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借鉴意义

胡燕春

摘 要：美国汉学界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在批评观念的确立、视野的拓展与范式的革新等方面可谓贡献颇丰，但其相关理论观点与批评实践在意识形态立场、批评范畴与操作方法等方面尚存有待商榷之处。鉴于此，对中国学界而言，应积极汲取美国汉学领域的国内相关研究的优长之处，并有效抵制其不良影响，从而推进双方的有效对话。

关键词：美国汉学界；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得失与启示

美国汉学界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体现出独特的学术取向，进而为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领域提供了诸种启示。对中国学界而言，注意甄别美国有关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成果，既注重兼收并蓄又长于质疑创新，无疑有利于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与国际化进程。由此，以下揭示美国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得失与借鉴意义。

一、美国汉学界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贡献

（一）批评观念的确立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经出版，即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传入中国大陆后也引发了强烈的冲击波且经久不衰，进而成为该领域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该书颠覆了上世纪中期中国大陆学界有关现代文学史书写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序列，其对于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与张天翼等小说家正式进入中国小说史，以及关于文学创作与研究中的“感时忧国”情结的探讨而言，的确做出了极具开创价值的贡献。

其后经过美国汉学界以夏志清、李欧梵以及王德威为代表的几代汉学家的共同努力，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业已成为显学。美国的相关研究群体在其小说批评实践中能够吸收西方优秀学术传统与现代理念的精华，敢于创新，较少羁绊，不易为某些固有观点或定论所拘束，往往可能提出诸种独创的见解，因而能够形成诸多独到的批评观念。由此，该国的相关批评实践对于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在西方学术体系中的学科化、系统化与科学化进程而言无疑功不可没。

（二）批评视野的拓展

美国汉学界诸位成就卓著的美国本土学者与华人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以及跨文化等诸种方法将考察对象置于世界文学与文化体系中予以通观，进而在参照研究中厘定其本质特征。基于此，相关研究凭借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考察视野，突破了传统研究模式的极限，从而彰显出独特的研究取向与较强的阐释力度。

例如，李欧梵早年以其专论中国小说与小说家的著述《铁屋里的呐喊》、《中国作家的浪漫一代》赢得了欧美汉学界的认同。其后，他将研究视野拓展到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之中，在完成《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一书之后，又笔耕不辍，出版了《我的音乐往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帝国末日的山水画：老残游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等著述。由此，他对于小说文本的解读，体现出兼收并蓄的学术功力与共生互融的阐释效果。以其对张爱玲小说的解读为例，他将张小说的视觉化特征归结为她的写作长于吸收好莱坞电影技巧，并将其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技巧予以有机结合，从而产生了如同中国旧小说一样的镜花水月般的欣赏效果。

（三）批评范式的革新

由于现代汉学领域诸位美国本土学者与华人学者深受诸种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的规诫，相关批评模式的历史嬗变与数次转向多在其中国研究中留下印记。因此，他们的批评实践及相应成果不免深受有关理论观念与批评方法的多重影响。鉴于此，相应文学批评家长于运用西方理论范式与批评方法作为参照，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的解读展现了仅囿于单一的研究模式所无法展现的阐释空间。

相关研究不仅相继掀起了有关“现代性”、“晚清小说”以及“民族国家想象”等专题的研究热潮，而且在历史小说研究、地域小说研究以及女性小说研究等特定研究领域均有建树，从而在小说审美形态的转换、文学史通史观念的延拓、述史方式的创新以及经典重构等层面的研究中开疆拓土，另创研究范畴，进而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例如，李欧梵、王德威等学者的晚清小说研究打破了固有的文学史阐释模式，将中国现当代小说史的考察范围向前追溯了近六十年，进而不仅梳理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史前史，而且为揭示相关小说文本的诸种特征提供了可兹借鉴的阐释范式。

二、美国汉学界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局限

美国汉学界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相关理论观点与批评实践在意识形态立场、批评范畴与操作方法等方面的确尚存诸种有待商榷之处。

（一）批评范围的限域

美国汉学界在该国学术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其研究又远离对象文化，缺乏直接体验，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时或暴露出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隔膜。此外，相关研究的范围由于人员构成与资料获取等条件的限制也暴露出诸多局限之处。

当前，中国每年出版小说的数量业已超过千种，而相关英译本的年度出版种类连续数年都未达到两位数。此种严重不对称现象的形成原因颇为复杂。针对接受空间来看，美国经济状况对于出版业的负面影响、该国受众的接受取向与中国文学的隔阂等因素， 疑都是无法回避的障碍。此外，相关专业翻译人员的匮乏，如同葛浩文那样资深且颇为投入的译者并不多见，因而翻译特别是高水平相应译本的短缺使译介工作因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有关需求，而成为一把双刃剑，本应为中国现当代小说走向世界的桥梁，但因无以承受之重而时或沦为屏障，进而影响相应文本的国际化进程。再有是研究对象的选取失之过窄，多囿于鲁迅、张爱玲以及沈从文等热点作家，明显缺乏对于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全面考察与整体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且总体而言体现出重现代轻当代、重港台轻大陆以及重内部考察轻外部探究等诸种偏狭。

