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者视域下的莎剧女性形象研究

2015-07-05 15:30常晓丹
时代文学·下半月 2015年3期
关键词:莎剧女性形象

摘 要:论文以比较文学接受研究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改革开放以后莎剧女性形象在中国的接受状况为研究对象,以“少女”、“待嫁女”、“妖妇”三种类别为切入点,分析、归纳、总结莎士比亚七部戏剧作品中的八位女性在中國的形象定位;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的接受心理出发分析中国读者偏好莎剧纯情少女和睿智待嫁女、忽视已婚妇女的原因;探微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及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关键词:中国读者;莎剧;女性形象;接受研究

前言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历来受到中国读者的偏爱,他的作品不断的在中国舞台上上演,向中国读者展现着无尽的吸引力。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输入主题词“莎士比亚”,并将截止时间限定2014年,能检索到7341篇相关论文;其中与女性形象相关的论文大部分发表在1978年之后,且仅有334篇,占“莎士比亚”研究的4.55%。因此,本论文将论文的研究对象限定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读者对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女性形象的接受状况,以比较文学接受研究为基本研究方法,分析、归纳、总结中国读者视域下的莎士比亚七部戏剧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驯悍记》、《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李尔王》)中的八位女性形象,并根据她们相似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等将其分为“少女”、“待嫁女”、“已婚妇”三种类别,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的接受心理出发分析中国读者偏好莎剧纯情少女和睿智待嫁女、忽视已婚妇女形象的原因,探微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变化、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一、美丽、温顺的纯情少女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中充满了美丽、温顺的纯情少女形象,她们是痴情女郎、为爱情而生、为爱情而死,最典型的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朱丽叶是一位年仅十三岁的青春少女。她本是一个“完全听命于父母的小姑娘”[9](p88),她对母亲承诺说:“我的眼光的飞箭,倘然没有得到您的允许,是不敢大胆发射出去的”[27](p105)。当爱情来了,她把对母亲的承诺抛到脑后,热烈的爱上了仇家之子罗密欧。爱情的盟誓让使这个文静的青春少女变得勇敢,为了她的爱人她服下了神父给的药,等待着罗密欧的拯救。罗密欧死了,这位美丽的像初生的蓓蕾一样的朱丽叶殉情了。爱情是支撑着她的性格、她的生命的支柱;当爱情不在了,她自然选择了死亡。

坚定、忠贞的朱丽叶身上洋溢的那种纯粹、热烈的青春激情是《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亚所不能轻易表露的。因为奥菲利娅是父权制社会里的温顺的“小绵羊”,只能在父亲的支配下发出适当的声音、做出适当的举动。作为父亲眼中的“自爱女郎”,她不仅需要隐藏自己内心、不去感受哈姆雷特那火一般的爱情;遵从父亲的命令,“拒绝他的来信,并且不允许他来”[27](p307);还要带着父亲的怀疑对哈姆雷特进行试探。单纯、美丽又乖顺的她,时刻忍耐着、等待着父亲的允诺,从来不敢放纵自己的感情。可是哈姆雷特的拒绝、父亲的死亡使她再也无法隐藏自己内心狂风暴雨般强烈的情感,她的哀思让她失去了常态,变成了一个疯女人。疯了的奥菲利娅不仅念念不忘哈姆雷特的爱情盟誓,还用疯狂的歌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情人佳节就在明天,/我要一早起身,/梳洗齐整到你窗前,/来做你的恋人。”[27](p366)奥菲利亚对哈姆雷特的爱远远超越了杀父之仇;爱而不得的痛苦让她疯癫、让她悔恨。她多么希望自己曾经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勇敢的接受她的情郎啊。可是她的理性、她的循规蹈矩让她失去了爱情、甚至失去了爱的机会。没有了爱,她活着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她选择了溺水而亡。正如《奥赛罗》中的苔丝狄蒙娜一样,爱情是她们活着的唯一理由。

