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教育与职业背景对子女方言学习的影响：调查与分析*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何 荷 陈新仁

父母的教育与职业背景对子女方言学习的影响：调查与分析*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何 荷 陈新仁

汉语方言安全是我国语言文字安全的固有成分，在新的国家安全观下自然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现有涉及国家语言文字安全的研究多关注外语对普通话的消极影响，尚未考察外语对母语方言学习与保护可能产生的影响。为此，本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受访者的教育和职业背景是否影响他们对子女英语和方言学习的规划以及相关原因，旨在为我国语言政策的制订与语言规划的实施提供参考。

语言安全；家庭语言规划；方言学习

1.引言

2014年4月，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提“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框架，提出国家安全体系涵盖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11种安全（陈新仁、方小兵 2015）。语言文字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固有成分（潘一禾 2005），在新的国家安全观下自然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刘跃进 2011）。汉语方言具有宝贵的材料价值及文化载体功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受到重视和保护（吴永焕 2008）。不少学者（如吴永焕2008；祝亚雄、崔颖 2009）都明确指出很多方言都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且消失速度正不断加快。《新华日报》2012年12月6日曾以《方言保护，不只是语言问题》为题刊发文章。然而，现有涉及国家语言文字安全的研究大多关注外语，特别是英语对作为国家通用语的普通话的消极影响，并未将英语在中国的教育与传播与方言的安全问题联系起来。

方言学习与保护与家庭语言规划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然而，很多父母缺乏合理规划子女语言发展的能力（李宇明 2012），这一看法在前期调查（另文发表）中得到了验证。前期调查通过问卷的方式，从父母语言能力、语言态度对子女语言学习的期望与规划以及子女的语言能力等方面展开调查，考察英语教育是否对汉语方言存在潜在影响。结果显示，父母对于英语及汉语方言重要性的认识会影响子女的语言态度和语言选择。从语言态度上讲，在感情层面上受访者对普通话和母语方言的评价最高；理智层面上，对普通话和英语的评价最高。在语言学习的重要性方面，普通话最受重视，其次是英语，而方言最低。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受访者对子女的语言学习规划上：虽然从总体上看，大部分父母既同意子女学习英语也同意他们学习方言，但同意学习英语的多于同意学习方言的。从原因上看，不管是同意还是反对英语或方言学习，大部分受访者对子女语言学习的规划都是出于对其工具性的考量。以往研究指出，个体是否认同某语言（变体）取决于该语言（变体）对其是否有用（陈松岑等 2000），而方言消亡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使用者看来其作用越来越小（郭龙生 2008）。此外，谢朝晖、陈蕾（2006）认为英语对汉语存在影响的主观原因是在缺乏母语自豪感的背景下，人们的功利思想对主体性造成了侵蚀。以上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些观点。

以往不少研究（如周薇 2011）发现，受试的职业等社会变项对语言使用存在影响。那么，当父母为子女的语言学习进行规划时是存在一致的倾向，还是同样受到其职业及包括学历和专业在内的教育经历的影响，这便是本文的调查内容。笔者希望通过调查，进一步了解目前我国父母对子女语言规划的影响，并为今后语言规划及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2.调查对象的教育、职业背景信息

参与本调查的人员一共有318名。这些调查对象的专业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调查对象教育、职业信息

关于调查对象的职业背景，本研究按照周薇（2011）的方法，将职业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农失业人员两类，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教师、工程师、会计、医生、公务员、公司职员、律师、建筑师等，工农失业人员1见周薇（2011）对此解释。则包括工人、农民、打工人员、无业者和失业者。调查对象中专业技术人员227人，占71.38%，工农失业人员91人，占28.62%。有关调查对象的教育背景，本研究从学历和所学专业两方面进行考察。学历为初中及以下者56人，占17.61%，高中或中专18人，占5.66%，大专及本科134人，占42.14%，而硕士及以上者有110人，占34.59%。所学专业中，所学专业与英语相关（包括英语、国际贸易、国际法等）的调查者共40人，占12.58%，与英语无关者共278人，占87.42%。

