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阶级斗争被消灭的历史前景

方思杰

摘 要 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的阐述充满了对他所处时代的无产阶级的现状的同情和对资产阶级必然被消灭的强烈信心。虽然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仍然广泛存在，马克思以及近现代的一些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学者对于“阶级斗争”的论点依然有着鲜活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 阶级斗争 分工 道德 交往行为

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两大对立阶级”的划分，明确了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并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再后来，在《致约？魏德迈》这封信中马克思也承认自己所表述的“阶级斗争”的概念并非他所独创：“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 但是，马克思在谈到对“阶级斗爭”相关理论的补充时加上的几点，反映了马克思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对无产阶级最终获得斗争胜利、变资产阶级统治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斗争”并实现全人类解放充满了信心。马克思在这封书信中主要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存在仅仅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产物，当生产发展满足社会历史可以完成超越现存的阶段的时候，“阶级斗争”必然会消失。以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来分析“阶级斗争”的形成原因，对判断其能否最终被消灭、何时被消灭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的出现乃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这种“分工”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表现，另一方面，更详细的更大的“分工”也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上，“分工”引发的阶级上的划分，表现出来的社会两大阶层的矛盾和对抗，“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物质劳动同精神劳动的分工在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上的表达” 。马克思预言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结果——无产阶级专政，反映出来并非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复仇，不是只为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包括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完善和壮大自身的情况下要走向消灭，但是这个历史过程中马克思并没有过多的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的组成分子的个体人对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具体的作用。马克思并没有否认作为实践本体的人的道德和自然（肉体和精神）的二重性的特质对于他展开整个唯物史观所起到的作用。但是他把个体的人的特性都内在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之中，人的道德的和价值理念所起到的作用只能在社会历史发展到成熟阶段得到升华和超越 。也就是说“阶级斗争”无法在人的道德性的干预下起到实质性的改善或者磨平，其必然是社会历史阶段发展中间的一环，其最终消灭依靠的只能是生产发展和代表其发展的先进性的无产者的壮大。

但是，按照马克思所认识到的历史辩证观的分析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而然形成和发展过程相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阶段是一个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现实而产生的阶段，其必然具有犯“空想”、“乌托邦”错误的可能性，即忽略了“无产阶级专政”仅仅作为一种社会历史阶段的历史性。在马克思提出历史辩证法的那个时代，资本与人的对立达到了一种极端——赤裸裸的剥削关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对于整个社会关系的描述和对社会发展前景的预测是科学的。尽管我们在解读马克思的理论要注重以历史的还原语境的方法，但是，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我们对社会发展现状的研究应当符合当前所处的社会历史时期的现状，更应注重将理论运用于对当下的实践的指导作用。通过结合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的描述，对照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发和解释，我对“阶级斗争”在当下的历史时期其走向灭亡的前景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现实是在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状，与马克思所提到的“古典的、具有破坏性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 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二战后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对科学技术的格外重视和科学投入生产的效能的提升，种种迹象都表明“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得出的剩余价值的来源——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越来越不重要” 。而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通过行政干预等手段积极地缓和了阶级矛盾，极力地改善无产者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不少西方学者通过用他们的方法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结合实际观察到的现象，试图补充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框架所缺少或忽略的因素，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就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中不做重视的道德层面做出自己的理解，并试图以这种理论来解决当前社会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的问题。

哈贝马斯构建交往行为理论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于“对现代西方社会进行预测性的分析，重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以为他的观察和分析结果都是马克思的某些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力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机制的产生，在逐步削弱，如果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盘的接收必然会误导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视角，从而不能真正认清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也就会为人类社会的将来的走向做出错误的判断。下面就对交往行为或者交往行动的理论进行分析。

在哈贝马斯那里，他把交往行动定义为“人们之间有意义的互动” ，在这里他强调了互动的“有意义”，也就认定了人们的这样的行动是包含了某种目的诉求的，并且这种诉求在人们的互动中往往表现出一种诉诸语言的意向。而且哈贝马斯的定义中，这种互动是极其单纯的，不受其他附加的条件所约束的，因为人们在交往行动中存在着“交往理性”。交往理性表现为整个交往活动中的相关人员都能够自由地、公开地获得交往的自后决断。而且这种决断是依赖于论证（我把这种论证理解为具有逻辑推演效力的）力量的强弱，而不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强迫。因此，人们遵循交往理性的交往行为必然是自由的、纯洁的，这样就保证了各个处于交往行为中的人的自由和纯洁、真诚。因为交往理性依赖于论证，所以必然是被整个社会共同体所承认的，这样就相当于为人们的交往行动在社会中开辟出一个公共范畴，只要行为符合这个范畴中的规定，那么就是属于正当的交往行为，整个社会共同体以这样一个遵循善的（行为中总是包含自由、真诚、纯洁）和真理（符合逻辑推演）的公众范畴作为行为标准，就能无形中实现社会的进步。

为了与交往行动作出区分，哈贝马斯提出了“策略行动”。与交往行动不同，策略行动往往不能表现出人的真诚的意图，他只是作为与他人达成一致的一种谋略性手段，“策略行动中，一个人可能只是试图操控另一个人，第二个人并不必然理解或者赞同正在发生的事情”。哈贝马斯强调，策略性行动与交往行动是相对立的，它只是工具性地把对象当做可当做是能够操控的某物，这有可能違背对象的意志，因此在互动当中这种策略性行动是必须要坚决避免的。从我看来，哈贝马斯是承认策略行动存在的合理性的，但是他是旨在呼吁通过正常的交往行为来逐步削减指导消除这种策略行动的。策略行动往往身后活跃的是整个国家、政府部门的身影。因此哈贝马斯提出这两种不同的行动的对比，也是为了呼吁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批评国家、政府对于社会共同体的恶意干预和施加逼迫。

在此要说明的是，交往理性的形成是必须依靠人的认识能力、语言能力的人的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而形成的。亦即是哈贝马斯在建构交往行为体系的同时，是格外的强调人运用理性对共同体的“日常理念进行批判性审查和论证”的，这样才能够使得人在反思自己的时候通过质疑而激发学习的动力，并依靠互动带动整个社会共同体，使其增强对质疑的应对，从而达到无形中提高自身，并最终促进社会共同体的向前发展。他否认了社会的进化只是“单独实行的进化”，只有行为主体与社会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有进化能力的系统” 。通过对哈贝马斯的整个社会发展理论的分析，我发现，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追本溯源可以还原到是人的道德意识的发展和认知能力的进步的作用。虽然不否认经济、政治等对于社会的进步的作用，但是显然他更强调的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意识水平的规范作用。

综上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旨在讲道德意识的发展嵌入整个社会的日常交往行为当中，期望通过社会公众的道德的进步，人与人的关系的融洽，以达到社会矛盾的缓和乃至消失，从这点上重新解释马克思的社会进步和阶级斗争的观点。

也许马克思反对将个人的道德觉悟的改进作为消灭“阶级斗争”、消灭阶级这个的根本途径，而主张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 .。哈贝马斯的解读只是一种“道德至上”主义者在默认现行制度的合理性的前提下表现的“廉价的感伤主义” 。“阶级斗争”的灭亡最终只能等到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看到，但是就他所强调的这种不能仅重视社会阶段所表现的必然性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同时也应该寻求人的主体意识在其他社会层面所起到的深刻影响这方面，也是可以作为预见“阶级斗争”的被消灭的前景和最终人类历史完成的一个独特的维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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