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牾：小说与自传的背离

王晔

故事始于1914年。男孩乌洛夫快十四岁了，他先是离开了照料自己童年的养父母，随即拜访了亲生父母家，只呆了一小会，就离开了，声称是出门工作。他上了南下的火车，只因决然作别的养父母家就在最北面。

乌洛夫有两个家，但在心里，他十分孤独，无家可归。因为父亲生病，乌洛夫自幼被无子女的姨母家收养，养父母给他温饱和安定，但他因寄养和受恩觉得羞耻。养父母用各种方式挽留他，许诺让他受教育，送他一杆枪等等，他还是执拗地要离开。他拒绝养母的馈赠，甚至连她给他带在路上的食物也要扔掉。养母对他说，要是觉得难，就随时回来。但他心里知道，自己绝不会回去。他和亲生父母家的人没啥相似之处，更无话可说。他们待他客气而淡漠，像对待陌生人。母亲嘴上是说他可以留下，其实力不从心。他在不知去哪里的情况下上了路。自从被收养开始，他其实就处于离开的状态，回不去他想回的地方，待不了他可待的所在。

作为乌洛夫原型的作家埃温德·雍松（Eyvind Johnson 1900—1976），1900年7月29日出生于瑞典最北部的北博腾省波登小城附近的黑熊村。波登是个铁路中转站。雍松的父亲是个石匠，来自瑞典南部韦姆兰省;母亲来自更南面的布莱京格省，父母是因为铺铁路才落户到这里。家中有六个孩子，雍松是老五。父亲在1903或1904年间患上矽肺病，疾病让父亲自闭，更不能工作。家庭经济窘迫。关于父亲，雍松写过这样的话：我听说他会唱歌，是个开心也亲切的人。我乐于相信这一点。但他病倒了，病了很多年了。我从没听他唱过歌。我几乎很少听到他说话。

为缓解家庭经济压力，雍松于1903或1904年由没有子女的姨母家收养，姨父是父亲的工友。在很多年里，姨母家和父母家不过隔了条马路。雍松和乌罗夫一样，明白和父母家的人比，自己过的是“好日子”，心里却有另一种强烈的声音：我不要。雍松回忆往事，说：“我小时候天天回家，我家就在附近。我想和他们其他人在一起，和他们一样。我属于那里，我不想过宽裕日子。我整个的童年都非常地想家;当我果真回家后，我又想离开。”1913年，雍松小学毕业，他和养父母一起移居到更北部的、距波登约四十五英里的地方。那里靠近沼泽，冬天很荒凉，夏天多蚊子，铁路是唯一和世界相连的媒介。1915年，雍松离开了养父母。也是在这一年，他的父亲病逝。

小说《现在是1914年》有这样一个开头：“他把她甩在了身后——这个照顾了他童年的正在衰老的妇人。她刚跟了他一段，想和他再呆上几分钟，她也许还存了希望，兴许他能回心转意，能留下来，让一切和从前一样。眼泪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养母一路叮嘱，换来的只是有距离的片言只语和身体语言上的抵触——乌洛夫不愿养母碰他的下巴。他俩那么近，又那么远，火车和铁轨更将人的因缘撕扯，扯向不可知的方向。对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养母和养子，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哀的离散。一个还未完全告别童年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如此决绝和坚定呢？与其说是他本人性格上的冷漠，或许不如说是命运的冷酷，命运决定了他内在的指南针：对他说，你得上路。

乌洛夫找到了放木排的工作。这个工要做夜班，很吃力，更有被卷进激流的危险。工友们慢慢忘记了他的年龄，他得和成年男人一样牲口般地干活。可乌洛夫的内心还不能改变：他的行动和语言一直暴露着孩子气。他和工人们一起时用工人的语言，独自一人时用孩子的语言。他对自己说，我不再是孩子了，我是工人。可如果有人喊他小孩，他又没法否认。好像身为孩子是件被发现的他做过的坏事，一件让人羞耻的事。后来，他做捡拾土豆的季节工时，会在土豆堆里踢“足球”，并突然意识到这太孩子气。

