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海国魂（上）

蒋巍　里夫　叶文

推荐语：

在国家和民族的灾难面前，作家不能闭上双眼。报告文学向来以富于担当精神著称，在国家有难、民族有忧时，报告文学作家总是挺身而出，甘冒危险，现场采访，迅捷反映。98抗洪，03非典，08汶川地震，10玉树地震，报告文学作家总是第一时间抵达现场，采写下了一批感人至深的作品。作为一种以真实性见长的文体，报告文学还承担着极其重要的备忘及提醒功能。在历史渐行渐远时，报告文学作家亟需发一声猛喝，警醒沉湎在繁杂世务中的人们，千万不能忘了国殇国耻，不能忘了历史的悲剧和民族曾经蒙受的巨难；更不能忘了为民族自由独立而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战英雄。1931年开始的长达十四年的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痛无伦而又光辉灿烂的一页。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不少报告文学作家纷纷投入抗战题材创作。何建明出版了六十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王树增完成了一百三十万字的《抗日战争》，余戈出版了《1944：腾冲之围》……蒋巍是一位富于正义感、性情张扬的作家，在适逢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他独辟蹊径，从殉国将领的角度，重返抗战历史现场，重温国难民殇，重述残酷战争，警示国人不要忘了灾难深重的过去，不要忘了民族英雄，更加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更加发愤图强，让世界上和平的力量不断强大，让人间远离战争，永保太平，这是一部来得正是时候的战争与和平备忘录。蒋巍将殉国英烈马占山、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的英勇伟绩写在纸上，用文学的形式向英烈致敬，建立起一座文字的纪念碑。这，大概正是蒋巍创作的初衷和出发点吧。

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

——习近平

第一章 殉国第一将和

抗日第一战

中国抗日殉国第一将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抗日殉国第一将叫杨特，1928年牺牲于“济南惨案”中。杨特，1894年生于长沙，少时饱读诗书，后接受孙中山革命号召，立志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遂报名从军，在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起义中作战英勇，后被选入孙中山南京总统府卫队。1928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40军独立炮兵团团长。

其时，日本田中内阁见我北伐节节胜利，中国统一在望，深恐其“在华利益”被剥夺，决定以“保护侨民”为由，派遣第六师团5000人在青岛登陆，4月20日侵入济南，枪杀中国军民，蓄意制造事端。5月1日，杨特率部随北伐军进入济南，受到日军阻止。3日上午，日军开枪打死我军在街上张贴标语的士兵，并要强行通过我防地。我军不许，冲突遂起，日军沿街屠杀，奸淫掳掠，中国民众在路上行走，在商店购物，甚至在澡堂洗澡，在理发店里理发时，只要被日本兵碰上即遭杀害，是为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当时杨特正在军部开会，闻街上枪声大作，上级令他立即返回驻地，准备率部自卫。杨特的车驾途中遇上日军，突遭敌机枪扫射。杨特腿部负伤，两名卫兵把他架下车，送往近处医院救治。紧急之中卫兵们没注意到，这是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杨特送进急诊室后，长时间无人理睬，终因流血过多，救治不力，不幸罹难。临终前，杨特一定觉得自己过于书生气了，恨恨遗言说：“可惜没能向鬼子开上几枪，死也闭不上眼睛啊！”

一年后，日军被迫撤离济南。第40军经多方寻找，在日本医院后院发掘出杨特及两名卫兵的尸体。国民政府追认杨特为烈士，追授少将军衔，并将其尸骨运回长沙，拨光洋一万元在岳麓山修墓安葬，遗孀每年抚恤费光洋800元。长沙当局在天心阁一侧建“国耻纪念亭”。新中国成立后，亦按规定抚恤杨特夫人，直至老人过世。

抗日第一战

1931年11月，龙江大地北风怒号，秋叶飘零。中日两国的命运大决战首先在边塞远城齐齐哈尔燃起战火。两军隔江对峙，江桥阵地上硝烟滚滚，枪炮齐鸣，东北汉子们个个打红了眼，“妈了个巴子！给我打，往死里打！”挥枪怒吼的就是马占山。

这句骂人的话证明他是大东北的“土特产”。

小个子，土黑脸，八撇胡，走路飞快像泥鳅，却傲气冲天；没上过学，不识几个大字，却有一首诗刻在庐山上；胡子出身，当过山大王，绑票“砸窑”（打家劫舍）的事儿干了不少，却是首开武装抗日的第一个中国将领；他的爱国情操和惊天胆识鼓舞了全国，无人不称颂“胡子将军”，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专门推出“马占山牌”香烟；时过不久，他又成了中国第一个降日“叛将”，一时间麾下众叛亲离，烟厂愤而销烟，举国发声怒骂；声讨之声甫起，转眼间他又拉出队伍重挑抗日大旗，鬼子暴跳如雷，国人目瞪口呆；后来亲往蒋委员长的庐山别墅“美庐”请缨，前脚刚迈出大门，一声“妈了个巴子”就脱口而出。

有胆有识，狡猾多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一个传奇人物，一生无愧“民族英雄”四个大字。

长久以来流行的说法是马占山打响了“抗战第一枪”，其实这是不准确的。笔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当夜，北大营部分官兵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爱国主义精神，突破“不抵抗”之令，奋起反击日寇，打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当时，驻扎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大部分官兵受制于上级“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的命令，无法组织有效反抗。第620团团长王铁汉听到枪炮声，从附近家中疯跑回营地，喝令部下：“赶快操家伙”！官兵们早已气炸了肺，随即进行了坚决的自卫还击，掩护全旅冲出日军包围。战斗中我第七旅伤亡中校以下官兵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9月19日，日军进攻长春，我守军部分官兵也进行了激烈抵抗，毙伤日军中队长以下145人。

因此可以确定地说，王铁汉在北大营领导的第620团的自卫反击行动，当是突破国民政府禁令、打响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枪。王铁汉高大威猛，英眉朗目，1905年出生于辽宁盘山，家境贫寒，青年时代考入北大预科，后弃学从军，是有名的儒将。抗战中升任第49军中将军长，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曾主持杭州日军受降，著有《战争论》等书，1995年病逝于台湾，享年90岁。

“妈了个巴子！东三省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丢了，小六子（张学良乳名）不打，老子打！”时年46岁的马占山怒目圆睁，把驳壳枪往桌上一拍，“怕死的、想老婆孩子的孬种，老子一概不留，麻溜儿滚蛋！愿意跟小鬼子死抗的，把脑壳儿掖在裤腰带上，跟老子干！”张学良在家排行老大，不知为什么老爹张作霖给他起了个乳名“小六子”。后来他虽然做了少帅，东北军元老和高级军官们私下仍然叫他“小六子”。

1931年10月20日，为准备江桥抗战，马占山在齐齐哈尔召开了首次军事会议。正是这场抗日首战，让胡子将军马占山名垂青史。

1885年，马占山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一个贫苦农家，少年时给地主姜大牙放马，练出一身好骑术，翻飞纵跳如履平地，脚勾住马蹬，人可以倒悬在马肚下藏身。后来他不满姜大牙欺压，18岁时上黑虎山当了胡子“炮头儿”（第一神枪手），后来又当了“翻垛的”（师爷），因足智多谋，精于骑射，为人仗义，不久成了山大王。他大字不识，大事却不糊涂，知道当胡子没出路，1911年决定退出江湖从军报国，也为自己找一条出路。1920年马占山随军调到黑龙江省，因剿匪有功一路擢升，从连长、团长到旅长，1928年升任黑龙江骑兵总指挥，1930年10月出任黑河警备司令。

江桥之战，是日本侵占东三省遇到的第一次顽强抵抗。关东军总部大为恼怒，决定直接出兵。但当时日本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对苏联有所顾忌，一度不许出兵。直到得知苏联“对交战双方都不予支持，严守中立”的表态后，才同意关东军直接出战。11月2日，关东军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守军在3日午前必须自嫩江铁桥后撤至10公里以外，马占山严辞拒绝。

4日上午，日伪军4000余人在飞机重炮的火力支持下发动进攻，曾一度突入我方阵地，双方展开白刃战。我官兵不畏牺牲英勇杀敌，喊杀声震撼江天。日军不支，全线溃退，在江岸芦苇地又遭我军伏击。是役，我军伤亡400余人，日伪军伤亡1000余人。

5日上午，日伪军调集8000余人，分两路渡江发动进攻。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我军火力齐发，横射江面。部分敌军登岸后，又遭正面反击和两翼包抄，不得不就地转为防御。是役我军伤亡200余人，日军死亡167人，伤600余人。

6日，从沈阳等地调集的日援军赶到，企图解救被困日伪军，双方再次展开白刃战。此日我军队伤亡1850余人，毙日伪军2000余人。日军滨本支队被全歼，高波骑兵队伤亡殆尽。

经过两天三夜鏖战，我官兵伤亡甚巨，疲困异常，加之前沿阵地已被摧毁，马占山将主力撤至18公里后的三间房第二道阵地，以骑兵第一旅与步兵第一旅重新组织防御，同时电请张学良火速增援。

7日晨，大批日伪军在飞机掩护下，向三间房猛攻。战至午后我军将日伪军击退，毙伤日军600余人、伪军千余人。在敌机俯冲扫射、狂轰滥炸之际，我守军仰卧地上，用步枪击落了敌机一架。事后检查其残骸，两翼有26个子弹洞，这是中国对日作战史上击落的第一架敌机，日本飞机自此不敢低飞。日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停止进攻，返回驻地。

江桥抗战第一阶段以我军告捷、日军大败而结束。

第二阶段，气急败坏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从各地及朝鲜又调集大批援军，总兵力增至3万余人，而我守军只剩1.3万人，且枪支弹药严重不足。从12日开始，日军集中重兵，发动了第二波大规模进攻，日军第2师团司令多门中将亲到前线督战。这次他变得聪明多了，不敢再派部下硬冲，只用炮火和轻重机枪全力压制我方火力，逼我后撤。马占山气得暴跳如雷，吼道：“妈拉个巴子！打不着鬼子，那还叫抗战吗！”14日，他令部队减弱火力，放敌接近，然后突然发动反击，我军一鼓作气，将日军逼退30余公里。双方连续激战至18日，日军又增加飞机12架、坦克12辆、大炮30余门，以猛烈炮火将我方战壕全部摧毁。我军“不得饮食，疲饿过甚”，实在无力支撑下去。18日下午，马占山率残部2000余官兵撤出战斗。19日，日军5000余人侵占齐齐哈尔，江桥之战结束。

撤退路上，参谋向他报告部队伤亡情况。马占山吼道：“我不听，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你就说鬼子死了多少吧？”

参谋说：“不算伪军，鬼子死了近千人，伤近千人。”

马占山哈哈大笑：“这些鬼子扔在中国土地上，让日本寡妇哭也找不到坟头，这一仗值了！”

江桥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英勇首战。它一扫中国军队软弱可欺和“不抵抗”之屈辱，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及孤立无援的条件下，对日本侵略者实施的第一次大规模抗击。

江桥抗战失利后，马占山余部撤到克山县、海伦县一带，孤守待援，并很快在海伦成立了抗战省政府，积极整顿军事，将来自省内外自愿参战的人员充实作战部队，并新编了一个1500人的“学生团”，继续与日寇周旋。

1932年4月，马占山在黑河重新组织了黑龙江省政府，并以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兼省主席名义通令各县：所有行政系统一律听从黑省政府之领导，违者以叛国论罪。接着，他调兵遣将，联合黑、吉两省抗日义勇军七万余人，成立了黑龙江救国军，众将一致推举马占山为总司令。4月中旬，他指挥大军南下，意在收复哈尔滨，一路攻城破县，所向披靡，百姓列队欢迎。但因内应马占山旧部程志远叛国投敌，导致马军大败，突围后转入兴安岭。马占山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只剩11粒子弹，加其余五人，子弹也不足百粒。他们搜山时我们藏于树内，曾眼见有8个日本兵托着枪，恶鬼似的一步一步搜来……我们看他们行近，一枪一个，将8个鬼子全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用他们的子弹，才打出重围。”

此后，马占山矢志不移，召集余部补充兵员，又相继组织义军攻打齐齐哈尔，再转战拜泉、明水、青冈、巴彦等地，终因兵力不足孤立无援，于12月败退苏联境内。在国内戎马倥偬，抗战事急，军政要务集于一身，到了苏联他才有时间学习文化，据说学写的头三个字就是“马占山”。这以后他一直认真读书并且坚持不懈，学养大有长进。1933年6月6日，游历欧洲各国后，他经香港回到上海。1933年7月到庐山晋见蒋中正期间，马占山特意到庐山西麓的株岭拜谒岳飞母亲和夫人的陵墓。望云卷云舒，听天风浩荡，忆东北鏖战，马占山心潮激荡，吟诗一首：

百战赋归来，言游匡山麓。

爱此嵚崎石，状如於菟伏。

摩挲舒长啸，狂飚振林木。

国难今方殷，国仇犹未复。

禹迹遍荆榛，恐汝眠难熟。

何当奋爪牙，万里飞食肉！

全诗激荡着炽热的报国情怀，句句震金石之声。专心学文化不过两年，能写出如此好诗，足见他用功之苦。

此后，马占山又做了几件名留青史的大事：

1936年12月听闻西安事变，即速前往，公开表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爱国之举，并在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上参与联署；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占山先后任东北挺进军司令、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黑龙江省主席等职，一直坚守在大西北，屡与日寇浴血奋战，直至抗战胜利；

1938年8月，他带领参谋长戴齐仁、交际科长杜海山、副官张凤岐等人，赴重庆请示抗战事宜，归途中决定到延安拜见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路上他兴致勃勃，情致大发，见一只山鸡从草丛中飞出，当即举起猎枪——砰的一响，山鸡应声落地，没想到枪膛也爆炸了，他的右手拇指、中指和食指被炸断，随从人员当即把他送进延安医院。伤愈出院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为他召开欢迎会，毛泽东亲致欢迎辞，赞扬他是始终如一的爱国将军、民族英雄；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中正派马占山赴东北，出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等职，但坚决反对内战、对中共十分友好的马占山未去就职，长期称病避居北平；

1948年底，马占山听取中共地下党意见，出面邀请国民党名将邓宝珊前往北平，劝告傅作义放下武器。1949年1月，马、邓、傅三人共同响应中共和平解放北平的号召，宣布起义，为推进全国解放和保护古都建立了历史性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马占山寓居北京。1950年6月初，毛泽东委托专人打来电话，邀请马占山出席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但其时他已是癌症晚期，没能与会。1950年11月29日因病去世，终年66岁。

第二章 冻死、饿死、

战死的东北抗战将士

东北抗联的主要有以下部队：

第一军：杨靖宇（牺牲）任军长兼政委，活动于南满；

第二军：王德泰（牺牲）任军长，魏拯民（牺牲）任政委，活动于东满；

第三军：赵尚志（牺牲）任军长，活动于哈尔滨东部各县；

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活动于宁安、密山一带；

第五军：李延平（牺牲后周保中接任）任军长，活动于宁安、穆棱、林口一带；

第六军：夏云杰（牺牲）任军长，活动于汤原、萝北等县；

第七军：陈荣久（牺牲）任军长，活动于吉东；

第八军：谢文东任军长（后叛变），活动于依兰、方正一带；

第九军：李华堂任军长（后叛变），活动于汤原、勃利一带；

第十军：汪雅臣（牺牲）任军长，活动于舒兰、苇河一带；

独立师：祁致中（牺牲）任师长，活动于勃利、富锦、桦川。

严格地说，牺牲的抗联军长其实都是游击队长，手下官兵不过几十人数百人，一个军总数最多两三千人，叫“军长”是为了壮大声势、吓唬敌人的。他们明知内地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等于把他们抛弃了——而且还在大打内战，围剿红军；他们更知道自己的队伍势单力薄，寡不敌众，但在中共领导下依然坚持斗争直至牺牲，这更让我们抱有深深的敬意。

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战，大体上分为两大浪潮：先是东北军余部和民间自发组织的义勇军应声而起，战至1932年底大部溃散，国民党力量基本退出东北；后是中共派出大批干部如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中、李延禄、李兆麟、童长荣、冯仲云、魏拯民等，深入各地组织抗日游击队，奋起杀敌。至1942年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指挥员和部队大部牺牲，仅有六百余人退入苏境，剩有小股坚持到抗战胜利。

中国东北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是最为艰苦卓绝和最为悲壮的血泪篇章。调查、查阅、翻读相关资料、著述和回忆文章，我们的心不能不为之颤痛并无数次地潸然泪下。

“九·一八”事变后，家仇国恨在东北大地像野草一样到处疯长，抗日烽火风起云涌。虽然大部东北军撤回关内，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留守残部、流散军人、警察、厂主乡绅，还有无数民众、草根甚至包括土匪，都揭竿而起，迅速组织起数百个大小抗日义勇军，展开大规模的自发抗战，人数最多时达30万以上。其中获得张学良“委任状”的义勇军司令就有数十个：在辽宁的首领有黄显声、熊飞、邓铁梅、苗可秀、唐聚伍等人，在吉林的首领有李杜、冯占海、王德林等人，在黑龙江的有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张甲洲（清华学生）等人。他们抢城夺县，袭击据点，破坏铁路桥梁，伏击出袭之敌，日军不胜其扰，汉奸心惊肉跳。普通老百姓虽然无力回天，但成伙的、零星的、一棒子打死或一条绳勒死鬼子的抵抗从未停止。有人领头这么干，没人领头也这么干，整死一个少一个，整死两个赚一个，干死拉倒。从黑河到辽河，从兴安岭到山海关，鬼子今天少一个，明天没两个，尸首都找不到影儿。那些占山为王的胡子（土匪，因常年躲在深山老林，胡须丛生，顶多拿剪刀剪剪，故有此称）神出鬼没，多如牛毛，一些胡子头儿今天反了明天叛了，晚上逮着汉奸就抗日，早晨鬼子来了就投降。大年三十儿的晚上，大东北浩浩荡荡去给老祖宗烧纸磕头，没有眼泪却哀嚎震天，那是哭给鬼子听的——从古到今，谁想亡了中国，没门儿！

日本法西斯军队对东北军民的反抗进行了疯狂镇压，截止1932年底，共打死打伤我抗日义勇军13万余人，屠杀平民58248人（国民政府驻英使馆报告）。仅在1932年9月16日在抚顺平顶山，就一次屠杀我村民近2000人，几个村屯灭绝。日军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即在东北起源，随后施行于中原大地。至1933年春，在日军重兵清剿之下，各路抗日义勇军损失惨重，总计伤亡13万人左右，溃散7万余人，退入苏联和内地各3万人。剩余部分加入中共领导的抗联和游击队，坚持打击日寇，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敌后游击战的丰富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东北武装力量随之崛起。中央及满洲省委派出多位“战将”进入各地，发动抗日游击战：周保中、李延禄、李兆麟进入义勇军，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先后到南满，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军委书记赵尚志到黑龙江，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

东北抗日联军的旗帜随之飘扬在白山黑水之间。

面前是庞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军国主义战争机器，背后是遥远的内地和一度“不抵抗”的国民政府，身边是茫茫的林海雪原、极寒天地。日军用刺刀和焚烧逼迫老百姓迁村并屯之后，战士们没有棉衣和枪弹、缺医少药、断粮绝炊……他们过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日子，进行着近乎没有希望的“以卵击石”式的战斗；他们明白光复之日十分遥远，甚至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但是为了民族独立和祖国的尊严，他们依然赴汤蹈火，百战不休，万死不辞！

他们是全民抗战之先锋，为中国军人、中国人民做了表率！

请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首先为他们而作的。那是1934年冬，上海电影厂家要拍《风云儿女》，请田汉作主题歌，但他未来得及动笔就因参加救亡活动被当局关进龙华监狱。铁窗囚室更激发了田汉的热血肝胆，他把歌词写在烟盒纸上，让探监的家人偷偷带了出来。1935年元旦过后，歌词送到著名青年作曲家聂耳手上，那时他已创作了《大路歌》、《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卖报歌》等。看了田汉的歌词，聂耳激情勃发，热血沸腾，一夜之间谱成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激昂的歌声伴随着电影《风云儿女》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一柄熊熊燃烧的火炬，永远激励和引导着中华民族前进！

7月，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海滨溺水而亡，《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他献给中华民族的伟大绝唱！

杨靖宇：仰天长啸的头颅

1932年11月，东北进入滴水成冰的严冬，苦战一年的马占山将军正率残部向苏联方向败退。这一天，人高马大、气宇轩昂的杨靖宇出现在吉林省东南部磐石县的深山老林。他头戴狗皮帽子，身穿黑面棉袍，腰揣20响驳壳枪，伪装成收山货的行商，独步上山，径直闯进一绺胡子“常占队”的山寨。胡子头常占披着狐皮大氅，恶声恶气问：“你哪个绺子的？找我啥事？”

杨靖宇说：“我不是来找你的。听说你和共产党的磐石游击队联手打鬼子，我是来找他们的，请你帮着传个‘海叶子（黑话：送信）。”

常占那张黑脸顿时紫了，冲手下一挥手怒喝：“给我捆了，拉出去毙了！”

杨靖宇大惊，说：“我听闻常司令行走江湖，为人仗义，而且是个抗日英雄。明人不说暗话，我杨靖宇就是共产党，奉上级之命来找磐石游击队参加抗日，你要杀我，总得说个理由吧？”

常占定睛瞅瞅气宇轩昂、从容淡定的杨靖宇，看样子像共产党的大官，于是恨恨地把他和磐石游击队闹翻的原委讲了一遍。原来前不久两家联手打了一仗，从鬼子据点缴获了40支枪和一批粮食、布匹和战马。但双方就如何分配这些战利品吵了起来，游击队有点儿瞧不起“常占队”，一气之下毙了6个胡子，带着全部战利品扬长而去，挑旗另立山头，报号“五洋”。

杨靖宇当即表态：“如果属实，这是他们的不对。请你帮我接上头，我保证让他们还枪还物，向你赔礼道歉！我还可以保证，只要常司令坚持抗战，咱们永远是一家人！”

这件事办得利利索索，常占心服口服，从此成了杨靖宇的铁杆粉丝。随即杨靖宇废掉游击队的“五洋”胡子报号，正式打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的旗号。1933年春，在日本军官指挥下，几绺胡匪“东江好”、“毛团”、“四季好”上千人合股向南满游击队发动三次讨伐，杨靖宇或伏击来敌，或发兵奇袭，或包抄后路，打得胡匪死伤惨重，狼狈逃窜；击毙日军十几人，缴获数十支长短枪和近两万发子弹。5月，游击队分队长李红光率队化装成“皇军”，直入通化县一个敌营营部，一枪未发，当场缴械50多支枪。杨靖宇很快威名大震，引起关东军司令部的注意，判断此人绝非“小小的土匪”，而是“大大的共匪首领”。

鬼子说对了。时年不足30岁的杨靖宇早就是一名战将。1905年，他出生于河南确山县一个农民家庭，原名马尚德，18岁考入开封工业学校，20岁加入共青团，大革命时期当选确山县农协会长。1927年春，为迎接北伐军，他振臂一呼，组织起上万人的农民军，经三天激战攻占了确山县城，自任县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他身高1.93米，膀大腰圆，威风凛凛，因化名张贯一，人送绰号“张大个子”。大革命失败后，杨靖宇创立了当地第一支红军，后三次被捕三次机智逃脱，老百姓称他是“神行太保”，“来无影去无踪，说到就到”，“张司令”之名威震八方。党组织觉得他在河南太出名了，不利工作，遂派他潜入东北组织抗战，自此改名杨靖宇，表达了他荡平日寇之志。在东北，杨靖宇先后任抚顺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后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不过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官远非像今天影视宣扬的那样，个个西装革履，混迹于上流社会，在灯红酒绿中传个暗号或情报什么的。他们都是地道的苦力，杨靖宇在抚顺下矿井挖煤，在哈尔滨拉黄包车，整天食不果腹，衣不蔽身，那张方正大脸永远是黑的。

磐石游击队连战皆捷，日益壮大，并打出一片河里抗日根据地。经中共省委批准，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军长兼独立师师长、政委，李红光任参谋长。各路坚持抗日的绿林好汉，闻风纷纷率队投奔旗下。1936年7月，该师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军部下辖教导团和3个师，计30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由此诞生！

不久，一军、二军合并成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二军创始人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

