尴尬或数落，可见利未人的伪装全然只是多余，只不过是他想象着少女不接受他的情景而已。虚荣心给两人造成了隔阂，然而更为严重的，这份变异的天性催使他们离开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环境，从此与“社会”产生了交集，并最终酿成了悲剧。就在归家途中，两人遇上了耶布斯城中的无赖之徒，少女在饱受凌辱后死亡，利未人的心中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天性善良的利未人从此走上了复仇的道路，并最终引发了以色列部族之间的战争。人生而为善，在社会中遭受了腐化与不幸，而这些不幸又促使其对社会产生报复心理，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幸。卢梭巧妙地把自己的概念融入《士师记》的情节中，无度的虚荣心代替节制有度的自爱心后，孤独的幸福人变成了社会的受害者与报复者，进而开启了人类不幸的大门。

复仇的战争在便雅悯部族与其他以色列部族之间打响。此处卢梭在《士师记》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两个细节。当其他部族的使者前往便雅悯部族劝说时，便雅悯人拒绝了，卢梭为他们设想的理由是“以为凭借武力可以免除不义之罪”。[1]战争初期，复仇的以色列人以一种狂热的姿态上阵，“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和人数多，更胜于相信他们的正义立场”。[1]这两个细节继续紧扣着“虚荣”这一主题。事物之正义性本应当是行事考虑的首要因素，因为它关乎事物的本质，一旦抛弃了正义性的思考，转而投向彼此之间的实力对比上，对强力的崇拜代替了对正义的追求，行为的主体便落入了虚荣的泥潭。这是卢梭所批判的，不以事物本质如何而行事，只以与旁人之比较为行动准则。《新爱洛伊丝》里朱莉曾力劝圣普勒不要因所谓的“荣誉”而去与爱德华绅士决斗，因为真理本身如何断不因体力强弱而改变。因此，故事中无论复仇方也好，便雅悯人也好，双方作为评判的不是谁应当尽到什么义务，而将力量的强弱作为衡量战争的最高标准，他们的行为动机都只不过是出于虚荣，其真实的心理是出于对强力的崇拜，故而这场战争的双方都是不义的。

然而，不可忽略的另一个细节是卢梭借着上帝的口说：“你们的责任难道取决于事情的经过吗？”[1]战争初期复仇方遭到重创时，他们向耶和华求问战争的结果，耶和华便作出了如是回答。无论是在《士师记》原语境抑或是作为基督徒的卢梭的信仰体系中，凭着上帝的口说出来的必定是真理。上帝既说“你们的责任”，便意味着惩治犯罪者本身的行为是正当的。这岂非与上文所提的虚荣主导的不义相矛盾？卢梭在随后所写《对话录》中清晰地阐述了他的思路：天性本是善良的，但是脆弱的心灵无法把握住善良的天性，从而在重重阻力中偏离了原本的前进方向。[4]脆弱的心灵最易受到外界的挑唆而产生狂热的情绪，所以出发点好的事情，在实施的过程中，极其容易背离善良的天性从而铸成大错。卢梭并不否认复仇者们惩罚恶徒的正当性，然而他更注重的是心灵对这一正当性的认可与认可的持续。出于虚荣所作出的行为或有可能与正当的行为一致，但是行为的正当性已经受到了玷污。非正义之事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复仇者们在激情中屠杀了便雅悯族的居民，包括那些无辜的男女老少。直至战争结束，他们才看到这场战争对整个部族的巨大破坏，开始悔恨自己的疯狂。后悔意味意识到曾经的错误，是现有的善良天性对以往作恶的省思，因为狂热散尽之后善良美德的重生，其他部族的人民才希望补偿被屠杀的便雅悯部族。这一愿望是善的，可是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善良天性再度遇到了阻力而引发了另一场悲剧——他们为了补偿便雅悯人又去屠杀了另一个部族的男子，以便将女子掳过来为妻。卢梭以此揭示，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如果不采取干预性的手段而任由人性自我发展，它不会自行走上善的道路，只能持续不断地给共同体带来灾难。故事至此，尚有两百个以色列男子得不到满足，剩余的女子从何处寻得？偏离正道的天性如何回归正轨？

三、理想国度

《士师记》对剩余便雅悯男子婚姻的解决方法仅仅一笔带过，即是抢示罗的少女为妻。卢梭在此则大做文章，先是去抢，到手之后却碰上女子们的父母前来阻挠，以色列会众在两难之中决定给予女子自由选择的权利。女子们已然有心上人，自然是选择离开，任凭便雅悯人如何劝说也不肯回头。这时，一名叫做押撒（Axa）的女孩子为了父亲的荣誉，自愿投入便雅悯人的怀抱，她的未婚夫也大度地送上祝福；其他的女子大受感动纷纷效仿，事情得到了完满的解决。

透过押撒和其他少女们的行为，卢梭揭示了制止人类堕落的答案：唤醒其怜悯之心。“唤醒”意味着曾经存在，反映出卢梭对于人性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善的天性不可磨灭，即使已然远离了昔日的美好时代，人依旧保持了一定的怜悯之心。他的笔下没有绝对邪恶的人，只有天性被虚荣蒙蔽而犯下错误的不幸者。等到盲目的激情褪去，他们善良的天性便能再次显露出来。为此，他曾经信心满满地写道：“心术坏到心中连一丁点儿圣洁的火星都没有的人，是没有的。”[5]

