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成立场下的“启蒙反思”
——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价值转向

赵黎波

——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价值转向

赵黎波

20世纪90年代，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新的转型，80年代轰轰烈烈的“新启蒙”思潮受挫后中断进程，与此相应的则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思想观念，更是一种价值立场。它的基本特征是反对激进变革、回归民族传统，重新重视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使之成为现代生活的思想与精神资源。这种以“国学热”和“儒学复兴”为表征的文化保守思潮，从反思80年代的“文化热”到反省“五四”以来乃至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思潮，它开始了对20世纪知识分子文化立场和学术态度的全面反省。

一、“文化保守主义”兴起的原因及其表现

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对世界范围内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的一种文化反应。思想文化界开始了对“激进主义”的清算，如李泽厚说:“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在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美籍学者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里认为，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的文化背景正是文化守成主义。

此外，海外新儒家的影响也不容小觑。1986年，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首次在大陆出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90年代大陆思想界的走向。该书对“五四”激烈反传统持强烈的批判立场，认为它直接导致了“20世纪中国知识界在意识认同方面的深刻危机。”1988年，另一位海外学者余英时在香港做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演讲，中心观点是批判激进主义。1990年12月，哈佛大学教授、海外新儒家代表学者杜维明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发表题为《化解启蒙心态》的文章，这与他多年来提倡的“儒学复兴”互为表里。它不仅是对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批评，是对五四运动的批评，更是对两者的精神来源——西方启蒙主义的批评。这些海外文化保守主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对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显然有着重要影响。

但是，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根本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国际局势的影响，或者是海外一批新儒家作用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就是两股此消彼长、彼此纠缠的社会思潮，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也是近现代保守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延续和发展。与此前文化保守主义相比，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虽然没有像20世纪前半叶那样产生出有一代影响的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更没有产生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著述，但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仍然以不同的形态申明了自己的文化主张，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新特色。

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篇幅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文章，两天后又在头版刊出了《久违了，“国学”！》。随之，北大老教授季羡林提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1994年，《原道》创刊，明确地打出了“保守主义”的旗帜。进入新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蒋庆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读经运动”。蒋庆还选编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丛书共12册并公开出版。

2004年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年头。“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72位各界名流参加，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宣言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

在官方和民间的造势下，研究机构和学院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在2005年宣布成立国学院，承担国学专业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81岁高龄的红学专家冯其庸被聘为院长。稍后不久，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宣告成立。海外以传播中华文化为旨归的“孔子学院”也纷纷设立。

启蒙知识分子由“激进”趋向“保守”，是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另一特色。“新启蒙”思潮在80年代末被迫中断，一批启蒙知识分子开始对“五四”以来的激进启蒙进行反思，他们由对“五四”精神的自觉承继转为对“五四”激进思潮的反思。作为80年代新启蒙领袖人物，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为新时期启蒙思潮出现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90年代之后，李泽厚一改原有学术立场，“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另一“反传统”代表人物甘阳，曾对自己80年代以来的思想转变进行了详细自述：1985年——1986年是提出“发扬传统的最强劲的手段就是反传统”的阶段，……而1988年的《儒学与现代》已经全面肯定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明确为“文化保守主义”辩护。新世纪之后，他更是提出了“通三统”的主张，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还有80年代主编过《新启蒙》杂志的王元化。曾发表过著名论文《为五四精神一辩》的王元化先生，90年代也提出“反思激进主义”、“克服启蒙心态”的文化立场。

回顾百年来的思想史，当巨大的社会变革开始时，主张变革的激进思潮会占据上风，而一旦这种变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尤其是遇到挫折和转折时，思想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则会涌动起一股“向后看”、“向回转”的呼声。以这种角度，我们也可以大略理解90年代国内思想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出现的心理基础。

二、从“走向世界”到“重返传统”：文化保守主义对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影响

19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反思、检讨以往对待传统文化的失误和偏颇，这种失误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我们在过高地评价西方文化的同时，贬低或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而如今，对比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危机，重新认识和定位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价值就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要旨。这一思潮业已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某些观念构成了挑战，并导引了该领域学术研究和创作理念的转变。

首先，为文化保守主义“正名”，辩证认识文化保守主义的意义。

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要旨在于“守”，自“五四”以来它就被打上了“落后”、“守旧”、“封闭”的标签，在“新文化”面前显得不合时宜、不堪一击。但这种保守在当下却有了另外一番解读，许多研究者认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并非顽固的守旧主义，他们并非一味固守传统。在检讨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把儒家文化看成是束缚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因素这一认识的偏激之后，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即是在“五四”时期，儒家文化也不见得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罪魁祸首。如果说西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对启蒙思潮产生以来现代化运动的纠偏，那么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则是中西文化“双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映：一方面在维护传统的基础上反省传统，一方面又在批判西方的前提下学习西方，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为本位，融会调和西方文化，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总而言之，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在其时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但这种不趋时的文化立场恰起到了对激进“西方化”价值取向的制约作用。

