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现状
——基于　ISI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

王凤仙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武汉 430072）

——基于ISI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

王凤仙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武汉 430072）

在ISI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中检索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后发现：网络舆论研究正处于发展时期；传播学是其核心研究阵地；美国是其研究中心；作者群体的流动性强，核心作者群薄弱，已形成少量的科研合作团队；新的传播形态和媒介内容对媒介使用者的影响是其主要关注点。国内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与之对照，在研究水平、研究方法上还存在很大差距，研究旨趣也大相径庭。

网络舆论；文献计量；国外；传播学

新媒体赋予了用户自由发布信息的权利。它逐渐普及后，已经成为公众参与社会话语互动的重要平台。社会矛盾事件容易经由互联网传播扩散，激活公众舆论。网络舆论既是话语又是行动，它常常起源于现实事件，反过来又干预现实事件的进程与结果。线上的话语行动与线下的现实事件交织在一起，涉及网络问政、网络隐私、网络安全、网络伦理等诸多问题。这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议题，引起了国内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应地，在国外，传播学领域对网络舆论的研究是何种状况？能给国内的网络舆论研究带来何种借鉴？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本研究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分析ISI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并借助可视化工具呈现分析结果，以期对国外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状况作一宏观扫描，并勾勒其概貌。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开发的基于Web的WoS（Web of Science）数据库，是国际权威的综合性引文数据库。本研究选取其中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三大引文索引，即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和CPCI-SSH（社会科学与人文艺术学科会议引文索引），作为数据来源。考虑到“网络舆论”这一中文词汇在英文中缺少常用的词汇组合与之对应，我们选用与“网络媒体”、“公众舆论”对应的英文词汇共同作为检索词，并以“逻辑”与（AND）联结。同时，为保证检索文献的查全率与查准率，我们选择主题（Topic）作为检索项，可检索出篇名、关键词、摘要这三项中任一项或多项满足指定检索条件的文献。设定检索式为：主题=（“internet”or“online”or“networking”or“social media”or“microblog*”or“twitter”）；AND主题=（“public opinion”or “public attitude*”or“public view*”or“public sentiment*”）；时间跨度=所有年份；文献类型= （Article）；语种=（English）。此次共检索到网络舆论研究外文文献319篇，增加精炼条件“学科类别=（Communication）”后，检索得到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外文文献104篇。

（二）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法是以题名、著者、参考文献、出版年等文献本身及其表现出来的各种特征为对象，采用数学与统计方法来描述、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研究方法。本研究运用文献计量分析中的统计分析法、词频分析法、共现分析法，对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的文献增长规律、科学活动中心、文献的期刊分布、核心作者及合著情况、研究主题进行了描绘。在文献增长规律、科学活动中心、文献的期刊分布方面，使用WoS数据库提供的检索结果分析功能进行统计分析，辅之以Excel软件进行计算和图表绘制。在核心作者及合著情况、研究主题方面，使用文献计量分析软件Bibexcel对作者、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生成共现矩阵，再导入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6进行社会网络分析，最后通过可视化工具NetDraw软件进行作者、关键词共现网络的知识图谱绘制。

二、研究发现

（一）文献增长符合指数增长规律，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处于发展时期

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内，科学文献的数量变化直接反映了科学知识量的变化。文献增长规律的研究，一般以文献累积数据为依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科学史学家普赖斯（D.Price）提出的科学文献按指数增长的规律（指数增长规律），即以科学文献累积量为纵轴、以年代为横轴时，各年代的科学文献累积量呈现为一根上扬的光滑曲线。据此，我们将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和累积状况绘制如图1。