3.父母教育背景对其针对子女语言规划的影响

3.1 父母学历对其子女语言规划的影响

由于与同意子女学习英语和方言的受访者相比，反对子女学习的受访者比例较小，因此，在分析父母学历背景带来的影响时，笔者首先从反对子女学习的受访者角度切入进行分析。

在318名调查对象中，反对子女学习英语的共4人，其中1名为初中及以下学历，3名为大专/本科学历。由于基数太小，此处不做统计分析。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受访者共30人，具体统计见表2。

表2 反对子女学习方言受访者学历分布

表2显示，在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受访者中，硕士及以上14人，占总数46.66%；大专/本科8人，占26.67%；高中/中专3人，占10%；初中及以下5人，占16.67%。由于不同学历背景受访者基数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学历对父母规划的影响，笔者随后统计了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父母在同一学历组群中的比例。结果显示，在组群中反对子女学习方言所占比例最高的是高中/中专，占16.67%，但值得说明的是，该组群基数不大，仅18人，因此结果不具有代表性。随后是硕士及以上组，占12.73%。位列第三的是初中及以下组，占8.93%。比例最小的是大专/本科组，尽管在反对孩子学习方言的受访者中其原始数据位列第二，但由于该组基数较大，因此反对学习的仅占该组的5.97%。

此外，笔者还对各学历组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统计。学历为初中及以下受访者选择最多的原因是“没有使用价值”，平均每人选择频次为1；高中或中专受访者选择最多的是“学习负担太大，只能放弃方言”，平均每人选择频次为1；大专或本科受访者选择最多的是“不喜欢方言”，平均每人选择频次为0.5；而硕士及以上选择最多的是“会说普通话就够了”，平均频次为0.79。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每个学历组不让子女学习方言的原因不尽相同，其中高中学历以下人员中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似乎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方言的价值，硕士及以上学历者虽未直接否定其价值但认为其功能可被普通话替代，没有必要再学习方言，而大专及本科学历者中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则是出于感情方面的考量，因为不喜欢而不学习。

笔者随后考察了受访者同意子女学习英语及方言的原因，从两方面进行比较：选择率位列前三的原因和受访者给出的首要原因，其中选择率不考虑选择顺序，只考虑选择数量，而首要原因则指的是请受访者为选出原因排序时位列第一的原因。不同学历组中，同意子女学习英语原因中选择频次位列前三的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学历组同意子女学习英语前三原因

通过表3可以看到，四组受访者选择最多的原因均为“更好的升学、就业或晋升机会”（四组的首要原因也均为此）。其中除高中/中专组（72.22%）之外，其余三组对此原因的选择率均在85%左右。也就是说，这三组中均有85%左右的受访者让子女学习英语或多或少是出于对他们未来升学、就业、晋升方面的考虑。位列第二的原因有两种情况，其中初中及以下组（80%）和高中/中专组（50%）为“会的东西越多越好”。相比之下，大专/本科组（68.70%）和硕士及以上组（60%）则为更加具体的“与外国人沟通”。差别最大的为选择率位列第三的原因，共有三种情况。其中，初中及以下组（61.82%）和高中/中专组（44.44%）为“与外国人沟通”，大专/本科组（67.94%）为“会的东西越多越好”，而硕士及以上组（59.09%）则是“为了出国留学或定居”。综合以上结果可以发现，所有四组受访者选择最多的三个原因均是出于对英语工具性的考量，排名第一的均为“更好的升学、就业或晋升机会”。与高中及以下学历者相比，大专以上学历者似乎对子女的规划略微明确一些，似乎更加笃定未来子女需要和外国人交流，而其中又以硕士及以上组最为突出，他们中接近60%的人似乎都有让孩子出国留学或定居的规划，认为学习英语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该目标。