为了爱情,“素来胆小”、“心里略为动了一点感情,就会满脸羞愧”[27](p418)的苔丝狄蒙娜,不仅与奥赛罗私定终身,还在众元老的面前公然宣布她已经被奥赛罗“高贵的德行所征服”[27](p422),并愿意为之呈现她的灵魂和命运。爱情的力量让“这样一个年青貌美娇生惯养的姑娘”[27](p414),放弃了有财有势的贵族才子、抛下了老父、追随奥赛罗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孤立无援的环境”[23](p99)。苔丝狄蒙娜是勇敢的,因为她不仅像朱丽叶一样坚定的选择了爱情、抛弃了“在家从父”的传统角色认定;还跨越了年龄和种族的界限,勇敢的选择了爱情。可是,这个年轻的女子不知道她只是从父权的牢笼掉入了夫权的漩涡,她无法逃遁奥赛罗那近乎疯狂的猜疑之心,在丈夫的怀疑中断送了性命。当爱不在了,这个为爱而生的纯情少女也选择了死亡。

在这三个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少女当中,孩子般率真的朱丽叶是莎士比亚着墨最多的一位,她的话语、她的内心独白充分的展露了她的性格,因此她的的形象最鲜明、最丰富。而奥菲利娅、苔丝狄蒙娜,则因为“失去了话语权”而无法很好的表达了她们的内心、她们的需求。可是,她们身上虽然罩着“温顺”、“幽娴”的光环,内心却跃动着一颗活泼的心;她们虽不像朱丽叶一样刚烈、却同样拥有朱丽叶那些被爱情唤起的波动的情绪和激烈的内心斗争,这些情绪足以使奥菲利娅疯狂、使苔丝狄蒙娜私奔。

可以说,无论是勇敢的朱丽叶、可怜的奥菲利娅、还是无辜的苔丝狄蒙娜,都具有美丽的外表、高贵的身份、典雅的气质、共同的爱情理想。她们的爱情超越了家族仇恨、个人恩怨、种族歧视。然而,这三个相似的青春少女在中国读者视域下却受到不同程度的欢迎。以1979至2014为时间界限,在中国知网中输入主题词“朱丽叶”可以检索到1056篇相关论文;而输入“奥菲利娅”检索到58篇、“苔丝狄蒙娜”检索到59篇。朱丽叶对爱情那火一般的“热情”和对爱人的“忠贞”频频被中国读者赞颂;她反抗父权、争取爱情自由的决心和意志更是与《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牡丹亭》、《西厢记》等中国传统剧目中青年男女的选择产生了交融和互释。因此,朱丽叶成了在中国最受关注的莎剧女性形象,成了青年男女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代言人。而奥菲利娅和苔丝狄蒙娜则以可怜、无辜的弱者形象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域下。虽然奥菲利娅的内心未被驯伏,但是她的行为已经被驯伏,她因为无法摆脱“在家从父”的传统角色而成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而成功争取了爱情自由的苔丝狄蒙娜虽然比奥菲利娅勇敢,却也无法摆脱“出嫁从夫”的传统角色。她们的形象因为缺乏抗争的主动性而被弱化、甚至被遗忘。

二、睿智的待嫁女

在《奥赛罗》里,莎士比亚借伊阿古的嘴巴表达了他那个时代对完美女性的要求:“她生的水灵,却不骄傲;口齿伶俐,却不吵闹”[27](p431);她“不缺钱”、“不妖嬈”、“明白事理”、“脑筋转得快、嘴巴闭的牢”[27](p432);能够符合这一形象界定的当《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莫属。鲍西娅不仅是莎士比亚创造的理想女性,也是中国读者喜爱的“才华出众”、“足智多谋”的“女中豪杰”[26](p78)。在中国知网中输入主题词“鲍西娅”、时间限定为1979至2014,可以检索到433篇相关评论文章。鲍西娅拥有成熟女人的优雅、镇定和自信,她是一个睿智的待嫁女。她能够在不违背父亲意愿的情况下,设置三个附加条件,剔除选匣子定亲的盲目性;在不受人怀疑的情况下,女扮男装解救安东尼奥、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解救丈夫朋友成功的前提下,利用指环测验成功获得了丈夫的爱情承诺和安东尼奥的婚姻担保。她拥有“无比的贤德、美貌、和财产”却称自己是“一无所有”,“不学无术、没有教养、缺少见识的女子” [29](p80);她愿意为了她的丈夫奉献给自己,并起誓要听从丈夫的指导,把丈夫“当作她的主人、她的统治者和她的君王”[29](p80)。可以说,像鲍西娅这样能够在爱情和婚姻里游刃有余、又不忘记自己的身份界定、愿意退居幕后做丈夫背后的支持者的女人,正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懂得“三从四德”、“相夫教子”之道的传统中国女性。