图1中，黄色曲线是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论文的累积量曲线，呈现为一条平滑的上扬曲线，符合指数增长规律。当然，指数增长规律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成立，当科学的发展表现为知识量的积累时，就形成指数发展规律；而表现为质变飞跃时，就形成所谓科学革命。参照这一规律，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论文累积量呈指数增长，研究还处于知识积累的阶段。普赖斯进一步将科学文献的增长划分为四个阶段：学科诞生时期，文献数量不稳定增长，很难通过统计方法求出相应的数学表达式；学科发展时期，学科文献数量“爆炸”，呈相对稳定的指数型增长；学科成熟时期，论文数量的增长减缓，演化为线性增长；学科饱和时期，文献日趋减少，曲线逐渐平行于横坐标，孕育新学科的出现和发展。据此可以判断，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目前正处于发展时期。

图1　三大数据库中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论文的年度分布及累积状况

图1中，红色曲线为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论文的年度分布曲线。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始于1998年，此后，年度论文产出量几乎逐年增长。2005年和2010年论文产出量的增长幅度较大；至2012年达到顶峰，产出论文17篇；2013年稍有回落；2014年，截至9月15日已检出论文10篇，预计年度论文产出量将不低于前一年水平。这一曲线反映出的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知识量增长状况与互联网、社交媒体发展进程高度吻合。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开始广泛应用，传播学界开始关注网络舆论；21世纪初，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普及，网络舆论研究的论文年度产出量有所增长；2007年，Twitter成为北美的交友工具，网络舆论研究的论文年度产出量开始加速增长；2010年，社交媒体在世界范围内普及，亚洲社交媒体普及率已经超越西方，网络舆论研究的论文年度产出量成倍增长。

（二）美国是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的中心，欧洲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居于外围

科学研究的发展呈现出地域上的不平衡，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并不同步，总是有某个国家或地区走在最前列，成为世界研究的中心，并对世界研究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各个国家的研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研究从文献的国别分布和机构分布两个方面来呈现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发展的空间格局。

图2　三大数据库中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论文的国别分布

图2显示了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论文的作者国别分布：在104篇文献中，美国以62篇文献高居各国榜首，占比达59.62%；随后依次排列的是中国、西班牙、德国，各产出文献6篇，占5.77%。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文献产出被三大引文索引收录的数量越多，则该国家或地区在此学科或研究领域的高水平研究越多。提出科学中心转移规律的日本科学家汤浅光朝，将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目超过全世界同期总数的25%定义为“科学活动中心”。根据这一定义，同一时期可以存在不止一个“科学活动中心”。目前，在传播学领域的网络舆论研究中，除美国外，没有其他国家的文献产出超过全部文献的25%。据此可以判断，美国是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的绝对中心。中国、西班牙、德国、加拿大、英国、荷兰、瑞士、韩国、新加坡，则依次居于外围，这些国家中也以欧洲国家为多数。总体上看，欧美国家是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的主力，来自欧美国家的文献共有88篇，占比达84.62%；亚洲传播学领域的网络舆论研究主要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

表1　传播学领域产出3篇以上网络舆论研究论文的机构

表1列出了产出论文≥3篇的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机构，以降序排列。11所研究机构均为大学，其中8所位于美国，另外3所分布在中国、西班牙和韩国。这一分析结果与文献国别分析所得结果一致，再次证明美国是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的中心。这11所大学产出的网络舆论研究论文，或者运用问卷调查、控制实验的方法来检验各种因素对公众的认知、态度、行动的影响，或者使用非介入性研究的方法分析来自各种媒体的文本或数据对不同媒体使用对公众的影响。可见，国外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以西方实证主义传统为主导，侧重效果研究和受众研究。发文量较高的非欧美研究机构，韩国的国立首尔大学和中国的香港城市大学，也都是借用西方实证主义方法来操作取自本土的数据。

