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暴力寻找伊甸园——论《裸者与死者》中的暴力哲学

徐贞江苏开放大学

以暴力寻找伊甸园
——论《裸者与死者》中的暴力哲学

徐贞
江苏开放大学

摘要：自《裸者与死者》出版以来，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它是一部极具悲观主义色彩的反战小说，但梅勒却一直强调这是一部给人以希望的小说。通过文本细读，笔者发现梅勒真实目的是想通过深入探究战争的根源,折射当时美国社会的问题并探寻出路，由此构建特定历史语境下梅勒式的暴力哲学——用暴力方式打通一条回归伊甸园之路，这也正是小说给人的希望所在。

关键词：暴力哲学伊甸园《裸者与死者》

对于《裸者与死者》这部小说，诺曼·梅勒曾公开坦言：“有人说这部小说里看不到一点希望……其实这部小说是很想说明前途大有希望的。”循着梅勒的声音，拨开小说对战争的表层描述进入小说的深层话语，从美国文化与文学的暴力传统中深刻解码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克洛夫特,笔者发现，与其说他是一个冷漠的施暴者，不如说是一个苦苦寻觅伊甸园回归之路的朝圣者。

一、梅勒的暴力哲学

诺曼·梅勒是在美国文坛活跃了足足60年，备受争议却又举足轻重的人物。暴力一词似乎与他如影相随，他生性好斗，多次触犯法律，甚至在一次酒后刺伤了妻子。可他却获得了“美国最伟大的当代作家”“美国文学界良心”和“海明威第二”等殊荣。一个满身恶习且暴力情绪颇重的作家，缘何能有如此殊荣，谜底就在源于美国文化和文学的梅勒式的暴力哲学。

在文化上，暴力一词能追溯到美国诞生之初。当第一批英国移民来到美洲大陆时，他们感到新奇、亲切又恐惧。新的美洲没有古老欧洲令人窒息的精神枷锁，已然是新的伊甸园，可这满目荆棘、丛林中凶险的动物以及土著印第安人的野蛮都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危急之下，他们对印第安人实施了血腥暴力，打通了一条求生存、壮国土的民族振兴之路。纵观美国历史上的三次本土战争——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墨西哥战争,都无一例外采取了暴力手段。战争让美国人形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暴力传统——“为了他们自己认为是‘高尚的’事业而不惜采取最残酷的暴力。”所以，无论是殖民运动的血雨腥风，还是边地西进的硝烟弥漫，又或是白人殖民主义者对印第安人令人发指的残酷暴行，其根源都在于清教徒们立志建立北美新伊甸园的理想，他们是将理想与实干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亚当的子孙”。

梳理美国文学史的总体脉络时，我们发现:独立战争是早期文学与浪漫主义的界限，内战则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水岭，一战划分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二战划分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暴力最极端的形式——战争居然是划分美国文学史各时期的分界线，这不能不说是偶然中的必然。暴力一词成为美国文学的命题之一，为历代作家们争相探寻。美国西部文学的始祖詹姆斯·库伯在《皮袜子故事集》中就开始探究暴力是如何作用的。答案是：“一个充满暴力的美国是欧洲人在一块已经由一个陌生的人种居住的陌生的大陆上追求自由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现代的弗兰纳里·奥康纳看来，暴力是“人类觉醒和拯救人性的手段”。正如克里斯多夫·沃尔夫所言：“人类的社会化进程本身就是暴力的。”拨开美国文化暴力的外衣，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神话”清晰的轮廓，“美国亚当”的身影总是隐隐约约地出现在这部或那部作品中，以清教徒特有的坚韧意志行走在追梦的路上。

在20世纪美国社会的大“荒原”上，没有“安全阀门”西部边地抚慰心理创伤，战争和科技让人际关系愈加冷漠，暴力成为表现人们无根、无助、无望和寻求救赎的重要方法，美国文化与文学中的暴力传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传承。在充满焦虑的年代，连梅勒这个勇士也不敢谈论所谓的“爱和上帝”，否则他将失去“四分之三的潜在读者群”。从美国文化和文学的百宝