在辩证地认识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后，研究者构建出一条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的发展线索。从清末民初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到“五四”时期的杜亚泉、章士钊等为代表“东方文化派”、吴宓、梅光迪等为代表“学衡派”，从四十年代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到以梁漱溟、张君劢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从建国后港台现代新儒学的延续发展到“文革”后海内外新儒学的勃兴，研究者描绘出了一幅近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及文学发展的地形图。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保守主义的代表思潮，“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化主张上分歧尖锐。研究者祛除这种论争的意识形态色彩，认为“学衡”和“五四”新文化的区别在于：西化派重在揭露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而“学衡”诸派则重在揭露和批判西方文化之种种弊端，以此证明学习西方文化不能照抄照搬，必须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为主体。究其本质，“‘学衡派’其实应当属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文化派别，同倡导‘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他们也在思考和探索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道路。”

无论是重估传统文化，还是批判西方文化，抑或是探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道路，都绕不开对以“启蒙”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在相当长时间内，“五四”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和地位。尤其是在激进思潮占据主流话语地位时，保守主义主义思潮被作为“革命”、“启蒙”的对立面受到排斥，在文学史中或者顽固保守、面目可憎，或者语焉不详、立场暧昧，他们的思想和学术贡献被主流的文学史叙述所淹没和淡忘。在新的语境下重新评价文化保守主义，客观地认识它的价值和意义应该说是必要和值得肯定的学术态度。问题是，在告别革命和反思激进思潮的驱使下，或是出于某种矫枉过正的思维方式，对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评价出现了褒此贬彼的现象。如果说以前为了抬高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将所有对立面都视为“保守”加以笼统否定的话，那么，现在对保守主义思潮历史价值的凸显，也是建立在批判激进主义的基础之上。在一些学者眼里，“尽管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始终是激进主义占据着舞台的中心，可高层次的保守主义往往比激进主义更有价值，更有长期魅力，因为它体现着在一定的历史进步观念基础上人们的一种成熟欲望和守衡要求，包含着复杂的历史理性；与之相对照的是，激进主义往往以庸俗化了的不断进化观念为先导，只讲究开拓，只强调速度，不讲究成熟和稳定，导致破坏性很强而建设性很弱，从而在现代文化的历史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在另一些学者那里，“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论战中，代表《新青年》的陈独秀和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这两员主将，虽然陈独秀的历史贡献被载入史册，而杜亚泉被主流意识形态遗忘，但是如今看来，“撇开简单的价值评判，杜亚泉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有着现代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的。……他超越时代的雍容与沉静、思考的深度与广度，更让后人惊叹感佩，难怪王元化先生激动地说：‘我们现在思考的很多问题，他在80年前就注意到了，而且，思考的深度要远远超过我们当今的一般人！’”甚至五四新文化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也是错误的，因为依照保守主义的立场来看，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忽视了语言本身的物性和客观规律，导致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如果站在语言的这个制高点回顾陈独秀要推倒古典文学，无异于要埋葬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存在。

告别和反思不仅是一个解构意识形态的过程，也是一个重建意识形态的过程。援引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明这样的观点并非个案，在90年代学术研究界显然是较具代表性的一种研究思路和价值评判。它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质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来为保守主义张目，这种研究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它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以前依托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合法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的结论都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这种颠覆性的后果，显然值得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认真思考。

再者，传统文化成为研究百年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视角。

注重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百年文学的主题形成、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语言特色等方面的影响，这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重要影响，也成为90年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一大特色。

1980年代，“走向世界”与“现代化”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一书，主编曾小逸撰写的洋洋洒洒几万言的序言《论世界文学时代》明确提出了“世界文学时代”的概念。在这里，“世界文学时代”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范畴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则是具有“现代的文学意识”的概念——“认识世界的文学时代——则意味着现代的文学意识的觉醒。”而中国文学，只有“走向世界”，才能具有现代意识，完成“现代性转换”。正如有研究者分析的，在此，“中国与世界、‘中国的’与‘世界的’。它们分别象征了两套生存方式、两种文化、两类思维、价值、情操及审美范式。”只有“走出传统”，才能“走向世界”。

这就意味着，走向世界的进程必然是“艰难”的，但也是无法回避的。孟悦在为此书写的书评里也油然而生这样感慨：“文学批评要走向世界，得跨过不少关口。其中之一便是：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自己的‘根性’?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种‘根性’呢?”

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研究方面，“走出传统”才是“走向世界/现代”的必要条件，这在80年代的文学研究中几乎成为共识。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也是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而这一进程只有在与传统文学“彻底断裂”的五四才得以最终完成。

对“断裂”的强调，是文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时多重视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催生，而较少研究传统文化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将传统文化作为“封建传统”进行否定。而进入90年代之后，传统文化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出现了一批颇具影响的成果。如罗成琰《传统文化与百年中国文学》、方锡德《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传统文化》、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等，以及季红真、南帆、朱栋霖、郑家建、李怡、王彬彬、谭桂林、何锡章等发表的关于“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学术论文。这些研究从价值观念、文学母题、思维方式、叙述手法等较为全面地研究了传统文化对百年文学的影响。