同样懂得为人子、为人妻的责任和本分的考狄丽娅,却没有像鲍西娅一样巧妙的运用男权的话语权利,而是任性又诚实的回应了父亲的测验。考狄丽娅是爱她的父亲的,像高女里尔所说的:“不曾有一个儿女这样爱过他的父亲,也不曾有一个父亲这样被他的儿女所爱;这一种爱可以使唇舌无能为力,辩才失去效用”[29](p5)。只可惜她那向来“任性暴虐、独断专横”[29](p100) 的父亲并没有感受到她的爱,而是被激怒了。考狄丽娅失去了她的继承权;她那不献媚、不逢迎的人格成了她唯一的嫁妆。考狄利娅因为“诚实”失去了父亲,却得到一个明智的夫君,得到了中国读者的理解和认同。考狄丽娅不仅“对父亲没有任何的怨言”[4](p80),还在得知父亲流落街头之时组织军队拯救父亲的行为,更是为她赢得了“孝女”的头衔。考狄丽娅以正直、诚实、富有正义感的孝女形象出现在中国评论界,在中国知网中输入“考狄丽娅”可以检索到33篇相关论文。

如果说聪明的鲍西娅、诚实的考狄丽娅都在有节制的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那么《驯悍记》里的凯瑟琳娜就是在毫无节制的发泄着自己的情绪。凯瑟琳娜不仅像鲍西娅一样富有、“美貌、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30](p32),是一个具有独立个性、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的叛逆女性。但是她的任性和肆无忌惮不仅惹怒了她的父亲,也惹怒了那些求婚者。父亲急于将她嫁出去,却没有人敢来娶走这一位撒泼、耍横的“悍妇”。结果是她被父亲以高价嫁给了唯一向她求婚的人、一个为了丰盛的嫁妆而来的慕财者。一个凯瑟琳娜眼中“疯疯癫癫的汉子”、“轻薄的恶少”就这样“凭着几句疯话”[30](p54)就得到了父亲的允诺,将凯瑟琳娜娶回了家;而凯瑟琳娜反抗的声音完全被忽略了。出嫁以后,“野性的”凯瑟琳娜、“从来不知道怎样恳求人家、也从来不需要向人恳求什么的”凯瑟琳娜,却因为“吃不到一点东西,得不到一刻钟的安眠”而被“降伏”了[30](p93)。

凯瑟琳娜突然的转变是因为爱情吗?是因为她要通过变成一个柔顺听话的贤妻来获取足够的食物、衣服和睡眠吗?是她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枪矛只是些稻草”、“力量是软弱的”、自己“所有的只是一个空虚的外表”[30](p125)了吗?还是她要以逢迎的语言等待获取权利的机会呢?莎士比亚没有给出答案;《驯悍记》的观众们也只是把她当做“性格扭曲”的“野猫”,“乐不可支地欣赏着”[25](p39)她被驯服的过程、欣赏着她的痛苦和无谓的挣扎;在中国知网中输入“凯瑟琳娜”搜索到的24篇相关论文中,且半数以上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凯瑟琳娜的“变态”性格的形成原因的,并把她的转变视为她恢复“温柔天性”的标志。凯瑟琳娜受到了何种的冷落、经历了怎样的苦闷才选择了压抑自己的情绪了呢?是她学会了彼德乔鲁以“爱”之名的游戏规则,开始了以“服从”之名的反抗了吗?几乎没有人对凯瑟琳娜转变的原因进行追问和推测。