在日伪重兵包围和多次围剿下，杨靖宇组织了多次神出鬼没的奇袭，最著名的一战是“南满千里大迂回”。

1935年秋，河里根据地成了敌人重点“讨伐”地，周围每一座村庄、每一条要道都被死看死守，严加封锁。8月中旬，杨靖宇率军部教导团向西突进，20日向驻守柳河的伪军300余人发起猛攻并展开白刃战，毙伤敌人60余名，缴枪150支，迫击炮1门，胜利突出重围。杨靖宇料到敌军肯定会大兵云集，在柳河一带围堵，于是佯作西进，然后突然掉头转向东南，大踏步行进数百公里，进入通化、浑江境内，将敌人上万“讨伐”大军全部甩在身后。10月中旬，杨靖宇又开始第二次“指挥”敌人，为河里根据地解围。他将教导团一分为二，一部打着“杨靖宇”的旗号，以急行军速度向东直插，进至位于中朝边境上的辑安，毙伤俘敌二十多人，缴获步枪二十五支和一大批棉布，解决了部队的冬装。他本人率少数部队，西进桓仁，与失利的一师合兵一处，在此悄悄休息。

杨靖宇先在柳河突围，转眼又出现在几百里外的辑安，让指挥“大讨伐”的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芷山大为震惊。他思来想去，认为这两地出现的杨靖宇可能都不是真的，于是决定“以静制动”，看看真正的杨靖宇会在何地露头。

敌军按兵不动，河里之围难解，让杨靖宇大感意外，不过他迅即构想了一个更大战机：为进行这次大讨伐，沈阳伪军大部出动，辽南地区防御空虚。他当即决定向千里之外的辽南长途奔袭：你打我的后方，我打你的后方！

11月下旬，杨靖宇率领教导团和一师一部昼夜兼程，28日攻下距河里千里之遥的宽甸县步达远镇，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要光复沈阳、解放辽东半岛，然后挥师“南下”。消息传开，整个南满为之震动，大连、沈阳等地的日伪政权紧急电问于芷山，刚刚打下步达远镇的是不是杨靖宇？抗联到底有几个杨靖宇？于芷山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急调驻防沈阳的伪军前往辽东半岛防御。杨靖宇当众率部“南下”，做出攻大连的姿态，半路却折向西北，两天一夜急行三百里，悄悄到达本溪城外，对本溪郊外的一座日本碱厂发起突袭。天哪！杨靖宇怎么越打越多？他到底在哪里？于芷山晕了头，又急令“讨伐军”奔回本溪，部署防御。这一天，敌军走大路，杨靖宇走山路，两军“擦肩而过”，杨靖宇调虎离山之计大获成功，胜利返回河里根据地。

从1935年的8月到12月，杨靖宇孤军南征，横跨两省，迂回行进两千多里，东至中朝边境，南到辽南，西到本溪，打得敌寇晕头转向，把辽、吉闹得天翻地覆，谱写了东北抗日战争史上精彩而光辉的一页。

杨靖宇和其他抗日将领领导的抗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严重打击了日军的殖民统治和嚣张气焰，内地报纸称颂他为“中国战神”。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特别向“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和全体东北同胞”发出致敬电，称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剿不尽、杀不绝、打不垮的抗联让日军疲于奔命，日伪政权想出最为狠毒的一招：隔绝抗联与民众的联系。1934年至1936年三年间，日军仅在通化地区就烧毁民房1.4万间，废弃耕地33万亩，将1.2万户居民赶入“集团部落”（即归村并屯），周围筑高墙，四角建炮楼，墙外挖壕沟，拉上铁丝网。“部落”内组成“自卫团”，派驻警备队，设有警备电话，一处遭袭四方增援。平时严禁村民外出携带粮食、盐、布匹等，来客要有“居留证”，串亲戚得办“行路证 ”，上山打柴下河抓鱼都得有“良民证”。

“集团部落”广泛建立后，根据地、游击区成了无人区，抗联和人民群众被隔绝开来。他们只能深藏于高山密林，“天当房子地当炕，野菜树皮是食粮”，饿死冻死病死者难以计数，抗联渐渐陷入困境。第一军发动二次西征后，骨干部队损失惨重，杨靖宇的亲密战友和手下战将：副总司令王德泰、一军参谋长朴翰宗、一师师长李红飞、韩浩、一师参谋长李敏焕、二师参谋长李松波、营长苏剑飞等人先后壮烈牺牲。

1938年，关东军司令部把杨靖宇列为东北“头号匪首”，调动日伪军警6万余人，对杨靖宇及抗联第一路军进行“大讨伐”，其军令特别强调：“对于捕杀匪首杨靖宇等须全力以赴。在同时遇到杨靖宇和其他抗联部队时，专打杨靖宇，不打其他抗联。”同时，日伪当局不断派出敌特，收买汉奸，诱降瓦解抗联队伍。这一年，杨靖宇指挥部队袭击老岭隧道敌人，先后取得蚊子沟、土口子、长岗、岔沟、木箕河、大蒲柴河战斗的胜利，击毙日本指挥官西田重隆，消灭了所谓“剿匪之花”伪军“索旅”。进入冬季，气温降至零下三四十度，战士们缺衣少食无药，经常十天半月见不到粮食，渴了抓把雪，饿了就吃树皮、野菜、草根。没有鞋穿，就用麻袋片或破布把脚包起来在林海雪原行军，不少战士冻掉了手指和脚趾。

1938年春节后，一路军三大根据地丧失殆尽，杨靖宇和将士们依然靠啃树皮吃草根坚持战斗。11日，杨靖宇率部奇袭了桦甸县郊外的日本木材场，消灭伪保安数十人，缴获100多支枪、上万发子弹和数万斤粮食，部队供给得以全面缓解。此战让日寇恼羞成怒，派大军紧追不舍，死咬住杨靖宇不放，连续战斗使部队伤亡惨重，最后身边只剩下不足200人。1940年6月，因叛徒告密，杨部隐藏位置暴露，日伪军调动四万余人和飞机重炮，对杨靖宇进行“铁壁合围”。在濛江一带山区转战半年，杨靖宇身边只剩下两个警卫战士朱文范和聂东华。1941年2月17日夜，杨靖宇让朱、聂带上一些现金、三支手枪和自己的印章，到附近村屯找点粮食，两人不幸被敌发现，当场战死。敌人在他俩身上找到杨靖宇的印章，断定杨靖宇就在此地，于是派兵进山入林，像梳子一样排列起来，一步步搜寻杨靖宇的踪影。冰天雪地，无兵无粮，22日上午，孤身一人的杨靖宇满脸菜色，用破布包着冻伤的脚，出现在濛江县保安村以西的山林中，四个砍柴的村民发现了他。这四人是：保安队伪排长赵廷喜，村民孙长春、辛顺礼、迟德顺。

饥寒交迫的杨靖宇已经筋疲力尽，跑不动了。他掏出一些伪币，请他们回村帮助搞点儿干粮和一双棉鞋。赵廷喜在回村路上碰到汉奸特务李正新，两人向日军告了密。下午，杨靖宇被数百个日伪军团团包围。他受伤后，背靠大树，双手执枪，打光了所有子弹。日军在事后的报告中如实写出了当时状况：“讨伐队完全包围了他并劝他投降。可是，他连思考这话的神色都没有，依然不停地用手枪向讨伐队射击。交战20分钟，有一弹命中其左腕，啪嗒一声，他的手枪落在地上。但是，他继续用右手的手枪应战。因此，讨伐队认为生擒困难，遂猛烈向他开火。”下午4时30分，杨靖宇被敌弹射中胸膛，壮烈殉国，年仅35岁。

杨靖宇牺牲后，第一路军副司令魏拯民率领残部继续战斗。

魏拯民，原名关有维，1909年出生于山西屯留县，1927年加入中共，原在北平、安阳从事革命活动。他身材单薄，戴一副眼镜，完全是一副文弱书生模样，能写一手漂亮文章。“九·一八”事变后，魏拯民奉命到东北开展武装斗争，曾任哈尔滨市委书记，与王德泰创立了抗联第二军，朝鲜革命领导人金日成就是这个部队的，两人结下深厚友谊。杨靖宇牺牲后，余部也打光了，1941年初春，患有严重心脏病和胃病的魏拯民被困在桦甸县一处密营，身边只剩下七个战士，靠吃树皮、挖草根、喝雪水维持生命。期间他给久已失去联系的党中央和关内八路军写了几封信，倾诉内心的孤独和痛楚：“在1935年秋，就完全断绝了与中央的联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目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入铜墙铁壁之中，四面不通声息，长期闷在鼓中……我们终日所希望的，就是不要再度长期中断了联络。”即便如此，他依然表示：“我们会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继续打下去。

魏拯民把信交给身边的战士，期望他们以后寻机把信送出去。1941年3月8日，魏拯民在冰封雪盖的密营溘然长逝，年仅32岁。数日后，因叛徒告密，敌人攻入这片密营，7名战士全部战死（另有一说：魏拯民也是在这场战斗中战死的）。敌人割下魏拯民的头颅回去报“功”，并搜走了魏拯民的信。战后，我军在“满洲国剿匪档案”中发现了这几封信，如今存放在吉林市革命烈士纪念馆中。后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回忆说：“他的外貌很像个大学教授，是个文人型、思索型的人。若不是闹革命，他很可能是为科学研究、著书立说奉献一生的人。魏拯民作为一个人，是位出色的优秀人物；作为革命家，也是出类拔萃的优秀革命家。他的一生，是永远为人民所纪念的崇高而壮丽的一生。”

杨靖宇为国捐躯后，日本侵略者割下他的头颅，装入木匣紧急送往“新京”（长春）“报捷”，过后拍成照片印成传单，在东北广为散发，以震慑我抗日将士。出动四万大军围剿杨靖宇的敌酋们一直想不明白，长期处于饥寒交迫的困境中，杨靖宇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他们决定剖开这位“中国战神”的遗体，发现杨靖宇的胃饿得变了形，里面除了尚未消化的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

壮士喋血，浩气惊天！连残暴的侵略者也不得不震惊和折服了。参与“围剿”的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在日记中写道：“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

解放后，告密汉奸赵廷喜被枪决。

杨靖宇和另一位抗日英雄陈翰章的遗首一直存放在长春医学院（白求恩医科大学前身），装在两个盛满福尔马林药水的圆柱形玻璃缸内。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委派亚光医院院长刘亚光，打入国民党保安骑兵二旅卫生队，寻机运出烈士遗首。

1948年12月，我军护送烈士遗首至哈尔滨市，存放于东北烈士纪念馆中。1957年，通化市建成烈士陵园，并为英雄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葬礼和纪念大会，朱德委员长为杨靖宇烈士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英雄遗骨用石膏塑形后，与遗首合葬于青松绿柏之中。杨靖宇将军的生前战友、抗联老战士周保中、冯仲云、于天放、伊俊山等为烈士棺椁封墓。

烈士牺牲地濛江县改名靖宇县，哈尔滨市设立了靖宇大街，将军出生地河南确山县建立了纪念馆。

赵尚志：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1908年10月26日，赵尚志出生于辽宁朝阳一个家境贫寒的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末秀才，在家乡办私塾，儿子也跟着读了不少四书五经。后来父亲因为替抗拒官府、杀了官兵的村民打抱不平，遭张大帅的县政府追捕，不得不远避哈尔滨。1919年，赵尚志跟随母亲到了哈尔滨投奔父亲，靠打工为生。大革命热潮中，赵尚志秘密加入中共，不久南下考入黄埔军校，听过蒋校长的训话和周恩来的报告。后来发生了至今疑团重重、内幕难解的中山舰事件，蒋中正抓捕了李之龙等许多中共党员——据说何香凝闯到他的办公室，责问他为什么？34岁的蒋中正竟伏在桌上痛哭不止。赵尚志大概意识到国共分裂的日子不远了，愤然离校返回东北，在哈尔滨、长春一带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27年3月2日，赵尚志遭长春宪兵逮捕，后押至南京。过堂的时候，赵尚志就是嘴硬，始终不承认中共身份，说自己是“忠于党国的国民党员”，三个月后释放出狱。1931年春他在沈阳再次入狱，嘴还是很硬，一再指责警局“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九·一八”事变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东北沦陷敌手，赵尚志强烈要求离开哈尔滨，下乡组织地方武装抗战。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同意了，任命他为省委军委书记，化名“李育才”前往巴彦县赴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张甲洲，巴彦人，白面长身，一代英才，先入北大，后入清华，期间曾任中共北平代理市委书记，何等了得！“九·一八”事变后中断学业返回家乡，拉起一支200多人的抗日队伍，趁日伪政权立足未稳，打了几次胜仗，几绺胡子也慕名加入。张甲洲是文人，听说赵尚志是黄埔出身，大为振兴，立即召开大会请他讲话。赵尚志当仁不让，慷慨激昂做了一番鼓动。经赵尚志出手整肃，经省委批准，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参谋长。旗号大了，队伍也增至上千人，不久攻下巴彦县城，转而再攻东兴镇，连战皆捷。当地两个乡绅跑来祝贺，问贵军有何要求。时值初冬，部队尚无冬装，赵尚志请他们帮助解决一部分。乡绅满口答应，转身出去了，没想到他们带来的是大批伪军和当地“红枪会”的乡丁，激战中我部伤亡数十人，赵尚志脸部为弹片所伤，左目失明，只好用黑布条遮上。

数月后，赵尚志率部返回，当众毙了那两个汉奸乡绅。

1932年11月，党的左倾指示发来了，要求东三省继续“开展土地革命”。一些游击队闻风而动，打土豪分田地，结果抗联所到之处，富裕农户、工商业者闻风而逃，只剩下一些贫雇农，从而在沦陷区内又形成“红区”与“白区”的尖锐对立。东三省沦陷后，土地都被日寇侵占管辖，我们还要到处打击富裕农户，这不是让自己四面树敌，逼着乡绅富户向日伪政权靠拢吗？时年24岁的赵尚志是老资格的年轻革命家，懂战略战术，大骂“上头瞎胡闹”，让省委某些领导心里十分不愉快（两年后此风被制止了）。

哈尔滨周围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难以藏身和防御，为摆脱围拢而来的敌军，赵尚志和张甲洲决定北上海伦县，寻找在山区坚守的马占山联手抗日——这当然是正确的战略选择。独立师突破重重防线，部队折损大半，到了海伦才知道马占山已经败退苏联——这显然是个意外。回返路上，独立师再遭重创，基本溃散，几个战士抢了鄂伦春猎手的两支猎枪，遭到鄂伦春部落围攻，经赵尚志到场调解，双方才不欢而散。

1933年3月，赵尚志和张甲洲到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新来的书记魏抱一严厉批评赵、张不执行中央政策，严重“右倾”，并且把部队带散了。赵尚志不服，指责省委搞“冒险主义”，土地革命杀地主抢富农，把抗联搞成“孤家寡人”，独立师溃败“我有责任，上头也有责任”。魏抱一大怒，把上述几件事集中在一起算“总账”，宣布开除赵尚志、张甲洲的党籍，撤销职务。张甲洲博学多才，本可远走高飞，再图前程，但他矢志不改，跑到富锦县中学当老师，继续与地下党保持密切联系，帮助传递情报，运送抗战物资。1937年8月28日随抗联转移时，遭遇伪军伏击，中弹牺牲，年仅30岁。

是战士，就不会离开战场。

革命部队不要赵尚志了，他东奔西走，到处寻找抗日队伍。1934年春，在宾县、珠河一带，他找到朝阳老家人孙朝阳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报号“朝阳队”。孙朝阳见赵尚志少了一只眼，以为是来混兵粮的，没当回事儿，挥挥手让他当了马夫。

一天，朝阳队接到急报，说驻守宾县的上千日伪军正在向我包抄过来，必须迅速转移。朝哪个方向走？队中“里四梁”争吵得一塌糊涂。“里四梁”是从胡子堆传出来的黑话，指首领的四个顶梁柱：“炮头”是头号神枪手，“翻垛的”是师爷，“粮台”管粮草财务，“水香”管站岗放哨。四人争了一通，最后根据情报，说敌军已经实施了三面包抄，建议孙朝阳顺着还没合拢的方向突围。话音未落，门帘子一挑，正在门外喂马的赵尚志大步跨了进来：“不行，那正中了鬼子奸计！”他说，那条“出路”很可能是鬼子故意留下的一个口袋，鬼子也肯定以为我们向那个方向转移，准备打我们的伏击。不如出其不意，趁夜色掩护，正面迎着讨伐队，从山缝里穿过去。而且讨伐队大部出动，宾县城防空虚，我们可以乘虚而入，打它一个回马枪。

孙朝阳闻言大喜，说：“此计甚妙！这一仗就由你带队打，本司令带少数人在本地周旋，也好牵扯鬼子的注意力。”

第二天拂晓，宾县城外响起激烈的枪炮声，赵尚志组织攻城了。讨伐队大惊，迅即回撤增援防城部队。因兵力不足，攻城未果，“朝阳队”之危却不战而解，孙朝阳这才知道马夫赵尚志原来是个“诸葛亮先生”，当即提拔他当了参谋长。不久，讨伐队二度出动企图围歼“朝阳队”，赵尚志吸收上次攻城教训，制作了几门火力强大的木炮，联合周围“九江”、“四海”、“战胜”等几绺胡子，再用回马枪之计，脱敌攻城。几门大木炮架起来，十几个铁砂炮弹轰然而出，宾县城门和半截城墙土崩瓦解，朝阳队和胡子们跳脚欢呼，潮水般冲进城。孙司令大摇大摆进了县衙门，下令毙了伪警察局长，一把火烧了伪政府、警察局、捐税局，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赵尚志“木炮攻宾县”的壮举在北满传为佳话，周边地区十几个挑旗抗日的义勇军和胡子担心自己被日军打掉，纷纷投到赵尚志麾下。

赵尚志率领“朝阳队”和胡子武装炮打宾县后，随即引来数千敌军的围攻。汉奸敌特也纷纷打入胡子队进行分化瓦解，“朝阳队”也有人对赵尚志严格军纪心怀不满，于是密谋将孙朝阳骗到哈尔滨迫降，再把赵尚志干掉。中共珠河县委在朝阳队的“内线”李启东察觉了这一阴谋，9月的一天夜里，他拉着赵尚志、李福林秘密离队出走，赶到珠河县，集中了数名团员、骨干和几支枪，成立了“珠河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任队长，手下只有七个兵！

珠河县委将赵尚志这一段英勇斗争经历向省委做了汇报，建议恢复他的党籍，遭省委拒绝，但派出李兆麟来担任副队长。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一支不足十人的抗日游击队，竟然剿清中东铁路附近的数支民团大排队，缴枪缴粮缴军费，近攻珠河，远袭双城，炸了乌吉密火车站，导致中东铁路大动脉中断，队伍也壮大到近百人。半年多时间里，他指挥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敌一千多人，在汤原、木兰、巴彦、铁力等县开辟了多个根据地。根据地建立了小型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和军医院，组建了干部学校，抗日事业搞得红红火火。日伪军对赵尚志恨之入骨，悬赏通缉赵尚志，号称“一钱骨头一钱金，一两肉得一两银”。赵尚志听闻哈哈大笑，说“老爹老妈生我时，也没想到他儿子值这么多钱！”

1934年4月，日本为安置开拓团移民，以一元一垧地的价格强征依兰县农民土地，数万民众忍无可忍，在谢文东领导下举行了土龙山大暴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民众救国军，打退了日伪援军，击毙饭冢朝吾大佐。谢文东当过胡子，后成了大地主，“九·一八”事变后投奔李杜手下当团长，兵败后回乡自任民团团长。土龙山暴动惊动东京，昭和天皇动了“圣怒”，下诏要求从速“平叛”。赵尚志听闻此事后大为振奋，决定乘势扩大战果，遂与谢文东联手进攻宾县，战斗中击落一架敌机——这是中国军队继马占山江桥会战之后击落的第二架日本飞机。宾县之战后，根据省委指示成立了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为政委。此后哈东支队几乎席卷周边各县，仅8月就发动袭击91次，毙伤敌148名，造成中东铁路脱轨翻车16次，迫使日伪不得调集兵力，加强铁路沿线防守。赵尚志却转身攻占了重镇五常堡，缴枪近百，给养和冬装也全部解决。敌增援部队刚刚赶到，赵尚志已经命一支部队换上伪军服装，兵不血刃进入一处敌军据点，安然开灶吃饭了。

1935年1月，连战皆捷的哈东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同时，新满洲省委认定1933年开除赵尚志党籍是“左倾错误的结果”，决定正式恢复其党籍。9月中旬，在下江地区五道河子召开了东北抗联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都是赫赫有名的抗日将领，堪称“群英会”，其中有赵尚志、李延禄、李兆麟、刘海涛、金策、谢文东、李华堂等。除了谢文东稍有犹豫外，众人一致赞成联合抗日。1936年1月下旬，省委在汤原召开“反日联军军政扩大会议”，北满各抗日武装三军、四军、汤原反日游击队（六军前身）、民众军（八军前身）、自卫军（九军前身）、“双龙”队（十军前身）、明山队（十一军前身）领导人参加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被推举为总司令。

日伪报纸惊呼，赵尚志把哈东地区变成了“共产党的哈东乐园”，哀叹眼下是“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了。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为稳住“后方”，加紧推行“集团部落”，建立有“自卫武装”的开拓团，并集中5万多兵力，对抗联及其根据地进行拉网式的打击和围剿，我军连遭重创。第四军军长李延平、第六军军长夏云杰、第七军军长陈荣久等许多中高级干部先后阵亡。第十军军长汪雅臣原为胡子“双龙队”首领，加入抗联后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曾九次负伤，最后部队打光，他也壮烈牺牲。1940年2月，第一路军主力部队覆灭，总司令赵尚志战死。

第八军和第九军溃败之后，军长谢文东、李华堂率身边数十人先后投降，原属胡子帮的各部队伍或叛逃或溃散，一些不坚定的指挥官叛变投敌。在北满，因总司令赵尚志的缺位，各军被敌人分割包围，根据地丧失殆尽，全军陷入战略被动。为避敌锋芒，三、六、九、十一军剩余部队在李兆麟指挥下分路西征，虽取得一些战果，至1939年上半年，队伍只剩下数百人。

1938年10月，冷云等八名抗联女战士被敌军包围，子弹打光后，她们相互搀扶着，一步步向激浪滚滚的乌斯浑河的河中心走去，直到河水淹没了头顶……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和简陋的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战、游击战的方式展开全面抵抗，死死拖住日本军队，从而使苏联解除了后顾之忧。或许从那时起，苏联才认识到中国东北抗联的战略价值——保护了他们的“后门”。1939年6月，苏联释放了先后扣押的东北抗联总司令赵尚志、六军军长戴鸿滨、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等一百余官兵。在赵尚志指挥下，官兵们首战即攻下靠近苏联边境的乌嘎拉金矿。但不知什么原因，此后赵尚志和祁致中发生激烈冲突（一说祁对职务安排不满，另一说是祁想分手单干），为避免这支小队伍分裂，赵尚志下令枪决了年仅25岁的抗战名将祁致中。

进入汤原县境内，赵尚志派出戴鸿滨、刘凤阳两支分队，外出寻找北满省委领导和抗联部队，以共商抗战。结果两支分队屡遭敌军围追堵截，损失惨重，一去不回。随赵尚志回国的总司令部秘书尚连生（后查明他两次叛变，后被日军派入苏联当了奸细）乘机出逃，向北满省委报告说，赵尚志此次返国要“报复省委”，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杀掉”。省委听信了尚连生的谗言，于是召开常委会，决议把赵尚志“永远开除出党”，指其犯有三条严重政治错误：“一、1936年在党的会议上反对中共中央路线，反对王（明）康（生）指示信；二、实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三、怀疑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为党内奸细，并密谋捕杀北满省委负责人。”

1940年1月，苏联邀请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等人赴伯力开会，商讨满洲中共政军重建要事，赵尚志在这里得知自己被“永远开除出党”的消息，其内心悲愤可想而知。党不要他了，但祖国还需要他，他决心为祖国抗战到底，抗战到死！1941年10月，赵尚志带着四个随从，重返东北，进入鹤立县境内，后转入梧桐河一带活动。2月12日，在袭击警察分所的路上，打入我军内部的日伪特务刘德山从背后向赵尚志打黑枪，身负重伤的赵尚志回手击毙了刘德山。这时敌军蜂拥而上，将赵尚志团团围住。鹤立县伪警务科长陈云峰上前问：“你是赵尚志吗？”赵尚志怒目圆睁说：“你这个中国人的败类，有什么资格问我！”数小时后，赵尚志停止了呼吸，年仅34岁。

随后，日军割下他的头颅，空运到“新京”（长春）报功，英雄遗体被抛入松花江冰窟。

1945年10月2日清晨，当年的抗联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兼苏军驻长春警备副司令的周保中，向苏军提出寻找杨靖宇和赵尚志遗骸的要求，后因国民党军队接管了长春，寻找工作不得不中断。