（二）批评观念的偏頗

相关美国汉学家群体中的部分学者在考察视野、研究路径与操作方法等层面都体现出该国的批评标准与言说方式的诸种特征，因而其立论与评判中暴露出以西方价值观与话语权为尚的极端化倾向。

例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实为冷战期间接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而作，其对张爱玲《秧歌》与《赤地之恋》的褒奖也回避了如下事实，即：两部作品都是在政治高压的麦卡锡时期授意于美国新闻署之作。由此，其相关评价的限域是不言自明的。首先，从夏志清对于文学思潮与运动的评价来看，他认为，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坛曾经存在的“两个口号”之争所涉及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战无非是无聊而又激烈的争吵而已。对此，普实克曾指出，“每一位社会历史学家都会轻易地认识到，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出现的这场争论，即左翼作家应否力图既在政治上也在文学上组成一条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并停止对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作家的攻击，远远不只是夏志清所谓的‘口号之争和‘可笑的争吵，而是当时中国政治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1]由此，普实克认为夏志清对于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政治立场的兴趣并不亚于其艺术价值。其次，从夏志清对于作家的臧否来说，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同样影响了其判断的客观公正程度。例如，他认为张爱玲在解放后并未被当作反动力量来看，而是备受冷遇。对此，贾植芳曾指出，“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中论张爱玲的部分，解放初，这位女士还在上海，记得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夏衍曾邀请她参加，这本书上说，当时中共看不起她，不合事实。”[2]再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鲁迅、萧军的评价甚低，时过境迁之后，夏曾重审并坦言其评述失实。

由此，上述现象体现出美国的相关领域在意识形态立场与社会文化观念等方面所暴露出来的诸种遮蔽之处。

（三）批评标准的失当

美国汉学界的相关研究因囿于美国的文化价值体系与学术评价规范之中，其考察范式与操作方法不免存在着过度倚重西方模式等缺陷。与之相应，该国汉学领域有关中国现当代小说家及其作品的解读中也时或暴露出因盲目遵从相应西方标准而导致的圆凿方枘之处。此外，相关学术实践在选取参照层面与评判标准等方面尚存如下弊端，即：或盲目地以西方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小说书写的唯一渊源，或不加甄别地将中国作家的文本与西方文本进行平行比较，等等。上述现象不免令有识之士产生有关影响的焦虑与关于可比性的质疑。

例如，目前美国汉学界的“理论化”导向导致了文学场域的去文本化，诸多新锐学者将研究重点置于引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而忽视了阅读文本的必要性。对此，李欧梵曾坦言，“……也许多年来我和王德威都太受西方理论影响，总是摆脱不了理论的阴影，总是很难相信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是对的、最真实的；又或者是我受本雅明的影响也太深，总觉得历史的资料、特别是文学的资料都是想象的、重新创造出来的。”[3]又如，当下美国汉学界对于当代文化的关注同样存在主题先行、越俎代庖的现象，已经远离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以张爱玲研究的神话化为例，相关研究多将其视为老上海风韵的代言人，由此，张爱玲研究业已成为文化工业中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符号。

三、美国汉学界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启示意义

在与美国汉学界针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予以交流的过程中，注意甄别、扬长避短，既注重兼收并蓄又长于质疑创新，无疑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积极汲取美国汉学界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优长之处。综观西方学界对于中國现当代小说的研究，可以看出：无论是针对专家阵容、梯队结构及影响力、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还是基于研究资金、图书设备而言，美国汉学界无疑都堪称居于力拔头筹的地位。由此，该国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所提供的学术资源及其相关成果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具体而言，该国汉学领域的相应研究彰显出的广阔的学术视野，独特的研究范式，严格的学术规范以及敏锐的问题意识，的确值得中国学界认真借鉴。

其次，有效抵制美国汉学界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不良影响。无可否认，美国汉学界的相关译介与研究的确尚存若干问题。例如，该国汉学家中以西方价值观与评价标准为唯一圭臬者、从资料到资料的纸上谈兵者都不乏其人，从而时常难免陷入当局者迷的限域。以该国汉学领域对于夏志清的评价为例，或因互为师友，或囿于门派局限，而实难对其功过予以客观评判与有效修正。与之相应，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此前对待美国汉学领域相关成果的乐此不疲地亦步亦趋的盲目崇拜现象无疑有待检省与调整。

再者，有力推进中美关于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对话。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始终处于动态之中，业已出现了自费正清的“挑战与应战”模式（Challenge and Response），史华慈的“传统与现代”模式（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到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模式（China Center）的数次嬗变。由此，中国学者应当与时俱进，借助于各种对话及合作研究，以便全面了解美国的相关发展状况。同时也应注意，真正去中心化的双向交流不仅包括中美相关学者的彼此征引，相互褒奖以及对等邀请，而是在于双方之间相关辩论空间的开拓。

总体而言，基于中美汉学领域的中国现当代小说批评来看，真正的交流不仅在于寻求绝对的中立立场与判断标准，而在于悬置争议，深入了解彼此之间在入思角度、批评范畴与操作方法等方面的异同，以便共同促进相关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欧梵.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M].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2]贾植芳.早春三年日记[M].大象出版社，2005.

[3]李欧梵著，季进编.李欧梵论中国现代文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ZW172），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面上项目（025145306000），北京市属高校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2013），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拔尖人才支持计划（2013）。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