工人们几年内就会累垮。小说描写了一个放木排的驼背工人，这人不是天生的驼子。他的背一度是笔直的。但后来，被木头压弯了，越来越往下弯，“只有他的脸和眼神还可以抬起来”。最后，他还被激流吞没了。

乌洛夫不再放木排，改到砖厂做工，但那里也不轻松，甚至有矽肺病和肺结核病威胁。乌洛夫起初很害羞，后来也会和工友们说笑了，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绝对不会和他们一样;而工友们一般不怎么考虑未来，闲时他们热衷于打牌、喝酒、谈论女人。

虽说对未来乐观，乌洛夫的乐观并没有说服力和可信度。在眼前的生活中，乌洛夫充满对死亡和黑暗的恐惧。放木排有溺水的危险;死亡像一个和他并肩淌水的骷髅，几乎能感觉到死亡吹到他脸上的气息。砖厂附近肺结核流行，他试着咳嗽，看自己是否已染上。在工棚宿舍，黑暗和寂寞带来的恐惧不是瞬时的，而是无形无边。他对自己说，“没有上帝，我们来自猿猴”，以此消除对鬼怪的恐惧。他甚至还遇到过一个有同性骚扰癖的老头。

而作家雍松曾回忆那个遥远的夏天，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沉重又最美丽的夏天。”他记得那时和其他小伙伴以及更多的成年男子在一起的辛苦劳作。深秋来临，厂里只剩他一个人。一只大狗有天夜里跑进没上锁的工棚，在地板上走出声响，让他以为是来了凶手或恶魔。狗只是舔了舔他的脸，就又潜入了外头的夜色，雍松则尖叫起来。另一个晚上，他在晚间走在漆黑的屋外，为了不至太害怕而开始唱歌，而他正在变声的嗓子吓着了一个老妇人。

孤独的乌洛夫不喜欢养母碰自己的脸，不能和母亲说话，这冷漠的反面是长期压抑下内心对亲情的渴望。当他孤独地躺在工棚的铺上时，终于可以呼唤亲情：“他找寻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一个姊妹，一个兄弟，一份友谊，一份爱情，一个和某个人、某个什么的共性。一个可微笑的字眼，一双可触碰可相信的手。”于是，当砖厂经理的妻子唤他到温暖又明亮的厨房，他吞下食物，赶紧离开了，内心十分激动。和他一起在厨房吃东西的姑娘的眼神也让他觉得温暖。后来，小店里的女孩深深注视他，这让他陶醉。他感觉这是类似于母亲和姊妹，又到底不是母亲和姊妹的关注。

季节工结束后，他再没什么工可做，不得不又站在火车站台上，不确定到底往哪里去，他向往一个家，甚至一个和自己在一起的姑娘，这是不确定的梦，唯一确定的是，他的童年彻底结束了。

这是《现在是1914年》的大致脉络。小说写了乌洛夫往少年期的转变，写他的成长，成长中牵涉的问题：工作、恐惧、和女性的关系及对生活的憧憬。雍松从自己的童年经历中汲取养分，更对素材做了有力把握。小说没从大处着手，没写逼近的世界大战和社会运动，而是通过乌洛夫的眼睛，他所看见、经历和感受的工地日常呈现那些给人震撼和鲜明印象的画面——放排、溺水、肺病等，进而传达出了民众疾苦之深，社会变革之迫切，晦暗和光明，绝望和希望等多种信息。作者描写了自然，述说了事件，但主要是借主人公的思想活动来揭示，内心独白成了主要表达方式。作者着墨于对乌洛夫心理的捕捉，一个从童年往少年的过渡过程成了折射宏大社会画面的小镜子，一个通常的无产阶级小说被放置在了更人性化的、可感受的层面上。

自传体小说《乌洛夫的故事》还发展了另外三部，跟踪了主人公后来的足迹。和乌洛夫一样，雍松只接受过小学教育。也和乌洛夫一样，雍松大约在十四岁离开养父母，出门做工。他放过木排，在砖厂、锯木厂做过工，在电影院当过买票员、引座员、电影放映员，还做过水管工和电工的助理，在机车库清洗过车头。他用读书作逃避，企图改善自己和工人们的境遇。1918年他成为青年社会主义者俱乐部成员，对倾向无政府主义的运动有一定同情。他期待经济的革命、文化的教育和对无产阶级的解放。