1947年，在赵尚志组建“珠河游击队”的珠河县，经农工代表大会决定改名尚志县（现为尚志市）。

1948年3月初，我地下党在国民党占领长春医学院发现了三个大玻璃瓶子，其中有抗联将领杨靖宇的头颅和抗联战士常基隆的心脏，赵尚志的头颅仍无下落。

1958年，赵尚志将军的父亲赵振铎在哈尔滨逝世，享年87岁。

1982年，中共黑龙江省委根据中央组织部指示，对赵尚志1940年遭受党内处分一事进行了认真复查。同年6月8日，黑龙江省委做出“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推倒强加给赵尚志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

但是，寻找赵尚志烈士的颅骨，仍然是他的亲人和诸多抗联战友心中不能忘却的一件大事。

1987年初，日本一位进步女作家山崎枝子为写作“开拓团”移民的纪实作品，从日本飞到哈尔滨。笔者（蒋巍）当时任哈尔滨文联副主席，正在撰写阿城县当年开拓团集体爆炸自杀后一位遗孤老人的事情。经省外办介绍，蒋巍与山崎枝子见了一面，交流了有关日本开拓团的一些史料——很遗憾，当时没有谈到赵尚志的事情。在哈期间，山崎枝子采访了抗联老战士李敏。李敏请她帮助寻找赵尚志将军的头颅，说我们只知道将军的头颅被送到长春，关东军医务官把它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听说后来转送到日本，不知是否确实？

山崎枝子很认真，经在中国和日本广泛查问，弄清了直接策划杀害赵尚志的两个凶手：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政雄。日本投降后，此二人和大批日军被苏联红军俘虏，送往苏联赤塔囚禁。新中国成立后，两人被苏联引渡给中国，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多年，1963年经中国政府特赦返回日本，不久田井久二郎病亡。1987年2月，山崎枝子访问了75岁的东城政雄。东城政雄交代说，1941年10月赵尚志牺牲后，他和田井奉命将烈士头颅装在木匣里，乘一架战机从佳木斯出发，中途落地哈尔滨加油，再送到长春，在伪满军政办公室里存放。三天后，伪满军政大臣于芷山和一群日本军官亲往查验，将军头颅已有异味。日本关东军原准备将赵尚志以及杨靖宇、陈翰章等烈士的头颅一起防腐保存，伺机运往日本以示“战果”。但由于赵尚志头颅已无法保存，日方决定择日焚烧灭迹。

其时，长春市般若寺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炎虚法师，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信奉佛教，曾多次去般若寺拜见。炎虚法师听说为抗国捐躯的赵尚志的头颅将被焚毁，便摇头叹息说，此举“有悖天理，佛法不容，死者难安，烧他的人也难脱罪孽”。几句话把梅津吓住了。高僧乘机说，还是把赵尚志的头颅葬在般若寺内，让他“入土为安”吧。

东城政雄对山崎枝子说，赵尚志的头颅运到般若寺后是否被掩埋，他就不知道了。过后，山崎枝子将东城政雄提供的情况写信告知了李敏和党史专家金宇钟。但光阴荏苒，炎虚法师早已作古。经多方询问，般若寺僧人均不知其事。

2004年5月，般若寺动工修建，民工发现深埋的一具头骨。抗联史专家、部队作家姜宝才闻讯赶到，判断这很可能是失踪近半个世纪的赵尚志颅骨。次日，抗联老战士、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敏（原省长陈雷夫人）和赵尚志的亲属抵达，都同意姜宝才的判断。此后，省市和北京相关医学专家运用科技手段进行鉴定，结论是：这具颅骨就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的！

2008年10月25日，赵尚志烈士纪念馆在其家乡辽宁省朝阳市落成开馆，颅骨安葬仪式同时举行，赵尚志最小的妹妹、时年87岁的赵尚文在亲人搀扶下亲到仪式现场。

烈士魂归故里，终于可以安息了。

赵一曼：被魔鬼撕碎的美丽

她永远柔婉而美丽地朝我们微笑着，在照片上，在历史中。那是从黑暗中迸射出来的一道光芒，在呼啸风雪中俏立的一枝红梅，在火光熊熊的血壁上挺立不倒的一个身影。今天，在哈尔滨的一曼街，在宜宾的纪念馆，在黄埔军校的名册里，她的微笑，她的一瓣心香，依然与我们相伴而行。

天生丽质，容貌端秀，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拖着一条晚清乡绅的大辫子，淡雅而仁和，为了乡里自学中医，悬壶济世，四野八乡有很好的口碑。在这样的家庭里，赵一曼选择一种安逸而富足的少奶奶式生活是很容易的，父母已经做出安排了——披上红盖头，坐上轿子，向洞房花烛夜走去。当然，那样中国人民就不会记得她，甚至不会知道她曾经存在过。

“五·四”运动慷慨悲歌的书本与报刊向她打开了一个悲惨的世界，一个灾难深重的祖国。那颗少女的心烈火般炽烈地燃烧起来，她的眼睛充满泪水，因为那些衣衫褴褛的灾民，因为那些骨瘦如柴的饥儿的号哭。于是，她放弃了自己，选择了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就是与强大的执政者对抗，与无所不在的嗜血的国家机器对抗，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选择一条布满眼泪和鲜血的不归路。

1926年，她为武汉黄埔分校的女兵。

1927年，她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

那个时代，革命者的人生充满含泪的离别。少女时，她与慈母（父亲早逝）洒泪而别；结婚后，为地下斗争，与丈夫陈邦达凄然告别；为远赴战场，离开上海，把襁褓中的儿子宁儿寄养在丈夫大哥陈岳云家，年轻母亲的泪，飘落在那条一步一回头的小巷，从此永诀……

“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一声令下，天府之国的秀女闯进冰天雪地、血雨腥风的大东北。28岁时任哈尔滨工会代理书记，在工友中宣传抗日，发展组织，并领导了著名的电车工人大罢工。在珠河县（今尚志市）一带，她任抗联第三军第三团政委，手持双枪，胯下一匹战马，驰骋疆场，作战英勇；面对日伪军的围剿，啃过草根树皮，瘦得皮包骨，战士们叫她“瘦李”，老百姓传说她是“赵尚志的妹子”。

1935年11月，在一次遭遇战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腿部负伤后被俘。日军为得到口供，送她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住院期间，赵一曼多次拒绝日伪人员的劝降，保持着高贵的革命气节，那颗炽烈而晶莹的心，感动了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两人决定不顾身家性命，将她营救出去。一个深夜，他们将赵一曼悄悄背出医院，辗转护送到阿城县董宪勋的叔叔家。

不幸，敌人很快追捕上来，逃难失败，再入虎口。

日本法西斯分子为逼出口供，对赵一曼实施了惨绝人寰的严刑拷打。我们实难详述那些酷刑——因为那是变态的、兽性的魔鬼才能做出的恶行。

但是，赵一曼皮开肉绽，血流如注，一字不吐！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县英勇就义，时年31岁。临终前，她含泪给儿子留下一份遗书，全文如下：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这份遗书，我们从小至今读过许许多多遍，今日录入，依然泪流满面。生前，赵一曼还留下一首七律诗《滨江述怀》，对仗工整，文词雄丽，足见其学养之深厚：

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韩家麟少将：为国断头第一将

1898年，韩家麟生于吉林省榆树县，幼年丧母，读到高小，16岁时投奔马占山。因善骑射，多智谋，有血性，通文字，深得马占山赏识，29岁当了东北军骑兵第2旅第3团的中校团副，后被马占山选送到奉天（沈阳）东北高等军事研究班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夜，韩家麟和妻儿正在沈阳，第二天大批难民涌往关内，他换上便装和妻儿一起混在老百姓中间逃到北平，归入万福麟统领的第53军，任上校副长官。1931年10月，马占山受张学良之命，从黑河南下齐齐哈尔，全力筹备江桥抗战。韩家麟感念老上级马占山的知遇之恩，主动向张学良、万福麟请缨，要求回东北随马占山参加抗战。张学良深为感动，于是任命他为黑龙江省抗日义勇军总部少将参议兼黑龙江省政府机要秘书，并要他携带一封给马占山的密信，潜回黑龙江协助马占山作战。临行前，妻子刘志琴连夜将张学良的密信缝在丈夫的棉衣夹缝里，两人洒泪而别。韩家麟知道此去凶多吉少，途中特意潜回吉林榆树老家，拜别了老父。

韩家麟赶到齐市，江桥抗战刚刚打响，敌众我寡，情势危急，马占山又派他赶回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情况，请求增援。韩家麟再次急返北平，汇报后又只身穿越辽吉黑三省，返回齐齐哈尔战场。马占山当即委任他为义勇军参谋长，作战中他积极出谋划策，草滩设伏、夜袭敌营、包抄两翼的几次战斗中，都有韩家麟的智慧。江桥之战失败后，马占山听从韩家麟的意见，率部顺利避入兴安岭山区，继续坚持抗战。 马占山对韩家麟高度信任，两人吃住都在一起，马占山的印信全部交由韩家麟保管，所有军事命令、文告也都由韩家麟代为起草。

1932年初，被日伪军逼入绝境的马占山不得不行诈降之计，表面上与日方虚与委蛇，私下里则由韩家麟继续秘密联络和嘱告下属军官待机而动。3月，马占山决定再举抗日义旗，韩家麟代为联络、组织了各级军官和地方武装，以作响应，并安排得力亲信将马占山的家眷从哈尔滨秘密经大连海路转移到天津，使马占山再无后顾之忧。一切准备就绪，马家军一夜之间突然拉到海伦县，宣布重举抗日大旗。

1932年7月，马占山、韩家麟率领义勇军开进到庆安县一带后，遭日伪军围困，天上有日机轰炸，地上有追兵尾随。部队人困马乏，疲惫不堪，给养困难，脸盆当锅，树皮当碗，吃的是小米糊糊拌野菜，但官兵们仍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军纪。沿途经过村屯，宿营或打尖，吃饭给钱，损坏东西赔偿，从不骚扰百姓，深得民众拥护。马占山还常在宿营地召开同胞会，号召群众奋起抗战，不当亡国奴。

7月27日，马家军在庆安县白石砬子山一带，遭遇日军围攻。为避免全军覆灭，掩护马占山，经商定，韩家麟带领部分人马和辎重、马驮在岔路口向另一个方向鸣枪突围，以吸引日军。日军果然误判，以为马占山就在其中，于是对韩家麟一支紧追不舍。当晚，韩家麟所部辗转逃至一处无人居住的废弃村庄，以为追兵已被甩远便就地宿营。没想到午夜过后遭日军团团包围，逐屋堵门扫射，韩家麟率官兵进行了顽强抵抗，最后全部战死。天亮后，日军在一具遗体身上搜出马占山的印章和机要文件，看死者的个头儿和血肉模糊的面相，确实很像马占山，于是他们将首级割下，连同印章、文件等物一并上报。日军松本师团长迅速电告东京报功，伪满各报均以头版头条刊登了“马占山被击毙”的消息和照片。8月20日，伪满报纸《盛京时报》刊出报道《日军在安古镇为马占山招魂》，称“马占山”在安古镇东边的沼泽地“壮烈战死”，日军特意请来僧道“为彼诵经招魂并郑重掩埋，以吊慰其幽灵”。后来日军还把韩家麟所部所有枪支和遗物收集起来，在东三省搞了个“巡回展”。没想到时过不久，马占山将军在一次攻据点的战斗中又出现了，这个“巡回展”只好狼狈收场。

韩家麟将军的头颅就这样被日军割去，成为“为国断头第一将”。

此后，孤军奋战的马家军力不能支，败退至苏联境内。1934年，马占山辗转回到国内后，在天津接见了韩家麟将军的遗孀刘志琴。他鼓励刘志琴振作精神，“一定把韩将军的四个孩子抚养成人，让他们继承父志，将来为国家复兴出力，孩子们的读书费用由我供给。”

后来，马、韩两家走动很多，韩家麟的长子韩宝轩与马占山的女儿喜结良缘。新中国成立时，马占山已因病卧床不起，他叮嘱韩宝轩说：“你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为国牺牲了，你是烈士的后代，如今又受到共产党的重用，成了国家干部，今后一定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富强努力工作。”

喋血东北的两位将领

抗日战争中，王润波少将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将领。

王润波，1905年生于四川开县，中学毕业。父亲早年从军，是清兵的营长，后来拥护辛亥革命，在讨袁斗争中被地方军阀杀害，母亲被迫领着孩子亡命天涯。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王润波于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因学业优异，表现突出，毕业后任四、五、六期教官，后参加北伐。1932年，年仅27岁的王润波升任陆军第17军第25师75旅149团上校团长，驻防徐州。1933年1月，日本侵略者出兵热河，逼近长城，25师奉命星夜驰援长城要塞古北口。途经北平密云县时，王润波给母亲陈今图写了最后一信。信中说：“为救民族危亡，儿将率领部队北上，奔赴长城，誓与日寇拼死斗争，与古北口共存亡。”当时塞北正值寒冬，长城内外朔风怒号，冰天雪地。25师官兵因出动紧急，无冬装可换，个个衣裳单薄，脚穿草鞋，忍饥受冻之状，惨不忍睹。“草鞋之师”就这样与全副武装的日军扛上了。

王润波的149团是全师先头部队，奉命保卫古北口。3月11日拂晓战役打响，日军调动飞机大炮轮番轰炸，在数十辆坦克掩护下向我猛攻。全团官兵忘了寒冷，誓死反击，机枪管子都打红了。为争夺一个制高点，王润波带着一个排提枪跃出掩体，冲锋中不幸被日军炮弹击中，壮烈牺牲，尸骨无存，时年28岁。此战极为惨烈，149团仅存5人（4人重伤，1人轻伤），25师共伤亡4000余人，日寇也死伤近千人。

王润波殉国消息传开，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纷纷举行追悼仪式。国民政府追赠王润波陆军少将。家乡开县为其立碑。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其子王一忱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王凤阁中将1895年出生，祖上是吉林省通化县的望族，家资钜万。王凤阁完全可以躲在安乐窝里，过一种纸醉金迷、自得其乐的富家公子的生活，但国难当头之际，他完全抛却了一切富贵，离妻别子，毅然走进深山老林，开始了野人似的生活和决死的战斗。

青年时代的王凤阁当过兵，随张大帅入关打了几仗，表现英勇，不久当了团副。但他也看明白了，打来打去都是为军阀争权夺利卖命，不值得，于是辞职回家。“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很快沦陷，热血汉子王凤阁坐不住了。他跟母亲商量，要变卖家财，拉队伍上山抗战，母亲说：“有国才有家，吾儿做得对。”1932年，一支数千人的抗日义勇军在通化揭竿而起，王凤阁自任司令，军饷都是王家变卖家产拿来的，将军“毁家救国”的壮举在当地轰动一时。此后6年，王凤阁义勇军与杨靖宇领导的抗日联军相互配合，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设伏击，拿据点，攻县城，后来所有的枪支弹药和军粮衣物都是日伪军“供应”的。

王凤阁神出鬼没，敌军屡次讨伐无效，于是把他岳母全家抓起来，逼老人写信劝降。王凤阁把信撕得粉碎，告诉送信人说：“国之不存，家焉安在！谁也不能动摇我抗日的决心。你回去告诉鬼子，他们使出这一招，只能让我更鄙视和憎恨他们！无论谁，同情我抗日者，亲之友之；给日本人当汉奸者，杀之戮之！”

1937年2月25日，陷入重围的义勇军与敌激战一昼夜，大部战死，王凤阁左臂骨折，腿部重伤，被敌人抓获，押往通化县城监狱。敌人软硬兼施逼他“归顺”，均遭拒绝。敌人又把他的妻子和4岁幼子小金子抓来，还用饼干、糖果诱骗孩子，孩子竟也很有骨气，说：“我不吃鬼子的东西！”

4月1日，敌人将王凤阁一家三口架上汽车，押赴通化柳条沟刑场。路上，他向围观的民众高喊：“乡亲们，我王凤阁为抗日而死，死得其所。只要大家不低头，中国不会亡！”刽子手将他砍头挖心，妻儿同时遇难。

国民政府追授王凤阁为陆军中将。1982年，山东省追认王凤阁为革命烈士，吉林通化市在王凤阁将军就义之地树立纪念碑。

佟麟阁上将：挖我两眼，割我两耳

那个夜晚，在北平城南苑的司令部，第29军代理军长、中将佟麟阁正在伏案审阅一份军情报告，文称驻扎平津一带的日军有“异动”，可能近期向我发动进攻。灯下，佟麟阁思虑良久，感到忧心忡忡。他令副官速将该文电传在山东老家养病的军长宋哲元，恭请他倘若身体恢复，回来主持军务，以防倭寇作乱。

第29军前身为西北军冯玉祥部属，冯玉祥发动反蒋“中原大战”失败后被张学良收编，归属东北军。自1935年，宋哲元将军统率第29路军驻守北平，同时负责维持冀察政局。已经兵临城下的日军频频制造事端，侵吞华北的野心日见彰显，本地的外敌内奸不断潜来威胁引诱，大江南北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平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蒋中正多次电告宋哲元，处理华北事态和日方挑衅的基本方针是“不屈服，不扩大”，同时做好作战准备。宋哲元处于八面来风的漩涡中，进退维谷，穷于应付，加之肝炎的老病又犯了，于是以“养病和为父亲修墓”为名向南京政府告假，于1937年2月回到山东老家，由副军长佟麟阁代理军长职务。佟麟阁挑起重任，与第37师师长冯治安、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第38师师长张自忠、第143师师长刘汝明同心同德，枕戈待旦，时刻准备御敌。佟麟阁公开誓言：“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土卒行，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帐下将士闻言，莫不热血沸腾。

佟麟阁，浓眉大眼，形象英武，文武全才，喜读书打猎，好书法照相，性情柔中有刚，翩翩有儒将之风。1892年10月29日，他出生于河北高阳县一个满族农民家庭，幼时就学于舅父胡老先生门下，熟读经史。1900年7月，八国联军从天津经河北攻入北京，一路烧杀掳掠，时年8岁的佟麟阁目睹家乡烽烟滚滚，乡亲四散奔逃，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惨痛的记忆，1907年，由父母作主，他与本县八果庄农民女儿彭静智结婚。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革命空气大盛。时为义军营长的冯玉祥到河北招兵，佟麟阁投笔从戎，转年升为排长。当时冯玉祥把基督教引入军中，佟麟阁成为真诚的信徒。冯玉祥对他深为欣赏，曾在《模范军人问答》中这样评价佟麟阁：“他是一个极诚笃的基督徒。能克己，能耐苦，从来不说谎话。别人都称他为正人君子。平素敬爱长官，爱护部下，除了爱读书，没有任何嗜好。”自此佟麟阁一路高升，1925年升任师长，被誉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1927年，佟麟阁驻军甘肃天水并兼地方官，致力刷新政治，兴办地区福利，厉行禁烟禁毒，提倡妇女放足，创建学校和孤儿院等慈善事业，深得民心。他常微服出访体察民情，有一次到某县视察，发现那个县长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却又畏惧丢官，大行贿赂，佟麟阁当即撤了他的职。佟麟阁调离之日，上万绅民前来送行，长街为之堵塞。

佟麟阁性情淡雅，每天挥毫写字十数幅，其墨宝一册现存中国军事博物馆。1928年，南京政府发动二次北伐，佟麟阁任第35军军长兼第11师师长，屡立战功。后在甘肃为避免发生民族纠纷，在战事上有所退让，失利而退，遂引咎辞职，解甲归田，在高阳县侍奉双亲。他发现村里水质不好，遇上干旱年头，乡亲连苦水也难喝上，于是出钱挖井三眼，至今仍有一眼井可用。过年时凡吃不上饺子的贫苦乡亲，每户接济三块银元。他见乡亲们缺乏畜力，便买了一头牛，每天喂饱后拴在门外树上，供乡亲使用。他还办了一所小学，并给每个学生缝制了一身新衣服。

1929年1月佟麟阁重被启用，任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第十一师师长。佟麟阁练兵极严，曾说“如果训练时松松垮垮，作战时无异把一群穿着军装的老百姓弄到战场上去送死”。他特别注重培养官兵爱国爱民的精神，常说：“我们是为老百姓看家护院的。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换来的。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是老百姓。我们只有保护老百姓的责任，绝不能有骚扰他们的行为。买东西要按价付钱，借东西要打借条，用后归还，损坏赔偿，这是西北军的纪律。不能以为手中有枪就蛮不讲理，‘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我们脱离了老百姓，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他还要求不识字的士兵，在二三年内务必达到能自己写信、能读书报的水平，并学会一些生产技能，以便退役后自立生活。

1932年8月的一天，佟麟阁带几个孩子外出郊游。坐在山坡上，遥望东北，想到国家山河破碎，他慨叹说：“现在如果多几个岳飞这样的人，小日本哪敢如此猖狂？”不久他出资在张家口建了一座岳飞庙，勉励军民以岳飞为榜样，精忠报国。

1933年6月20日，佟麟阁、吉鸿昌、方振武等26名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表示：“为民族生存而战斗，应民众要求而奋起，敢对国人一掬肺腑，凡与敌人同一战线者皆为吾仇……四省不复，此心不渝。”此后，佟麟阁与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北路前敌总司令方振武等密切配合，派出第二师受吉鸿昌指挥，出兵张北，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等地，击毙日军茂木骑兵第四团及伪军千余人。

大战之夜到来了。

受命保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是第29军第37师110旅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金振中，方头虎目，脾气火爆，1903年出生于河南固始县，青年时代投军于冯玉祥部。事变前，他已经意识到中日必有一场大战，身为军人，理当誓死报国。于是他想出两句全营的誓词：“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要求全营官兵每天开饭前和睡觉前，必须把誓词背诵一遍。

7月7日，平津一带下了一场大雨，至夜未停。晚10时左右，军部一位参谋处长来电话问金振中：“据日方说，他们在演习时有一个士兵被我驻宛平部队捉进一名，你知道这件事吗？”

金振中说：“放屁！今天下了大雨，到现在没停，迎面都辨不出人影儿，他搞什么演习？”

参谋处长问：“日方要求进城搜查，你说怎么办？”

金振中说：“我看鬼子不安好心，大概他们想以搜查日兵之名，进入我方阵地，偷袭宛平。这是讹诈，我方绝对不能接受！要谈也得明天白天再说。”

“好，就这么办！”

金振中刚刚放下电话不久，一支全副武装的日军分队偷偷向卢沟桥接近。驻守桥头的卫兵发现了敌情，大声喝问：“谁？口令！”一个日本军官带着两个随从走上前气势汹汹说，他们有一个士兵在演习中失踪，可能遭到中方绑架，要求到宛平城内搜查。卫兵当即致电金振中请示，金振中大吼：“深更半夜他们进城搜个鬼？让他们滚蛋！”

日本军官悻悻退下，未几，日军突然开火并成群结队向卢沟桥发动攻击，与此同时日军后方重炮也开始向宛平城内轰击，震天动地的枪炮声顿时响彻夜空。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个暗夜，日本法西斯悍然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把战火。也标志着亿万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

金振中从营部迅速赶到守桥阵地，挥枪大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激励守桥的官兵坚决顶住敌军进攻。激战至8日凌晨2时，双方各有伤亡，日军付出数十人的代价，始终不能前进一步。这时日军那边突然停止了射击，有人用汉话大喊：“停火！停火！谈判，谈判！”

金振中遂下令我方停火：“听听这些狗日的要说什么。”

日方军官走上前，提出两点建议：一、双方立即停火，阵地所遗留的死伤官兵可允许各自运回；二、由中方二人、日方四人组成临时调查组，早6时乘车进入宛平城，调查昨夜日军丢失士兵之事。

金振中经请示上级，对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坚决拒绝。他说：“我就是负责守城守桥的长官，你们的所有动态都在我的视线之内。昨天下大雨，你们根本没搞什么演习，何来士兵被我绑架之说？告诉你们长官，只要我金振中在，你们甭想踏入宛平城一步！”

上午9时半，日军整顿补充就绪，再次向卢沟桥阵地发动猛烈进攻，并向宛平城内发炮180余发，造成平民大量伤亡。期间，日军代表缨井德太郎等四人又要求面见金振中，称：“我们进城搜查是上级的命令，只要金长官放行，无论进城能否找到皇军士兵，我方都会对金长官感激不尽。”

激战中，金振中的两个勤务兵都中弹牺牲，此刻他怒不可遏，厉声说：“你们骗鬼哩！看我先把你们四个鬼子的脑袋砍下来，以祭奠我方死伤官兵！”说着他拔枪毙了一个鬼子，又下令士兵将缨井德太郎、松井、辅佐寺平三人五花大绑捆起来，连成一串押到宛平城头，让攻城的鬼子看看这三个日寇的丑态。日军看到此状，连忙下令停止炮击，金振中趁机率领第9、第10两个连杀出城外，向日军阵地猛扑，一气将攻桥日军追出两华里以外。

