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实证分析

2015-09-10 07:22李玄煜
人民论坛 2015年35期
关键词:实证分析经济增长中国

李玄煜

【摘要】文章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数模型,根据中国1980~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说明要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当前迫切需要从主要依靠资本驱动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高,从关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转变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视上来。

【关键词】经济增长 实证分析 中国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连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也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被称为“中国奇迹”、“中国之谜”。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探究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为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显著的成就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总量跃升世界第二。从1978~2012年间中国GDP增长速度波动较大,但总体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加快,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助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二个高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一项里程碑事件,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贸易扩张和深层次结构改革的支持。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GDP从2683亿美元增长到83626亿美元,年均增长约9.85%,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2012年跃升至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国家行列 。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取得较大成效。图1表明,从1978年到2012年,伴随着中国经济30余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在GDP构成比中第一产业呈现持续、显著下降,第二产业基本稳定,第三产业稳定上升,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取得较大成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推动了第一产业的快速发展,致使第一产业GDP构成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呈上升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第一产业GDP构成比又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①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1985年第三产业GDP构成比首次超越第一产业,形成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第一个转换点。此后,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这符合现代经济结构优化的基本路径和规律。

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总额跃居世界第二。据资料显示,中国货物贸易额从 1978 年的355亿元增长到 2012年的 244737.5亿元,增长了近187倍。2003~2011年,中国货物贸易年均增速高达21.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环境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衰退。然而,中国对外贸易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实现了增长。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额保持了17.9%的增长速度,进口总额高达1132.7亿美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11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进口)总额占世界出口(进口)的比重为10.4%(9.5%),货物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连续3年成为世界出口第一大国和进口第二大国。2012年出口、进口分别达到20489亿美元和18178亿美元,分别增长7.9%和4.3%。②中国进出口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动态一致性,随着进出口额的波动变化,GDP也呈现出方向和步调上的一致变化趋势。这显示 GDP 与对外贸易额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这些说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日益融合。特别是入世十年来,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中国走出了一条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对外贸易成长道路。

“引进来”、“走出去”战略迈出新步伐。十六大以来,一方面,中国“引进来”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利用外资的层次、质量、水平全面提升,已经从弥补储蓄和外汇的“双缺口”,逐步向优化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转变,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2003~2011年,中国实际使用FDI(非金融部分)累计高达716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9.2%;2011年,中国FDI达到116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连续19年雄踞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显著改善,2002~2012年,第二产业外商投资金额占比下降了26.7个百分点;与此相反,服务业投资比例大幅提高,增加了26.9个百分点;现代农业、国际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增多。③另一方面,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合作规模迅速扩大,层次、水平与效益进一步提高。2006~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超过30%。2002~2011年,对外承包工程(含设计咨询)营业额保持年均28.0%的高速增长。④2012年,中国对全球141个国家(地区)4000多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年均增速28.6%,累计实现ODI(非金融类)772.2亿美元。⑤中国对外经济合作驶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业务范围向高端制造、高新技术、新能源等领域不断扩展,合作机制不断升级,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明显提高。

实证分析

模型的选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现代经济增长实证分析的基础。在定量分析经济增长各生产要素贡献率的研究中,应用极为广泛。本文运用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分析研究物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阻力。该模型的常见表达式如下:

Y= A(t)KαLβTθμ(A﹥0,0﹤α﹤1,0﹤β﹤1,0﹤θ﹤1,μ≦1)(1)

其中,Y、K、L、T分別表示总产出、物质资本、劳动力和科技进步的投入量,A表示技术水平,t变量代表时间,A(t)称为技术进步系数,α、β、θ分别代表物质资本、劳动和科技进步的产出弹性系数,且α+β+θ的值可以大于1、小于1、等于1,即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减或规模报酬不变,μ为随机扰动项。对柯—道函数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lnY = lnA +αlnK +βlnL +θlnT +μ (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本文选用1980~2012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的相关数据,总产出Y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来反映;物质资本投入K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来反映;劳动供给要素L的投入以年末全国从业人数(万人)来反映;技术进步T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亿元)来反映。