不同学历组让子女学习方言的原因中选择占前三位的原因，如表4所示。

表4 不同学历组同意子女学习方言前三原因

表4显示，选择让子女学习方言的原因时，初中及以下组（80.39%）和高中/中专组（80%）选择最多的均为“与爷爷奶奶等家人沟通”。也就是说，这两组受访者最看重的是方言在家庭生活方面的使用。大专/本科受访者选择最多的原因是“为了生活方便”（77.78%），而硕士及以上组选择最多的则是“为了融入社会”（75%）。相比之下，后两组似乎更看重方言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使用。在后两位原因中，有三组受访者选择了“为了传承文化”。在高中/中专组（66.67%）和大专/本科组（71.43%）位列第二，在硕士及以上组（57.29%）中位列第三。这说明，高中以上学历的受访者承认方言的文化载体作用，并且较为看重方言的这种文化功能。另一个较为明显的区别在“方言代表籍贯特征”这一选项上。在初中及以下组以及高中/中专组受访者中，该选项选择率位列第三，但却未出现在大专/本科组及硕士及以上组选择最多的前三个原因中。此外，笔者还比较了每组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其中，初中及以下组、高中/中专组以及大专/本科组受访者列在首位的原因中比例最高的均为“与爷爷奶奶等家人沟通”。和上文中总体选择量相比，初中及以下组和高中/中专组两项结果完全一致，而尽管在总体数量上“与爷爷奶奶等家人沟通”这一原因只排在大专/本科组的第三位，但却是首要原因中选择最多的。换句话说，虽然与爷爷奶奶等家人沟通并不是大专/本科受访者同意子女学习方言选择最多的原因，但该组中最多受访者将其作为让子女学习方言的首要因素。与前三组不同，硕士及以上组中，最多受访者将“为了融入社会”作为让子女学习方言的首要考虑因素，说明硕士及以上学历受访者更看重方言在社会中的使用价值。

3.2 父母专业背景对子女语言规划的影响

由于仅4名受访者反对子女学习英语，超过98%的父母同意子女学习英语，因此本研究不就专业背景是否影响他们同意或反对子女学习英语展开详细讨论。在曾学习专业方面，本研究考察了受访者所学专业与英语相关时是否影响他们对子女学习英语的规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专业背景对同意子女学习英语原因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318名受访者中40名曾经学习专业背景与英语相关（英语、国际法、国际贸易等），他们均愿意子女学习英语，而专业背景与英语无关的共278人，其中274人愿意让子女学习英语。专业背景与英语相关（87.50%）和无关（84.67%）受访者选择最多的都是“为了更好的升学、就业或晋升机会”。与英语相关受访者选择率第二的为“与外国人沟通”（72.50%），而与英语无关受访者选的则是“会的东西越多越好”（64.23%）。比较位列第二的原因可以看到，专业与英语相关者让子女学习英语的目的更加具体，更加确信子女会有与外国人交流的机会。在第三个原因上，65%的专业与英语相关受访者选择了“为了出国留学或定居”，而61.68%与英语无关专业受访者则选择了“为了与外国人沟通”。结合第二个原因来看，专业背景与英语相关的受访者在对子女的规划中似乎更愿意他们与外国或外国文化接触，因而希望他们能够学习英语。比较代表语言态度中感情层面的两个原因可以发现：55%的与英语相关专业受访者选择了“喜欢英语国家或文化”，英语不相关受访者则是40.88%；42.50%英语相关受访者选择“喜欢英语”，英语不相关者则是37.59%。也就是说，出于感情原因让子女学习英语的英语相关专业受访者多于无关专业受访者。

以上结果显示，不管专业背景如何，受访者同意子女学习英语的最重要原因都是其在升学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意子女学习方言则是因为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但现在很多人都有语言功利思想（陈松岑等 2000），结合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原因可以看到，有的父母由于看中语言的经济价值，或是说在求学、就业、升迁等方面的作用，而看高英语，看低方言。极端者认为方言没有使用价值，稍微温和一点的受访者也认为由于方言的使用集中在日常生活，因此完全可以被替代。从这种意义上说，英语间接影响了青少年儿童的方言学习。

4.父母职业背景对子女语言规划的影响

在调查对象中，专业技术人员227人，占71.38%，工农失业人员91人，占28.62%。接下来，笔者就这两类职业受试者关于英语及方言学习的规划及相关原因展开分析。由于与同意子女学习英语和方言的受访者相比，反对子女学习的受访者比例较小，分析父母职业背景对子女学习英语和方言的规划时，笔者首先从反对子女学习的受访者角度切入进行分析。

