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文件“逼捐”是典型的公权力寻租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天津港爆炸事件发生后，南开区区委区政府组织广大干部群众为“天津港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的受灾群众捐款、献爱心，这本身没有错。但要求“各中学（职校）、小学、幼儿园及直属单位党政一把手、副职干部、中层干部、教职员工”参与捐款活动，各个学校的捐款由学校先以支票的形式先行支付，日后再从教职工的工资里扣除相应的捐款金额。如此般用行政命令将“自愿”捐赠活动变为“逼捐”，让此次捐款变了味，成了变相的权力寻租。

近年来，这种以政府“红头文件”强行摊派的现象时见报端。有的还有不少地方或单位为募捐，不经员工同意，直接从工资里扣除“募捐款项”;有的层层明确捐款标准，限定捐款数额，普通职工多少元，中层多少元，领导干部多少元，都明码标价。

捐款讲求你情我愿，“红头文件”代表的是公权力，具有强制执行的约束力，把互不相干的两者连在一起，不仅让公权使用扭曲，也让捐款善举变味。尽管善款筹集不无“劝募”的方式，但“红头文件劝捐”却让人们感受到了捐款行为中的有“权”无“劝”，凸显权力霸道的以权募捐。

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逼捐”，说到底，是沒厘清权责，陷入职能错位。畸形的“摊派病”，应在约束权力的框架下得以遏制。与此同时，也不能忘了对滥发红头文件乱象的矫治：本质上，它不是对法治路径的沿袭，而是行政权力无序扩张的“病况发作”。

（荆楚网2015.8.20荆楚网 王思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