下午2时许，日军联队（相当于团）副队长森田派翻译持信前来，要求放人。金振中在信封后面挥笔写道：“一、我城桥守兵，誓与城桥共存亡，任何威胁是吓不倒的；二、缨井德太郎等三人，也愿与我城桥共存亡，望你不要顾虑。”

日寇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气得暴跳如雷，再次发动猛攻，战斗持续到10日上午8时，卢沟桥及我部分阵地被占领，全营官兵退守宛平城外防线继续抵抗。下午1时，双方队伍均疲惫不堪，相距400多米形成对峙。

219团团长吉星文也是一条血性汉子，他向代理军长佟麟阁建议，乘敌疲惫，用咱29军威风八面、名震全国的大刀队再搞它一次奇袭。将军同意并要求“速战速决，给日军一个教训”。

当夜，吉星文赶到三营金振中营部召集排以上干部会议，决定组织敢死队，夺回卢沟桥。会场群情激愤，报名参加敢死队的有300多人。吉星文亲自选出150名精干人员，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

午夜时分，吉星文率大刀队悄悄潜出，在夜色掩护下于凌晨2时分别到达卢沟桥及敌营的预定位置。只听吉星文一声怒吼：“砍啊！”转眼间，官兵们龙腾虎跃，150片大刀寒光闪闪，砍瓜切菜般向鬼子的头上砍去，日军猝不及防，很多人还在睡梦中脑袋就没了。随即双方展开肉搏战，其中大部分鬼子对29军大刀队早就闻风丧胆，稍做抵抗便拔腿而逃，仅用一个多小时，鬼子死伤近百人，卢沟桥阵地复归我手。金振中在率部追击溃逃日军时，遭日军手雷炸断左小腿，紧接着一颗子弹从他左耳旁钻进，透过右耳下穿出，幸得几名士兵将他抬出战场，后来送到保定医院抢救，大难不死。伤愈后他重回29军，出任179师673旅副旅长，曾参加武汉会战。1949年留在大陆，解甲归乡务农，1985年因病逝世，终年83岁。其遗嘱要求将骨灰撒在卢沟桥畔。经北京市领导批准，1985年8月14日在卢沟桥举行了金振中先生骨灰安葬仪式。

29军奋起反击日寇、勇夺卢沟桥一战，被史家称为“中国全面抗战第一枪”。率领大刀队奇袭日军的吉星文是著名爱国将领、中共党员吉鸿昌的侄子，方脸宽额，肤色黝黑，英气逼人，性情刚烈。1908年生于河南扶沟一个农民家庭，乳名黑星，1926年经吉鸿昌介绍，到西北军旅长宋哲元手下当了骑兵。吉星文足智多谋，谙熟武术，善用大刀，在长城要塞喜峰口保卫战中一战成名。

29军的大刀队由来已久。29军原属西北军，当年冯玉祥创建西北军的时候，因为部队扩充快，枪支弹药不足，他下令为部队士兵广泛配发大刀。西北军用的大刀都是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传统中国刀，十分利于劈杀。冯玉祥还聘请了一批武术高手，设计了一套适合对付敌人刺刀的刀术，让部队勤加练习。其口诀是：“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钧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纵步上前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挡刺刀。”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完全控制了东北。此后日军一路南下，到达河北遵化东北50多公里处长城上的一个重要关隘——喜峰口。喜峰口位于河北省迁西县与宽城县接壤处，是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古称卢龙塞。该口分为关城和城堡两个部分，城堡坐落在群山包围的盆地里，四面用条石砌成，非常坚固，城墙有两丈多高，关门上建有13米高的镇远楼。城墙设有六个空心抗敌楼，每相隔1000米左右便建有一座烽火台，该口是长城的重要关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驻扎这里的东北军力量单薄，士气低落，双方一经接触，守军便溃不成军，日军趁势抢占了关口。3月9日，29军37师、38师奉命驰援，与日军在喜峰口发生激战，阵地几易其手，我军官兵伤亡很大，弹药也难以接续。37师师长冯治安与38师师长张自忠看到日军具有武器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在正面对抗中我军难以制胜，于是决定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用大刀队突袭敌后方。

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受命组织王长海团和38师的董升堂团，执行这个战斗任务。王长海和董升堂在各自的团里挑出500名擅长刀术和近身肉搏的士兵组成大刀队，只带大刀、短枪和手榴弹，其余士兵进行火力掩护。3月12日，董升堂团悄悄绕过敌前沿阵地，摸到位于长城外小喜峰口的三家子村和前仗子村附近，一支日军的骑兵部队正在两村宿营。当时皓月当空，满街都是马，日军官兵都已沉入梦乡。大刀队前哨迅速解决了日军哨兵，然后迅速接近日军营房，先扔了一阵手榴弹，紧接着趁日军混乱之际冲入营房，挥舞大刀左劈右杀，很多鬼子稀里糊涂地就成了刀下之鬼。之后大刀队趁乱放火，烧毁日军数十辆军车坦克。与此同时，王长海团也赶到了狼洞子及白台子敌人的炮兵阵地。大刀队再显神威，一举夺取了敌人的阵地，砍杀了百余名正在睡觉的日军炮兵。此次夜袭共烧毁日军二百多辆汽车，缴获18门大炮、20余辆坦克和大量武器弹药。其中一名叫陈永的年轻战士仅自己就砍杀了19个鬼子，时任营长的吉星文因指挥得当，作战英勇，战后升任219团团长。

日军在侵占东三省的过程中，几乎没遇到什么像样儿的抵抗，因此骄狂之极，夜间都是脱衣而睡，警备松懈。经29军大刀队喜峰口夜袭后，日军官兵才开始和衣持抢而睡。

喜峰口大捷轰动全国，军长宋哲元在接见采访记者时，当场挥毫书写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有进无退，死而后已”两张条幅，后被多家报纸刊载，成为传诵一时的抗日口号。29军大刀队自此名扬天下，时在上海的作曲家麦新闻讯激动不已，连夜创作了献给第29军的《大刀进行曲》，传唱至今。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常常让人走错房间，吉星文的人生结局让人大感意外并深感痛惜。他在抗战中屡建奇功，后来当了第33军军长，1949年跟随南京政府去了台湾。1958年8月23日，大陆突然对金门岛发动炮击，那天，台湾当局驻守金门的三位司令官吉星文（陆军副司令官）、赵家骧（海军司令官）和章杰（空军司令官），正在金门岛的翠谷水上餐厅进餐。突然间海峡对岸万炮齐轰，一发炮弹横天越海飞来，正中翠谷餐厅。三位将军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登时血肉横飞，当场殒命。大陆军中的将帅们一向很尊敬抗战名将吉星文，好些留在大陆的国军将领也是吉星文的多年挚友，听闻这个消息，莫不英雄相惜，扼腕叹息。

卢沟桥事变中，吉星文组织大刀队再显神威，令日军大为震怒，公然要求我军让出宛平城，佟麟阁将军严辞拒绝。此后的十几天，双方在宛平形成对峙，时有冲突。新任华北日本驻军司令、陆军中将香月清司佯称“不扩大事态”，与我周旋谈判，暗中却调动关东军两个混成旅自热河向北平疾进，南面由朝鲜殖民军第20师团北上，东边由驻守平津的河边师团逼近，总兵力迅速增至10余万人，形成对北平的铁壁合围之势。此外，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经朝鲜入关，会合海军包围了塘沽和天津。

7月9日，蒋中正电令在家乡养病的宋哲元“积极准备，谈判须不丧丝毫主权”。中旬，战火重新燃起，双方激战多日，许多地方陷入肉搏战，我军斗志高昂，大刀队尤显神威，18日克丰台、收廊坊，重夺卢沟桥附近村庄，天津方面也收复了西站。北平《世界日报》在报道中说：“宋部大刀队迎头痛击，血肉相搏，此队日军被砍断头颅者三分之一，人心大快。日军新开到之援军，昨日图攻南苑，二十九军大刀队急向日军冲锋，相与肉搏，白刃下处，日军头颅即落，遂获大胜，日军向丰台退却。”“日军前锋昨拟沿铁路桥攻过永定河。华军对河隐伏不发一枪，迨日军行近，大刀队突起，挥刀大杀，日军头颅随刀而下。后路日军大乱，纷纷溃退，华军即用机关枪扫，日军伤亡无数。”以上报道足见我军之英勇，战况之惨烈。

那些天，北平成了一座燃烧的火山，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开展慰军和后援活动，如捐献“万条麻袋运动”，助我军构筑工事等。时值盛夏，市民到前线慰问将士，发现士兵们于炎炎烈日下守城，每支队伍前放着一桶开水用以止渴，市民们感动得热泪横流，拉来成车的西瓜，送到战士手中。

11日，宋哲元自山东老家乐陵赶回天津，派天津市长张自忠等人与日方秘商停战条件。这时宋哲元对日军尚存幻想，认为“能平即能和”，不扩大事态就好，遂要求卢沟桥驻军后撤。蒋中正多次电令宋哲元组织抵抗，“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但宋哲元有些犹豫不决，不想大打，对蒋中正的抗战决心也有些怀疑，继续派人与日方谈判，甚至亲自与日军参谋长专田少佐、日军司令香月清司晤谈。19日他从天津赶到北平，与日方形成第二次“协议”，然后主动撤除了北平城防，拆了许多铁网和沙包工事。蒋中正十分恼火，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

20日，日军再次炮击宛平城内29军，吉星文团长率部死守。蒋中正再电宋哲元，严厉斥责其拆除北平防御工事，要求“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佟麟阁终于忍无可忍，与宋哲元彻底翻了脸，说：“军长苟有不便，请回保定，以安人心。平津责之麟阁。如敌来犯，我决以死赴之，不敢负托！”

其实，宋哲元也是富有爱国精神的军人，他1895年生于山东乐陵，酷爱读书，处世谨慎，自律甚严，当年是冯玉祥手下的“五虎将”之一，1933年著名的长城抗战就是他领着打的。经蒋中正多次电令，特别是佟麟阁及各师长的慷慨请战，宋哲元终于下定决心，表示“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并通电全国，“日人欺我太甚，不可再忍，拒绝日方一切无理要求，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战。”他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任命132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前敌总指挥，并把军部从南苑移入中南海怀仁堂，同时派人星夜赶赴保定，催第26路军、第53路军北上驰援。当日，佟麟阁在军事会议上慷慨陈词：“中日战争不可避免，日寇进犯，我军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国家多难，军人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宋哲元知道日军重兵云集，南苑难于固守，曾令佟麟阁随军部内迁一起入城。佟麟阁决意亲在一线督战，与南苑官兵和军事训练团的学员共同抗敌，遂由副参谋长张克侠带领军部人员进城。

26日，日军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期撤退北平的二十九军部队，宋哲元严辞拒绝，退回通牒终止谈判。

28日拂晓，香月清司分兵三路，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同时对北苑、西苑、南苑发起总攻。当时南苑守军有五千余人，攻防战由拂晓至过午，双方伤亡惨重。佟麟阁一直坚持在前线督战，被射伤腿部。卫兵们劝将军退下去裹伤，他执意不肯。不多时一块弹片飞来，佟麟阁头部又受重创，当场殉国，时年45岁。

29路军在北平整整坚守了20天。7月28日晚11时，终因损失惨重，寡不敌众，宋哲元不得不下令放弃北平，退守保定。好些官兵西撤时从石景山炼铁厂厂区（现首钢）涌过。许多官兵在撤退中被俘，不久被押送到石景山铁厂当了苦力。恰在这一天，设在通州的伪“冀北自治政府”保安团深受北平保卫战的激励，宣布起义，击毙日伪人员300余人。他们把“政府”里的财物、文件洗劫一空，放火烧了大楼和所有日宅，然后押着伪“冀东政府”的头号汉奸殷汝耕，前往北京城内。没想到29路军已经撤了，他们只好一哄而散，竞相逃命。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

佟麟阁的贴身警卫高洪锡后来回忆说：“午后1时许，两架敌机突然飞来，向我们疯狂扫射。佟麟阁将军当时被射中腿部。我们劝他退下，他怒吼一声把我们喝退了。后来他又被飞机弹片击中，我和王树勋赶忙上前扶住将军，只见他腹部鲜血直流，额头大汗淋漓，双眼紧闭，一句话也说不出。我们打算扶他到附近的青纱帐里包扎一下，可是只走了十几步，他就停止了呼吸。后来我们抬着将军的尸体准备送回北平，刚要行动，几架敌机又来轰炸扫射。没办法，我们只好把将军的尸体暂时隐藏起来。稍后我只身一人钻进青纱帐，跑回北平报信。第二天，红十字会出车把佟麟阁尸体运回家中。”

据佟麟阁将军次子佟兵回忆：“卫兵高洪锡到家中报信时，带回的遗物中有一块怀表。高洪锡拿着这块怀表，对我母亲时说父亲住院了。母亲问他，怎么连怀表你都带回来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只好如实说，父亲已经牺牲了。我们听到父亲牺牲，感觉天已经塌下来了。第二天，我们家联系到可以自由出入城的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派了一辆汽车去拉回父亲的遗体，当地村民们将我父亲遗体抬上汽车运回城。那些在当地阵亡的29军官兵，都由村民们集中掩埋在村土道两侧。”

佟兵说：“父亲的遗体拉回来之后，放在后花园的一间房子里。当时父亲满身是血，血肉模糊，母亲一看就晕过去了。把母亲搀走以后，嫂嫂、姐姐给父亲洗身，整理好后换上便装。这些情况在我们孩子心中，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当天晚上10时左右，佟兵跟着母亲，趁夜色扶着父亲的灵柩离开家里，藏进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灵柩最初以“王思源”之名入厝，副官王慎之自愿留在寺内陪伴将军亡灵。后来担心敌特汉奸发现将军忠骸，王慎之征得将军夫人同意后，在东跨院买了一块地皮，把灵柩埋于地下，地面不敢留坟冢，为以后方便辨认，上砌一个花池。

那里的方丈出于对将军壮烈殉国的感佩和景仰，冒着杀头危险，整整九年一直坚守着寄柩秘密，直到抗战胜利。

佟麟阁忠诚祖国，孝敬父母。父母有病必亲奉汤药，休假必回家看望双亲。但自七七事变以后，虽南苑与北平城内寓所近在咫尺，他为国忘家，从未返回。激战前父亲忧心如焚病卧不起，家人多次催促将军回家探望，他挥泪致信夫人彭静智说：“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

将军品德高洁，和父母定亲的夫人彭静智执爱不移，相敬如宾。彭女士素有贤德，孝敬翁姑，教育子女，勤俭持家。早年随军时，曾响应冯玉祥的号召，纺纱织布，亲为将士做军衣。北伐时，佟麟阁在前线指挥作战，交通受阻，军饷不济，夫人曾化装成村妇，冒险穿越封锁线亲送款项，冯玉祥钦佩地称她为“模范夫人”。佟将军也常对子女说：“我事业成就，一半归功于你们的母亲。”他还把夫人贤德撰拟成词，刻于手镯，赠与夫人：

瑞卿夫人，随我廿年，戎马颠簸，历尽艰危，含辛茹苦；

风雨同舟，尊老育幼，克勤克俭。镌此数语，以志不忘。

佟麟阁殉国时，父母均在堂，下有子女六人。夫人彭静智将将军阵亡之事瞒过双亲，每日强颜欢笑，只说将军南下抗战，安慰二老。见二老日夜思念担忧儿子，常倚门望归，黯然神伤，夫人便每隔数月，假拟平安家书，以平慰老人的牵挂。

将军夫妇如此丹心相映，高风亮节，堪为民族之楷模！

佟麟阁将军是中国全面抗战中第一位捐躯沙场的高级将领。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恤令，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彰忠烈。1945年，北平市国民政府将南沟沿改名为佟麟阁路，以志纪念。

毛泽东对佟麟阁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很高评价。1938年3月12日，在延安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说，称颂佟麟阁等为国捐躯的将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1985年8月13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纪念馆开馆。馆内展出了佟麟阁将军的遗像、史料、墨宝等，并有塑像一尊，以供人们瞻仰和永远的纪念。2009年，佟麟阁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这里要对宋哲元将军的结局做个交待。

平津失陷后，1937年8月3日，宋哲元通电辞职。但蒋中正对他还是寄予厚望，三天后又任命他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主持河北及平汉线防卫。他虽尽心尽力，但战事打得很不力，1938年3月溃退至郑州，不得不再次辞职。此后他因兵权被解除，心情郁抑，病情加重，1940年病逝于绵阳，年55岁。

蒋中正亲书挽幛：“天地正气”。

周恩来挽联：“失地未收回，虎威昭重卢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朱德和彭德怀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

后有史家认为，宋哲元将军终其一生，是一位值得敬重的抗日将领，但他出身于旧军阀的军队，有时受“保存实力”思想的影响，打仗不愿死拼，稍显优柔寡断。蒋中正敢于重用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孙连仲等将领，就因为这些人在战场上敢打敢拼，不惜一切，精忠报国。徐州会战中，张自忠在鲁南用亲手培养的59军和板垣师团硬拼，完全不顾伤亡，才获得临沂大捷。孙连仲也是抱着将部队打光的决心，才有台儿庄大捷。正是这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为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战胜利。

赵登禹上将：男儿流血不流泪

古都陷入空前危机，四野烽烟冲空，枪炮声响彻长天。

日军出动四百辆坦克，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发动一次次进攻。我军无重型火力，只能凭借工事和简陋的装备，在宋哲元和佟麟阁将军指挥下奋起反击。18日曾一度收复丰台、廊坊、卢沟桥一带，132师师长、陆军中将赵登禹率部攻克通州。但数小时后，南苑29军军部一线告急，赵登禹奉命率部驰援。

那一刻，烈日如火，战地狼籍，身高1.90米的赵登禹召集部队集合。他敞着满脸满身战尘硝烟，手拎驳壳枪，一双喷火的虎目凛然巡视着整齐列队、战衣破碎的将士。那一刻，远近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枪炮声震耳欲聋，可在此地，仿佛天空大地一片寂静，只有大兵们激昂的心跳。沉寂，肃穆，庄严。

赵登禹大声发话：“我和冯先生（冯玉祥）刚刚通了话，向先生告别。冯先生问我何时回来？我说快则两天，晚则三天，或许……或许再也不回来了！”

队伍中有人禁不住哭出声来。将军怒喝：“哭什么！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准备好——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接着他大步跨到一位哭泣的战士面前，厉声问：“你是二十九军的爷们儿吗？”

战士陡然昂头挺胸，大声说：“报告师长，是！”

将军说：“爷们儿流血不流泪，更何况是抗日军人！”

“师长……”战士似有话要说，又咽回去了。

“有什么话？说！”

战士说：“我愿跟着将军抗战到底，只是家有老父老母，如果我死了，希望将军能帮着养老送终。”

将军把驳壳枪调转到左手，右手缓缓举到军帽边，士兵啪地回了一个军礼。万籁俱寂，将兵久久相对，热泪长流。将军大叫：“书记员，把他的话记下来！”

铁流滚滚，向着血流成河的战场出发……

赵登禹，面容清瘦，寡言少语，性格倔强，勤学而好思。1898年出生于山东荷泽一个贫寒农家，少年时师从武术名家朱凤军练习武术，刀枪剑棍无所不精。16岁从军，当了冯玉祥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因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屡立战功，深得冯玉祥赏识，1933年升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他治军甚严且谙熟武术，为全旅官兵人人打造一把大刀，且刀法练得滚瓜烂熟。那一年，日本侵略军攻入热河，占领承德，又向长城各关口大举进攻。赵登禹奉命率领109旅从蓟县出发，把守喜峰口阵地。喜峰口立于石头山上，难于构筑工事掩体，在日军重炮轰击下，官兵只能躲于石后，伤亡惨重。但只要炮火一停，官兵立即回到防线，面对敌军反复冲击，赵登禹率领全旅官兵寸步不退，多次与日兵贴身肉搏，拼刺刀抡大刀，令日军闻风丧胆。3月10日，身带枪伤的赵登禹得知日军疲惫不堪，正在休整，决定乘敌不备偷袭日军营地。他激励战士们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现在时候到了！”11日夜，赵登禹亲率3000人（包括吉星文营），冒着大雪，悄悄绕到敌炮兵阵地，挥舞大刀大砍大杀，他手使两口价值180块银元的大刀，所向披靡，砍死砍伤60余个鬼子，士兵王元龙砍死16个鬼子。此战砍杀日军500余名，缴获大炮18门。

喜峰口大捷是“九·一八”以来我军首次大胜，振奋全国，“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宣告破灭。日报有评论说：“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天津《大公报》称颂喜峰口大捷，“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吐气。”长城抗战后，第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擢升为132师师长，授陆军中将军衔。1935年8月，第29军调北平地区驻防。

1937年7月20日，赵登禹率132师从通州赶到北平南苑，宋哲元任命他为南苑指挥官，协助佟麟阁指挥作战。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30多架飞机向29军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乌云密布暴雨狂泼，赵登禹亲率卫士30余人，指挥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厮杀。因日军飞机在上空的持续轰炸，我军工事几乎被夷平。宋哲元觉得南苑无法固守，同时考虑到北平城防空虚，遂下令前敌总指挥赵登禹和督战的佟麟阁放弃南苑，率部向北平方向撤退。

中午过后，部队沿公路撤到大红门一带，突然遭到日军伏击。赵登禹乘坐的车辆在御河桥被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两名卫兵把他架到路旁，赵登禹挣脱开来，冲上公路指挥部队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重创双腿。赵登禹知道自己不行了，含泪对卫兵说：“你回去告诉我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不久停止了呼吸，年仅39岁。卫兵们擦干眼泪，把将军遗体抬到路边高粱地里，又投入战斗。此时，赵登禹长子赵学武4岁，长女赵学芬2岁，妻子倪玉书还怀有七个月的身孕。将军殉国三个月后，次女赵学芳出生。

29军向城内撤退路上，何以在大红门一带的公路突遭日军伏击？这一直是个谜。后来经查，一是汉奸潘毓桂将29军作战计划出卖给了日军；二是宋哲元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静被收买，向日军泄露了机密；三是在我军从南苑撤退时，就有内奸向日军电话通报，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

1939年日本出版的《大陆战史》中，对南苑之战做了如下描述：

日军在空军的掩护下，进攻南苑和西苑，南苑是敌军的重要据点，在北平的南方约8公里，为旧城之外缘，是中国军队的兵营和飞机场，在这里守卫的是支那名将赵登禹之部……战斗是在雷雨之中爆发的，尽管日军进攻猛烈，但是敌将赵登禹的防守非常坚固，几经激战无法容易地将它拿下……我军的编队轰炸和炮击不断地进攻……但是敌军仍以必死之决心，以猛烈的火力朝我军射击，火力始终没有减低……此战惨烈之极，白刃战到处发生，我方死伤数量不断增加。

南苑的战斗终于迎来最后的时刻，我军的苦斗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如同铁石一般的坚阵，终于在下午1点钟左右，被我们完全攻占了。此时风已经停了，天空中停留着几点残云，士兵头上出现了阳光，地面上到处都是战死的尸体，这就是一场白日下的噩梦。

关于赵登禹战死的情况，有专家称日本相关史料记载，29军突围途中，有几辆汽车均被击毁。当日军接近一辆被击毁的轿车时，发现车旁稻田的斜坡上倒着一名29军军人，推测可能是赵登禹的卫士或副官，系从车中冲出后被击中阵亡。车内，一名身穿军便服的中国军人“端然自若”坐在该车的后座上，前额和胸部均有弹孔，已经身亡。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日军找到了赵登禹将军的名片，身边的皮包中有赵将军写给宋哲元的信、132师军官考绩表等文件。日军小队长佐佐木中尉不敢怠慢，立即逐级上报。赶来调查的日军官在汽车旁找到了腿部被子弹贯通负伤的司机，据说他当时正趴在一边装死。司机证实，后座上便是赵登禹将军的遗体。

笔者对日方此说表示怀疑。如果日军真的发现了赵登禹将军的遗体，按其习惯，必然将遗体运走，拍照登报，大肆宣传，以鼓舞日军士气并震慑中国，不大可能弃之不顾。据我方史料介绍，今陶然亭公园西侧的龙泉胡同，当时有一座龙泉寺。赵登禹战死后，龙泉寺老方丈带着4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藏在寺中八年之久。

1937年7月29日，29军因援军未到，寡不敌众，全线撤退——大概也有避免古都巷战、全城遭毁、百姓罹难的考虑——笔者认为，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不应妄加苛责。

北平天津自此陷落，不过当时北平老百姓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儿：“日本话，不用学（音kiao），过了三年用不着。”证明人民始终坚信，抗战胜利之日一定会到来。