1919年，雍松去了斯德哥尔摩，在车间做工。1920年的大罢工使他试图靠写作谋生，颇为艰难。他和其他年轻作者办了份文学杂志《我们现在的日子》，共六期。1920年秋到1921年秋，他在乌普兰省的农庄当雇工，割草和伐木，并利用闲暇写作。他和首都青年社会主义者有联系。1919至1924年间，以“年轻的埃维德”之笔名，给一家叫《火焰》的、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及青年社会主义者有关联的报纸定期供稿，写鼓动文章和革命诗歌。但他的革命信仰里有一种绝望和虚无的倾向。他由自身经历认为，无产阶级的团结是个神话，为此颇为失望。

北博腾省时代的痛苦，并未在首都得到消解。雍松没有较稳定的饭碗，亦无法安心写作。“我突然意识到，我面临着一种选择：要么坠入脏兮兮的波西米亚的存在状态，要么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放我自己……”1921年秋，雍松离开斯德哥尔摩，乘船偷渡到德国，到柏林——一个充满人间疾苦、政治矛盾和艺术纷争的地方。在那里，雍松遇到了政治难民，“遇到了很多奇怪的人，好像是被世界的风卷起的垃圾，那是非常有益的。他们是时代历史活生生的记录”。数月后雍松又抵巴黎。他给瑞典报纸写稿，在大饭店洗碗。1922年底又回柏林，滞留到1923年秋回瑞典。在瑞典，雍松开始写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四个陌生人》于1924年秋出版。1925年出版第二本书时，雍松已重返巴黎，常处于极度贫困之中。1927年，他和挪威女子奥瑟·克莉斯费松（Aase Christofersen）结婚，搬到巴黎郊外，次年他们的儿子出生。在法国期间，他出版了第一批重要作品，如1927年的《黑暗中的城市》，透彻分析了住在瑞典北方一个小镇上的人，那里清贫枯燥，政治保守。小镇影像距作家童年的故乡波登很近。1928年，雍松出版了用法文书写的小说《挂号信》（瑞典文版名为《光明中的城市》），写一个清贫的瑞典青年作家，在巴黎几乎失业，忍受着饥饿，一边体会法国7月14日的国庆节，一边焦虑地等待一封可能给他带来食物和工作的挂号信。这个青年作家的故事大多取材于雍松本人的体验。

回顾往事，雍松觉得，结婚是他生活的转折点，是一个阶段的开始。这阶段里，有“家庭的幸福，工作的快乐，平稳的呼吸”，可也有其他的事，有死亡及悲痛——弟弟1927年在美国死于肺结核。虽然能吸收到法国文学的养分，巴黎对雍松来说还是一个自我的封闭。1930年全家回瑞典，雍松急于交朋友，也正赶上斯德哥尔摩展览，这一展览以功能主义和国际主义风格对建筑的影响很大。

1934年间，作为有妇之夫的雍松和诗人埃凯洛夫的未婚妻有过坠入爱河的小插曲。埃凯洛夫深受伤害，和未婚妻分手。1934年至1937年，以一年一部的快速度，雍松出版了代表作《乌洛夫的故事》。第一部即《现在是1914年》。第二部《这里有你的生活》写乌洛夫丧父后进厂，见证社会不平，阅读书籍，寻求出路;第三部《莫回头》，乌洛夫在影院工作，工作轻松些了，有了更多阅读时间，也有了朋友。他喜欢上一个姑娘。姑娘鼓励了他，但很快投入别人的怀抱;第四部《青春的尾声》中，乌洛夫再次和养父母告别，决定彻底离开北博腾省。他常策划罢工而被雇主开除。同时，他遇到了一个让他痛恨又留恋的成熟女人，情欲分散了革命精力。