箱中，他最终选择了以暴力引导人们寻求信仰，探寻重返伊甸园之路。梅勒式的暴力哲学认为尽管暴力极具毁灭性，却是“开辟成长道路的精神净化”。对他而言，上帝、魔鬼和人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在上帝与魔鬼的较量中，人类成为双方都想努力控制的对象，而作为第三方力量的人类又有能动性。人类善恶兼备是因为在内心深处同时住着上帝与魔鬼。所以，善与恶的区分并不绝对，最后的审判也不是简单地上天堂或下地狱，而是转世。因为深谙魔鬼的邪恶，一个曾经极恶之人转世时本性里的善一旦被唤醒，便能与魔鬼抗衡。《侩子手之歌》的主人公加里·吉尔摩就坦言：那两次谋杀（加里·吉尔摩杀害了两名素昧平生的人）使他“第一次自觉地承认这个疯狂的真理”，我们不仅能通过暴力寻找自我，还能获得精神成熟，所以只有“果断地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才能够获得自由，认识自我，“灵魂会因此而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梅勒临逝前曾坚称“上帝会安排我转世”，因为他这个“邪恶”的灵魂，良心终究是善的，一定会被上帝创造成新的精神生命体去履行重要的使命。

在《裸者与死者》中，战争作为最极端的暴力方式最大限度地暴露人性之恶。然而隐藏其中的梅勒式的暴力哲学告诉我们，极恶之人克洛夫特微乎其微的善却是要在茫茫“荒原”上穷尽一切打通伊甸园的归途。

二、追寻理想的施暴者

如果说美国文化教会美国人可以为了理想诉诸暴力，对于南方人来说，他们的理想就是捍卫个人和家族的荣誉，暴力则是他们维护荣誉的传统方式。一方面，南方深厚的奴隶制历史和相对欠发达的经济基础，使法律往往鞭长莫及；另一方面，男性从小就被教导应不惜一切保卫荣誉，暴力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解决问题第一选择。克洛夫特的生命旅程从美国南方最大的州——德克萨斯州开始。他“脚下踩着的是得克萨斯西部干燥的红土”，抬头望见的是“红色的山梁顶”，平日里关注的便是“耳朵背后有颗斑点的那头红毛牛……这，就是山缪尔·克洛夫特受到的‘教育’了”。梅勒对青少年时期的克洛夫特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用心良苦。被反复提及的红色这一意象在西方文学中常常与血腥、暴力、情欲和罪恶相联系，人物的性格也常常随之大大加强。难怪年少的克洛夫特会把“捕鹿、打架、赛会上降烈马”等展示人类征服自然力量的活动与荣誉联系起来；他会因为成为县里数一数二的骑师而洋洋得意，也会因为在比赛中败北而怒气冲天；当“举枪都还勉强”的他跟随父亲打猎时，便急不可耐地想展示自己的力量，以至于一看到鹿就欣喜地能闻到风中鹿的味道；作为“童子军”，在警卫队第一次执行任务时就不听从队长的指挥，擅自把枪瞄准了闹事群众的胸膛。这一切都强有力地证明他的暴力情绪是从养育他的这片红壤里与生俱来。

另一方面，克洛夫特的家族传统也不容忽视。他的“祖上披荆斩棘，是来到这儿最早的人家之一……我看我们克洛夫特家的先世有一些人也就有山姆的那股倔劲儿。八成儿就是因为有这么股倔劲儿，所以他们才不怕披荆斩棘，千里迢迢到这儿来了”。克洛夫特的父亲对家族史看似不经意的回顾，一语道出在红土地暴力精神的孕育下，在家族乃至民族精神的影响下，克洛夫特成长为的“亚当的子孙”的根本原因。当“社会的腐败”等外在现实矛盾与内在理想相冲突时，这个“生性不善”而且“又不信上帝”的“德克萨斯佬”就变得“冷漠无情”并且“几乎什么都不爱”。冷漠折射出的却是他内心的孤独，而孤独继而会滋生深不见底的欲望。空前的欲望让他“只能以前所未有的血腥和暴力的愤怒来重新获得精神的升华……一旦精神陷入饥渴，人们就会用暴力把整个世界吞下去，以获得精神的回归”。因此，克洛夫特选择到战场上去追寻理想，这也是梅勒的人生选择,他要探究的是社会现实背后那双操控一切的无形的手。