1937年7月31日，即将军殉国三天之后，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1946年7月28日，即将军牺牲八周年之祭日，北平各界举行公祭佟麟阁、赵登禹仪式，赵将军灵柩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2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北平国民政府主席何思源签发《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1952年6月11日，经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长李德全提议，毛泽东主席为赵登禹亲属签发了《北京字第捌拾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1997 年，为纪念抗日战争爆发 60 周年，弘扬赵登禹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北京市大红门中学更名为北京市赵登禹中学。

2009年，赵登禹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第三章 淞沪会战——

鬼子的“血肉磨坊”

“淞沪会战”是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防御战，是全面抗战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我军将领和部队牺牲最多的一次大战役。日军投入兵力30万人、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我军投入70余万兵力、舰艇40余艘、飞机250架。我尽管人数占优，作战英勇，但因装备简陋，以伤亡25万人的巨大代价，毙伤日军4万余人（一说为6万余人）。其虽以失败告终，但从中央军到各地方军都慷慨赴难，听从指挥，奋勇杀敌。曾经在军阀混战年代四分五裂、相互厮杀的中国军队，在救亡图存、全面抗战的大熔炉中，终于锤炼成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国军”。

滕久寿：第一个在沪牺牲少将

抗战中，上海发生了两次大战，即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和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滕久寿将军牺牲于第一次战役。

滕久寿，将门之子，1899年生于贵州省都江县，父亲是清末武官。在刀枪剑戟林立的家庭环境中，少年滕久寿便有“少雄武，有节概”的美誉，立志从军报国。1919年毕业于贵州陆军讲武学堂炮兵科，后投奔广州国民革命军，曾在黄埔分校任教官。1929年任第19路军吴淞要塞司令部参谋长。1932年1月28日夜，淞沪战役爆发，日军向上海闸北阵地发起全线攻击，并集中火力轰击杨子江的第一门户吴淞要塞。时任吴淞要塞司令的邓振铨是个花花公子，不理军务，经常出入豪门酒宴泡“三陪”。战事打起来了，他才惊恐万状跑回警备司令部，声称自己已请求辞职，打仗的事情不管了。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是邓振铨的贵州同乡，对邓振铨失职不予追究，反而放他一马，批准辞职，等于临阵脱逃。

血雨腥风中，滕久寿受命代理吴淞要塞司令职务。

那时中国军队装备极差，多是“草头王”军阀领导的杂牌军。第19路军主要是广东农村兵，滕久寿手下则多是贵州兵，都来自穷地方，戴斗笠穿草鞋。士兵们完全凭着爱国之心和血肉之躯，在同日军死抗。吴淞要塞激战到第7天，我军虽然伤亡惨重，要塞却依然在我手中。2月4日，气温骤降，雪雨纷纷，敌机不宜活动，我军乘机向日阵地发动猛攻，至上午10时，各线均无进展，且伤亡官兵千余人。下午，敌舰13艘、商船1艘、第3舰队集中十数艘军舰，对我炮台进行猛烈轰炸。我军奋勇还击，日军久攻不下，又派出20余架飞机，实施海空立体轰炸，吴淞镇成了一片火海，我炮台几乎全毁。要塞内到处是一二丈深的炮弹坑。滕久寿屹立不动，继续指挥官兵还击。这时，一枚弹片击中他的左臂，护兵要他暂避包扎，滕久寿怒吼：“此乃军人报国之时，速还炮杀敌，后退者枪毙！”话音刚落，其右手被弹片削断，紧接着一枚炮弹爆炸，滕久寿当场阵亡，时年33岁。士兵们找来一条毯子，裹住将军遗体就地掩埋。

滕久寿为牺牲于上海的第一位将军。

1932年3月，有关方面找到滕久寿遗体，灵柩用轮船运到上海。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亲任治丧委员会主委，将滕久寿安葬在永安公墓。国民政府追赠少将军衔。

1937年上海沦陷后，将军之妻杨佩瑶失去了生活资助，被迫带着三个孩子经长途跋涉，返回原籍贵州三都县城居住，1975年病故。

1984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追认滕久寿将军为烈士，国家民政部向将军次子滕树威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吴克仁：第一个战后蒙冤中将

古诗云“一将功成万骨枯”，对于吴克仁来说，却是“万骨枯后一将无”。

方脸宽额，浓眉大眼。1894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那一年，吴克仁出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一个满族农民家庭，少读私塾，后入中学，在当时算“大知识分子”了，县官们要留他当吏员，吴克仁拒绝了。宁安地处牡丹江流域，历史上深受日、俄侵略之苦，吴克仁立志从军报国，入保定军官学校炮兵科学习，毕业后投到张作霖帐下，直奉大战后升为营长。“东北王”大帅和少帅对满腹经纶、专攻炮兵的吴克仁十分欣赏，先后公费派他到日本和法国学习和考察炮兵建设，因此成为中国军队第一个炮兵专家。“九·一八”后，家乡沦于敌手，吴克仁悲愤不已，率第117师在长城抗战中坚守阵地，以“吴大炮”闻名东北军。西安事变后，他晋升为陆军中将、第67军军长，力主与红军休战共同抗日，曾协助张学良做过许多“暗渡陈仓”的工作，为延安输送过大批军用物资。

卢沟桥事变后，吴克仁指挥全军在华北屡获战绩，多次痛击日军，一次遭遇战中曾击沉敌艇5艘，毙伤日军300余人，受到第一战区通令嘉奖。

1937年10月底，日军在淞沪战场攻破大场防线，战局急剧恶化。吴克仁亲往南京向蒋中正请战。蒋中正即令其率领第67军连夜开赴江苏。11月5日，日军第十军登陆杭州湾，直扑松江县，从西线迂回上海守军后方。第67军奉命“轻装向松江急进，痛击敌人，以保我上海右翼军之安全为要”。此时松江县只有数百守军，情况十分危急。为了争取时间抢夺战机，吴克仁来不及督统全军一同出发，率先偕军部参谋长及部分参谋人员连夜赶往松江县城，部署第107师师长金奎壁率部占领松江以北，第108师师长张文清率部占领松江南，全力阻击敌军，掩护上海友军安全撤退。11月7日，日军开到黄浦江对岸，企图强行渡江。这时吴克仁的炮兵专长发挥作用了，他下令第107师把所有炮口压低，以平射炮直轰敌人和船只，日军五六百人血肉横飞，黄浦江上敌尸累累，江水一片血红，敌橡皮艇及木帆船全被击沉。第二天日援军陆续开至，第107师损失惨重，师参谋长邓玉琢战死。

与此同时，第108师也损失大部，日军潮水般涌至，松江县城东、南、西三面被围。为完成“死守三日”的军令，军长吴克仁数次出城督战，身先士卒带头冲锋，终将敌势阻之城外，战局渐呈稳定。9日凌晨，死守三日的任务超期完成，吴克仁下令突围，此时上海守军已纷纷撤下，大量人群车马拥上公路，情况极度混乱。吴克仁拒绝了随行人员另择小路、自行撤退的建议，下令坚决阻击日军，使我军得以安全撤退。

1937年11月9日下午，吴克仁率余部抵达青浦，准备从这里越过苏州河，但河桥已被炸毁。吴克仁一边指挥架设浮桥，一边令部队争取涉泅渡河。傍晚时分，大批日军追击至此，激战中吴克仁不幸中弹牺牲，时年43岁。军参谋长吴桐岗同时殉难。

大战之中，战地尸横遍野，血肉模糊，我军又急于撤退，因此吴军长的遗体被弃于苏州河畔，沦陷后再无法寻找。不知什么原因，国民政府竟以“查无实据”为名，宣布吴克仁为“下落不明”，拒绝予以表彰，甚至下令撤消了第67军番号。几个作战不力的人也跟着兴风作浪，造谣说吴克仁“叛国投敌”，一度造成很坏影响。以笔者揣度，吴克仁是张学良的爱将，力主联共抗日，在西安事变中辅佐少帅左右，这大概令蒋委员长深感不满，记恨于心，于是任由吴克仁将军抛尸荒野，蒙冤九泉了。试想，如果中国一个堂堂陆军中将军长叛变投敌，日本肯定会鼓唇摇舌大做文章，怎么可能保持沉默呢？吴将军就这样被湮没于历史的耻辱和耻辱的历史之中，其后人不知真相，难以为辩。

幸好，当年松江县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公玛先生曾与吴克仁并肩作战，目睹过将军坚守阵地、提枪督战、带头冲锋的壮举。许多年里，他一直为吴克仁鸣不平，出面证实吴克仁战死的详情，但国民政府不理不睬，直到败退台湾，仍无结论。1981年，王公玛决定公开真相，旅美报人田雨时撰写长文公诸报端。台湾方面无反应，倒引起大陆的重视。经相关部门认真核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1987年2月追认吴克仁将军为革命烈士，并向其子女颁发了烈士证书。

吴将军殉国整整半个世纪后，英灵依偎着苏州河的荡荡碧波，终可安然长眠了。

庞汉祯：第一个战死的壮族中将

庞汉祯是一位跛腿将军。性情淡雅却性烈如火，做事特立独行，嫉恶如仇，是第一个为国捐躯的壮族将领。1899年生于广西靖西县果乐乡，乳名乃绩，其家世代躬耕读书，为当地望族。少年时饱读诗书，练得一手好字，过年时乡里常来请他写春联。不幸父母先后去世，庞汉祯不甘于让祖辈抚养，15岁离家当兵，不久入读广西讲武堂。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和孙中山主持的广州政府形成南北对峙。两广内部，粤、桂两派打得一塌糊涂，南北也打得烽火连天。庞汉祯虎虎生风，以军令如山为天职，上级让打谁就往死里打，但却爱兵如子。1924年，他随军参加北伐，在一次征战中，庞汉祯率全营冲锋，腿部重伤，疼痛难熬，他连呼弟兄们开枪，以求速死。大家不听，轮流背着他一路疯跑下了火线，送往长沙就医，愈后左腿略跛。还有一次，他率近千兵员，一举俘虏了北方军阀孙传芳上万人，收缴的枪支弹药堆成了山，一时传为美谈，遂升任李宗仁第7军独立团上校团长，1929年任少将旅长。官做大了，他却不愿意打仗了，细细回想，这些年把脑袋掖在腰带上南征北战，除了北伐深得人心，其余皆为军阀混战，打得国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赤地千里。究竟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他实在想不明白，遂挂印封金，辞职归家，牵着老牛下了地。白天望远山近水，入夜则读书挥毫，很是惬意。

没想到老家靖西县一带很快又打起来了。1930年2月1日，红八军在龙州起义，久攻县城不下，只好撤离。地方官吏乡绅公推庞汉祯为民团总指挥，请他出马追击红军。庞汉祯笑答：“让我一个少将旅长做这个事情，不是拿大炮打蚊子吗？不过乡亲们信任，我就奉命前往，请各位静候佳音。”众皆大喜。出了城，庞汉祯立即严令部下：不许逼近红军，不准开火，红军停我亦停，红军走我才走。有人问：“总指挥，你是让我们打红军啊，还是送君千里——给红军送行啊？”庞汉祯答：“我等乌合之众，从未上阵，怎敌人家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之师。再说听闻有不少穷家弟兄参加了红军，都是一家人，何必豆萁相煎。且跟我来的多是街坊邻居、亲友子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本人何以向父老乡亲交待？”

众官兵恍然大悟，皆称庞将军为人厚道。1935年，华北危急，救亡如火，李宗仁电召庞汉祯重归军帐，他进入中央军政学校学习一期，后调任第19师第2旅任少将旅长。1936年，徐悲鸿赴广西，对壮族名将庞汉祯的报国之志深为感佩，特画《奔马图》一幅相赠，惜乎将军战死后，此画被一莫姓人从家人手中骗走，至今沓无踪迹。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庞汉祯请缨参战，如愿以偿。临行前，他与陈恩元等好友在酒楼小酌话别，说起国家危亡，将军泪如雨下，他慨然说：“国难当头，无数先贤前赴后继，为捍卫国家战死沙场，此乃大丈夫所为，我辈不过后补烈士罢了。”10月7日，庞汉祯被任命为第31军170师510旅少将旅长，奉命紧急率部赴上海增援。这是第一批出省抗日的广西部队，长街上民众夹道欢送，抗战口号响彻云霄。

庞汉祯率部日夜兼程，于10月18日抵上海，19日夜进入阵地，接替第517旅，负责谈家头至陈家行一线的守备。517旅坚守此地已达一个月，伤亡惨重。双方列队换防时，黄旅长嘱咐庞汉祯说：“我们顶了鬼子数十天，把他们打惨了，他们会更加疯狂，你可得小心啊！”庞汉祯说：“阁下放心，请听听我们官兵的歌声！”一声令下，510旅全体官兵高唱起自己的旅歌：“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那歌声气势雄浑，慷慨悲壮。

这就是庞汉祯请人谱曲后敲定的旅歌！

自10月21日始，防线遭日军连续进攻，全旅伤亡上百人，陈家行阵地失守。庞汉祯随即组织敢死队发动多次反击，他亲自提着冲锋枪冲在前头，陈家行重归我手。23日上午，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组织集团冲锋，炮弹如暴雨般撒落在阵地上。我工事被毁，战士血肉横飞，纷纷倒下，活着的士兵就将战友尸体垒成工事，继续血战。是日15时，一颗炮弹在庞汉祯身边爆炸，将军壮烈殉国，时年38岁。

国民政府追授庞汉祯为陆军中将，入祀县忠烈祠。

1986年2月6日，国家民政部追认庞汉祯为革命烈士，向其后人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将军牺牲后，其挚友陈恩元、夏威等人为其遗孀秦惠贞及二子申请了抚恤金。时年秦氏36岁，一生忠贞不二，携二子回原籍悉心教养。长子庞彦毕业于中山大学，后在北京就职；次子庞博毕业于广西地质学校，一直在靖西工作，上世纪80年代去世。将军夫人秦惠贞于2004年6月底病故，享年103岁。

谢晋元少将：第一个被叛徒

刺死的民族英雄

那天傍晚，穿过硝烟，穿过瓦砾遍布的道路，穿过震耳欲聋的枪炮声，17岁的上海女孩、童子军杨惠敏带着上海人民的支持和慰问，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渡过苏州河，跌跌撞撞冲进四行仓库大门。中校团长谢晋元猛地把她抱进怀里高高举起，满脸污黑的战士们顿时围拢过来，鼓掌欢呼向她致敬。杨惠敏响亮地叫：“我给你们带来一面国旗！”说着她解开透湿的上衣，从怀里掏出一面12尺长的中华民国国旗——那是上海“支前会”民众连夜绣制的。谢晋元抖开那面旗帜吼道：“今天晚上咱们就挂上去，让小鬼子看看，这是咱中国人的地方！”随后，杨惠敏渡回南岸，带回一份坚守四行仓库的官兵名单，约800人。其实仓库内守军只有411人，为壮大声势、吓唬敌人而扩大了一倍。

第二天即10月28日清晨，中华民国国旗在四行仓库的楼顶高高飘扬起来。同时，上海各报纷纷发出《号外》，赞扬以谢晋元团长为首的四行仓库守军，“八百壮士”的威名自此传遍天下。那几天，从早到晚，数以万计的各界群众蜂拥而来，不顾日军的流弹和疯狂进攻，聚集在苏州河南岸，眺望那面迎风飞舞、鄙视日寇的国旗。他们激动不已，眼含热泪，议论纷纷——表达着对四行仓库孤军的敬意和关切，同时看看我军怎么打击来犯之敌。

四行仓库位于闸北区苏州河北岸，六层楼，原为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设立的联合营业所的仓库，钢筋混凝土结构，坚固异常，可抵御日军中型山炮的轰击。1937年淞沪会战中，日军突破大场防线，企图切断闸北、江湾我军的后路，形势十分危急。中校团长谢晋元奉命率第524团第1营官兵411余人向南推移，掩护大部队撤退，10月27日晨2时进驻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他们依仗厚实的墙壁，第一天激战中即毙伤日军80余人。29日，谢晋元写下遗书揣在军衣口袋里继续战斗，遗书写道：“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日军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

壮士们还在战斗中，一首《歌唱八百壮士》的歌已经在上海传唱开来：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

飘荡，飘荡，飘荡，飘荡

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当

我们的行动伟烈，我们的气节豪壮

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

快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苏州河南岸为英国租界。英方担心战事扩大，多次劝离我方，答应守军撤出后护送到我方阵地。30日晚，谢晋元接到蒋中正“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31日，敌以飞机大炮攻击四行仓库，谢晋元下令以3挺机枪掩护，率部冲出重围，退入英国租界。四行仓库守卫战坚守4天4夜，击退日军6次进攻，毙伤日军200余人，谱写了淞沪会战中最为壮烈的篇章。

谢晋元率部退入租界后，因日方强力干预，英方突然变卦，强行解除了壮士们的武装，将他们软禁在胶州公园边一个临时营房中，号称“孤军营”。不日上海沦陷，谢晋元一直想率部归队，但我军已撤，上海沦为孤岛，出了租界就是日军，无路可走。那些天，谢晋元的“孤军营”成为照耀上海的一座灯塔，每天来访慰问的人络绎不绝。谢晋元治军极严，每天升旗、上操、学习、生活各项安排得井井有条，绝大多数官兵都期待着有朝一日重返战场。他们在英租界软禁了两年多，出不去，日军也不敢贸然闯入抓人。“孤军营”成了上海日伪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期间，日伪方面多次派人来收买谢晋元，许以50万元重金和师长之职，皆遭严辞拒绝。但有几个士兵被暗中收买了，1941年4月24日凌晨，四个叛变士兵利用早操时间，突然扑向谢晋元，用匕首向其头部、胸部猛刺。谢晋元重伤倒地，不幸罹难，时年37岁。

1941年，国民政府追认谢晋元为陆军少将。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追认谢晋元将军为革命烈士，抚恤其亲属。1982年，谢将军墓迁至上海虹桥宋庆龄陵园右侧。

高志航少将：第一个打下日机的中国之鹰

高铭久，1907年生于吉林省通化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个孩子中他排行老大，具有自立自强和敢于担当的精神。1924年东北军建立空军，高铭久前往应试，因个子矮被排除，可他极其渴望飞向蓝天，于是写信给张学良请求网开一面，并改名为高志航。不久即去法国学习，归国后在东北军任飞行教官。有一次，飞行落地后出了故障，操纵杆把他的左膝打断，经日本医院医治后，左腿长期疼痛，走路也一瘸一拐，这意味着他的飞行生命就此结束了。妻子葛莉亚通过亲戚联系到哈尔滨一位有名的犹太医生，把左腿截断，重做手术，发现他膝内遗留了几块小碎骨，取出后完全痊愈了，可左腿比右腿短了1公分。长官劝他不要飞了，高志航倔强地说：“不飞我的名字就白改了！”他找人定制了一双特殊的军靴，终于重新飞上蓝天，战友们戏称他“高瘸子飞行家”。后来历史证明，中国空军确实不能没有他。

“九·一八”事变后，高志航立志报国，把家人遣回老家通化，化装逃到关内，进入杭州中央航校高级班接受培训。期间上级向他表明，因职务要求，飞行员不得与外籍女子成婚，高志航与葛莉亚抱头痛哭一场，但因国难当头、国家需要，他还是决定留在军中，与俄罗斯葛莉亚忍痛分手，数年后另娶一妻。1932年春，国民政府航委会举行第一次检阅，高志航驾机起飞，在空中翻飞盘旋，时而倒飞，时而弧形飞，其飞行绝技引起全场阵阵掌声，半年后晋升空军教导总队少校副长官。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中正的50华诞，这天，航委会特别在南京举行了一次有英、德、意等国空军参加的空战技术和飞行特技表演。表演结束后，蒋中正和宋美龄喜笑颜开，对高志航的高超技术赞不绝口，消息通过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从此高志航的名字在军中几乎人人皆知。不久，高志航奉命前往美国，购回100架“霍克式”驱逐机。政府组建了5个飞行大队，任命高志航为中校第4大队长，经他细心调教，培养出如刘粹刚、柳哲生、董明德、李桂丹、郑少愚、乐以琴、罗英德等一批优秀飞行员。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14日下午，我方收到日机进袭情报：日军数十架大型轰炸机向杭州方向而来，高志航立即率21、23中队起飞迎战，高志航率先击落日机一架，战友们击落日机2架，击伤1架，我仅1架轻伤。此战是中国空军首次展开大规模空战，首次击落日机，首创中国空军对日空战3：0的光辉战绩（当时的宣传是6：0）。三个“首创”令全国欢欣鼓舞，两年后国民政府正式确定每年8月14日为空军节。

15日，恼羞成怒的日军派出34架飞机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再次空袭杭州。高志航又击落日长机一架，空战中左臂中弹，但成功驾机返回。胜利消息报到南京，蒋中正汇来一万元大洋并专电褒奖，第四航空大队被命名为“志航大队”。10月，日机入侵南京，高志航再击落日机一架，此战我空军共击落日机17架，损失两架。

高志航先后击落3架日机，创造了当年中国空军最辉煌的战绩。自此，年轻的中国空军一鸣惊人，在敌众我寡的态势下创造了辉煌战绩，日本空军所谓“四大天王”均遭击落：关东军战斗机队长三轮宽号称“驱逐机之王”，在太原会战中被击落；日海军航空队分队长山下七郎在南京被击落并生俘；绰号“东方红武士”的潮田良平，在南京被击落；曾在日驻英使馆当过武官的南乡茂章，在鄱阳湖上空被击落，山本五十六参加他的追悼会时老泪纵横，哀泣不已。

我空军“四大金刚”也先后牺牲。刘粹刚，1937年10月奉命支援太原会战，座机燃油告罄后，迫降时不幸碰上城楼，以身殉职，时年24岁。李桂丹，在1938年2月武汉保卫战中，主动撞向日机，同归于尽，时年24岁。乐以琴，在1937年12月的一次空战中，座机被敌击中。跳伞时为避免落入日军之手，推迟张伞壮烈殉国，年仅22岁。1937年11月，高志航奉命赴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战机，然后飞赴河南周家口机场。21日，我方接到报告，有11架日机向该机场飞来。但情报已晚，高志航准备登机时，日机已飞至机场上空轮番俯冲轰炸，高志航没来得及起飞即被炮弹击中，当场牺牲，时年30岁。

事后，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在汉口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蒋中正深感悲痛，亲往主持，并敬献花圈致哀。周恩来也参加了追悼会，称赞高志航是“中华民族的英雄”。1993年，92岁高龄的张学良依然不忘这位下属同乡、民族英雄，题词：“东北飞鹰，空军战魂”。

1946年8月14日，延安举行了纪念“八·一四”空战大捷座谈会，纪念高志航及其战友的英雄事迹。2002年8月14日，“八·一四”空战大捷65周年纪念日，建于通化市的高志航烈士纪念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通化市政府、北京航空联谊会等单位主持下开幕。

黄梅兴：第一个在淞沪会战中阵亡中将

1897年，黄梅兴出生于广东平远县一个贫苦之家，少年时性格内向，好学多思。10岁进本村私立学校读书，再入中学。家贫辍学后，当了最美乡村教师，常以微薄薪水资助贫困孩子。1921年国内战乱，烽烟四起，大概想着“乱世出英雄”吧，黄梅兴投笔从军，表现优异，1924年经粤军第一师团长邓演达保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后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一营副连长，先后参加两次东征，提拔为营长。东征结束后，与家中的童养媳赖伴梅——这名字就像是天作之合——成婚，并嘱告家人供妻子读书。

身材魁梧，英眉朗目，喜欢交友，座中常高朋满座，皆贤儒名将，与中共将领徐向前、陈赓是黄埔同窗，和国军将领杜聿明、黄维、宋希濂、孙元良等过从甚密。

上海两次抗日大战，黄梅兴都参加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他率部作战，勇猛异常，日军闻风丧胆，称之为“黄老虎”。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黄梅兴率领第88师264旅三个团驻防大场——那里正是会战最惨烈的地方，我三万敢死队牺牲于此地。黄梅兴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战斗。14日下午6时，在进攻日军堡垒时，黄梅兴不幸中弹壮烈殉国，成为淞沪战役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终年41岁。

黄梅兴牺牲后，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国殡仪馆设灵堂悼念；蒋中正亲至慰勉遗孀。将军的遗体由夫人赖伴梅、儿子黄崇武护送至南京雨花台安葬。夫人亲写挽联，读来令人泪下：