这些研究最主要的特征在于重新建立了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对80年代笼罩在新启蒙思潮下文学史研究的“断裂论”起到了较为有效的破除，揭示出了传统文化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创造性转化。尤其是注重揭示传统文化是如何作为“集体无意识”对新文学的渗透、影响、制约和推动。这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罗成琰和张卫中的研究成果。在《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一书中，他将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化归纳于儒、道、佛、侠等四种文化模式的影响结构之中，并分别清理出一条或隐或现的发展线索，对传统文化对百年文学价值观念的影响方面做出了扎实的论证。张卫中的《新时期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探讨了传统文化对新时期作家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影响，还以深入细致的论证对这种影响的“方式和特点”进行了阐释。这种研究的意义正如王庆生在序言里面总结的那样，是对于“过于重视西方、忽视传统的倾向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有力的反拨，从而为新的民族文化的构建总结出更多新鲜的经验。”

这一研究的另一意义在于一定程度上突破了80年代“新启蒙”思潮影响下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姿态始，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看待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以“新/旧”、“现代/传统”等二元对立起来，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往往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或是如保守主义者那样讲传统文化作为促进发展的资源，或是如激进主义那样片面强调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这种思维方式在90年代以来有了较大变化，研究者开始用一种较为客观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关系。如上述研究在肯定“五四”以来新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对以“保守”为特色的传统文化对现当代作家及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行了追根溯源。

传统文化的研究视角既在很大程度上开辟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揭示了那些之前在革命或启蒙为主导的文学史叙述中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同时，也是基于90年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成为显学之后现代文学研究的积极应对。

最后，“重返传统”视野下现当代文学研究立场与价值取向的转型。

“文革”后，人们在反思“文革”产生原因时，发现正是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导致了“文革”的爆发，于是反封建和思想启蒙成为时代主流，由“反封建”进而反思整个传统文化是思想界反思“文革”的基本路径。

相较于80年代文学批评对传统持反思性批判的启蒙立场，进入90年代后，传统文化不仅成为研究百年文学的一个重要视角，还成为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理论资源，这使得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守成立场。在文学领域，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得到了张扬并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小说出现了回归传统的迹象，特别是以师承西方为特征的先锋作家的转向更是引人瞩目，格非、余华等纷纷对传统表示出自己的兴趣和敬意。传统文化已经不再是80年代启蒙视野下“劣根性”的象征，而已然成为许多作家的重要精神资源。

这种转型同样清晰地体现在研究者对传统文化的评价立场上。将曹文轩写作于80年代末期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与张卫中作于90年代末期的《新时期小说与传统文化》置于一起比较，就会发现，同样是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核心观念，两者的评价立场却截然不同。比如对于儒家价值观念的“义”和“利”的关系认知。受到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影响，曹文轩用“超稳定系统”论来阐释封建意识顽固的生命力，以此强调“反封建”启蒙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观念与现代化命题格格不入。如儒家 “何必曰利”、“重义轻利”、“忧道不忧贫”等诸多观念就是“轻商”“重道”、“轻物质、重精神”的突出表现，而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放弃物质”的价值尺度，“不能不说是妨碍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一个原因。”而在《新时期小说与传统文化》中，这种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观念却被看作是儒家的人格理想得到充分肯定。作者在诸多新时期文学的人物形象中读出了“多情重义、温柔敦厚的仁义精神、忧患意识和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如果说在80年代，我们在“新启蒙”的视野下相对忽视了传统文化的当下性意义，那么这种意义和价值在保守主义思潮的背景下得到了重新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在肯定传统文化的正面意义时，并没有否定“五四”及80年代的启蒙意识。《新时期小说与传统文化》中，作者在发掘以儒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时，仍然肯定了新时期小说在国民性问题上的新探索。罗成琰探讨传统文化对百年文学的影响时，在认识到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的“偏激”和“片面”后，仍然充分肯定这种反传统的意义。应该说，对传统文化和百年文学的这种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那种“激进/保守”的二元对立立场，显示出了对传统文化及百年文学的理性审视，对于我们反思启蒙和构建新的文化传统具有积极的启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启蒙思潮与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价值转型”阶段性成果，项目号09CZW017。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10GGJS-061。

赵黎波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李泽厚、王德胜：《文化分层、文化重建及后现代问题的对话》，《学术月刊》1994年第11期。

②李泽厚、王德胜：《文化分层、文化重建及后现代问题的对话》，《学术月刊》1994年第11期。

③谢茂松：《从哲学到政治（上）——“古今中西”之争与政治成熟》，《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1期。

④甘阳：《新时代的“通三统”——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见甘阳于2008年5月12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共识”论坛第四讲的演讲。

⑤王元化：《关于近几年的反思答问》，《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12月3日。

⑥郑大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⑦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⑧朱寿桐：《重评五四时代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粤海风》1998年第4期。

⑨君虹：《杜亚泉——另一种启蒙》，《中华读书报》2000年11月15日第014版。

⑩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⑪曾小逸：《论世界文学时代》，此文为《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一书的序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⑫孟悦：《走向世界文学——一个艰难的进程》，《读书》1986年第8期。

⑬孟悦：《走向世界文学——一个艰难的进程》，《读书》1986年第8期。

⑭王庆生为张卫中著作《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序”，该书由学林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⑮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⑯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