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流氓无产阶级

2015-10-21 19:21郭台辉张俤
探索与争鸣 2015年6期
关键词:流氓阶级恩格斯

郭台辉?张俤

内容摘要 流氓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的一个复合型概念,是无产阶级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概念符合“流氓”与“无产阶级”的西方语义传统,但马克思以此所指与能指的群体范畴并不稳定。初创的语义仅指社会底层群体;定型时明确指代阻碍历史进程的消极群体,以此反衬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后来逐渐扩展到文化、经济与政治领域。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引起争论,主要表现为肯定、否定与重构三种立场。这些争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复兴,但当代西方学术界无法准确动态地把握流氓无产阶级的完整内涵,其原因有三:概念本身的动态多变性;争论者部分理解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脱离该概念在马克思时代的历史语境。

关 键 词 流氓无产阶级 工人阶级 马克思 当代争论

作 者 1郭台辉,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张俤,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研究生。(广州 5106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4ZDA004)、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2014ssxm50)

所有概念都需要置于特定时空语境才能准确理解其特定语义,新语境不仅产生新语义,而且还改变概念的所指与能指范畴,从而引出概念歧义和学术争论。流氓无产阶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金融贵族,也涉及到如何恰当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该概念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而绽放魅力,在托洛茨基、毛泽东等人的理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使是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诸如弗朗兹·法农、卡布拉尔、亨廷顿也开始使用该概念,甚至对其进行再界定以分析相关理论。197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兴,流氓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该概念的使用也变得混乱起来”,理论家之间甚至产生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旨在以概念史视角考究“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的多层含义,以此回应当代西方学者关于此概念的争议。限于篇幅,不涉及该概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近代中国革命史、非洲反殖民斗争史等语境中的语义嬗变状况。

“流氓无产阶级”的语义合成

“流氓无产阶级”在英语和德语中为“lumpenproletariat”, 由“lump(lumpen)”和“proletariat”构成。前缀lumpen-意为“破烂的”,引申义为“流浪汉”,甚至是“歹徒”。巴萨德(Robert L. Bussard)指出,在17世纪,“lump”指的是一个人穿着破烂,到了19世纪,这个词不再强调贫穷的特征,而是穷人的无赖行为,但也被赋予新的内涵,比如肮脏、声名狼藉、怪癖。[1]巴萨德进一步指出,在特奥多尔·海因修斯的德语字典(1818年)中,“lump”被定义为“贫穷、凄惨之人”; “lump”这个词与其他词构成的合成词有“lumpenhund”,“lumpenkerl”,“lumpengesindel”,“lumpenpack”,“lumpenvolk”,等等;其中,多数合成词的前缀“lumpen-”都表示“丑陋的、不好的或卑鄙的”。[2]所以,在马克思使用“lumpenproletariat”这个词之前,前缀“lumpen-”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而且常常指“穿得破破烂烂的”,或“不好的”。

“proletariat”的詞源史则追溯至古罗马时期,其语义变化明显。“proletariat”一词由古拉丁语“proletarius”(无产者)演化而来,而后传入欧洲其他语系。古拉丁语 “无产者”,原初意指“生育子女者”,这一称呼对应着古罗马时期平民中的没有财产的底层群体(其地位高于奴隶),因其对国家的唯一贡献在于提供人口和劳动力而得名“生育子女者”。因为塞尔维乌斯改革时,自由民被根据财产多寡和服兵役能力划分为5个等级,“无产者”是对划归为五个等级之外的群体的称呼[3]。“无产者”这一称谓从一开始就含有负面的情感色彩,甚至充斥着鄙夷意义。[4]法国大革命之后该概念得到新的传播和应用。古典语义仍然流行,但还被理论家赋予新的内涵:无产者是与有产者对立情境下的群体;无产者是一个拥有政治参与能力的群体;无产者是一个经济上处于贫穷状态的群体。[5]19世纪20年代之后,“无产者”又逐渐被赋予新的语义:开始与现代产业工人发生联系;用于分析特定的穷人群体[6],尤其指代腐化、荒淫的乞讨者[7]。卡萨尼亚克也曾指出,乞丐、小偷、妓女和工人均属无产者之列。[8]