马革裹尸还，是男儿得意收场。可怜母殁半年，瞑目尚多身后事；

鹃声啼血尽，痛夫子抬魂不返。最苦孤生匝月，伤心犹剩未亡人。

国民政府追赠黄梅兴为陆军中将，入祀县城忠烈祠。1957年，平远县人民政府在县城新建烈士陵园，将军名字勒刻在纪念碑上。国家民政部追认黄梅兴为革命烈士。

朱耀华：第一个自戕未死的将军

1888年，朱耀华出生湖南长沙，是被红军活捉的国民党将军张辉瓒的外侄。他青年时投身军旅。后在湘军服役，1937年任陆军第9集团军第78 军第18师少将师长。淞沪会战中，朱耀华率部坚守上海最惨烈的大场防线。10月26日阵地失守后，他悲愤不已，深感无颜见江东父老，当即写下“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遗言，举起手枪对准心脏，决意自杀殉国。就在他扣动扳机的一刹那，警卫扑过去将他的手一拉，子弹射入朱耀华右胸上部，直穿肩胛骨。警卫立即驱车把他送到租界的一家医院。经医生全力抢救，朱耀华与死神抗争了40多天后终于活了过来，左臂落下残疾。蒋中正得知朱耀华的遗书和自戕报国的悲壮之举，深为感动，特派专人到医院慰问，并颁发了一笔医药费和慰问金，以示嘉勉。

伤愈后，上海已经沦为敌占区，朱耀华化装出逃，转道广东回到长沙家中。养好身体后，他多次上书蒋中正要求重返前线，因左臂残疾不宜领兵，1940年初被任命为广东第七战区军法总监，次年到重庆主持全国难民署的工作，后任抗日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抗战胜利后，他不愿打内战，借口身体不好，多次递交退役申请，请求解甲归田。退役后，朱耀华返回家乡，断绝了与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的一切联系，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平民百姓，每日读书、习字，自娱自乐。

解放战争末期，朱耀华正在上海女儿家，南京政府败逃台湾时，许多要人、旧部劝他走，连机票也给定好了，他一概谢绝，说：“我自己没有钱，出去靠朋友接济过日子是不行的。”他还豁达地对亲人说：“我是打过鬼子的，于国有功，新政权不会不给我一碗饭吃吧。”长沙解放后，朱耀华回了老家，还是一副闲云野鹤的样子，婉谢了相关人士请他参加省政协工作的邀请。这一步铸成大错——或许以后也难以避免——土改中，他先被定为开明绅士，后在失控的群众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分子”，1951年春被枪毙，终年60岁。

呜呼，今日写来，仍有切肤之痛！

同期阵亡的16位将领是：秦霖中将、蔡炳炎中将、夏国璋中将、吴继光中将、李友梅少将、路景荣少将、丘之纪少将、秦庆武少将、唐惠洽少将、眭宗熙少将、宫惠民少将、杨杰少将、李伯蛟少将、曾庆敏少将、吴桐岗少将、朱之荣少将。

第四章 太原会战

——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做持久战。”他有力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提出必须坚持持久战，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毛泽东对八路军的作用也有准确的定位，明确电示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为实施全面抗战，国民政府军委会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和4个预备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中正兼（后程潜接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后蒋中正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第五战区，蒋中正兼（后李宗仁接任）。

1937年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改编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18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直属队，共计4.6万人。同日，朱、彭通电全国：“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坚决抗战，众志成城……遵即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东进杀敌。德等愿竟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友军之后，效命疆场，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郝梦龄上将：孩子无钱上学的将军

1898年，郝梦龄出生于河北藁城县一个农民家庭，少时读过三年私塾。青年时投身行伍，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师师长。蒋中正发动对江西中共苏区“围剿”时，郝梦龄曾奉命参战，他发现红军都是手执长矛大刀的光脚农民，比自己老家的乡亲还穷。老百姓遭官府欺负，吃不饱穿不暖，起来造反是免不了的。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卫国家保护民众，而国军竟拿着长枪钢炮对付他们，郝将军“心甚不安”，渐生厌烦内战之心，作战不力，常遭败绩，多次请求解甲归田，未获批准。

在国军中，郝将军爱兵爱民不爱钱是出了名的。1935年，郝梦龄调往贵阳，率军修筑川黔、川滇公路，公路通车后即为其驻防沿线。期间他经常脱掉军衣，和官兵们一起推车挑筐，参加劳动，且对筑路经费管理极严。他以身作则，粗茶淡饭，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深受官兵爱戴。如发现有军官从中渔利，贪污渎职，无不撤职查办。将军十分关爱部下和民众，每次自己受了赏赐都分给手下官兵。部属谁家有了困难，他也常常慷慨解囊。部队在乡间宿营，他严格要求不可轻易打扰百姓，还自编了一套顺口溜儿教育官兵：“喝了水，还满缸；扫好地，再出门……”他定立军歌一首印发全军，歌中唱道：“三军个个听仔细，行军需要爱百姓，挑水莫挑有鱼塘，莫向人家打门板……”

1937年，39岁的郝梦龄被派往重庆陆军大学学习，途中惊闻卢沟桥事变，平津陷落，佟麟阁、赵登禹将军壮烈殉国。郝将军五内俱焚，当即折返军中，致电国民政府请缨抗战。9月，奉命奔赴战地的途中，郝梦龄转道回到武汉家中向亲人告别，临行前修书一封，密封后交大女儿慧英保存。信文如下：

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教调，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留于慧英、慧兰、荫槐、荫楠、荫森五儿。

父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

这是一个孩子无钱上学的将军。

10月2日，郝梦龄率第9军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抵达太原，民众和当地晋军大受鼓舞。中秋将至，守军和地方政府特以自制大月饼发给9军官兵，每人两个，上有“勿忘国难”字样，士兵们捧在手上，个个热血沸腾。3日，官兵集合于市中心广场，四周民众围观如堵，郝梦龄军长登台发表训话：“年年月圆今不圆，国破家亡心何安！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报国。这里本军长向官兵表一个态度，宁死绝不退后一步！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国将不国，兵即无存，哪有官长？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全场官兵振臂高呼，声若惊雷：“誓死抗战到底！”围观百姓莫不泣下……

4日，郝梦龄率第9军到达忻口前线，卫立煌任命他为中央兵团长，负责指挥第9军和晋绥第19军、第35军、第61军等部。

忻口位于太原以北，东托五台山，西倚云中山，滹沱河从两山间穿过，同蒲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是通往太原的要道。10月11日，忻口大战正式展开。敌我双方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的高地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日寇集中全力，以飞机、重炮、战车掩护步兵猛攻；我则以空军、炮兵协同作战，步兵踏着成堆的尸体端枪肉搏，反复冲锋，阵地几番失而复得，双方伤亡惨重。

战事中，郝梦龄军长与刘家麒师长始终在前沿指挥战斗。在夺回被敌人占领的高地后，有的团只能缩编为一个营，一个营缩编为一个连。将军的“嫡系部队”322团反复冲杀后只余百余人，许多人还挂了彩。郝将军双眼充血，提枪冲到阵地上，对战士们大声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我们剩一连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出发前，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打不败日军决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

接着他吼问：“你们大家敢陪我在此坚守阵地吗？”

血染征衣的官兵振臂高呼：“誓死坚守阵地！”

山河壮丽，将士喋血……

9月28日，茹越口被日军突破，守军第203旅旅长梁鉴堂在激战中阵亡。同日，沿同蒲铁路南下的日军攻占朔县，30日突破阳方口。至此我军长城防线被冲破，第二战区决定在忻口附近组织决战。

次日晨5时，郝将军率部向南怀化、新陈庄出击，令322团在前，晋军在后，限3小时攻下，1小时后便到达目的地。但因友军伤亡过重，两翼未能及时跟上来，郝部只好暂留阵地待动。当日，将军在《阵中日记》中写道：“连日昼夜炮战甚烈。五日来，已伤团长一员，营长五员，连长二十员，士兵数百名”，“今日督战，李（仙洲）师长负伤，戴（慕真）团长负伤，官兵受伤过多。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热血将军，跃然纸上。

10月10日，忻口决战前夜，郝梦龄在火线匆匆给夫人剧纫秋写了一封短信，实为遗嘱，读来令人泪下：

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所念者中华民国及我们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倘吾牺牲后，望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而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13日，日军以第15旅团等部为右翼，以第5师团为左翼，向忻口和南怀化阵地发动连续攻击，阵地数次易手。16日，卫立煌组织中央集团军5个旅的兵力向南怀化地区反击，将该地日军大部歼灭，我方也伤亡巨大。10月16日，郝梦龄军长不幸被日军机枪击中，倒下后仍大声疾呼官兵英勇冲杀，随即殉国，时年39岁。

郝梦龄是牺牲在抗日疆场上的第一位军长。

刘家麒师长、郑廷珍旅长也同日殉国。

忻口血战整整进行了24昼夜，日军始终没能攻破这个城市，为华北历次战役中战绩最佳的战事，只是因为晋东娘子关的失守，忻口守军才不得不于11月2日深夜放弃战场。

11月7日，日军第20师团到达太原与第5师团会合，太原城陷于被包围状态。傅作义率部死守太原，全体官兵英勇力战，反复拉锯争夺。是日，太原东北被突破，双方展开巷战，我军一度将城墙突破口重新封锁。8日，日军由东北两面同时猛攻城垣，日机30余架轮番轰炸助战。入夜，太原城防总司令傅作义见局势已无法挽回，下令所部向西突围，我大军于9日在熊熊火光中告别了太原城，向晋南转移，守城部队多数殉国。12日，太原陷落，会战结束。

太原忻口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战场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敌我双方伤亡都很惨重的一次战役，我军歼敌约2万之众，创华北战场大举歼敌的最高记录。它迟滞了日军侵占平津后长驱直入的攻势，令其“速战速决”的妄想终告破灭。

太原尚未失守时，10月24日，郝梦龄将军灵柩由太原运至武汉。11月16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后以国葬礼仪，安葬于武昌卓刀泉。国民政府追赠郝梦龄为陆军上将。汉口北小路改名为郝梦龄路。其事迹被编入民国小学课本，题为“中国第一个殉国军长”。1938年3月12日，在延安召开的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郝梦龄将军英勇抗日的精神。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郝梦龄将军为革命烈士，并向将军后人颁发了烈士证书。武汉市人民政府重修其陵墓，并将汉口吉林路复名为“郝梦龄路”。

郝梦龄烈士墓园位于武汉市伏虎山。

这里需要提及，在太原会战中，打得最漂亮的是八路军，堪称一战成名，威风大震。

会战前夜，阎锡山致电朱德：“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八个团的兵力拂晓可到，希电林师（林彪115师）夹击敌之侧背。”林彪接令后迅即率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24日午夜，115师在暴雨中进入预伏阵地。

25日拂晓，日军第5师团主力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全部进入115师预伏地域。林彪一声令下，全线突然开火，张狂之极的日军毫无准备，顿时大乱，我军如猛虎下山趁机发起冲击。第685团率先到位，截断了日军南窜之路。陷于死谷的日军拼死顽抗，我2营5连连长曾贤生只身刺死了十几个日兵，率领全连烧毁了日20余辆汽车，最后他拉响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一排战士全部殉国，3营9连仅存10人，其余皆战死。板垣征四郎得知急报，速派援军，在6架飞机掩护下向狭谷猛扑，被我686团坚持堵击。此战我歼灭日军精锐师团1000多人，击毁车辆100余台，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一门，以及大量军用物资。不过，八路军还保持着国共内战时的传统习惯，以为一喊“缴枪不杀”敌军就会举手投降，哪知被武士道精神毒化了的日军顽抗到底死不缴枪，我军战士多遭意外射杀，伤亡600余人。太原会战中，中国军队损失惨重，独有平型关大捷震撼全国，蒋中正特别致电朱德、彭德怀说：“二十五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

此外，忻口激战之时，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向日军两翼及后方展开猛烈的攻击，收复县城10余座及广大村镇，切断了忻口与张家口、大同的交通线，迫使日军的粮、弹及油料供应濒于中断。129师一部于19日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激战一小时，毁伤日机24架，歼敌百余人。使日军失去空中掩护和空中运输补给，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10月，八路军第120师雁北支队袭占井坪，收复平鲁县，接着对同浦铁路大同至朔县段实施破袭，毙日军200余人，毁敌汽车20余辆。该师第358旅与友军配合作战，收复宁武县城，又在阳明堡以南数次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队，毙伤日军800余人，毁敌汽车60余辆。该师还在七亘村两次伏击日军辎重队，歼敌400余人，获大量军用物资；在黄岩伏击日军，毙敌300余人。11月4日和7日，第115师两次在广阳设伏，歼灭日军1000余人。

八路军善于机动性的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且多在夜间闪击敌人，一个日本兵在日记中哀叹：“八路军真叫我头痛。”

李服膺中将——血战归来遭冤杀

1890年，李服膺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市），那是一座古香古色的小城，驴友云集的旅游胜地。不过那壮观齐整的城墙是重修的，原墙大部毁于抗战时日军的炮火。

李服膺毕业于保定军校，从军后一直跟随阎锡山，忠诚不二，与傅作义等人被称为阎锡山的“十三太保”，后任第61军军长。1938年8月太原会战骤起，板垣征四郎和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率领约达4.5万人的兵力，直扑山西东北部的天镇县。天镇是山西东北部的咽喉要道，为阻敌之门户。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电令隶属于傅作义第7集团军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紧急率部前往御敌，令其“坚守3天，拒敌西进”。李部号称一个军，其实仅有一师兵员，不足1万，且装备很差。

61军官兵分别部署于盘山、李家山和罗家山。他们进入阵地第二天，日军就扑上来了。他们先以小股兵力进行试探性进攻，我军防守火力暴露后，随即派飞机狂轰滥炸，我军损失惨重，许多基层指挥员丧生。但战士们死守阵地，打退了日军一次次进攻。3天过去了，阎锡山再令“续守3天，掩护大同会战”。军令如山，那就死拼到底吧，李服膺拎着驳壳枪，血红的眼珠子瞪得牛大，好像根本没看到阵地上牺牲官兵的累累尸体，吼叫着“决不许后退一步，违者就地正法”！血流成河的3天又过去了，各阵地守军弹尽粮绝，战员所剩无几，只好后撤。但驻防天镇县城的399团团长张敬俊不甘心，决意再给鬼子来一次“最后的晚餐”。他令一部官兵悄悄埋伏在县城两边的山头上，一支日军以为我军已经撤远，举着膏药旗，趾高气扬列队向县城进发。突然间，我正面防线和两侧山头排枪齐发，当即毙伤敌军上百，活着的屁滚尿流逃了回去。

报复自然是十分残酷的，狂蜂般的日机向县城投下雨点般的炸弹、毒气弹，城里房倒屋塌，百姓死伤累累。县长哀求张敬俊团长说：“为民众免遭屠城之难，你们不要再守了！”

399团浴血守城7天，乘夜幕掩护退出。

这时，第61军已折损大半，李服膺率残部后撤途中，突然收到阎锡山的急电，命他赴太和岭参加军事会议。战事如此紧急，让一军之长去开什么鸟会，完全不合常理，有什么要事电报通知即可。据说，对阎锡山深为了解的傅作义曾劝李服膺不要那么听话，别去了。但李服膺是一条耿直汉子，没想太多，还是应召赴会。没想到他一下汽车就被下了枪，几个宪兵扑上来，不由分说把他绑了起来。李服膺顿足大叫：“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指挥官冷冷说：“你擅自撤防败逃，奉司令长官之命予以逮捕，听候军法审判。”

李服膺大呼冤枉，没人听。

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听闻自己的爱将被抓了起来，心知不好，曾向阎锡山力陈李服膺作战之英勇，请求刀下留人。第二战区执法总监、中将张培梅调查了解了第61军在前线的作战情况，当面向阎锡山指出：李服膺在敌众我寡、装备极差的情况下，坚守盘山防线和天镇县城7天7夜，实属不易，有功无过，抓他是不对的。

对所有人的劝告，阎锡山一意孤行，置若罔闻。

大家都意识到，李服膺难逃阎锡山的毒手了。有人迅速通知了将军的家人，李服膺的长女李撷英及长子李仁生听说父亲莫名其妙被关了起来，心急如焚，从家乡崞县星夜赶赴太和岭口。狱警一向很崇敬能征惯战的李军长，把两个孩子放进去了。

李服膺对孩子说：“你们放心，父亲没有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只是遗憾没能战死沙场，才受此辱。”

李撷英哭着问：“可他们为什么这样对你啊？”

李服膺仰天长叹，黯然无语。

那年李撷英已经中学毕业了，临别时她悄悄问父亲：“我想去延安参加抗战，你同意吗？”此刻的李服膺已经对阎锡山的阴阳两面有了痛切的体察，他默默点点头。

军事审判厅设在太原绥靖公署。1938年10月2日深夜，亲任审判长的阎锡山高坐大堂，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等大员和陪审官员陪坐两厢。阎锡山开口就指责李服膺：一是盘山防线工事做得不好，二是罔顾军令，擅自撤退，等等。

事到此时，李服膺也不给阎锡山留面子了，当堂进行了强有力的申辩：国民政府军委下拨的军费没能如数到位，有人中途截流拿去做生意（暗指阎锡山）。即便如此，我军官兵凭借简陋工事，不畏牺牲，英勇奋战，我为军长，亦不免为之泪下。至于撤退之事：其一，你有军令坚守6天，我已超期完成任务，而且你亦有“相机撤退”之密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可以作证。

阎锡山哑口无言，当即拦住李服膺，做出一副“挥泪斩马谡”的样子，说： “慕颜（李服膺字慕颜），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辜负了我的信任，还在这里一派胡言。今日处办你，我也是不得已，军法在此，我不能因私害公。你的家人自有我接济，你就放心走吧。”说罢扬长而去。

当夜，李服膺被押送刑场枪决，时年47岁。

阎锡山究竟为何执意“以军法从事”，枪杀李服膺？史家们分析说，盖因太原会战之前，阎锡山夸下海口，要固守山西，打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同会战”，实际上他既无决心也无准备，只是一心提防蒋中正乘机派兵进入他的“阎家大院”。据说他曾对心腹说：“蒋先生那样的军队，给山西来30万，不用和日本人打，就把山西踏成土坪啦！与其那样，还不如当亡国奴省事些。”结果，因其无决战之心，部队匆忙上阵，导致备战不足，防守乏力，也证明所谓“大同会战”完全是阎锡山吹出来的肥皂泡，遭到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的同声谴责。阎锡山自感无法向蒋中正和国民交待，于是不得不寻找替罪羊，以“莫须有”的罪名，枪决了对自己忠诚不二的李服膺，以掩盖自己抗战不力的丑行。据说国民政府曾要求阎锡山把李服膺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阎锡山怕内情暴露，抢先一步把李将军毙了。

李服膺没能战死抗日疆场，而送命在阎锡山的枪下，当是千古奇冤，悲哉也乎！

浓眉大眼，身材壮硕，声若洪钟，典型的西北汉子。曾为阎锡山的铁杆亲信、“十三太保”的老大。抗战中却被阎锡山一枪崩了，沉冤70余载。其墓现在家乡老村——当初是草草埋葬的——只有坟没有碑，不过老乡们还精心地护着，说在他们心里李军长永远是一个抗日英雄。台湾抗日军史至今还认为李服膺“抗命不发，临阵脱逃”，死有余辜。幸而大陆史家多方查证，为这位抗日将领平了反。

张培梅中将——愤而服毒的执法总监

李服膺的悲剧，又引发了张培梅的悲剧。

张培梅，1885年生于崞县（今原平市），自幼父母双亡，由叔父收养，19岁考中秀才，1907年入保定军校，武昌首义后响应孙中山号召，策划和组织了太原起义，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后归于阎锡山麾下。“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统治，外蒙古在沙俄的唆使下趁乱宣布“独立建国”，内蒙古一些王公贵族也公然叛乱，不断南下攻城略地，烧杀抢掠。1913年，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派兵平叛，并命令山西都督阎锡山出兵配合。28岁的张培梅奉命率军北征，一路所向披靡。打到包头时，张培梅听说，在距包头西北 100多公里的麻忽兔，一部友军被蒙军围困，情势危急。他当即亲率一团官兵，轻装健马，连夜奔袭麻忽兔。考虑到敌众我寡，他先派出数十骑兵悄悄潜至敌后的山林中，摇动树木，来往奔驰，放枪示警，齐声喊杀。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蒙军以为山林中有雄兵上万，慌忙掉头以攻为守。没想到张培梅率主力从后面尾随而至，一鼓作气歼敌千余。敌军首尾不能相顾，溃逃中自相踩踏，哀嚎遍野，一路逃到百灵庙（今内蒙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旗）才定下神来。

是年冬，蒙军重整旗鼓，南下围攻五原，威胁包头。张培梅又率领健旅大败蒙军，夺回五原，并协同友军攻克蒙军盘踞的百灵庙。张培梅北征蒙军，两战两胜，为保全内蒙边地立下赫赫战功。自此，蒙军慑于“张家军”之威名，再不敢轻易南下。1914年春，29岁的张培梅因为对阎锡山“土皇帝”的作派看不惯，意见常有冲突，遂以少将参谋名义，挂印封金，解甲归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平津陷落，大同失守，晋北岌岌可危。张培梅向阎锡山上书请战，阎锡山素知张培梅治军有方，执法如山，在晋军中很有威望，遂任命他出任第二战区执法总监。期间，他与周恩来等中共人士多有交往，相谈甚洽。张培梅在各作战部队中均组织了执法队，凡溃兵散卒违犯军纪、骚扰百姓者，以及畏战避战、私自撤退者，就地正法。

1938年，日军大举进犯晋西，第19军军长王靖国奉命据守隰县以北之石口镇，张培梅亲往前线要王靖国坚守三日，结果因王靖国对敌主攻方向判断失误，抵抗不力，第二天擅自放弃石口镇，率军溃逃，导致晋西各要隘相继陷落。张培梅大为震怒，决意按军法从事，处决违反军令、贻误战机的军长王靖国。

此前，阎锡山要处决血战归来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张培梅多次痛陈李服膺有功无过，请求刀下留人，阎锡山不予理会，还是把李服膺毙了；这次，张培梅要处决败逃归来的第19军军长王靖国，阎锡山却以王靖国“失地未失军”为由，拒绝了张培梅的要求。张培梅说：“李服膺失地又失军，是因为他决心抗敌到底；王靖国失地未失军，是因为他临阵脱逃，如不严明军纪，天理公道何在？”

阎锡山面露愠色，拂袖而去。后来他对左右说：“咱们就这几个人，把他们都杀了，还靠得上谁？”1938年2月25日中午，悲愤异常的张培梅回到家中，觉得国难当头，治军为要，而自己不能救功臣之命，又不能判败将之死，赏罚不明，深感自责，实在枉为执法总监，有何颜面见全军将士，于是给阎锡山写下一纸告诫书，服毒自戕。随员发现后，哭着求将军进服解药，张培梅紧咬牙关，闭目不言，第二天含恨辞世，以身殉职，时年54岁。阎锡山闻讯，也不免深感痛惜，心有惭愧，特发祭文以示哀悼：“你很爱国，你很壮烈，你以为晋民苦矣，国家危矣，不忍睹，不堪睹，君乃自了；遗其妻子，别其朋友，君乃自了矣……君之清廉无积，我所素知，家庭生活我负其责，君可释念。”

张培梅将军一生忠于军人之职，镇守边塞，英勇善战，廉洁奉公，恬淡名位，治军严明，惜乎效命于阎锡山麾下，未能一展报国之志。如今，张培梅的墓只是黄土一抷，有坟无碑，依然偎依在老家泥河村，孤零零立在一片空旷的田地里。

赵锡章中将：自备寿衣上战场

赵锡章1901年出生，从小锦衣玉食，幼入书院，少读中学，青年时考入保定军校，文武皆优，一路飚升，抗战时任晋绥军独立第3旅第4团团长，忻口血战后因战功卓著，升任第19军第70师215旅少将旅长。

抗战爆发后，赵锡章请缨出战，出发前他对妻子张惠如说：“我作为军人，只求杀敌报国，与日寇决一死战，决不能穿着军装过黄河！”他特意给自己备了一套寿衣，并亲笔写上“不成功便成仁”六个大字，在誓师大会上展示给全体官兵，说：“军人报国，当在此时，这就是本人的誓言！”

1937年9月，日军向晋北大举进攻，赵锡章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全力配合八路军林彪115师的伏击战，为歼灭日军精锐主力板垣师团第21旅团做出重大贡献。忻口战役后，赵锡章提升为少将旅长。1938年2月，赵锡章率第215旅在隰县一带狙击日军。日军动用飞机大炮对我阵地狂轰滥炸，双方拼死战斗，短兵相接，死伤惨重。21日下午2时，我数处阵地被日军突破，旅部被日军三面包围，赵锡章亲自率领预备队及旅部官兵向敌阵猛冲，意在突围。激战中，赵锡章肩部中弹。左右都劝他撤退，他厉声喝道：“我之衣衾早已备好，死又何憾，今日有死无生！”他裹伤再战，敌人将我军压回村内，双方又展开激烈巷战，赵锡章头部又受重伤，壮烈殉国。其所率部队也全部战死沙场。