1938年妻子奥瑟得了肺炎，那是个没有抗菌素的年代，不过数日便在圣诞日离世。1940年雍松和后来在他引导下成长为翻译家的瑞典人西拉·富朗肯豪瑟（Cilla Frankenhaeuser）再婚，他们育有一女。二战期间，雍松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发表《克里隆》三部曲。1947年至1950年初夏，全家旅居瑞士和英国，雍松创作了多部历史小说。此后全家返回瑞典，定居离斯德哥尔摩不远的滨海小镇萨尔孜湖巴登。1957年雍松当选瑞典学院院士，坐第十一把椅子。至此，“乌洛夫的故事”似乎有了圆满的结局。

因为其代表作《乌洛夫的故事》和早期的政治倾向，雍松常被称为工人阶级作家。他通过自学，其实早已拥有高度文学修养，他更做过各种写作风格的尝试，是个十足的欧洲知识分子。他的某些作品时而让人想起詹姆斯·乔伊斯、安德烈·纪德、托马斯·曼，但他后期的政治倾向趋于保守，因此他被认为后来是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北博腾还是巴黎，乌洛夫的故事还是高度知识分子化的历史小说？雍松似乎想将两者合二为一。但人们更铭记的是他的那些自传体小说。雍松曾表示，自己记忆清晰的居然也是关乎他一直想离开的北博腾省，这是个不小的“左右为难”，而他似乎是怀抱着这为难一路走过的。

早在乌洛夫离家出走的1914年，置身于工友群中，“乌洛夫害羞地看着那些男人，但他没法和他们成一伙。年龄相差太大。有一天，我说不定就跟他们一样，他想。但他立刻明白，他的生活不会是他们那样的，这是一种确信，他绝对知道这一点，坚定地、强烈地。他的背因为那一大堆的木头的折磨而痛，他的手因为处理船钩而起泡、生茧，他的头因为奇怪的空气而疼，一种在睡眠和行走间的梦一般的空气。声音高昂而清亮，所有的声音都那么夸张。咆哮的河流是远处的火车，逼近、逼近，永不到达。夜宽阔而明亮，没有真正的黑暗。他找不到别的字眼，除了宽阔和明亮。一个宽阔的边界，这1914年的夏天，当童年从他身体里扯开。他躺着，脸颊抵着清凉的草，血抽打着太阳穴。忧惧和欣喜，疲劳和力量”。

到了四部曲第二部的《这里有你的生活》时，乌洛夫认识到，阅读能带来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他的知识和阅历一起增长。但他也碰到了矛盾和困境，“假如你阅读太多，你会发狂”，所以，“顺从于你的命运和工作，不要绝望。你将永不满意，满意就是死亡，再没什么想要的。孤独并坚强。孤独是对群众的背叛。唯有人有价值。人是精神。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一个重要部分。人是一种猿猴，古老的、变种的猿猴。人是灵魂！”到底是提升自己还是顺从命运，到底是孤独还是从众;到底是做猿猴还是追求灵魂，乌洛夫的脑子有些乱。书籍是知识发展的工具，也是逃避现实的工具。逃离现实可谓《这里有你的生活》的主题。关于同事，乌洛夫认为，他们的生活中很少有梦，这对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好事。假如他们站起来，把手放在胸脯上，说，“现在我看清楚了”，那个瞬间将会是终结。他们不可能忍受可怕的真相：自己的生活是个垃圾桶，自己的日子是地狱而不是别的。这不免让人想起鲁迅关于铁屋子的比喻。关于在一个绝无门窗、万难攻破的铁屋中沉睡、终究会闷死的人，假如告知他们死亡的逼近，只会让他们更痛苦。

乌洛夫身处两个世界，工厂的世界意味着疼痛的背和起泡生茧的手;另一个是当他在夜晚躺在自己铺上时营造的梦想及童话的世界。他思考着北博腾的童话，以为“它们是这样一种童话，不可能发生于任何其他地方。其中有着极大的真，几乎一起都是真的，只是调子必须是童话的”。而他更大的梦想，恐怕是拥有另一种生活。《现在是1914年》就结束于乌洛夫的向往——对一个姑娘的向往，但不止于此——这是一个梦：到一个地方，和心爱的人一起生活。乌洛夫在火车站，面对着铁轨，身边是自己的行李，以及许多陌生的面孔。他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突然，他想起那个盯着他看的姑娘。他狂热地想她。他不想转身，而希望她就在这里，能和她说话，摸她的手、脸、脖子，问她叫什么名字”。“就这样，他的童年结束了”。