三、征服与被征服

梅勒曾一再强调：“对《裸者与死者》影响最大的是《白鲸》，这是众所周知的，我在小说中安排了亚哈，而小说中的穴河山就是莫比·迪克。”在信仰缺失的年代,这群登陆安诺波佩岛的美国将士们看到原始丛林时，有一种别样的陌生感、新奇感和亲切感。这“简直就是《圣经》上红酒翠树、金沙铺地的国土”。此时，小岛俨然成了魂牵梦萦的伊甸园。我们又看到“仙岛沉了……海上散发出一股寒意，饱含着恐怖和死亡的气息。”在二战的历史背景下，荒野与伊甸园两种意象并存的小岛让人不禁有一种跨越时空的完美错觉：美国人的理想情怀与现实焦虑天衣无缝地融合到了一起。将士们俨然上帝的“选民”肩负神圣的使命：重寻伊甸园。没有美洲大陆先进的法律制度和发达的文明成果，在这蛮荒之地,只有人类难以抵制的邪恶与野性的威逼利诱。只有内心强大且能征善战的人，才能求得生存，而犹豫、懦弱就意味着失败和死亡,美国式的暴力传统呼之欲出。克洛夫特歇斯底里般地要登顶穴河山，努力接近上帝，寻求信仰，对大山的征服变成如骑士寻找圣杯般的荣誉。根深蒂固的荣誉观让他不

惜一切，包括采用暴力的方式摧毁任何阻挡其前进的人或物。对梅勒来说，暴力虽然把人类与自然割裂开来，甚至可能使他的主人公走向偏执甚至死亡，但亦能使孤独得以解脱，使自我在毁灭中得以重构。

在与大山的五次对峙中，克洛夫特终于实现了自我重构:从最初“心灵深处有个混沌一团、尚未成形的幻想”，到最终“理解了人生。理解了一切”。初次远望大山时，他感到大山“犹如一头奇大无比的灰色老象……他恨不得爬上山去，站在顶峰，把这座顶天立地的大山踩在脚下”。面对跃跃欲试的克洛夫特，“这座大山似乎有一种灵性，有一种威势，那巍峨之状真是动心骇目”。初次交锋，大山就表现出了上帝般的磅礴气概；相形之下，被魔鬼迷了心窍的克洛夫特顿时黯然失色。第二次对峙时，侦察排已进入丛林，他“想到自己说不定就可以在明天晚上以前登上顶峰，他内心顿时有一种胜利在望之快”。而大山却岿然不动，只是在“暮色苍茫中给人以一种透明之感(transparent)”。“透明”是超验主义的核心理念，人只有完全沉浸于大自然时才能成为那只透明的眼球“灵视”宇宙，净化灵魂。原本内心空虚的克洛夫特在看穴河山时都“看得不觉出了神”正是“灵视”的境界，因为“灵视取决于灵魂；灵魂使眼球透明”。此时，他似乎隐约觉得“他所要追求的一个什么目标，其答案就在这山上似的”。他的“答案”的确就在“透明”的山中，美国人深知自然与上帝为一体，即便是敢于挑战上帝的克洛夫特也不由得赞叹“多么高洁、多么威严的一座大山呵”。在“不沾一丝杂念”的“灵视”中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寻求灵魂净化和自我救赎的施暴者，在战争的表征下我们看到了精神的本质。

第三次与大山对峙时，侦察排已经到了半山腰，克洛夫特内心善与恶的较量也发生了微妙变化。看到“不务正业”的士兵罗思在一旁安抚受伤的小鸟，照这个南方汉子的性格，“要把这小鸟掐死在手心里还不简单”？然而，他却想到“不过那也毕竟是一条命啊”。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内心的善似乎最终让位于恶，可面对士兵们的指责，“克洛夫特不觉往后倒退了一两步”。这一语道出上帝与魔鬼较量时的技高一筹，此时克洛夫特内心的善恶天平不知不觉中开始朝着善的一端倾斜了，因为他内心有罪恶感才会如此经不住士兵们的指责，这与以前的他大相径庭。第四次与大山交锋时，他感到“穴河山像是活了”。正当征服的欲望即将喷发时，一群黄蜂出乎意料地将所有人都赶了下来。他自己也知道再命令士兵们发起冲锋已经不可能，“他自己也累了，他简直从来也没有这样累过”。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欲望终究不能没有个边”的事实。

最后一次仰望大山时，克洛夫特发现“那好比一头凛然不可侵犯的大象”。他突然发现了大山的雄伟，学会了思索生命的意义：“这一次他意外地对自己有了些理解……理解了人生。理解了一切。”他眼中的大山由“灰色老象”变成“凛然不可侵犯的大象”。他是如此暴力，而上帝却让他如以实玛利一样幸存，让他学会了思考，抚慰这个游荡于茫茫宇宙中的孤独灵魂，使这个浪子回头去思考和理解一切，实现了自身的救赎和灵魂的净化。这正是梅勒的暴力哲学所推崇的，在绝望的战争语境中尚存一丝希望之光。

诚然，《裸者与死者》是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而战争外衣之下隐藏的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寓言。梅勒用真实的战争体验去思考战争的本质，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在战争语境下追寻回归精神伊甸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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