国民政府追赠赵锡章烈士为陆军中将。1978年，民政部追认赵锡章将军为革命烈士。北京卢沟桥抗日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抗日烈士纪念馆的纪念碑上，均铭刻着赵锡章的名字。

同期阵亡的6位将领是：郑廷珍中将、刘家祺中将、姜玉贞少将、梁鉴堂少将、刘眉生少将、徐积璋少将。

太原会战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激烈、持续时间最久、战绩最为显著的会战之一，也是国共两军配合最好的一次大战役。整个会战历时一个多月，我军共毙伤日军2万多人。

第五章 南京大屠杀

——鲜血永不凝固

1937年11月17日，日本设立了直接受命天皇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随即召开御前会议，决定进攻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移驻四川重庆。

12月初，常熟、苏州、嘉兴相继陷落，对南京形成三面包围。上旬，在机群大炮狂轰滥炸的掩护下，日军向南京发起围攻，守军浴血苦战数昼夜，伤亡惨重。6日晚，蒋中正在南京召集少将以上的守城将领训话，他沉痛地说：“南京是总理陵墓所在地，全国的至诚瞻仰在这里！全世界翘首切盼付与最大的注意力，也是在这里！我们不能轻易地放弃！今日，首都已是一个围城，我愿和大家共同负起守卫的责任。但是，现在各方面的战争形势都在继续发展，我不能偏于一隅。所以责任逼着我离开。今天，我把保卫首都的责任交给唐生智将军。唐将军是身经百战，智勇兼备的将领，他必定能秉承我的意旨负起责任。万一有什么不幸，那也是成了保卫国家的民族英雄！人谁不死？我们要看死的价值和意义，在伟大的时代中，能做这件不平凡的工作，是何等的光荣！”

7日拂晓，蒋中正离开南京。几乎与此同时，日军发起总攻。经多日混战，我军打到弹尽粮绝，多名战将牺牲，官兵尸体堆积了好几层，活着的就以尸堆为工事继续抗击。12日，唐生智匆忙下达撤退命令，乘坐预留的汽艇先行离去。守军不知内情，仍在拼死抵抗，等到撤退命令传达下来，才潮水般涌向下关，争船抢渡。时值隆冬，寒风凛冽，前有滔滔江水，后面城池已陷，官兵临江溺毙和中弹牺牲者难以计数，岸边尸堆成山，鲜血染红大江。数万守军没能撤走，只好化装混入市民中，后全部死于日军的大屠杀。

战后，日本出版《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称：“当时南京只有20万居民和5万守军，怎么会有30万人被杀呢？”迄今，铁血心肠的日本右翼政客仍对被杀人数提出种种置疑，企图为南京大屠杀翻案，掩盖日本法西斯的滔天罪行。历史的纪录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岂容抵赖！

——据国民政府1937年6月统计，南京人口为101.545万人。为备战疏散部分人口后，至市政府11月23日普查后统计，查有人口50余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日本法西斯最为丑恶、野蛮、残忍和黑暗的可耻纪录。在中国人民的历史记忆中，那里的鲜血永不凝固！

饶国华上将：胜则生，败必死

1894年，饶国华出生于四川资阳县东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家当过放牛娃，入城当过学徒工，入伍后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从伙夫兵做起，一直升到陆军中将。一生戎马倥偬，随身行装中永远带着文房四宝，每有闲暇，临池挥毫，兴趣盎然。这样一个儒将，其亲民之作风、爱国之忠烈，堪为楷模。

饶国华一向倡导“军与民要打成一片，国与家万不可分离”。他任团长时，率部进驻铜梁地区，时值秋收，淫雨连绵，眼见村民的稻谷将烂在田里，他便亲自下田率部帮助抢收，并严格要求官兵不得向村民索取工钱茶水。多年来四川兵患匪患甚重，山头林立，抢掠成风，老百姓见兵就逃。村民们见这群大兵下田收稻，无不叫苦连天，以为这一年的收成又被兵匪抢了，待到大兵们让他们把自家稻谷搬运回家，乡亲们才明白这是一支爱护百姓的军队，送饭送水络绎不绝，亲如一家，当年的《新蜀报》曾报道过这一事迹。

饶国华爱民也爱兵。他自律甚严，不纳妾，不吸大烟，居则陋室，食则粗粝，下军营不穿大衣、不戴手套，尤其关心厨灶和宿舍，深得官兵爱戴，人称“布衣将军”。川军杂牌很多，一旦放假很多人就成了逃兵，因此管治极严。饶国华逢年过节照样给官兵放假，假期过后，归队点名，竟然常常多出许多慕名而来的大兵。

1937年抗战兴起，饶国华义愤填膺，多次上书请缨参战。上海失陷后，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命第21军出川参战。时任145师中将师长的饶国华特意告假归乡，破例为母亲提前办了70寿筵，并祭扫祖墓，拜别乡亲。他对妻子蓝紫仙说：“我这次为国而战，义无反顾。自古忠孝难两全，老母年高，儿女尚幼，望能尽心奉养，我若为国捐躯，亦可心安也。”那时他们已有5个孩子，怀有身孕的蓝夫人含泪应诺，临别依依，送君远行。

9月21日，全县各界民众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饶国华登台慷慨陈词：“此次奉命出川抗战，誓尽军人天职，不驱倭寇，誓不还乡！”10月，饶国华率全师时而乘船，时而步行，星夜跋涉二千余里，11月中旬抵达前线。此时苏州、常州失守，日军正准备大举进攻南京，饶国华奉命率部防守广德，以护南京守军侧背。他迅即组织官兵构筑工事，每天亲往巡视，一再鼓励官兵奋勇杀敌，并提出口号：“誓与广德共存亡，不许倭敌逞凶狂！”

11月22日，日军在20多架飞机和数十门大炮的掩护下，分兵两路直扑广德。日机轮番轰炸，向我阵地倾泻了上千吨炮弹，所有工事被炸得残破不堪。饶国华亲往前线督战，严令不得后退一步，并指挥第433旅佟毅部与日军展开多日激战，双方伤亡惨重。145师一位连长战后对《新蜀报》记者说，当时双方为争夺一个工事、一个战壕，都要付出几十人的代价，其状真是“尸横遍野，草木皆赤”。日军进攻时常以坦克开路，步兵跟在后面。我军缺少重武器，许多战士便把十几枚手榴弹捆在一起，抱着冲向敌军坦克同归于尽。30日，泗安防线失守，日军主力直奔广德，饶国华心急如焚，亲率第433旅官兵急奔广德前方约五里的界牌，顽强阻击进犯日军。血战在即，饶国华怒目喷火，振臂高呼：“我们军人报国的时刻到了，一定要为国争光，流尽最后一滴血！”

官兵们深为饶将军的战斗精神所鼓舞，以一当十，奋勇杀敌，虽死伤枕藉，仍前赴后继，宁死不退。日军不得不屡次增调援军，并出动飞机、大炮轮番轰炸。宣城至广德的铁路线被敌机炸毁后，我军补给中断，大部官兵战死。这时，饶国华手中只剩下一营士兵，且被日军包围于十字铺据点。日军见饶国华残部再无出路，于是派军使前来劝降，遭饶国华严辞拒绝。他对左右说：“我从七七事变发生之日起，就渴望到前线杀敌，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如今我能如愿以偿，出川抗战，实乃平生快事。诸君还记得吧，我们离川时，蜀中父老乡亲曾举行盛大仪式欢送，我曾表示：胜则生，败必死，不成功，便成仁。我们要牢记当时的誓言，绝不能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丢脸呀！”当天夜里，即1937年12月1日，饶国华身边只剩下几十人，弹尽援绝，人残马伤。将军知道败局已无法挽回，挥笔写下一封绝命书，交由属下带给司令官刘湘：“兵败至此，职唯有不惜一死，以报甫公知遇及川中父老之情。”随即开枪自戕殉国，实践了他“胜则生，败必死”的誓言，时年43岁。

消息传开，举国震惊。国民政府在武汉举行了公祭大会，追授陆军上将，全城降半旗。家乡资阳县为他立祠，成都市为他塑像。刘湘闻知噩耗痛哭不已，拨款3万元抚其遗属。1938年1月23日，将军忠骨葬于宝台寺甘溪沟南坡。

萧山令中将：杀身成仁，今日是也

1892年，萧山令生于湖南益阳县泉交河镇龙泉村一个书香门第，其家以一家三代连中秀才而享有盛望。萧家门口的一副楹联也流传至今：“秀才本微末功名，却喜叔伯兄弟父子公孙三代蝉联不绝；寒家无丰盛筵席，幸叨宗族乡邻亲朋戚友八回燕贺都来。”萧山令16岁毕业于益阳龙洲高等小学堂。当时正值晚清，国家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少年萧山令幼承家训，立志报国，决定投笔从戎报考湖南陆军小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萧山令考入保定军校第三期，与后来的陆军上将张治中是同窗。毕业后他回到湖南，在湘军开始了戎马生涯，一路升到团长，并受到上司唐生智的赏识，曾被派到沅江担任县知事。此后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因治军严明，性情刚烈，嫉恶如仇，1927年调入南京政府宪兵司令部，主管全国宪兵的编制与训练工作，历任总务处长、少将参谋长、副司令。

南京保卫战打响后，萧山令一直身临前线指挥战斗。期间蒋中正每次电召首都卫戍区司令长官唐生智出席紧急军事会议，都由萧山令代理其职，组织全城抗战。生死存亡之际，加给萧山令的官衔也越来越多，至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他一人已身兼6大要职——全国宪兵副司令、首都警察厅长、战时南京市长、代理南京警备司令、防空司令、渡江总指挥。12月8日，激战正酣，萧山令的同乡部属陈辑川满脸惊慌，跑到总指挥部劝萧山令说：“我守军装备落后，援军无望，这些天损失惨重。唐生智把指挥大权交给你，成败的责任、后果也交给你了。望老兄度时应变，以策安全。”萧山令慨然作答：“作为军人，就必须随时准备为国牺牲，其余在所不计。我授命拱卫首都，防守无方，无以对党国；杀敌不力，无以对金陵民众；贪生怕死，俯首称奴，何颜见江东父老！我走，南京的老百姓怎么办？”第二天，总指挥部被日军轰毁，萧山令不得不搬到新街口一个临时指挥所。头上炮火连天，四周硝烟弥漫，陈辑川所部已经溃散，他再次来劝萧山令早做退计，萧山令勃然大怒，吼道：“现在形势已乱，各部只顾逃命，不听指挥。我身肩重任，愧疚难当，只能求尽忠报国，与首都共存亡了！”

12月12日，战前曾慨然表示“愿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突发高烧，力不能支，遂生脱逃之心。其随身护卫华萱恩回忆说：“当时唐生智发高烧，我们随行二十多人用担架抬着他，向南京守军防卫的城门走去。城里的街上简直就是人山人海，人们都想逃出南京，可是唐生智早有军令，任何人不得撤离，以免扰乱军心。我们走到城门附近时，一位守门少校大喊：‘站住！就是他娘的唐生智也休想踏出南京一步！时为中尉护卫的华萱恩招手让少校过来，说：‘你过来看看，这是谁？少校过来掀开担架上的被子一看，傻眼了，真是唐司令本人！他只好挥挥对士兵们说：‘放行吧。士兵们分成两拨，费力地推开城门。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守城官兵们静默的注视下，我们黯然走出南京城门，从那一刻开始南京就像开了闸，城门再也关不上了，难民们潮水般涌出城门，一时城中大乱。后来我们抬着唐生智上了一艘事先备好的汽艇，码头上挤满了眼巴巴望着我们的老百姓和手握武器、冷眼相看的官兵。后来我们的汽艇在江中遭到日机多次扫射，多名护卫牺牲，我的腹部中弹，肠子都流了出来。”迄今，华萱恩还保留着唐生智当年的一张照片，背后写有一句话：“我的司令官，临阵脱逃，扰乱军心。”

唐生智在逃离南京前下达了撤退令，并指定萧山令为渡江总指挥。萧山令立即指定了各部队的撤离方向和地点，但局势已乱，军令难以下达，下达了也没人听。除83军、66军按原计划绕栖霞山突围外，其余74军、72军、71军、87师、88师的残部纷纷夺路涌向下关。前面是浩浩长江，天寒水冷；头上是敌机轰炸，投弹如雨；背后有日军疯狂追杀，我军边撤边打，阵脚已乱。岸边数十万军民争相抢渡，一眼望去人山人海，呼天叫地，争先恐后，水泄不通，军人自相残踏、被踩死、打死、淹死的不计其数。

萧山令带领宪兵部队赶到江边，望着眼前的混乱局面，心急如焚。他命令宪兵队长罗友胜带大部宪兵到蛇山、龙蟠山阻击日军，然后冲到江边高岗处，鸣枪示警，高喊着要渡江军民镇定下来，按秩序上船，并亲手毙了几个不听指挥的军官。秩序稍有恢复，他又指挥部分队伍赶紧分散到附近民居，拆屋扎筏，自行渡江。这个不眠之夜，部下数次把萧山令推到木筏上，但他都坚决挣脱上岸，指挥部队，一部分阻击日寇，一部分扎筏抢渡。

至13日晨，仍有三分之二的军民未能渡江。7时许，日军数千骑兵尾追而来，三艘军舰和几十只汽艇在江上对我船筏横冲直撞，猛烈开火，几十架飞机不断俯冲轰炸。溃逃中的军队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江上江岸死伤累累，哀声震天。萧山令的宪兵部队大部阵亡，其指挥也失去了作用。萧山令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又不忍目睹眼前的惨状，他仰天悲啸：“生为军人，不能卫国又不能保民，杀身成仁，今日是也！”随即，他在腰间插上十几个手榴弹，飞身上马，犹如一团烈火冲进蜂拥而来的日军骑兵队。只听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将军和一群日军化为漫天血肉……

1937年12月13日，萧山令将军在长江岸边壮烈殉国，时年45岁。国民政府追授陆军中将。1984年，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认革命烈士。萧山令共有四儿两女，大儿子萧雨三1949年去了台湾；两个女儿解放后分别在湖北和江西从事教育行业；次子和三子下落不明，最小的儿子名叫萧时若。萧山令殉国时，萧时若年仅7岁。当时国民政府给萧家发了十万元抚恤金，萧将军的妻子带着孩子返回湖南益阳家乡买房置田，萧时若和他的子孙也就成了庄稼汉。如今，在萧家后面不远处的山上，一片青翠的竹林默默守望着将军简朴的衣冠冢，让后人追思着将军高洁的人品与壮烈的一生。

陈季良上将：奋飞的司令旗

1883年，陈季良出生于福州一个书香门第，原名陈世英。其祖上出过7个进士，曾祖父陈鸣昌和祖父陈翼谋都是举人，父亲陈镜河中举后在江苏任知县，母亲蔡氏生有四子一女，世英最幼。福州面向大海，历史上下南洋谋生者众多，风气开放。少时，世英便饱读经史，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宰割，特别是甲午海战的一败涂地，深感痛楚。他的三位兄长都走了科举当官之路，只有陈世英立志从军报国，为洗雪甲午海战之耻辱，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5年毕业后于登上大清海军的“建安”舰、“海容”舰担任军官。武昌起义打响反清第一枪时，停泊在汉口的“海容”舰官兵就支持哪一方发生激烈争论，时任枪炮大副的陈世英挺身而出，泣泪怒吼：“腐败透顶的清王朝已经让我们国家和民族遭受了无数的奇耻大辱，还要它干什么？唯有推翻清廷、实行共和，才是强国之路！”全舰官兵奋呼：“我们只听陈长官指挥！”陈世英一声令下，炮口转向清兵驻地击刘家庙，打响了海军投向共和的第一炮。

1914年，陈世英调任“江亨”舰长。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列宁宣布废除沙俄帝国同外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决定将沙俄侵占的黑龙江航权归还中国。1918年，徐世昌任总统的北京政府海军部遂决定建立吉黑江防舰队，因当地舰艇不足，便从第二舰队调拨“江亨”、“利捷”、“利绥”3艘炮舰和“利川”武装拖船，组成北上舰队前往增援，其中排水量550吨的“江亨”舰是最大的一艘。1919年，北上舰队从上海吴淞港出发，渡过黄海、日本海，穿过鞑靼海峡，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航行，于9月上旬到达庙街（现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位于黑龙江入海口附近，是从海路进入黑龙江流域的必经之路，俄国十月革命后，西方各国进行武装干涉，企图消灭草创的苏维埃政权，日本借机派遣近千名陆军进驻庙街，另外还有4艘驱逐舰和一艘巡洋舰，与当地苏联红军形成对峙并不断挑起战端，红军战力不足，独臂司令官和许多战士壮烈牺牲。副司令官是二十多岁的俄罗斯姑娘。她派人跑到中国江防舰队总部求援，一直对日军满怀深仇大恨的总指挥陈世英慨然应允，同意将“江亨”舰边炮一尊，“利川”舰格林炮一尊和大量炮弹借给苏联红军。红军实力大增，一举攻破日本领事馆，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余人。

日军发现苏联红军使用了中国江防舰队的重炮，遂派人到舰队指挥部表示抗议，陈世英端坐不动，对日军代表说：“苏联把黑龙江航权还给了中国，他们来借炮操练军队，这是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往来。如果你们把台湾还给中国，我也会把炮借给你们。至于你们战败了，这是日苏之间的事，与我何干？”

日本政府气急败坏，遂就“庙街事件”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1、由中国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道歉；2、由驻防庙街的中国海军向日本军方道歉；3、严惩对此事负有责任的中国江防舰队指挥官；4、向死亡的日本海军家属支付抚恤金。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南北对峙的混乱局面，焦头烂额的北京政府不得不屈从了日本的要求，给予陈世英撤职处分。陈世英奉命回到北京后，对“庙街事件”做了详细汇报，海军部高官笑说：“为惩罚你联苏抗日，晚上设宴，罚酒三杯！”满屋哄堂大笑。晚宴上，海军部诸位大员全部出席，他们对陈世英不畏艰难率舰远航北上，在“庙街事件”中表现出有凛然气节，表示了由衷钦佩。海军部建议说：“咱们骗骗小鬼子是很容易的。这样吧，你改个名字，可以照样当你的舰长。”于是陈世英更名陈季良，改任“海容”舰舰长，并被授予“文虎”勋章。1924年5月，陈季良晋升海军少将。次年升任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兼闽厦海军警备司令。北伐战争后出任海军总司令，1932年任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

抗战爆发之际，中国海军共有舰船五十七艘，连小艇算在内，总吨位不过六万吨，不及日本海军的二十五分之一，且多半是超期服役的旧舰。最大的宁海、平海、逸仙、应瑞四舰，加起来还不如日寇一艘万吨巡洋舰的吨位大。1937年8月，为阻挡日寇进犯首都南京，我海军选择在江苏江阴一带构筑阻塞线。陈季良少将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江阴封锁区总指挥。在战前动员会上，他坚定地对官兵们说：“报国之日，正当此时！军人当忠于职守，勇于从战，以身报国。在海上战场，我们人人要有鱼腹葬身的壮志，不管战场环境如何险恶，人人都要英勇杀敌，坚持用最后的一发炮弹或一颗鱼雷，换取敌人的相当代价！”

江阴防御战打响后，日寇集中了七十多艘军舰，三百多架飞机和十多万兵力，计划一举攻破江阴防线。中国海军则在长江的江阴段江面上，将平海、宁海、应瑞、逸仙四艘主力战舰列于阻击最前线，以12艘老舰艇、23艘商轮、8艘趸船和185艘民船及大量石方筑起第一道江阴阻塞线，并将当时中国海军序列中吨位最大的海圻号等四艘老舰沉入江中，构成第二道阻塞线。8月21日，日寇派出了大批战机对我江阴防线进行狂轰滥炸。在陈季良的指挥下，中国战舰英勇还击，第一轮排炮就击落敌机一架，江阴海空战由此拉开序幕。

此后一个月，中国江上防线虽遭日军多次轰炸，但岿然不动，战斗进入胶着状态。9月22日，日本海军联合航空队出动30多架攻击机、战斗机，携重型炸弹，再次轰炸江阴。日机飞行员看到江中的平海舰上飘扬着司令旗，知道这就是中国海军的旗舰，遂分批轮番向平海舰狂轰滥炸。陈季良指挥全舰官兵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猛烈还击，击落敌机5架。但平海舰遭受重创，舰上官兵大部牺牲，舰长高宽申身负重伤。次日，日寇集中80多架飞机，集中攻击平海、宁海两舰。两舰相继沉入江底，陈季良乘快艇移驻逸仙舰，挂出司令旗继续指挥战斗。9月25日，16架敌机集中猛攻悬挂着司令旗的逸仙舰，陈季良率官兵击落敌机两架，而逸仙舰也被击中，舰上官兵死伤累累，副官、参谋劝陈季良赶紧乘快艇撤走，陈季良怒喝：“我们还剩十几发炮弹，要和敌人拼到底！”就在这时，逸仙舰再次中弹，舰身左倾，舰首炮与舰尾炮都被炸毁，陈季良被弹片击中腰部，血流如注，摔倒在甲板上。他忍着巨痛，果断下令逸仙舰抢摊。日机见逸仙舰已失去战斗力，遂超低空飞行继续实施轰炸，陈季良高举手枪对日机猛射，直到所有子弹打光。

一个小时后，中国最后一艘主力舰——定安舰上，又高高升起奋飞的司令旗，参谋们劝陈季良将军说：“现在我们只剩下定安舰了，不必再挂司令旗了，而且挂司令旗很容易暴露目标。”陈季良慨然说：“司令旗在，中国的舰队就在，对敌人是蔑视，对自己人是鼓舞！”

江阴海空战中，我海军在没有任何空中力量支持下，陈季良率第一舰队4艘战舰与日本300多架战机、70多艘军舰浴血战斗了两个月零一天，击落敌机二十多架。时在江阴观战的一位德国顾问感慨地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亲眼看到的最惨烈的海空战。”江阴海空战后，陈季良晋升海军中将，1944年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兼海军第一舰队司令。1945年，因伤体久治不愈在重庆逝世，终年63岁，国民政府追授海军上将。陈夫人遵照遗命，为陈季良定制了一口水泥棺，埋葬在重庆一处山坡上。

同期阵亡的17位将领是：司徒非中将、高致嵩中将、朱赤少将、李兰池少将、姚中英少将、易安华少将、万全策少将、韩宪元少将、华品章少将、李绍嘉少将、刘国用少将、黄纪福少将、蓝运东少将、雷震少将、罗策群中将、蔡如柏少将、陈节少将。

第六章 徐州会战与

台儿庄大捷

徐州，位于黄、淮两河之间，地处鲁豫皖苏四省要冲，北望平津，南向京沪，西去中原，且为津浦、陇海两条大动脉之枢纽，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为贯通南北占领区，控制中国沿海，总共调集24万兵力，分别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指挥，由南北两个方向向徐州发动猛攻。其战略目标是打通津浦路，全歼中国野战军主力，再由陇海路逼入河南，攻占中原重镇武汉。

日军调集24万兵力投入徐州会战，等于把三分之二的在华兵力投在这片广阔的战场上了。

李宗仁1891年生于广西桂林，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堂，历史上多次举兵反蒋，与白崇禧同为桂系军阀首领，并称“李白”。其为人宽和，貌似一介书生，却不乏雄才大略。抗战兴起，他以《焦土抗战论》一文著称于世，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对日开展长期的消耗战。抗战之前，李宗仁手下不过有七八万杂牌军，至徐州会战，集中于李宗仁手里的计有8个集团军、4个军团、9个军以及其他配属部队，分别来自山东、河北、四川、广西、云南、河南，总兵力在50万人以上。参战的著名将领有张自忠、于学忠、孙桐萱、邓锡候、汤恩伯、孙连仲、关麟征、曹福林、商震、廖磊、樊松甫、卢汉等人，可以说是名将云集，门阀林立。要组织、调动如此复杂的各地大军，非有杰出的指挥才能是无法胜任的。在此前的平津保卫战、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都处于被动防守的态势，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运筹帷幄，巧妙布局，首次取得了一定的战略主动，寻机围歼敌军，先后取得临沂大捷和台儿庄大捷，会战结束后，中外媒体和军事专家对李宗仁的指挥才能大加赞扬，外国记者甚至誉之为“中国的兴登堡”。

1938年1月11日，蒋中正亲往开封，召集第1、5战区团长以上军官训话，要求全体参战官兵“提起攻击精神来转移战斗心理”，务必在徐州一战中给敌以重击。训话完毕，当场以“失地误国、不战而逃”之罪逮捕了韩复榘，不久押赴汉口处决。李宗仁在其回忆录称：“此事确使抗战阵营中精神为之一振。”

