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观点

□李羚瑞/辑

诗学观点

□李羚瑞/辑

●黄怒波认为，当代中国诗歌三十年来是在审美现代性的哺育下生成成熟的，一方面表现着虚无主义的存在，一方面又以“相信未来”和“开花”的态度与世俗社会保持距离，对现代性怀有批判抵抗情绪。从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了积极建构的角色。“纯诗”、“诗到语言为止”等审美修辞的艺术形式写作，则通过文本的确定、诗人主体的明示凸显了人的自由、本真，存在的历史性和坚定性。这是当代中国诗歌对人的主体的一种积极的建构态度和方式，也是寻找到诗歌的时代张力之美的世界行动。

（《“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当代中国诗歌的现代性重构》，《诗歌月刊》2015年第7期）

●罗振亚认为，当代新诗和诗人是不是具有公共性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作为个人化程度最高的精神作业，诗歌、诗人向内转，和私密空间离得更近，很多诗人在这个向度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仅仅完成内宇宙建构的那种诗、诗人，不去和现实、不去和民族国家乃至群体发生关系，是不会有大出息的。一位优秀的诗人和他的诗歌，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在注目自我、注目内心的同时，向身外的世界去俯瞰。哪怕不一定正面去书写历史和一些事件，但是会写它们在诗人的心灵当中造成的投影和回声，以个人的角度去折射和承担一种类的意识、类的精神。另外，诗人要想发挥他的效能、实现他的价值，他也必须经过读者的、社会的认定。

（《百年新诗的“公共性”及其边界》，《扬子江》2015年第4期）

●沈奇认为，推动新诗发生与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之根本，是重在“思想灵魂”而非“艺术形式”，由此渐次形成的新诗接受与欣赏习惯，也多以能从中获取所谓“时代精神”的回应为标的。这也便是新诗百年，总是以内容的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力作为主要价值取向，来界定诗歌是否优秀与重要的根本原因。而新诗的灵魂也确实因此得以迅速成熟和持续高扬，乃至常常要“灵魂出窍”，顾不得那个“肉身”的“居无定所”了。百年来每一时代之新诗发展，总是随潮流而动，借运动而生，导致诗人主体“自性”的模糊不清和诗歌艺术“自性”的飘忽不定，有心无斋，“与时俱进”，遂成时代的投影、时风的复制、时尚的附庸，乃至连“多元”也成了一个价值失范的借口。

（《新诗：一个伟大而粗糙的发明》，《文艺争鸣》2015年8月号)

●杨林认为，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具语言性与跳跃性的文体，这种特性也体现了诗歌的效率性。要使诗歌具有事半功倍的效率，则必须把握诗歌效率的特征与方法。诗歌的效率，是指诗人最有效地使用文字语言资源，最充分地满足读者获取诗歌赋予审美的情趣、旨意、愿望和需求。读阿米亥的诗歌，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的诗歌极具效率。他的诗歌在运用语言和文字的过程中，不仅在形式上、内容上、节奏上，而且在意味上、意境上、旨意上都努力构建一个更加简约、坚实、科学有效的诗歌语境。阿米亥诗歌效率性的体现，不仅在于他对现实生活的介入，还在于他对内心世界的反映；不仅在于他以形象说出自己的思想情感，还在于他运用意象隐喻、象征了更深的哲思；不仅在于他对语言张力的灵活运用，还在于他抒写了一个时代的生命体验；不仅在于他展现了一个独立、完整、反映公共性经验的个人，还在于他最终将通过自己的眼睛来公正、重视地观察这个世界。

（《杨林读诗之阿米亥与张执浩》，《湖南文学》2015年第8期）

●许峰认为读泾河的诗歌，能感受到诗歌话语的朴素魅力。当诗人们还沉浸于“生活在别处”的理念之中，妄想作诗意的追梦与遮蔽现实的遐想时，用大量的象征和隐喻去逃离我们这个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似乎成为大多数诗人中肯的诗学追求。而泾河的诗歌表现出与之截然相反的美学追求，也许是他的诗歌受地域与民族的双重影响，他用散文化的笔法去接近生活的本真面目，他用民族化的语言去表现本民族的精神世界，他所倚重的是民族情感和故土乡情。正因为如此，泾河的诗歌透露出一种纯真的心灵气象和强大的民族自信，在虔诚的宗教情怀的观照下，呈现出一片洁净的心灵世界。在诗句中，我们能够洞悉诗人隐藏心灵深处的秘密，这个秘密是诗人感受世界的独特行径，在这条小路上，诗人饱含真情，去探索人生的意义和寻求本民族带来的审美感受。