（三）文献的期刊分布符合布拉德福定律，传播学是网络舆论研究的核心阵地

英国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S.C.Bradford）提出的布拉德福定律是文献计量学三大定律之一。它描述了文献分散规律：如果将科学期刊按其登载某个学科的论文数量的大小，以渐减顺序排列，那么可以把期刊分为专门面向这个学科的核心区和包含着与核心区同等数量论文的几个区，核心区与相继各区的期刊数量成1：a：a……的关系。最常见的是划分为三个区，称为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同时，对不同学科的期刊和论文数量进行分析，能得到大小不同的核心区，它表示一个学科领域范围的大小及发展的成熟程度。我们依据布拉德福定律分析相关文献，检验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的成熟度。但由于布拉德福定律的应用有严格的限制条件，要求对相关文献统计应当充分。这样就需要将分析对象扩展到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中全部学科类别的319篇网络舆论研究论文。将这些文献分区后，核心区包含15种期刊，84篇论文；相关区包含42种期刊，93篇论文；非相关区包含144种期刊，144篇论文。此时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期刊数量之比为15∶42∶144≈1∶3∶3，公比为3，成1∶a∶a的等比数列关系，符合布拉德福定律表达的集中离散规律。然而，仅包含15种期刊的核心区，也表明网络舆论研究的成熟度目前还比较低。

从学科类别的构成来看，全部外文文献中，传播学文献数量最多，为104篇，在其中占比32.6%；其他几个主要的学科领域是政治学、公共事业管理、图书情报学。同时，核心区的15种期刊中（见表2），有传播学期刊11种、政治学期刊2种、图书情报学期刊2种，传播学期刊在数量上远高于其他学科期刊。两方面都说明，网络舆论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传播学是网络舆论研究的核心阵地，政治学、公共事业管理、图书情报学也是进行网络舆论研究的重要学科领域。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舆论研究核心区期刊的影响力较高。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在期刊引证报告（JCR）中提供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数据是国际通行的反映期刊影响力的评价数据注：它是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所得的结果。表2中数据来。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网络舆论研究核心区期刊的影响因子较高，15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平均值为1.439，与三大引文索引收录的传播学期刊相比，属于领先水平。

表2　三大数据库收录的网络舆论研究核心区期刊

（四）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作者群体的流动性较强，核心作者群薄弱，已形成少量科研合作团队

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在单位时间内发表的论文数量因人而异，美国学者洛特卡（A.J.Lotka）将其称为“科学生产率”。他提出了用以描述科学工作者人数与其所著论文数量之间的关系、并发现高科学生产率的核心作者的倒数平方定律，又称洛特卡定律。根据这一定律，在某学科领域发表n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发表1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n，发表1篇论文作者的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总数的60%。本研究采用正规计数法（normal count approach）对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作者进行统计，每位合著者分别计数一次，所得结果如表3。作者共计203人，仅发文1篇的有188人，占作者总数的92.61%，远高于洛卡特定律描述的60%；发文2篇的有11人，占发表1篇论文的作者人数的5.85%，远低于洛卡特定律描述的1/4（25%）；同理类推，发表3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人数均不及洛特卡定律提出的比例。在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中，发文1篇的作者数量过多，发文≥2篇的作者数量过少，科研工作者人数与所著论文数量之间的关系未达到洛特卡定律提出的比值。由此可判断，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作者群体的流动性较强，稳定性较低，持续关注和研究网络舆论的作者不多，核心作者群比较薄弱。

表3　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论文著者分布

科学研究领域与其他劳动领域一样，存在劳动者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许多科研工作需要研究者在集体协作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科学劳动结构的整体化和社会化程度是特定领域科学研究能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文献计量学通过作者共现分析，即对论文作者合著次数的统计分析，来反映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和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情况。本研究对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的作者进行共现分析，并将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绘制出图3的知识图谱。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作者，节点的大小与该作者发文篇数成正比。图3中规模较大的作者合作群体有4个，其余作者三两之间存在合著关系，在外围形成了一个作者圈。以作者总数作为参照，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虽然存在少量较为固定的科研合作团队，但还未形成整体化的合作网络，合作范围较小。