虽然受关注程度不一样,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无论是聪明的鲍西娅,天真的考狄丽娅、还是任性的凯瑟琳娜都非常清楚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的职责和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非常明白她们的幸福完全依赖于男性的怜悯和爱情誓言;非常了解要想在男权社会里追求独立、寻求安身立命的方法就要做到适当的妥协、逢迎、甚至是伪装。因此,这三个女性主动选择做“家中天使”,在婚后表现出的“顺从”、不去表露自己内心深处的需求。才貌双全的鲍西娅之所以能够成为继朱丽叶以后第二位备受中国读者的喜爱的莎剧女性形象,大致是因为她“怨而不怒”的性格和她作为女性的强烈的自主意识满足了中国读者对“理想女性”的期待。而考狄利娅身上体现的“孝”道更是迎合了中国人最重要的道德要求。相比之下,凯瑟琳娜彪悍的性格就很难得到中国读者的积极评价了。只要中国读者仍然分享着莎剧描绘的这一女性传统的道德评判基础,像鲍西娅、考狄丽娅这样的莎剧女性形象就能够继续在中国评论界受到关注,继续被赞美、被肯定;而凯瑟琳娜这样的形象就会继续被忽视、被否定。

三、妖魔般的“已婚妇”

如果说莎士比亚所创作的“纯情少女”、“睿智待嫁女”形象能在中国找到生根、生长的土壤是因为她们与中国传统道德对女性要求拟合度很高;那么,莎士比亚所创作的“已婚妇女”则因为与中国人对女性的道德评判标准严重的背离而被定义为“恶妇”、“毒蛇”。《李尔王》中的高纳里尔和《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就是这样被妖魔化了的女性。她们已然越过了纯情的少女时代、脱离了温顺的待嫁阶段、成了无情又可怕的已婚妇女;她们被欲望驱动,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女性,渴望更多的权利和更高的地位;她们天性狠毒、愿意与恶魔结盟,希望魔鬼们解除她们的“女性的柔弱”、“不要让怜悯钻进她们的心头,不要让天性中的恻隐摇动她们的狠毒的决意”[28](p104)!

在中国读者视域下,高纳里尔是一个不孝、不贞、又没有亲情概念的女人。首先,她是心口不一的“不孝女”,她为了得到继承权口头上声称爱父亲“胜过自己的眼睛、整个的空间和广大的自由;超越一切可以估價的贵重稀有的事物”[28](p5);却在得到继承权后一改对父亲恭顺的态度,对父亲冷眼相待、不理不睬。她不仅与妹妹里根一起消减父亲的士兵、管制父亲的用度;还谋害了企图帮助父亲的大臣,以防止父亲再次行使他作为国王的权威。其次,她是不贞的妖妇。她不仅不爱她的丈夫,不尊重他,把他的宽厚仁慈当成迂腐的行为,认为丈夫“不敢担当大事,不肯挺身而起”,骂他是“不中用的懦夫”、“傻子”、“蠢货”[8](p74);还明目张胆的召唤她的情人,甚至为了情人不惜谋害自己的丈夫。其三,她是妒忌心强且没有亲情观念的恶人。她不仅为了争风吃醋、害怕做了寡妇的妹妹里根得到她的情人,下毒杀害了里根;还为了维护王权,召集军队、亲自上阵来抵御带兵来拯救父亲的妹妹考狄丽娅。高纳里尔这个不守妇道、又野心勃勃的恶魔,凭着心计和手段得到了她想要的权利和地位,却无法得到中国读者的同情和理解,在中国知网中输入“高纳里尔”仅能搜索到14篇相关论文。而同样狠毒的麦克白妇人却得到了中国读者的同情和怜悯,在中国知网中输入“麦克白夫人”能检索到91条相关论文。

麦克白夫人比高纳里尔更狠毒、更凶残。她不仅帮助麦克白布置好了杀人现场,还曾经想要自己动手杀害熟睡中的国王。当意志动摇的麦克白不敢再回去把刀子放好的时候,她亲自把刀子拿了回去,并将血“涂在那两个侍卫的脸上”[28](p113)。当麦克白因为一点声音就胆战心惊的时候,她镇定自若的叮嘱麦克白不要胡思乱想,要集中精力保持冷静、保持镇定以掩盖这一场最残酷的血案的真相。然而,这个“阴险毒辣”的强悍女人无法承受良心的折磨,精神崩溃了。她得了夜游症、恐惧夺走了她的生命。麦克白夫人的梦游症显示了她“内心真实的自我”和她“作为女人的柔弱面”,也提升了她在中国评论界所受的关注度。因此,拥有“坚强的意志、坚定的性格、镇定的头脑、非凡的才能和魄力”[19](p79)的麦克白夫人,成了中国读者视域下的“一个有魄力的女人”成了中国莎剧女性形象研究排名第三的女人。而高喊着“法律是我的,不是你的;谁可以控诉我?”[28](p86)就突然自杀身亡了的高纳里尔,却因为始终没有展示她“内心的挣扎”、没有“表现出对谋杀的深深的悔悟之情”[34](p39)、没有展示她作为女性的柔弱气质而无法受到中国读者的理解。