怜悯之心是沟通社会中不同成员的天性。朱莉在《新爱洛伊丝》中服从了父亲的安排，嫁给了曾经对父亲有恩的德·沃尔玛。圣普勒因失去心爱的朱莉而伤心，自己也恪守本分，尊重朱莉的选择。怜悯之心使得他们彼此感受到对方的幸福与不幸福，并把对方的幸福当做自己的幸福。同时，怜悯之心主导的善良人会引导身边的人接受善良的熏陶。像朱莉、圣普勒这样的善良人虽然不生活在繁华的都市，却也不生活在孤独当中。他们以美德感染着身边的人，以至于亲朋好友乃至家中仆人都在他们的感染下作出了发自内心的善行。朱莉临终时，前来开导她的神父都不禁感叹：“我原以为我来开导你，结果反而是你启发我。”[6]押撒和她的情人也是如此，他们自愿放弃了彼此的爱情，押撒为了他的父亲，情人为了她，他们的关注点已经不单纯在自身，而在自身所爱者的幸福。而后押撒和她的情人形成了榜样力量，使得诸少女纷纷效仿。怜悯之心引发的互爱不同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基督教的爱是通过爱共同的上帝，而后遵循上帝“爱邻人”的诫命，进而去爱他人。可此种爱无关天性，只是一种宗教上的义务，人仅被要求履行这一义务，却并无必定可行的把握。卢梭的爱是建立在人本有的怜悯天性之上的。当他们看到身边人的不幸时，他们能理解并感受到这种不幸，此种感受到的不幸的感觉也使他自己觉得不安。然而，现代人却因为忽视了此种不安，去追求虚荣心带来的种种欲望。卢梭所倡导的，是去发现自己的怜悯心，进一步将之付诸行动，以自身行动去帮助他人克服此种不幸。这种天性为本有的，因此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顺从天性是自然的，也是具有现实性的。对于整个共同体而言，怜悯之心一旦被唤醒与服从，共同体的成员们便能彼此感受，相互理解，立足于共同的利益创造出公意，所有人也在怜悯心浮现这一瞬顺从公意。真正的社会契约以怜悯的发挥为基础，只具备理性而缺少怜悯之心的共同体成员们永远无法形成真正的公意。

另一方面，怜悯之心不能出于强迫，它必须是主体自然发生的，这就要求共同体的成员必须首先是自由的。对于第一批抢来的少女，他批判以色列人的暴力，基于强力虏获的少女身上，是没有复苏怜悯的可能性的；对于第二批抢来的少女，当会众宣布他们自由之时，押撒的怜悯之心才能真正发挥出来。《新爱洛伊丝》里面，爱德华绅士曾数次为朱莉安排私奔，亦是为了展示朱莉能够逃离家庭的可能性，从而反衬出她为父牺牲确乎是自由的选择，亦是天性的发挥。在卢梭看来，自由是天性发挥力量的前提，亦是纯洁善良的天性得以保存的外在机制。缺乏自由的共同体只能造成人对恶行的模仿或者非发自内心的伪装，从而导致人背离自己的天性。正因如此，他才绞尽脑汁地在《社会契约论》中寻找最大限度保护人类自由的政体，以满足天性发挥的首要条件。社会契约从怜悯中而生，又反过来保护人的天性。

《以法莲的利未人》描述的便是社会契约与怜悯之心相互保障的理想国度：部族尊重少女们的自由，少女们则以怜悯回馈部族，整个部族以平和的方式解决了矛盾。然而这仅仅是随着作者的意志而展开的文学故事，其情节与人物对于现实世界而言是偶然的；文学既不是某种可行政治制度的设计，也不是任何要求人们遵守的律法，它仅仅是一个童话般的理念王国。卢梭渴望将这样一个理念王国变成现实，为此他笔耕不辍。实践当中，朱莉、圣普勒、押撒等善良的人不会凭空产生，他们必须通过有效的教育手段培养出来，这便是《爱弥儿》的主题所在。在此书出版之前，他曾给图书审查官德·马勒赛尔伯写信称，《爱弥儿》与《论科学与艺术》和《论不平等》三部书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7]后两书主要描述了人类从最美好时代向现代的腐化过程，而《爱弥儿》则是一部力图保存与唤醒人类怜悯天性，为共和国培养善良法主体的教育著作。走在逃亡路上的卢梭深知自己正处在远离人类最美好时代的堕落时代，他的国家也正面临着故事中以色列部族的危险。他希望以《爱弥儿》实现对社会的救赎，然而这最后的手段都被无情地摧毁，那个凭借怜悯与社会契约建构的理念王国再难成为现实。他只能在逃亡路上把自己的理想付诸纸上，这便是改编后的《以法莲的利未人》。他珍爱这作品，那里承载着他无法在现实中完成的事业，他从那获得了心灵的慰藉。

参考文献

[1] （法）让-雅克·卢梭.文学与道德杂篇[M].吴雅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41，47，48，49，59，60.

[2]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合版简体圣经[M].2013：253，250.

[3] （法）让-雅克·卢梭.卢梭全集（第4卷）[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77.

[4] （法）让-雅克·卢梭.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M].袁树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

[5] （法）让-雅克·卢梭.卢梭全集（第5卷）[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568.

[6] （法）让-雅克·卢梭.卢梭全集（第9卷）[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00.

[7] （法）让-雅克·卢梭.卢梭自选书信集[M].刘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