“lumpenproletariat”一词的词根“proletariat”历经辗转,在概念演变上始终存在着一种倾向:倾向于指代社会底层的从事破坏活动、制造社会动乱的落魄成员,是他们构成了社会的不安定、不和谐因素。这种指代倾向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尤为明显,这种倾向甚至在恩格斯早年的写作中仍有体现。这些因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新的概念语义提供了理论环境。巴萨德明确指出,“proletariat”起初是一个饱含负面内涵的概念,在16世纪到19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内涵逐渐丰富化,既有正面内涵,又有负面内涵,而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开始走向正面化。[9]换言之,马克思着眼于当时上层社会对社会底层群体所持的一种负面的态度,并利用当时既定的“无产者”概念创造出“流氓无产阶级”这一新概念,然后用于描述和分析社会底层中的非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群体,从而与有明确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区分开来。 所以,“lumpenproletariat”的最初语义是强调该群体与现代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差异,其目的在于突出无产阶级是积极力量。

马克思的经典解释

“流氓无产阶级”概念首次出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但是其内涵、具体指代群体及其行为特征的确定,却是在随后几十年里逐步形成的。笔者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以时间和事件为线索,勾勒出“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具体化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意大利,由于地产日益集中……由于耕地变为牧场……自由民几乎完全消失了,就是奴隶也在不断地死亡……介于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平民,从来没有超出流氓无产阶级的水平”[10]。其实,这是马克思对古罗马的无产者的描述。然而,“无产者”一词的语义在马克思时代还非常混乱,褒贬不一。马克思曾明确区分施蒂纳所理解的“无产阶级”。在施蒂纳看来,无产阶级是由“骗子、罪犯、盗贼、凶手、赌棍、无正当职业的穷人和轻率的人”组成的[11],所以是“危险的”。马克思把施蒂纳式的“无产阶级”表述为“流氓无产阶级”[12]。但作为一个新创造的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并没有详细界定“流氓无产阶级”的内涵,只是在论述某些社会形态时用于描述某些群体,其语义所指并不明确。

这种情况随后也体现在恩格斯的《德国的制宪问题》和《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在《德国的制宪问题》(1847年)中,恩格斯指出:“无产者,即vulgo(一般所谓的)工人阶级怎么样呢?工人分成雇农、短工、帮工、工厂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流氓为了两个塔勒就可以在资产阶级、贵族和警察彼此发生摩擦时替他们做打手。”[13]可见,“流氓无产阶级”在此被理解为“无产者”,并且首次详细指出该群体在社會冲突中充当的负面角色。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恩格斯援引了当时德国的一首诗,[14]形象地描绘了流氓无产者,初步显现“补锅罐、磨剪子、磨刀、偷盗、酗酒”等各种谋生方式及其日常生活状态。该群体的行为特征在随后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中有进一步的阐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述早期文献中的描述与分析,为后来明确界定“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内涵奠定了基础,而在《共产党宣言》中,“流氓无产阶级”已经明确区分于“无产阶级”,是该概念走向成熟的标志。无产阶级是与资产阶级相伴随而产生的,而“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15]。至此,流氓无产阶级无论是所指代的社会群体范畴及其行为特征,还是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都已经完全明朗化,并且在《共产党宣言》之后,被频繁用于分析德国和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的政治斗争状况。

首先,《共产党宣言》所宣称的流氓无产阶级“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这些行为特征在后来的文献中得到进一步阐释。在《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1848年)中,恩格斯指出,介于斗争双方的是“两万个那不勒斯流浪汉”,起初并没有参加斗争,而后这群倾向于人民的流浪汉却投向军队方面,正是“那不勒斯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一步骤预决了革命的失败”。[16]在《6月25日》(1848年6月)中,恩格斯继续认为,1848年的法国六月起义“主要从巴黎流氓无产阶级中召募来的别动队,由于薪俸优厚,在短期内就成了每次都替当权者卖命的御用军。被组织起来的流氓无产阶级反对未组织起来的劳动无产阶级”;而且这支由“乞丐、浪人、无赖、顽童和小偷”构成的别动队成员在之前还不被资产阶级看好,如今却因替资产者屠杀无产者而得到称赞。在此,巴黎的流氓无产者被恩格斯视为没有立场的社会群体,常常因为眼前的物质利益驱使而投向资产阶级一方,去反对“自己的兄弟”。

其次,该概念在后来文献的社会群体与阶级问题分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区别于工业无产阶级的流氓无产阶级构成了1848~1850年法国阶级斗争中的别动队主力,这群流氓无产阶级常常与盗窃、犯罪等行为联系在一起,是由“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屑生活的分子”组成,立场极不稳定。[17]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中,马克思的立场更为鲜明:“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除了“破落放荡者”和“冒险分子”之外,还有“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作la bohème〔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18]。