可梦想的实现并不容易，在乌洛夫四部曲的最后，决心彻底告别北博腾省的乌洛夫这么觉得：“你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好计划好遵循。所有你想体验的将来都是梦……没一个你看得见的方向。你得着手于找出。找出字眼。”找出字眼，是一个作家的野心。在1932年一本由无产阶级作家和自学成才者集体创作的自传体散文集《面孔》里，雍松著文说：“我为何就不能说，那时我感到了对我的许多同伴，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深深轻蔑——这很好理解，但自然并不公正。我因自己靠双手干的活和它相连，这个世界是我的，我因它的成功高兴，对它的不幸愤慨。我对属于那里以及被算作属于那里的每个人定了高标准。”

走向光明和知识的路意味着社会阶层的变迁。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的未来知识分子，无论是否愿意，都得经受这脱胎换骨的旅程之历练。但并不是说，所有走这条道的人都能得到阶层提升的保证。他很可能既不是留在原处，也没爬到上层，而是完全陷入孤独。

一方面是阶层间厚厚的墙壁，一方面是人的内心既坚定也脆弱的自我认定，就像乌洛夫的“不可能和他们一样”之确信并无说服力。而要同时置身两种层次似乎并不可能。更不必说，你在先前的层次想像理想层次的生活，以为那里是光明，抵达后领略的未必是你以为的风景。1930年，在一个潮湿的日子里，雍松从挪威给友人鲁道夫·瓦恩隆德（Rudolf Varnlund）写信：

今天下着雨。峡湾在雨雾中，地面潮湿很不舒服……三条玫瑰红色的鱼躺在地上瞪着我……是邻居老头昨晚从数百米深处钓上来的。鱼露出水面时，眼珠子从头上突出来，吐着它们体内的一切。是减少了的水压造成了这一现象。围绕这现象，真好写篇戏剧或小说：社会问题。我们多数年轻的作家可能也是这样：很可能大多数我们这样的年轻作家，浮出表面时会瞎眼，会呕吐。但愿我们能将自己留在气压够强的地方。阿门！

深水的鱼有几条能在浮出水面时幸免于“眼珠暴突和呕吐”？无产阶级作家的出身和奋斗决定了奋斗路上的摩擦和分手，包括和本阶级的摩擦，与本阶级的告别。雍松对同伴有蔑视的成分，和父母及养父母无话可说。他的创作无以糊口，而他不想继续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才偷渡到欧洲的中心。在柏林和巴黎，雍松生活在半隔绝中。当然，他也因此可以思考、阅读并回忆，寻找自我，探究自己和写作以及文化的关系。1942年，他在“1921年秋的旅行”中讲到自己的夜奔柏林：“现在我要离开瑞典。我相信会是不错，但不知如何实现。生活将变得非常不同。我正是奔向不同。我充满焦虑，像空中飞人可能感受的。”所谓空中飞人，雍松说，表演者不觉得会出错，试图想些别的事，比如想着当晚表演结束后，重新踩在地上之后的事。但“在内心深处，他一定知道，或在脑子里一定知道，还是存在发生失误的可能的”。空中飞人离开了这一边，但不知是否一定能抓住另一边。约两年前，他离开了北博滕。后来，在斯德哥尔摩做工、写作，去乌普兰省农庄做雇工。“所有这些，我想抛掉”。雍松明白，他确实想告别的其实并非他知之甚少的首都，“而是北博滕”。

空中飞人飞到了巴黎，雍松笔下的青年作家在巴黎等待过挂号信，一封挂号信有两边，一边写着地址，一边涂着红封漆。两者间，是明天的面包或许多天的日子。雍松认为，自己这一代是挂号信的一代，最大的焦虑是，挂号信是否按时来到。挂号信是不确定的未来。雍松的困惑和当年斯特林堡的困惑一样：“四十年了，我等待着什么，我猜这叫幸福，或者不过是叫不幸的终结。”在一个陌生城市里，没有朋友，只认识几个人。而更多的人，在感觉中，他们不但和自己不认识，而且含有敌意。