可以说,中国读者理解麦克白夫人的行为是没有伦理障碍的,因为她密谋杀害的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而她的欲望只是她所依附的麦克白的欲望的影子。相比之下,作为独立存在的女人高纳里尔对父亲的不孝、对丈夫的颐指气使就大大增加了中国读者的厌恶之情。事实上,无所畏惧的高纳里尔是长期受到父权压迫的女人,她的反抗形式虽无法让秉承着儒家道德传统的中国读者所理解,但是她确实比考狄利娅更了解她的父亲、她的性格也更接近她的父亲。同时,在婚姻里找不到爱情的高纳里尔又是一个不懂得爱的可怜女人。渴望爱情的她,被一个有心计的男人所设计的山盟海誓欺骗了,正如《奥赛罗》中的爱米丽娅一样。她们都是因为盲目爱而做出了愚蠢的选择。爱米丽娅在说出真相的那一刻由于违背了自己的丈夫而被刺死;而高纳里尔则在被丈夫发现其阴谋的那一刻自杀身亡。她们不仅无法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找到生存之道的,也无法激起中国读者更多的同情和关注。

四、结论

莎士比亚通过他的剧作向读者展示了一位女性的成长过程。这个女性在少女阶段具有一种天生的反叛精神,她为获得自由爱情的权利而反抗父权;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聪明的她在不断的学习中熟悉了男权社会中对她的角色定位、逐渐学会沉默、顺从、和忍耐,从而获得在男权社会里生存的道路;可是,如果在婚后她依然追求发言权、独立的人格、畅快的表达自己的欲望,她就会被认定为是男权社会里的恶妇、毒蛇。而中国读者在阅读和理解这个女性的过程中带着中国人特有的道德经验、期待视域对这位莎剧女性形象进行理解、评价和接受。因此,在中国读者视域下,美丽、热情、又充满活力的“纯情少女”朱丽叶成了爱情、忠贞和责任的代表;自治、内敛、又成熟的“待嫁女”鲍西娅成了中国人所赞扬的“贤妻良母”代言人;而虚荣、贪婪、充满着欲望的高纳里尔,则因为与中国人对“孝女”、“贤妻”的心理期待产生了很大的距离,而变成了“恶妇”的代表。中国人对女性的普遍的道德意识结构如此深厚,以至于麦克白夫人也具有了柔弱的气质和孝道的潜质。

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中国读者的对莎剧女性形象的评论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具有女性批评意识的中国评论家抛弃传统批评观念,重新审视和评论莎剧女性角色,使得莎剧女性形象发生了逆转。孝女考狄利娅成了“男权社会的捍卫者”[15](p37);悍女凯瑟琳娜成了“呼唤女性独立人格的最强音” [25](p39);不孝、不贞的高纳里尔成了“一个具有发言权、行动果敢的女权主义者”[5](p176)。莎士比亚作品中曾经被定义为恶妇的女性形象正在被改写,她们的长期受压抑的性格、她们的反抗和复仇行为、她们的丰富的精神和心灵世界、她们的价值正在被中国读者挖掘。通过研究中国读者对莎剧女性形象的认识方式、解释习惯、评价和改写方式的改变就可以发现: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社会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意识正在改变;中国人衡量什么是“好女人”的唯一正确理解方式正在被修正,一个新的女性行为标准正在形成。可以说,莎剧丰富的女性形象在中国的接受史是理解中国女性、理解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变迁的风向标,研究莎剧女性形象在中国的变迁就是在研究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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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论文是“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的青年项目“中国读者视域下的莎剧女性形象研究”(2014-qn-428)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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