此外,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也充分运用这个概念。在这个文献中较少出现“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概念,但“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却得到充分运用。这是因为,流氓无产阶级是过去所有社会发展过程中都出现的群体,只是发展程度有所差异。16世纪德国封建社会的崩溃产生大量无定业无定居的人,他们有很多都是“雏形的流氓无产阶级”[19]。“流氓无产阶级”由此明确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不仅是区别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底层人员,还被用于指代历史上社会底层中那些具有破坏性的流浪群体。这种用法在《国际述评(三)》中仍有体现,流氓无产阶级被认为是天主教在英国社会重要支柱的组成部分,是“由爱尔兰人和他们的后裔构成的平民”[20]。由此,“流氓无产阶级”的概念范畴即《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旧社会中消极的腐化物”在此得到进一步确证。

然而,《资本论》却认为,唯有“流浪汉、罪犯、妓女”才是“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而属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其他底层群体则不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范畴。[21]这种论述再次强调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社会学与政治学语义,是一个易于被收买而去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社会群体,而不仅仅是指流浪、无财产、赤贫等最基本的经济学语义。不仅如此,流氓无产阶级还表现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语义,按职业类型和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展并具体化应用,以“文化流氓无产阶级”、“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等组合概念出现,用以分析当时社会中的知识群体、农民阶层等群体的具体社会行为,比如,金融贵族就被视为“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22]。

当代西方的三种争论

1970年代以来,随着下层阶级理论的兴盛,马克思创造的“流氓无产阶级”概念也逐渐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保罗·戴夫明确以上层阶级、中间阶层、工人阶级、下层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为分析框架,提出自己的理论[23];约翰·威尔士在梳理“下层阶级”的概念史的同时回溯了马克思的“流氓无产阶级”概念[24];詹姆斯·赖特和乔尔·迪瓦恩在论述美国城市下层阶级时也重点讨论过“流氓无产阶级”概念[25]。可见,该概念已经渗透到当下的文艺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并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流氓無产阶级的群体范畴不够稳定。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某些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难以确定。那些因圈地运动或其他原因失去土地而进入城市的农民,如果倾向于出卖劳动,就有可能成为无产者;如果流浪乞讨,则成为流氓无产者。换言之,成为无产者还是流氓无产者只因立场的差异而论,无关乎与生产方式的关联。第二,挑夫、拣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等底层群体的阶级定位难以确定。该群体通过自身劳动谋生,且工作形式易于采用,也易于抛弃,所以被定义为流氓无产阶级。但是,如果他们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那么就可能从流氓无产阶级转向无产阶级。第三,马克思关于金融贵族的论述也存在问题。马克·卡宁认为,金融贵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挥巨大作用,将其简单地定义为流氓无产阶级并不合适。

其次,流氓无产阶级的历史角色值得商榷。马克·卡宁指出,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的人往往是那些失去土地的人,以及在工厂从事非正常、不人性的劳动的人。所以,革命不是出现在那些工业化已经成熟的国家,而是那些正在经历工业化的新兴国家。俄国是典型案例,那些熟练工人支持孟什维克,而新兴工人却支持布尔什维克。卡宁认为,正是那些失去土地、没有固定工作的人群扮演革命的积极角色。

此外,巴萨德甚至直接指出,到《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止,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内涵历经了由简到繁、不断丰富化的变动过程,所涵盖的群体范畴逐渐增多,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期理论中却弃之不用。这反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最贫穷的、社会最底层的、声名狼藉的群体存在一种矛盾心理。马克思对那些进取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存在一种理想化的态度,以及对流氓无产阶级所持的立场,其实是马克思前后思想变化的反映,而不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描绘。他们对这一底层群体的立场变化使之将这一概念置于不重要的、不成熟的理论范畴境地。[35]

显然,波文科克从马克思主义对该概念的几种不同定义出发,指出各定义之间的矛盾性,稀释了该概念的各种内涵,以至于因此失去了意义。马克·卡宁从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具体所指出发,分析该概念具体所指存在的逻辑上与理论上的各种问题。但是,卡宁在分析流氓无产阶级是否为革命当中的积极力量或反动力量时,明显是借用了俄国革命的实例,却忽略了马克思理论中探讨流氓无产阶级的具体历史环境。正如沃勒斯坦在分析法农的阶级理论时指出的:“描述19世纪欧洲(不变的欧洲?)现实的词语的含义实际上已不能完全与20世纪的世界相符合。”[36]由于时代背景和理论情境的变化,对理论与概念的理解也会发生显著的差异。同时,由于二者未能正确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此概念的语言环境和真实目的,从而陷入了完全依托具体文本进行概念内涵分析的窠臼。