借助《光明的城市》主人公之口，雍松解释过为何要写作。他表示，要是一个人不善言谈，那他可以书写。人总有解释欲。“我想抵达我的世纪。就是说，我想知道那是什么，会怎样。我想抵达我自己。我想知道我为何写作，为何活着书写，为何等待着什么，为何要等待。我想看到我所拥有的意义以及我经受过的苦难到底有何意义......我想知道我是谁！……因此我要个记录，假如我试图出售记录，那只是因为，我需要钱来继续。”父亲和养父都是和石头打交道的工人，雍松的第一个体力劳动体验是在采石场敲碎石。无产阶级的追求，能得到的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胜利。1919年雍松离开北博滕时，他感觉是在逃离，逃离苦难和黑暗。他跟随着内心的指南针，读书并写作，是要改变个人命运，也是社会变迁大背景下的个案。写作的过程，不但是雍松知道自己是谁，也是他实现自己是谁的一种途径吧。

《在1921年秋的旅行》中，雍松揭秘，那时他觉得自己可能和很多老人用垂死的眼睛回顾往昔时一样，他记得自己童年的以及那些早先的日子——那些最关键的。“我想我告别了瑞典，那就是北博滕，是那时候，北博滕对我来说才变得活生生的。许久之后，我发现，这个我做过那么哲学又感伤的告别的地方是一直跟着我，我一直带着的，我最必备的行李”。从前他以为是故乡沉闷和阴冷的东西，终被发现无比美丽和无可替代，那些他从前无法理解的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人的个性、稳固性、坚韧性格、顽强毅力。

尽管如此，雍松是距1921年秋十年后才着手处理他的童年记忆，创作《乌洛夫的故事》。

1955年，雍松出版了随笔集《北博腾冬天的旅行》，他用已衰老的双眼注视了这个遥远又接近的故乡。“早晨，我们通过了......皮特河上的桥。当火车带着一种冰冻和空洞的声音（我这么觉得，不过这也是一个遥远记忆中的声响）在桥上隆隆作响，我立在窗前，试图识别在拂晓的大部分还是黑暗的一切里有些什么。识别以不确定的方式很不舒服。这不是因为风景或冬天。这地方照料着部分的我，不管是夏还是冬。我试图用目光抓住它。我发觉我属于它，它是我的，在薄雾中，我迷迷糊糊看到了河岸、建筑、薄雪、森林、山、天空。不，我突然明白，这不是不舒服。这里是我青春期最清晰的，也是显然最想忘却的失败中的一个。”哪怕隔了这么多年，这里还是有些什么是最清晰地记得，也最想忘却的——可能这也是雍松对自己出身的矛盾态度的一个最好旁证。

雍松在《乌洛夫的故事》附记中坦言小说有自传成分，但同时强调，作家不想说他经历了所有主人公经历的事，或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经历了所有的事。雍松也曾说过，自传常常是乔装的小说，就像小说常常遵循某些规则，把自己弄成了自传。他也认为所有的写作都多少是自传，因为，写出纯粹的自传是不可能的，因为距离，那个由时间和发展带来的必要距离。

刚刚写完乌洛夫的故事的雍松，在1937年写的文章《小说中的现实》中表示：“记忆开始欺骗我，我工作的这些年来，对我来说，书在自己的纸面上比遥远的、为书提供了前提的那些发生了的事，有了个更鲜明、更接近的现实……当我开始写书时，我看见记忆里的故事，裸露着，不管是相对清晰的图片，还是底片，只需要唤起的，或是要刮擦、润饰、填充后，才好呈现给读者的。许多年来，我主要的记忆都在1914和1919年这个框架之间……我几乎无论何时都看得见事情发生在我眼前，听得见那些声音……可所有这些记忆在我写作过程中发生了变化，部分是因为其他不清晰的记忆，部分是因为我同时也过着我的日子，阅读别的书，写其他一些东西……我不再看得见记忆里的那些事，而是，我写下了它们，改变了它们。”