（《承袭民族基因的现代性书写——泾河诗歌论》，《朔方》2015年第10期）

●霍俊明认为，在这个写作的精神难度空前降低而漫漶莫名的时代，能够旷日持久地坚持精神难度和语言难度的诗人实属罕见，而雷平阳则是这一极少数的代表之一。雷平阳是中国当下汉语诗人中最会“讲中国故事的人”，这一讲述“中国故事”的冲动体现在他一直以来的长诗和短诗写作当中。而在此过程中，雷平阳寓言化的诗歌话语方式在我看来绷得太紧张了，也就是这种目的性有些突出的诗歌写作方式和经验以及想象力状态会一定程度上使得诗歌的生成性、不可知性的偶然性因素削弱。

《“坛城”：虚妄之词与无去来处——关于雷平阳长诗〈去白衣寨〉》,《诗选刊》2015年第10期）

●潘桂林认为诗人的职责是创造美，也是引领“真”出场，让被遮蔽的晦暗地带自行敞亮。敞亮晦暗需要光源，但过强的光亮会刺痛眼睛、模糊成像甚至导致失明，过于积极明朗的抒情，会导致读者感觉力、想象力和领悟力弱化，使意欲彰显的对象“变得比黑暗还要黑暗”。因而，诗人需要降低光的强度，但这并不减弱其敞亮存在的力量。杨林就是一个用暗色，用微光敞亮存在的诗人，他使暗淡语词、意象成为刺破现象的光，触动生命的痛，使存在者回到天赐的真。杨林的暗色抒情不仅指向生命之痛的灼烧与存在之美的互证，也彰显了实与虚、沦陷与拯救、残缺与美、曲与直等多组辩证关系。这些矛盾的双方会在归于安静的心灵垂询中相互置换，触目惊心地呈现存在的虚妄与真假错位特质。

（《在暗色中敞亮存在——杨林诗歌的抒情品质》，《云梦学刊》2015年第2期）

●徐日君、娄宇菲认为诗歌对语言的要求很敏感，入耳的语言在读者的心灵中震荡着，音节的组合绽现出绚丽的色彩。语言的婉转，在灵魂与声音边上闪烁，仿佛要变成生命的活物。诗歌的可读性要求语言包含音乐美。诗歌自身要传达温馨的情感，有了音乐性的语言的辅佐，使诗歌传达的美感更加有力、完美。宁明在他的诗歌《两滴雨》中，通过雨滴意象的组织，再现自己的情绪体验轨迹，在语句的停顿中，描绘了两滴雨不忍割舍的画面，诗人把情感概念组织成感情潮动的非偶然性的认识的音乐化内在情感旋律加以表现。诗歌的语言把情绪演绎成一种旋律的螺旋发展，感情容量逐渐延伸，这是诗歌内在音乐性的体现。宁明诗集中的大量短诗都是以物做象征，主要运用处理情感的节奏和旋律来体现语言的美感。

（《用飞翔的灵魂捕捉生活中的诗意——读宁明诗集〈态度〉》,《海燕》2015年8月号）

●孙晓娅认为慕白仿佛不受语言习惯的限制，或者说他本来就没有语言上的惯性和定式，在语言表达上随意挥洒，情之所至，酣畅淋漓，很多诗句有被呼来的鲜活感。这主要源于他坚持的诗人应有“坐”的姿势的写作理念。“坐在门口”其实就是行走在边缘。这不仅影响了诗人观望乡村和城市的视角，同时也给诗人一份不受语言习惯约束的自由，他可以有乡野凡夫粗俗的口语，也可以有知识分子的文辞章句。将文人雅词与乡野口语转换自如，实属表达的自由。慕白在诗中的无拘无束，从形式渗入到内容。他对于传统文化、传统诗句、传统文人原型的重组、改编，无不显示着一股强大的反叛力量，这力量中有一股玩乐、揶揄的洒脱气质，同时也有一种难得的严肃和正经。

（《彼岸与还乡——行走视野中的“包山底”》，《名作欣赏》2015年9月号）

●程光炜认为，抒情性减弱、叙事性因素加强，是陆健近年来诗歌创作的变化之一。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诗歌界强调叙事性风气的冲击，但更大程度上还来自于社会观念日益世俗化，以及诗人审美趣味的自觉调整。他意识到，在大众文化的包围中，诗人也是一种现实存在。他的抵抗，不再是八九十年代之交那种海子式的抒情绝唱，而是浅唱低吟的自我审视，是以世俗的语感来消解世俗生活对精神的侵蚀。它们更表现为一种类似直白的吟唱，这是更具力度的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为了配合这种创作倾向，陆健大量采用他过去不常用的直白式口语，将电视上肥皂剧的插科打诨和市井口语混合使用，尝试着这种适应于当代生活节奏和心理状态的明快浅显的直白句子。而陆健诗句的探索，除了彰显直白明快之外，还有意存留着文人句式的痕迹。

