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爱一生，贪恋痴嗔
——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 叶浅予

情爱一生，贪恋痴嗔
——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 叶浅予

罗彩云，父母之命的婚姻

因为父亲的生意亏本，被迫关店，家里生计窘迫，我不得不离开家乡桐庐到上海谋生。天赐良机，我在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谋到一个站柜台的职业，卖布之外兼画广告。一年之后“跳槽”，我到一家书店画教科书插图。再一年，混进画报出版界画起了漫画。此时我已23岁，父母不经我同意，便在桐庐老家给我订了一门亲，来信逼我回去成亲。

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绸缎庄置备了一身新郎穿的长袍马褂，又为父亲筹措了一笔给我办喜事的费用，便回乡完婚。婚后，我原准备把新娘罗彩云留在家里侍奉公婆，而她非跟我去上海不可。后来我母亲命我带着她去上海生活，我便遵命照办。

我当时以画“王先生”为起点，漫画创作正在旺盛时期。我深知自己年少时没有好好读书，要想在漫画出版界混出点名堂来，非狠下苦功夫不可。因此我任劳任怨，全力以赴。我白天办《上海漫画》周刊；晚上拼命读书，全部心思都用在事业上。

这样，我和罗彩云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她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我的回答则是:“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

抗日战争爆发，我把罗彩云和儿女送回老家，同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曾回老家探望过他们。1946年我和戴爱莲去美国访问前，我把女儿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张乐平家，次年我们从美国回来，明明就一直在戴爱莲的照顾下生活，后来进了舞蹈学校。儿子1953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院任教。他结婚成家后便把母亲接来同住。在这以前，经儿子劝导，罗彩云和我办了离婚手续。

梁白波，一见钟情的艺术伴侣

女画家梁白波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女子公寓中。她以前在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学过油画，1935年刚回国的她还没有找到工作，朋友介绍白波来我工作的画报社投稿。她主动约我陪她一起去吃晚饭，我们谈话很投机，我和白波在心灵上紧紧地贴在一起了。这年春天，我和白波应津浦铁路局邀请，参加了卫生宣传列车活动。这真是一段我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北平之游，使我和白波之间增进了思想交流，密切了艺术上的切磋，情感发展到难舍难分的程度。

我向罗彩云提出离婚，她坚决不同意。离婚不成，后来我请律师朋友出面，同罗彩云达成了分居协议。

我和白波一起生活的几年，她对我艺术上帮助很大。白波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家，她曾画过一套《蜜蜂小姐》连环画，其中她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和她对生活的追求，对理想的追求是一致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我和白波奔忙于抗日宣传战线。白波是这条战线上一员勇敢的女将，她除了画大幅宣传画外，在武汉时还定期为《抗战漫画》供稿，构思与造型都独具风格。我原以为我们的共同生活会过得更有生气和活力，哪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

1938年的武汉，是抗战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白波就在这时，与一位受人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武汉话别后不久，梁白波就脱离漫画群体，去追求世俗的家庭生活。

戴爱莲，妇唱夫随的和谐生活

1940年春，宋庆龄派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为延安医院筹措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表演会，希望我在宣传方面给以支持。廖大姐告诉我，她很熟悉的一家跳舞厅，晚上营业，白天闲着，戴氏就每天上午到舞厅去编舞练舞。廖大姐希望我和戴氏见见面，画点速写，为她的舞蹈晚会设计一张海报。

戴爱莲身材矮小，却舞技娴熟。她操一口英语。我的英语水平有限，只好通过打手势、画图画来交流思想。一个星期以后，我和戴爱莲成了熟朋友。我们之间感情发展很迅速，一个重要契机是在九龙半岛酒家举行的戴爱莲舞蹈表演会。我为表演会尽了最大努力，帮助戴爱莲为祖国抗日的神圣事业献了艺，筹了款；也为保卫中国同盟完成了一大政治任务。

表演会之后，戴爱莲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身。我也正有事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决定结伴同行，我对她说:“我们结婚吧!”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地把我抱住，我当然也欣喜若狂。

宋庆龄当我们的主婚人，在她自己住处举行了一个宴会。这一年，我33岁，爱莲24岁。一周后，我们返回了祖国大陆，在桂林受到欧阳予倩的热情接待，三天后我们离开桂林赴重庆。

到了重庆，周恩来在路军办事处接见了我们。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大后方更需要我们，希望我们留在重庆工作。我便说服爱莲暂时不去延安。

1946年我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访问。我们到美国时，她31岁，她离家已经16年，她的母亲已经去世，她决定回特立尼达老家去探望父亲和二姐，也让家人见见她从祖国带回来的这个老大不小的女婿。

1949年北京解放，同年7月举行了全国首届文代会，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化队伍胜利会师。我和爱莲此时已回到北京，爱莲参加华北大学文工团，当了舞蹈组的领导；我当了美协副主席。1950年文化部又聘请爱莲当了北京舞蹈学校校长。

这一年秋末，我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我冬天回到北京时，戴爱莲忽然向我提出离婚。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大吃一惊，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已经爱上别人了。我问那人是谁，她说是来我们家住过的一位青年舞蹈家。1951年，我含着眼泪，与她办了离婚手续。从1940到1950，我和爱莲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年。我一直倾心于她对艺术执著的奋斗和追求。

王人美，磕磕碰碰的婚后生活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但是由于我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很大，三十多年来的生活始终磕磕碰碰，貌合神离，两人都不幸福。

我和王人美的婚事，是朋友们有意促成的。在这以前，30年代王人美在上海当歌舞演员时，我曾在朋友家里和她见过一面。1955年又经朋友介绍，我们见了面，目的很明确，希望我们组成家庭。

婚后，人美从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号叶宅来住。我发现她个性争强好胜，总怕别人小看她，处处摆出女主人的身份，动不动就发脾气。

那以后，我逐渐摸到了人美的脾性。凡属于内掌柜职权范围内的事，外掌柜不得插手。对我来说，这本来是丈夫的幸福，但内外的界限很难划分。例如，她对我们的住房不满意，老要找房管所修这修那，房管所就给她“拖”。拖得她不耐烦了，便要外掌柜出面打交道。我懒得管，她就火了，闹着要搬到北影去住。北影认为叶浅予家已经住了7间房，不能再给她分房。为此人美屡次和我闹别扭，说不该和我结婚，使她丧失了她应得的权利。

类似这样的磕磕碰碰，长年不断，我和人美之间，越来越感到缺少共同语言。我只得一心向事业上去寄托感情。人美也很苦恼。在人美的回忆录里写道: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他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有好多让我恼火的事……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

1980年，为了换房的事，人美多次骑车去房管所。5月12日她在下车时突然跌倒，当即说不出话来。急送协和医院，确诊为脑血栓。治疗了4个月，她始能下床扶拐杖行动，出院回家。

1986年春，甘雨胡同南段拆迁。按协议规定，我搬至中国画研究院画室内暂住，人美则暂迁至北影厂招待所内。分居两处，我每周去北影探望，人美也到画院来看我，两人像走亲戚似地来往，倒也别有情趣，减少了许多矛盾。

（摘自《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