反对让子女学习英语的4位受访者均为专业技术人员，其中1人为小学教师，而其他3人均为公司职员。总结他们不让子女学习英语的原因发现，其中3人认为现在学习压力太大，学的东西太多，2人认为中国人只要会自己的语言就好了，2人认为英语太难，1人认为英语没有用处，还有1人选择了其他原因。由于基数太小，此处不做进一步统计分析。

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30人情况如表6所示。

表6 反对子女学习方言受访者职业分布

表6显示，在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受访者中，专业技术人员22人，占总数的73.33%，工农失业人员8人，占总数的26.67%。但由于不同职业受访者基数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更准确地反映职业对子女语言学习规划的影响，笔者随后统计了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父母在同一职业组群中的比例。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专业技术人员占该组群的9.69%，而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工农失业人员占该组群的8.79%。可以看出，两组差异不大，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受访者均占所在职业组群的9%左右，其中专业技术人员略高。

此外，笔者还对两个职业组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统计，发现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选择最多的原因是“会普通话就够了”，平均每人选择频次为0.45，其次为“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平均每人选择频次为0.41；工农失业人员选择最多的是“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平均每人选择频次为0.75，其次为“学习负担太大，只能放弃方言”，平均每人选择频次为0.63。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两组人员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一个重要原因都是认为方言现在的使用价值有限。对专业技术人员来说，方言受到了来自普通话较大的冲击，其使用功能受到了来自普通话的压制，而对工农失业人员来说，他们的选择似乎还受到现有学生学业压力的影响，由于学习东西过多而不得不放弃方言学习。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每个组群受访者基数太小，偶然性较大，不能完全代表该职业组情况。

关于受访者职业背景对子女语言规划的影响，本研究最后统计了受访者同意子女学习英语及方言的原因。其中，不同职业调查对象同意子女学习英语原因中选择率前三的如表7所示。

表7 不同职业受访者同意子女学习英语前三原因

根据表7，两组职业背景受访者选择最多的原因都是“为了更好的升学、就业或晋升机会”，相比之下工农失业人员（87.91%）选择率稍高于专业技术人员（83.86%）。该原因同样也是两组人员选择最多的首要原因，其中46.15%工农失业人员和 47.98%专业技术人员首先选择了该原因。两组人员选择率位列二、三的原因则有一些区别。66.08%的专业技术人员选择了“为了与外国人沟通”，使其成为该组选择率第二的原因，而该原因是工农失业人员选择第三的原因（52.75%）。专业技术人员选择第三的原因则是“为了出国留学或定居”（61.88%），高于工农失业人员位列第三的原因（52.75%）。但对比选择第二的原因可以发现，70.33%的工农失业人员选择了“会的东西越多越好”，高于专业技术人员选择第二的原因（66.08%）。除此之外，从排列二、三的原因可以看出，专业技术人员让子女学习英语的原因似乎更加具体，是为了让他们与外国人沟通、出国定居或留学，而工农失业人员的原因则稍显笼统，认为会的东西越多越好。