OLS估计。借助计量分析软件Eviews6.0,利用所选择的样本数据对模型(2)进行OLS估计,得出结果如下表1:

得如下回归模型:

LnY=-1.560+0.257LnK+0.682LnL+0.220LnT (3)

(-1.088) (5.654) (4.639) (4.779)

R2=0.998 F=3975.24 D·W=0.544

模型的统计检验。拟合优度检验。由估计结果可知可决系数R2=0.998,拟合优度较高,可以认为被解释变量基本上可以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中的解释变量来解释。因而,该回归方程通过模型拟合优度检验。F检验。由估计结果F=3975.24,在显著性水平α=0.05下,F0.05(3,25)=2.99,F>> F0.05(3,25)=2.99,可以认为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本、劳动力和科技进步投入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即通过F检验。t检验。选择显著性水平α=0.05,临界值T0.025(25)=2.06,由估计结果知,|tα|=5.654>t0·025(25)=2.06,|tβ|=5.639>t0·025(25)=2.06,|tθ|=4.779>t0·025(25) =2.06,说明资本存量、劳动力和科技进步投入三个解释变量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

模型的结论。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了显著水平等于0.05的t检验和F检验,说明可信度较强。修正的样本可决系数R2=0.998,表明物质资本、劳动力和科技进步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为99.8%,很高的解释程度表明该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了样本数据。参数α=0.257,β=0.682,θ=0.220,即资本、劳动、科技进步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257、0.682和0.220,这说明中国年均资本存量、从业人员和科技进步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促进中国GDP分别上升0.257、0.682和0.220个百分点。可见,在中国经济总量GDP的增长中,劳动力投入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主要地位,即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大规模的劳动力投入驱动,仍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此外,α+β+θ=1.1592﹥1,为轻微的规模报酬递增。

计量结果表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物质资本,科技进步的贡献最小。这主要是因为,1981~2012年,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快速上升,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

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资本投入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并不高。从1992年到2012年的21 年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乘数始终徘徊在1~4之间,单位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有逐渐减小的趋势。其中,从2002年到2012年间,中国投资乘数分别为1.75、1.32、1.64、1.32、1.52、1.85、1.40、0.47、2.19、1.21、0.75,呈缓慢下滑的趋势。投资乘数长期在低位徘徊,反映了中国宏观投资效率低下的事实。如果再将资源继续大量配置给物质资本的投资,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

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小。说明要加强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注重人才培养,经济发展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增长动力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紧迫性。要掌握重要产业的关键技术和系统设计技术,实现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来实现,而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远远不够,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些特点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较为适应,比较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仍将主要依赖于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的绝对增加,意味着政府不能忽视要素投入的重要性。尽管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传统工业化、城市化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有时代的合理性,但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因为资源和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生变量,更是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刚性约束。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迫切需要实现由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约型、内涵型的全面转变,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和高素质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对策建议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和经济竞争,我国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此,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人才资源为支撑。过去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靠劳动力、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贡献有限。目前,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挑战因素明显增加。从国内发展环境看,资源、环境红利逐步减弱,房地产拉动难以为继,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消失。人口、资源、环境都成为中国实施投资驱动战略的硬性约束条件。因此,必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推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目前,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中国作为世界“有区别的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必须节约资源、能源、保护全球环境⑥。过去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能源、资源的大量投入,资源、能源产出效率极低,浪费严重,造成环境压力过大,不利于经济健康持续和谐发展。必须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大力强化节约资源,加大节能降耗力度,严格控制“三高一低”生产,重点推广“节能、节水、治污”技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要更加注重引进全球战略性前沿技术,提高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竞争力,深度参与全球分工,逐步实现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加快形成“技术、品牌、质量、服务”“四位一体”的经济发展新优势,是新常态下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迫切任务。

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必须努力解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等突出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改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改变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位置的状况,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作者单位:新疆喀什国际博览中心)

【注释】

①张连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与经济周期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2012年国家统计局:《对外开放实现跨越式发展》报告。

④裴长洪,王宏淼:“入世十年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1月9日。

⑤周子勋:“中国需在大规模对外投资中做好战略准备”,《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4月9日。

⑥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页。

责编/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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