（《读陆健近年来的诗》，《诗潮》2015年8月号）

●重庆子衣认为，散文诗和新诗一样，都是书写者以文字为载体，将内心情感，通过修辞的构建，来展现写作者内心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认识和看法，它是创作者一种表达的需要，也是一种美的书写。因此，不管是散文诗还是新诗，不管审美还是审丑，美的书写，美的表达，是散文诗和新诗共同的方向。散文诗应该坚持一种诗性的表达。从内质上讲，散文诗应该更倾向于诗歌而不是散文。散文诗应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更诗意化，更具诗性的特质。虽然它外在的书写更加自由，表现的建架结构更加疏松，分行更像散文一样散漫，但散文诗仍应更具备诗意的美。散文诗分行转换的速度和节奏，相对新诗要缓慢得多，写作者也不必为着语言的紧凑性而压着写。

（《散文诗：美的书写，美的表达》，《散文诗》2015年9月上半月号）

●周瑟瑟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都来源于诗歌写作，诗歌评论家陈仲义、邹建军都曾将“意味诗”理论纳入二十世纪汉语诗歌理论思想史。作为“意味诗”发起人的成明进认为“意味诗”是一种中国式的现代诗歌走向，它以感性的模式区别于海子的理想浪漫模式和周伦佑等的非理性消费模式而达及人类心灵和艺术本真的极致。“意味诗”是一种现代性思想，是一种诗歌新人文精神，“意味诗”在发现与揭示中获得了诗歌的智性空间，作为现代性诗歌的一种，“意味诗”站在智性的高处，或隐身于智性的内部。人是历史中的人，而“意味”则属于时间，在永恒的生死中获得了历史的豁免。成明进的“意味诗”写作与对“意味诗学”、“意味哲学”等的多年研究建构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诗学人文认识论。

（《“意味诗”的现代性生成》，《特区文学》2015年第4期）

●柳袁照认为，诗歌需要读者，不过，写诗，有时仅仅是写诗的人需要表达，内心的一种冲动，像激流一样需要倾泻，并不在乎谁看了或谁不看。就像激流，不会在乎谁在身边，谁不在身边。诗属于外部世界，更属于内部世界，属于自我，可这种自我，却能引起他人的共鸣，而成为交响曲。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远方。那是现实的地方，也是梦里的地方。每一个人的身上也都有诗情诗意。有些人是外显的，有些人是潜在的。孤独会是诗情诗意，寂寥会使人产生悠悠的思绪。远方即是梦想，梦想一朝被阳光照着，或被月色淋着，会像一棵树一样，会长大、会开花、会长出果实。这样的情形，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即使遇到了，外部的情景与内心情景，也不一定就会契合。所谓千载难逢，所谓缘分，所谓修炼已到或未到，所谓可遇不可求。至于诗句的多少，形式的表现等，在于其次。

（《远方的山坡，只有我——关于一首诗的讨论》，《星星》2015年8月号）

●邵波认为，陈景文作为当代诗坛少数苦心经营爱情诗的歌者，其对爱情的拳拳深情已然渗入血脉，纵使过了书写青春爱恋的黄金年龄，也无法阻挡诗人追赶爱神的脚步。陈景文漫溯向自然的广袤空间，从大自然中汲取养分提升自己的诗歌技艺，使诗作的词语筛选、音响节奏、意象体系和意境铺染，都贴近原生态的自然质素，诗中的自然物象俨然化合为自身“情思结”的主观镜像，映射出了诗人感情的纯度和朴实的质地，衍生为一种寄情于景的抒怀策略和两性之间无瑕的爱情“信物”。他把自然世界蝉蜕出的情感因子打磨得光泽、鲜活，四季变换、花朝月夕等万物的时空变幻均于诗人的笔端留下动人的音色，幻化为诗人追求永恒之爱的执着与坚韧，最终指向形而上的生命哲学和人生了悟。

（《守望心灵的津渡——读陈景文爱情诗集〈红芳万顷〉》，《诗林》2015年第4期）

●木弓认为冯磊写诗确实不刻意，诗歌创作中那种苦吟派跟他无缘。这来源于诗人旺盛的情感内力，来源于诗人艺术个性中的随性快意，也来源于诗人的人生观。正是这种和自然天性相通的性格，带来了他那种近似浪漫的诗歌气质，也就是自由自如状态。但诗人尽管看上去很随性，其实是很有节制力控制力的。他显然知道，对于每一首短诗而言，虽然要有饱满的情感，但也不能任意地宣泄，不能因情感过激而一发不可收。所以，我们读到他的每一首诗，能感受到诗人的情感其实具有相当的理性成分。这样的节制与理性，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诗当中。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他诗中率性天真的感性气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他理性克制的控制力。这两种不同甚至有些冲突的特点居然这么自然和谐地融在一起。因此，他的诗会让我们在山水之间，在风景之间，以及在人生的喜怒哀乐之间读出丰富的思想，体味到深刻的哲理，得到生活的启示。这就是冯磊诗歌的特色吧。

（《诗从生活来——读冯磊诗集〈看花开时候〉》，《文艺报》2015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