不同职业背景受访者让子女学习方言的原因如表8所示。

表8 不同职业受访者同意子女学习方言前三原因

从表8可以看出，专业技术人员（64.88%）和工农失业人员（62.65%）选择的原因中总数排名第三的都是“为了传承文化”。除此之外，另一个共同点是“为了生活方便”，都位列两组受访者选择的前三。在工农失业人员的选择中，该原因位列第二（65.06%），但却为专业技术人员选择最多的原因（71.71%）。差异较大的是“与爷爷奶奶等家人沟通”，该原因位于工农失业人员选择的首位（74.70%），但并未进入专业技术人员选择的前三。与之类似，“为了融入社会”位列专业技术人员选择的第二位（70.24%），但未进入工农失业人员的前三。两组人员在首要原因上同样存在区别，专业技术人员中57人（27.80%）将“为了融入社会”列为最重要的原因，而工农失业人员中27人（32.53%）认为“与爷爷奶奶等家人沟通”是让子女学习方言最重要的原因。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家长让子女学习英语最重要的原因均是因为其在当前中国教育、职场的重要性。对于方言而言，专业技术人员相对而言似乎更重视方言在社会范围的功能性，而工农失业人员则更看重汉语方言在家庭范围的功能性。相比之下，英语的作用当前似乎是较难被替代的，而方言不管是在社会范围或是家庭范围似乎都可以被普通话替代。这也反映在部分反对子女学习英语的受访者的问卷中，有的父母认为方言的作用越来越小，没有使用价值，有人认为会说普通话就够了。也正是由于英语和方言在功能性上的差距，工农失业人员在认为子女学习压力过大时，选择让他们放弃学习方言而非英语。因此，英语间接地对方言的习得造成了挤压。

5.结语

本研究调查了不同教育、职业背景的父母对子女英语及方言学习的规划及相关原因。结果显示，受访者无论具有何种学历，他们在看待学习英语的最重要的原因方面具有一致性，即认为英语在升学、就业等方面对子女具有重要作用，而学习方言的原因方面都锁定方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其中高中以下学历的父母最看重的是方言在家庭生活方面的使用，大专以上学历的父母似乎更看重方言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使用。从职业背景来看，受访者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方言现在的使用价值有限。可见，对于父母来说，英语由于其使用价值在当代中国人的升学、就业等方面高于方言而影响了他们对子女的语言规划，这对他们子女的方言学习和使用产生了间接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对工农失业人员来说，他们对子女的语言规划似乎还受到其子女学业压力的影响。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工农失业人员觉得子女学不学方言无所谓，包括英语在内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而只能放弃从功利性看来价值最低的方言，这也进一步反映了英语教育对方言学习的间接消极影响。

上述发现对于提升方言维护工作的针对性具有重要的启示。在新的国家安全观下，语言文字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语言文字安全的研究不应只考虑汉语普通话，因为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值得关注。通过对不同职业及教育背景的父母有关子女语言学习规划及原因的对比，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强对方言重要性的宣传，并可以开展一些与方言相关的文化活动，努力提升方言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社会地位。高中及以下学历组父母让子女学习方言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让子女与爷爷奶奶等长辈交流，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些长辈过世，而家中所有成员都能熟练使用普通话或其他语言后是否就不需要再学习方言了呢？反对子女学习方言的该学历的父母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方言的价值。因此，不难看出关于方言在文化传承、身份象征等方面重要作用的宣传仍然不可或缺。此外，除了进一步加强语言功能规划，明确包括英语、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在内各语言（变体）在各功能层次的价值与作用（赵沁平 2007），还必须将这种功能规划向大众普及。在调查中可以看到，不同职业、不同教育背景的父母都因看重在求职、求学方面的实用性，出于功利心理而让子女学习英语。对于不少受访者而言，学习某语言（变体）是否有价值完全取决于其是否利于子女获得更好的升学就业机会。针对这样的情况，在宣传中让大众认识到不同语言（变体）的价值和作用体现在不同功能层次便显得尤为重要。最后，这种宣传还需充分考虑宣传对象的差异。例如，在高中及以下学历人员集中区域，需从文化等方面从根本上加强对方言及保护方言重要性的宣传，而针对高学历人员集中区域则可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宣传方言的不可替代性；针对专业技术人员，可进一步加强方言在家庭中重要性的观念，而针对工农失业人员则可进一步推广方言在其他领域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研究受访人数超过了300，但在某些部分，如反对子女学习英语或汉语方言时受访人数基数太小，在统计学意义上不具代表性。期望今后开展更大规模的调查，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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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亚雄、崔颖，2009，方言保护——文化多样的视角 [J]，《语文学刊》（7）：134-136。

陈新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语用学、外语教育、语言政策与规划。电子邮箱：cxr3354182@163.com

（责任编辑：曹佳）

何荷，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语用学。电子邮箱：hhselma@hotmail.com

* 本文系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2012年度委托项目“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与地位研究”（项目编号：WT125-3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