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处长治国”问题

2015-09-09 02:37未名
领导文萃 2015年16期
关键词:轮训简政放权县委书记

未名

4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提出了一个“处长问题”——“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是完全颠倒了吗?”总理对一些改革措施迟迟不“落地”反问道:“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一年,这不是闹笑话吗?”

“处长问题”被人们诟病,由来已久。但受总理批评似乎还是第一次。这充分表明,“处长问题”不仅颇有一点“普遍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颇有一点“严重性”。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一个公开场合,西南某大企业家颇有感触地吐槽:“投资环境的主要症结在处级及其以下。99%的企业家都要和具体的办事人员打交道,各处处长、副处长直到科员,这部分人的工作作风形成了具体的投资环境。”何止企业家如此感慨,在地方官员那里也是一样。

要知道,地方经济发展,社会事业进步,书记、县长肩上有责任,而如今的项目审批、资金切块、扶贫款项、政策放宽等等权力,都捉在处长手里,弄得不好,处长不给你,不把你的路堵死才怪呢!人们怎么也不会忘记,那张上个项目耗时799个工作日的“审批长征图”中,光要他盖章签字的“处长”,就有55个之多!

有鉴于此,去年11月,206名县委书记进京轮训,习近平“像一位老县委书记传帮带”他们,同时国家计划将在5年内轮训超2800名县委书记,就是要加强前线政府部门的具体做事、与群众直接打交道能力。同理,鉴于中国“处长治国”的具体国情,为防止“处长误国”,处长问题要拎出来单独应对。应当肯定,在我们的处长队伍中主流是好的,他们中间不乏改革的闯将。但也确有那么一些承上启下的“处长”,变成了阻上挡下的“中梗阻”,有的心怀“小九九”,顽强地保护部门的既有权力和既得利益;有的“口惠而实不至”,不放权,不放实权,不放大权,再好的改革决策,到了他那里也“化为无形”;有的抱住过去的行政习惯思维不放,仍然好做“千手观音”,一有新事物、新业态、新组织露头,就去“管死”。当然还有少数“处长”,因为反腐纠风,所以“不吃不占,啥也不干”,情绪低迷、精神不佳,一推二拖三踢皮球,所谓“无为而治”,让企业雪上加霜。

针砭“处长问题”,不能只看表象。长期以来,处长往往处于权力运行的关键位置——虽不拍板,但具体经办;虽不是“一把手”,但“一把手”的所有指令都得靠他们执行;虽没有进入决策核心层,但在材料审核等方面绝对是“人微”而“言重”。有专家认为,上级领导过于宏观的指示,政策的模糊性和解释的可筛选性,行政审批的非标准化或标准要求不高,以及行政审批和答复的无时间限制等,常常给处长们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想干事的可能会无所适从,而有私欲的则可能无所顾忌。

说到底,“处长问题”在本质上依然是如何制约权力的问题,还是要加紧寻求制度设计的突破,而不仅仅从“处长”们的个人品质、道德操守上看“问题”——比如“几个处长”来给国务院“把关”这样的“颠倒”,或许不是这“几个处长”揽权,可能还是“制度”如此、“程序”使然。所以,要解决“处长问题”,还是要靠体制的改革,改变任何一个层面因为“权力过于集中”而形成的“中梗阻”。

十八大以后,党中央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行依法治国。今年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对官员提出施政行为规范,做到依法行政、理性用权。这些对于整治“处长问题”现象都具有很大的现实作用和指导意义。

解决“处长问题”,一是需要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创新管理,削减政府职能,审批“瘦身”,流程再造,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企业“减负松绑”。二是需要制衡官权,杜绝官员滥用职权,使他们做到依法行政,理性用权,这一方面要靠强化干部教育管理,提升干部素质;另一方面就是靠强化制度建设,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此外,纪委和监察部门也要强化监督和行政问责,同时更需要来自公众和社会的监督,使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

(摘自《高层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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