图3　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作者共现网络

（五）新的传播形态和媒介内容对媒介使用者的影响是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科学文献的关键词主要用来标引论文的内容特征，以供检索之用。文献计量学通过统计特定学科文献中的关键词词频，找到高频词汇，以此推测该学科的研究主题和热点。本研究统计了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文献的关键词（Keywords Plus）词频，由于部分论文缺少关键词字段，共获取关键词记录86条，统计结果如表4。表4所列的高频词可以大体作以下划分，涉及媒介或媒介形态的有internet、mass-media、online、media、television、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press、news media、internet use；涉及受众或效果的有public-opinion、willingness、participation、perception、attitudes、opinion、knowledge、bias、impact、silence；还有涉及内容的news、information、coverage、television-news；此外还有关于政治选举的politics、election。由此可见，新媒体及其使用、媒体对受众的影响是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同时，政治选举也是研究热点。

表4　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论文关键词词频分析

关键词的共现关系体现着各研究主题之间的结构关系，两个关键词共现的次数越多，表明关系越密切。图4对词频≥3的关键词的共现网络进行了知识图谱绘制，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与该关键词词频成正比，节点之间的连线的粗细代表关键词共现频次的多少。忽略因本研究检索词设置而形成高频次关键词共现，online、public-opinion、mass-media处于共现网络的中心。与online共现频次较高的，有表示媒体或媒介形态的internet、mass-media、media、newspapers、television，和表示内容的news、coverage等关键词，还有涉及传播效果的willingness、impact等。与publicopinion共现关系比较紧密的有willingness、impact、silence、participation、climate、bias、attitudes、frames等关于媒体使用者认知、态度、行为的关键词，也有大量表示媒介的关键词，其中涉及新媒体的关键词居多。常与mass-media共现的关键词也包括关乎受众研究的participation、perception、silence、willingness、impact，还有news media、online、coverage、exposure等关键词。通过对共现网络的整体分析可以判断，新媒体带来的新传播形态和新媒介内容对媒介使用者的认知、态度、行为的影响是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图4　网络舆论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

三、结论与讨论

基于上文的文献计量分析，我们可以对国外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现状作整体勾画：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正处于发展时期；传播学是网络舆论研究的核心阵地；美国是其研究中心；作者群体的流动性强、核心作者群薄弱，已形成少量的科研合作团队；新的传播形态和媒介内容对媒介使用者的影响是其主要关注点。同时，根据文献计量的规律我们可以预测：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的文献增长符合指数增长规律，文献数量还将加速增长；传播学作为网络舆论研究的核心阵地，在网络舆论研究方面大有可为；按照“汤浅现象”所描述的每个民族科学兴隆的平均周期为80年左右，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的“科学活动中心”未来转移到中国也不乏可能；跨学科的发展趋势使得科研合作有可能增加；随着文献的加速增长，在已有关注点的基础上还可能逐步拓展出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热点。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未来网络舆论研究还将蓬勃发展，它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对照国外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我国的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国内外的研究水平存在很大差距。网络舆论研究论文在国别及机构分布上，欧美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虽然国内网络舆论研究论文在数量上十分繁荣，但能进入三大引文索引的却寥寥无几。这可能与英语对中国学者们造成的障碍有关。其次，国内外的研究旨趣大相径庭，以至于国外研究成果对于本土问题难有裨益。国外的研究以新的传播形态和媒介内容对媒介使用者的影响为关注点，而在国内，讨论得最多的是“网络舆论引导”问题。国外的研究总是与政治选举相关，而国内的研究常常牵涉政府形象传播、和谐社会建构问题。国内的研究是否可以借鉴国外政治选举实证研究的成果，利用民意形成规律来提升自身研究的有效性。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外的研究以西方实证主义传统为主导，已形成比较成熟且精细化的研究方法，但国内大部分研究还是靠逻辑思辨、推理阐释来完成，缺少规范的研究方法，很少研究借鉴实证方法。唯有可靠的研究方法能够保证可信的研究产出，为学科的繁荣提供坚实的基础。研究方法的缺失是我国网络舆论研究未能走出国门、进入国外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吴奕锜］

G206.2

A

1000-5072（2015）02-0015-09

2014-10-21

王凤仙（1982—），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江西理工大学讲师，主要从事新媒体传播、媒体发展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融通：传播失灵背景下网络舆论引导研究》（批准号：13YJC86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