南线：淮河血战。

1938年初，日军渡过长江，沿津浦线向北推进，相继攻陷滁县、蚌埠。我第51军奉命在淮河以北据守，军长于学忠是东北军的名将、西安“兵谏”的坚定支持者。1938年2月，日军依仗其飞机、大炮的绝对优势猛烈向我沿河阵地轰击后，强渡淮河。51军官兵深怀国恨家仇，进行了英勇抵抗，但因防线过长，火力不敌，伤亡惨重。张自忠第59军星夜驰援，协力对渡河日军进行围歼，双方发生多次肉搏，各有数千人死伤，其中还发现日军驱使的部分白俄雇佣军。淮河血战进行当中，李宗仁急调第7军、第31军迂回日军侧后发动攻击，正面战场的第59军、第51军也乘势反攻，形成两面夹击之势，已渡河的日军发现自己成了“三明治”里的肉饼，不得不慌忙后撤，抱团固守。至3月初，我收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形成两军隔河对峙的局面。

北线，临沂大捷和台儿庄大捷。

1937年12月下旬，日军占领济南，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退（翌年1月24日被枪决），津浦线门户大开，日军长驱直入，连陷数城，企图与北犯日军相呼应，合围徐州。李宗仁任命韩复榘部下孙桐萱代理第3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曹福林第55军、谷良民第56军，与敌在邹县、兖州、济宁间鏖战。

孙桐萱，1895年生于河北交河县，早年投军冯玉祥部下，曾在京城看管过下野的末代皇帝溥仪，后成为韩复榘的得力干将。他治军严明，长年驻军兖州，街上绝无散兵游勇滋事，农忙时常派部队下地帮助村民干活儿，还建设过居民新村，办过孤儿学校，民众称之为“孙善人”。蒋中正对他十分欣赏，孙父70大寿时，特赠照片一张，背面题“锡荣老伯惠存，小侄蒋中正敬赠”，另赠送寿幛，寿屏6幅和5000元贺礼。不战而逃的韩复榘被枪决后，军心士气为之大振，孙桐萱临危受命，自感责任重大，屡屡重创日军。日军因津浦线南北两端均无进展，不得不调集援军，兵分三路直扑徐州，以求速胜。其中一路是有“铁军”之称的坂垣第5师团2万余人，附大炮20门、飞机10余架，于1938年3月12日开始猛攻徐州门户重镇临沂。驻守临沂的庞炳勋第3军团是军阀混战中颇出风头的一支杂牌军，他因腿部受过伤而被称为“瘸腿将军”，其部实际只有1个师、5个团的兵力。板垣师团发动进攻之前，先以飞机大炮猛轰，庞部防御阵地被炸成一片火海，部队损失惨重，但官兵们不怕流血牺牲，打退日军多次冲锋，顶住了坂垣师团的进攻。对于这次阻敌，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敌军穷数日的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与友邦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受挫于一支不见经传的支那‘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哄传，彩声四起。”危急时刻，张自忠奉命率第59军驰援临沂，一昼夜疾奔180里，抵达临沂的茶叶山后立即向板垣第5师团侧背发动猛烈攻击，庞炳勋第3军团见援军以出乎意料的速度赶到，军心大振，立即发动反攻，对板垣师团形成夹攻之势，双方激战五昼夜，长野旅团及第3大队3000余人全部被歼，俘获战车20余辆，至3月18日将坂垣师团赶至莒县。3月25日，坂垣师团经过休整卷土重来，庞炳勋因兵员折损严重，将部队集中撤至临沂近郊，与日军再次浴血奋战。张自忠率59军与其他友军二度挥师增援，又将坂垣师团赶出30余里，解了临沂之围。临沂大捷是徐州会战的第一场大胜仗，有力阻击了日军第5师团与第10师团会师台儿庄、再围攻徐州的计划，为台儿庄大捷埋下了伏笔。

台儿庄是徐州附近的一个市镇，扼运河咽喉，居民3400余户。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是一支以武士道精神著称的部队，能征惯战，侵华以来多次打过以少胜多的战役，因此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为争战功，他们不顾主攻临沂的日军受阻，开足马力向台儿庄突进。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作战地图上，只见标志着濑谷支队的那条蓝线一路南下，孤军深入。李宗仁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在战区军事会议上，他对诸将领说：“这个濑谷犯了兵家大忌，看来，他不知道中国人有‘包饺子的习惯，现在我们可以饱餐一顿了。”他决定，由汤恩伯第20军团在前面佯装抵抗，边打边撤，诱敌深入。由孙连仲第2集团军在南部构筑口袋，将濑谷部坚决顶住，最后在台儿庄进行围歼。这一作战计划获得蒋中正高度赞赏，他对幕僚们说：“南京失守的一口闷气，大概可以在徐州吐出来了。”

抗战以来最具雄心的一场大战役就此拉开序幕。3月24日，濑谷部一支骑兵部队突入北线汤伯恩部防守阵地，双方发生遭遇战，打响了台儿庄大捷的第一枪。同一天，蒋中正飞赴郑州、徐州、洛阳等地巡察，激励官兵奋勇杀敌。为表示对李宗仁的支持，他命令随行而来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多名要员留下，组成中央临时参谋团，协助李宗仁指挥。李宗仁也对汤伯恩、孙连仲等一批高级将领下了死令：“若有差池，军法从事！”

濑谷支队那支担当先锋的骑兵队虽然遭受重创，死伤了上百人，但守军很快“望风而逃”。濑谷不知是计，下令乘胜追击，直扑台儿庄。孙连仲第2集团军早已在这里布好阵地，等着日军钻进“口袋”。孙连仲治军严厉，以能打防御战著称，他宣布：“牺牲时身前中弹者加倍抚恤，后背中弹者弃尸荒野！”太原会战中，该部固守娘子关，日军狂轰滥炸，组织十多次进攻，抛下上千尸体仍不能前进一步，最后孙部是奉命撤退的。

3月下旬，濑谷支队展开陆空协同作战，向台儿庄发动了猛攻，双方激战三昼夜，孙连仲第2集团军寸土不让，连炊事员、担架员、马夫都加入敢死队上了防线。孙桐萱第3集团军和汤恩伯第20军团借机迂回敌后，构成对台儿庄之敌的合围之势。4月3日，李宗仁下达围歼之令，我军从四面八方发动全面反击，关门打狗，激战四天，日军濑谷支队大部、坂本支队一部被歼，中下级军官大部战死，残部向枣庄一带逃窜。

台儿庄战役历时半个多月，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战绩最为显赫的重大胜利，我参战部队4.6万人，伤亡7500人，歼灭日军1万余人，并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捷报传开，举国振奋，国内外祝捷贺电雪片般飞来，武汉、广州等各大城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日本各媒体对此战集体“失声”，防卫厅在相关报告中哀叹，“士兵依靠堑壕顽强抵抗到最后，堑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

4月下旬，日军增调大批空军和陆军，从南北两面向徐州逼近，企图一举吞掉我军主力。此时徐州已成一座孤城，在取得临沂大捷、台儿庄大捷之后，为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放弃徐州。我各主力部队按计划突围时，行动多在夜间，日战车纷纷打开探照灯探视，但因我军声势浩大，阵容整齐，日军兵力有限，防线过长，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军浩荡西去。

王铭章上将：“草鞋军”血战孤城

王铭章，1893年生于四川新都县一个小商人家庭。父母先后病亡，遗下铭章兄妹三人，由叔祖父抚养。为减轻家里负担，铭章16岁考入陆军小学堂，再入四川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此后随川军第2师进入内地，参加讨袁战争，作战英勇，两次负伤，屡获提升，1935年任第29军第122 师师长，授陆军少将，辖两个旅共4个团，次年晋升中将。1937年9月，川军各部编为第二路预备军出川参加抗战，刘湘任总司令，邓锡侯任副总司令，下辖两个纵队，王铭章率第122师随军开赴抗日前线。行前，他向全体官兵提出“四不要求”作为师训：“受命不辱，临危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

徐州会战开始后，第41军（军长孙震）第122师作为集团军预备队，受命扼守滕县。滕县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规制宏大，商业繁荣，城中还有几座美国、德国传教士建的教堂。城池易守难攻，城墙高10米，厚5米，外壕深5米，宽12米，北面城墙最为牢固，只是南面较薄弱。

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川军以“吃苦耐劳、装备落后”著称，建制规模较小，每军两师，每师两旅，每旅两团，主要武器是四川造的步枪、大刀、手榴弹和为数很少的土造轻重机枪、迫击炮。此次川军一路东征，曾在晋东战场上同日军作战40余天，多有伤亡，弹药、兵员都来不及补充，也未得到休整，即奉命长途跋涉赶赴山东参加徐州会战。部队星夜兼程赶到滕县时，正值1938年1月严冬，冰天雪地，寒气逼人，不少官兵们还穿着单衣、草鞋，滕县民众惊呼来的是“草鞋军”。县长周同立即组织动员老百姓，为部队赶制棉衣，烧茶送水，筹备粮草，腾房让屋，协助引路，站岗放哨，帮助官兵修战壕、挖掩体，并组织义勇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全力支持我军抗战。《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当时的战地报道说：“四十五军一二五师师长王士俊曾下令部队，劝阻人民不要馈赠。然而各村送礼物的人，仍然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据一月底统计，送到师部的猪百多头，粉条千多斤，大白菜一万多斤。不管部队收与不收，送到就走……城镇商店一致商量，旧历年关为优待川军，一律不提高物价……川军出川时正值秋季，多穿短裤、草鞋，后因战事频繁未及更换，来到鲁南已是冰天雪地的时候，还有人穿草鞋，父老兄弟看见，心中不忍，又纷纷送军衣和棉衣，川军将士倍受感动鼓舞。”

王铭章中将被任命为第41军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22、124两个师。1938年1月中下旬，日军第十师团第33旅团抵近我外围阵地。旅团长濑谷启原以为这个小县城一触即溃，没想到双方激战月余，我毙伤日军数百人，仅在小雪村一次夜袭中就击毙日军翻译官中岛荣吉以下官兵40余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军用地图、作战资料等。我军也付出重大伤亡，但阵地始终屹立不动。坚守至3月中旬，日军久攻不下，决定绕开川军主力防守的正面阵地，向右迂回，直接攻击滕县县城，以迫我正面防线不战自弃。此时，滕县城防空虚，仅有3个师部和1个旅部，每个师部只有一个警卫连、一个通信连和一个卫生队，还有滕县县长周同率领的警察和保安队四五百人，形势十分危急。王铭章向集团军总部请求援兵，但我大部军队均胶着于一线，且远水难解近渴，总司令孙震只好将身边特务营三个连派来增援。王铭章同时命第364旅从北沙河阵地抽出一个营，跑步回救。截止15日夜，滕县城关守军仅有3000人，而真正的战斗部队不满2000人。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王铭章在战前会议上激昂地说：“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破败的武器，担当保卫徐州第一线的重大任务，力量不够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何以对国家？我已抱定死战决心，亦请弟兄们为国一战！”

16日晨，敌机十余架飞临滕县大肆轰炸扫射，标志着日军准备全力攻城。王铭章立即向集团军总司令孙震电话报告，孙震说：“你的指挥部应立即移到城内，以便指挥守城，如兵力不够，可把城外所有部队调回城内，固守待援！”王铭章下定死守决心，昭告全城官兵： “我和大家一道，决意死守滕城，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他命令守在城外正面阵地的第124、122师残部乘夜色掩护进入县城，之后并将南北城门堵死，东西城门也随时准备封闭，并宣布：“没有我的手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违者就地正法！”晨8时，日军持续炮击两个小时之后，东关南部城墙被炸开十余米宽的一个缺口。敌集中数十挺机枪对准缺口扫射，以掩护步兵进攻。我守军接连打退敌军三次冲锋，日军遗尸累累，守军亦伤亡惨重。当晚战斗停止。

这时，王铭章得知援军受阻于运河南岸，而滕县已被日军团团包围，只有决死一战了。因城内有外国教堂数座，日军轰炸炮击时还有所顾忌，但久攻不下，令日军大为恼火，其联队长决意个人承担“国际责任”，当场签下字据。17日晨6时许，敌集中炮兵火力，猛烈轰击全县城区，敌机20余架疯狂投弹扫射，整个县城硝烟弥漫，房倒屋塌，顿成一片火海。两个多小时以后，敌以十余辆坦克为先导，掩护步兵从东寨墙的缺口冲锋。守军近距离与敌展开殊死搏斗，伤亡惨重。王铭章急电孙震：“敌以炮火猛轰我城内及东南角城墙，东关附近又被冲毁数段，敌兵登城，经我反击，毙敌无数，已将其击退，若友军深夜无消息，则孤城危矣。”下午，敌军突入东关，王铭章见援军无望，最后致电孙震：“目前敌用野炮和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城墙缺口数处，敌步兵屡屡登城，屡被击退。职忆委座成仁之训，开封面谕嘉慰之词，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晚6时许，敌军成群涌入城内，王铭章率部与敌展开激烈巷战，在向西城门转移时，遭日军机枪疯狂扫射，王铭章身中数弹，当场牺牲，时年45岁。同时殉难的还有第122师参谋长赵渭宪、第124师参谋长邹绍孟等十余人。王铭章牺牲后，近千守城官兵仍继续与日军搏战，除少数部队随124师少将副师长税梯青突围，大部阵亡。滕县县长周同见回天无望，仰天悲啸，坠城而亡。

王铭章战死后，其随从副官李绍坤找来几块木板，将王铭章的遗体掩盖起来。当夜，他避开日军搜捕，出城直奔徐州，向孙震汇报了作战经过。孙震悲痛万分，令李绍坤选8名精壮士兵潜回滕县，一定找回王铭章遗体。3月26日，李绍坤等人化装成难民混入县城。此时城内满目疮痍，到处是残垣断壁，尸体枕籍，夜色中，王铭章的遗体已难于辨认了。幸亏有人从一具遗体的衣袋里找到了一枚水晶印章，刻有“王铭章印”四个字。第二天，李绍坤他们伪装给亲人送葬，把将军遗体运出滕县，再辗转运往武汉。

此时，王铭章中将决战至死的消息已广为人知，武汉6000多名各界人士到车站迎接英灵。国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追授其陆军上将。蒋中正敬送挽联：“执干戈以卫邦家，壮士不还，拼将忠诚垂宇宙；闻鼙鼓而思将帅，国殇同哭，忍标遗像肃清高。”毛泽东敬送挽联：“奋战守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武汉公祭仪式结束后，王铭章灵柩运回四川老家新都县，安葬于专祠墓园。1984年，民政部追认其为革命烈士。王铭章的印章送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2003年，新都区政府为爱国将领王铭章铸造铜像，位于桂湖公园饮马河畔。

徐州会战总指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高度评价王铭章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同战阵亡的还有赵渭滨少将和邹绍孟少将。

刘震东中将：一死绝唱“空城计”

刘震东，1893年生于山东沂水一个细木匠家庭，少时读私塾，后随父亲学雕花木工，兼习书法绘画——这是细木匠不可少的基本功。县太爷要修衙门，把刘氏父子召去了，见少年刘震东写得一手好字，留他做了文吏，帮助抄抄写写。辛亥革命兴起，18岁的刘震东大为振奋，在县衙里第一个剪了辫子，县太爷大怒，喝斥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么可以随便剪掉？”刘震东说：“你的胡子为什么剪了？难道是别的父母给的？”众吏大笑，刘震东自然被轰出去了。

惹了祸，县里待不下去了，此时关内正值军阀混战之际，遍地烽烟，家里找不到活计了，刘震东只好泪别父母，直闯关东，站在沈阳街头代写书信、卖字卖画。“东北王”张作霖手下一个小军官路过，见他的毛笔行楷如行云流水，甚为喜爱，说小伙子年纪轻轻，干这个白瞎了，跟我当兵去吧。凭你这手好字，将来必成大器。

刘震东入门就当了上士文书。没过多久，他奉命写了一份连队训练报告，上司见了惊叹不已，说这个人才不能埋没了，当即下令送他进了东北陆军讲武堂就学，同窗中就有公子哥张学良。毕业后他随军入关，在军阀混战中颇显英姿勃发、足智多谋的风采，深得少帅张学良器重，于是步步高升，至1927年升任东北陆军步兵第15师中将师长，时年34岁。转年被选送北平陆军大学，再行深造。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战而退。刘震东义愤填膺，拒绝入关，率领部分爱国官兵，参加了社会名流阎宝航（实为中共党员）等人组织的东北民众救国会，招兵买马，成立了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团，任总指挥。此后他率部转战于辽北、热河、察哈尔一带，以善于奇袭和伏击闻名，虽遭日军多次围剿，总能在敌人眼皮底下溜走，其战绩和照片曾登于美国《时代》周刊。1935年，刘震东随张学良赴西安供职，任中将参议，西安事变时是“兵谏”的坚定支持者，并奔走周旋于蒋、张、杨之间和国共两方，力主和平解决，媒体称之为“袖藏乾坤”的调解人。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将领多遭南京政府冷谈，而且内部发生纷争，著名元老将领王以哲等人遭少壮派军官枪杀，刘震东大失所望，遂归家赋闲，以写字作画消磨时间。

卢沟桥事变爆发，打破了刘震东的宁静生活，报国壮志冲空而起。他多次致电何应钦请战，但久无回音。刘震东寝食难安，径直闯到南京政府何应钦的办公室坐等，一等就是三个月。当时南京经常遭日机轰炸，有人劝刘震东还是回家乡等信儿吧，刘震东说：“国难当头，作为一个军人不能带兵打仗，在南京炸死也强于在家乡偷生！”何应钦终于被感动了，说：“果然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你就去第五战区李宗仁那里听调吧。”刘震东立即乘火车转赴徐州报到。那时全国各地军阀的部队虽然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山头还在，任你是谁，手里无兵谁都不在乎你。李宗仁见刘震东一个“光杆司令”来了，求战热切，不好不给面子，于是给他一个虚衔“第五战区高参兼第二路抗日游击纵队司令”，拨给少量手雷、饭盒和军用水壶，说：“要钱没有，要人没有，一切自己筹集吧。”刘震东毫不在意，立即在徐州四处张榜招募兵员，并修书一封派二弟刘震西回到沂南老家，征得家人同意后“毁家纾国难”，卖房卖地卖米，筹集军费。同时他致信在西安事变中结识的董必武以及在西安工作的三弟刘震亚，请求八路军派遣一批政工干部到他的第二路游击纵队工作。两个月后，拥有400余人的抗日游击纵队建立起来了。

1938年初，刘震东率纵队到达山东莒县。2月17日，日寇坂垣第5师团一部，配合汉奸武装共五六千余人，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南犯莒县、沂水等地。莒县县长许树声吓得带着县大队弃城南逃，十几万民众也纷纷四散避难，数日间，偌大的县城几乎已成空城，而奉令防守莒县的第40军尚未到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忙下令让刘震东临时担任守城任务，固守待援——估计这时候李长官一定很后悔：当初多拨一些兵员和武器给刘震东就好了。刘震东欣然受命，立即全力布防，组织人力构筑工事，动员官兵尽忠报国，“誓与莒城共存亡”。战士们的武器弹药都是刘震东将军变卖家产、自筹军费购买的，有人跟他开玩笑：“刘司令，我们把弹药打光了，你不心疼啊？”刘震东说：“你们把鬼子打光了我更高兴啊！”莒县是一个大县，400多名战士分布开来，城墙上的战斗岗位，几乎是百米一人，且无人更换，参谋愁眉苦脸说，这个仗没法儿打啊！刘震东笑说：“咱们就给鬼子演一出空城计吧！”

幸好，第40军两个团在旅长朱家麟带领下迅速赶到，229团进城防守，230团在城西外钳制呼应。县长许树声带走的县大队也被截回，沈鸿烈率领海军陆战队一部也汇合于此。为协调全部兵力，刘震东被推任为前敌总指挥，朱家麟旅长为副总指挥。2月22日晨，日军板垣师团一部包围了县城，先以飞机重炮轰炸，步兵再向我发动猛攻。刘震东亲临前线指挥官兵们不要惊慌，利用工事躲避炮火，等鬼子接近了再集中火力横扫。官兵们死守城防，轻重武器、滚木石头都用上了，城墙下、阵地前躺满了敌军的尸体。日军不得不收拢部队，重新组织攻势。刘震东见状，当即命令驻防城外的230团迂回包抄南城外的敌火炮阵地，同时令两个营的敢死队出城乘胜追击，一时杀得敌军阵脚大乱，毙伤日伪军数百人。

板垣师团恼羞成怒，遂增调援军驱赶我230团，并再次以猛烈炮火对县城狂轰滥炸。不久，北城墙一段被炮火轰毁，敌军涌上豁口，架起数挺机枪向守军猛烈扫射。同时城西北角也被敌人攻破，刘震东率预备队赶到，双方展开近距离搏斗，阵地几易其手，激战中一发炮弹在刘震东身边爆炸，当场殉国，时年45岁。

守城部队在朱家麟旅长带领下又坚持了两天，终因兵力损失大半，弹药耗尽，不得不撤离莒县县城。牺牲于此的还有参加游击纵队的数名中共党员。

3月9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为刘震东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国民政府追其为授陆军中将。3月26日，《新华日报》发表参战人员萧芳洲撰写的长篇报道《刘震东殉国与莒城战役》的长篇报道。12月，重庆举行了包括刘震东在内的21位殉国抗日将领追悼会，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敬送了花圈和挽联。

同战阵亡的还有朱家麟少将。

罗芳珪少将：抗战“四大名团”之一

1907年生于湖南衡阳，书香门第之后，黄埔军校四期生。

1937年8月，为第13军第89师第529团团长，率团参加南口战役。南口是京畿名镇，京张铁路重镇，八达岭唯一入口点。日军投入7万余兵力，配备300门火炮，另有航空飞行大队、战车队、化学部队协同作战，扬言三日内攻占南口。中国参战军队6万余人，以南口为中心布防，战线长达90公里。战前，罗芳珪把怀有身孕的妻子从驻地送回老家，嘱其静心抚养孩子，“我身为军人，自当尽忠报国，家里的事情一切由你担带了。”

战火燃起后，罗芳珪指挥全团坚守防线，与10倍之敌连续血战20天。我军装备落后，为破除日军的坦克阵，他挑选精兵分成两批，一批滚身接近战车，用手榴弹炸毁履带；另一批利用履带毁坏之时，迅速跃上车顶，用手枪从瞭望孔向内射击。按此方法，日军坦克被击毁多辆，动弹不得。日军又调动大批坦克继续向我进攻时，529团官兵又改变战术，埋伏战壕中静待战车经过后，再以密集火力扫射跟在后面的步兵，毙伤日军步兵数百名。中央社记者报道说：“敌用坦克三十余辆，冲入南口内外壁，工事均被填满，我守军在南口左右山头，与敌激战，罗团官兵，大部殉国，但士气极旺。”第13军军长汤恩伯致电蒋中正称：“此役赖我守军罗团沉着应战，官兵奋勇异常，故予敌以重创。”《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孟秋江发表战地通讯《抢防南口》、《血战居庸关》，将罗芳珪团誉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

南口突围以后，罗芳珪团经休整补充，又参加了台儿庄会战。1938年4月初，台儿庄争夺战达到白炽化程度。为解矶谷师团之围，坂垣师团南下增援，途经峄县附近，我第89师奋起迎敌，罗芳珪号召全团官兵：“今天一仗，有进无退，有我无敌！”全团血战三昼夜，挡住援敌。4月6日，我军全线发起总攻，罗芳珪与副团长李友于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敌方飞来一排炮弹，弹片击中罗芳珪的头部和胸部，李友于也倒在血泊中，两人同时壮烈殉国。12天后，罗芳珪的女儿罗本忠在湖南老家降生。

1938年4月15日，《大公报》发表报道《抗战名将罗芳珪灵柩抵汉，即将运湘安葬》。追悼仪式上，罗芳珪夫人康敬懿抱着刚刚落生的遗腹女罗本忠，参加了追悼大会。蒋中正赠亲书挽联：“善战久知名，讵翼妖氛摧猛士；临危能受命，好将浩气振军魂！”周恩来挽联：“为国家合作抗日，南口防守决死战，声震中外；作民族复兴英雄，台庄大捷成壮烈，独有千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挽词言简意赅：“裹革完忠。”

国民政府追授罗芳珪为陆军少将，入祀南岳忠烈祠。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同期阵亡的12名将领是：周元中将、陈钟书中将、李必蕃中将、黄启东中将、方叔洪中将、彭璋少将、扈先梅少将、严家训少将、李友于少将、马骥德少将、邓佐虞少将、陈纯一少将。

本栏责编 李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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