基于马克思对1848年前后法国阶级斗争的描述,彼得·海斯指出,流氓无产阶级以如下三种面貌出现。[37]首先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1848年革命之后,流氓无产阶级及其组织从法国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政权,最终赢得了统治权,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最后阶段,无产阶级最终将从流氓无产阶级手中获得政权。所以,流氓无产阶级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其次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受害者。作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受害者,具体表现有二:第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血腥的立法”所创造的新环境催生了流氓无产阶级(诸如乞丐,强盗,流浪汉),其产生本身就是受到资本主义体制迫害的表现;第二,流氓无产阶级和其他底层穷人一同成为工业生产的常备军,受资产阶级的剥削。②最后是被责难和仇恨的对象。流氓无产阶级总是与革命中的暴民活动(即暴乱)联系在一起,所以该概念更多是因暴乱活动而成为一种贬义指称,体现对其所指群体的非难和指责。

彼得·海斯在此基础上以有无财产、是否处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和是否堕落三项标准,构建了一个包括流氓无产阶级、过剩人口、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金融贵族六个阶级(阶层)的环形阶级结构模型(图1)。[38]这一模型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线性阶级结构模型显然不同。

彼得·海斯认为,随着马克思对法国1848~1852年阶级斗争的深入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认识到法国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很多阶级都不具有稳定性,而且在某些方面具有共性(或多或少带有其他阶级的特征)。以资产阶级为例,资产阶级是一个拥有财产、处于大生产过程中且非堕落的群体;与其相邻的两个阶级分别是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样,是一个拥有财产且处于大生产过程中的群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样,是一个处于大生产过程中但非堕落的群体。至于流氓无产阶级,该阶级与无产阶级、过剩人口都是无财产的阶级,与过剩人口和金融贵族都是处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的,与大资产阶级和过剩人口都是堕落的阶级。换言之,流氓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财产的、失业的群体;他们是谋生方式处于正常生产过程之外的群体;他们是不愿意工作、倾向于偷盗,常常受眼前利益驱使的群体。与其相邻近的两个群体,过剩人口和金融贵族则分享了流氓无产阶级的部分特征。总之,不同的阶级都带有彼此邻近阶级的某些特征。正是因为这种“带有”属性促使多数阶级在阶级斗争过程中都不具有绝对的稳定性。由此,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的观点:流氓无产阶级“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39];使得“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来说,或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40]。彼得·海斯合理解释了流氓无产阶级的行为特征,也对金融贵族(这一常规意义上所理解的资产阶级的上层阶层)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分析。但是,这种解释对马克思的阶级结构理论进行了全新的重构,不仅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观,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人类社会历史观。

马克思从欧洲工业化的背景出发,深刻地洞察到,西方世界在经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产生一个可以与资产阶级对抗的无产阶级,而且大量涌现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排斥的城市贫民。他们也属于社会的无产者群体,但在社会行为、政治立场与价值追求等各方面都明显区别于由产业工人组成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只能冠之以“流氓无产阶级”这一称谓。马克思创造的“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这个复合型概念,一方面完全符合“lumpen”与“proletariat”在西方文明语境的语义变迁史,另一方面又可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科学分析古罗马、中世纪、近代西方各阶段产生的无产者群体,并以此考察工业革命后被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淘汰的城市贫民,以及阻碍革命进程的堕落群体。而创造该概念的目的就在于囊括消极、负面的社会底层群体,以此捍卫完全由产业工人组成的无产阶级,惟此才是正面、积极的推动历史进程的革命力量。当然,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诸多文献中,流氓无产阶级概念从提出到运用是一个不断完善和扩展的过程。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首次提出该概念,那么,《共产党宣言》就为之确定完整的内涵,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此后,该概念逐渐扩展运用到文化、金融、官僚等上层领域的其他社会群体范畴,覆盖所有那些维护旧体制并阻碍革命进程的社会角色。显然,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是动态发展的,但在运用时却又是高度语境性的。

當代西方学术界重新解读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经典文本,对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再讨论,为之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扩展了其认知空间,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复兴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该概念的创造与运用一开始就具有动态发展与高度语境的特征,后来兴起的再讨论又是在一种全新语境中展开,是依据于新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因此,当代西方学者对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讨论有着高度的选择性和目的性,并不能完全把握该概念的原意。惟有总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问题,研读其相关的重要文献与动态发展的思想体系,才能准确把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

注释:

① 虽然巴萨德从词源和文本的角度对“lumpenproletariat”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是他认为,该概念仍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当中的一个不是很成熟的概念。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把巴萨德的理论归结为第二类分析,但其分析中也不乏肯定性的解释成分。

② 海斯认为,流氓无产阶级被描述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受害者,更多的体现于《资本论》中,这一点与马克思对法国的描述有着显著的差异。因为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认为,流氓无产阶级及其头目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革命中,通过各种手段最后一跃成为法国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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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杜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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