在1973年11月23日的采访中，雍松告诉记者，你没法创作什么文学，“假如你没把自己的经验移植到描写的人物身上”。一切都必须根植于个人经验、时间、人、阅读等等，因此你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所有的文学都是自传，可以给人一种用逼真的真实活起来的印象。这也就难怪，写过奥德修斯的雍松，有时被称为奥德修斯·雍松。

值得一提的是，《乌洛夫的故事》四部曲中都穿插了一个童话故事，或者更准确的说，北欧的萨迦。它们虽不免夸张，富于想像，但有本质的真实，也许更传神。

比如《现在是1914年》里有一则《关于肺结核和薄雾的萨迦》。那里的人因被女巫蛊惑而得怪病。那里的旋风会吹得一对双胞胎孩子病死。葬礼后不久，孩子的母亲外出取水，沼泽上弥漫着雾气几乎遮盖了一切。据说雾气里其实有许多许多的存在，假如你有一双特别的眼睛，就能看见雾中的魂灵。这位母亲看到了自己死去的孩子。她想把他们揽进怀里，可她抱住的是冰凉的雾。雾袭击着她，她也还击，终于，她感到嗓子里堵着，她染上了肺结核，最终也死了。北国的大自然有严酷的一面。乌洛夫眼见肺结核病肆虐，咳嗽声曾经走出一个个小小的灰色农庄。

在乌洛夫系列最后的附言中，雍松说到穿插童话故事的必要性。“假如你要尽可能全面地描述一个地方或一个人，你得努力拥有足够自由。假如作者试图给出一个全景图，而在一个往往是压抑的现实前，他变得吞吞吐吐、犹豫不决，以至于他丢开笔，只能瞪着空无，那么，他可以借萨迦兜一个圈子。萨迦往往是一扇开着的门。”雍松还曾表示，这些故事，不仅是反应一个十几岁孩子脑子里有些什么，也反应作者的精神体验。不仅是关于主人公的故事以及他的内在世界，也试图为小说本身描绘社会状态。

1974年，雍松和哈瑞·马丁松一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得奖后，舆论最反感的是，得奖人也正是作为评奖人的瑞典学院院士。来自英国的抨击尤多，而来自瑞典国内的抨击也是毫不留情。当时的瑞典青年作家斯万·德尔伯兰克（Sven Delblanc）写了篇怒气冲天的文章，称这事为“同志腐败”，说瑞典学院了不起的名声如今让全球的笑声给卷走了。德尔伯兰克认为：相互敬佩是一回事，而这事闻起来就有股侵占的味道了。瑞典学院决定要自杀，死亡的过程本可以有更美的表达，而不是用这种难看的表演。

所幸这类否定评价日后逐渐被认为缺乏公正。马丁松的伟大即便当时也被认为毫无疑问。雍松写过一些一般化的小说，但也写了杰作。哪怕带着保留，还是得承认雍松的实力。瑞典当代名作家恩奎斯特（P.O.Enquist）指出，最后几十年可能并不是雍松最好的时候。许多人最记得的也许是他后来那些书籍上学术的灰尘，而不是之前的那些翠绿。雍松写了至少包括《乌洛夫的故事》在内的三部好小说，有多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做到了这一点呢？这一切都值得被阅读，被铭记。

可惜，雍松的最后岁月被笼罩在得到诺贝尔奖的瞬时快乐后的巨大阴影之下，就连瑞典学会也心有余悸，从此规定，所有院士不得获奖。不但院士不能得奖，似乎给瑞典人颁奖都要避嫌。直到2011年了，诺贝尔文学奖才终于又颁发给了瑞典人。而雍松既没看到这一天，也没听到世人对自己的重新评价。1976年6月9日，郁郁寡欢中的雍松在记事本上留下最后一行字：“已没有多少可期盼的将来——估计将来是不会很长了，必须设法写作。”那时他知道自己得了重病。8月25日。雍松死于肺癌。乌洛夫一直惧怕和肺有关的病症，一直在躲避，而和他的努力相反，雍松的父亲、弟弟和首任妻子以及他本人都因为肺部疾病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