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烧车御史》谈戏剧创作

陈为

〔摘要〕涟源市湘剧传承保护中心的湘剧《烧车御史》，作为湖南全省唯一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县级院团项目，自然引来各方高度关注。县级剧团问鼎国家艺术基金，凭借的自然也是以剧本为主体的各部门创作或构想。《烧车御史》的成功，不敢说符合创作主流，也是遵循戏剧创作规律的，剖析其创作，不难窥探戏剧创作的规律，对日后的创作也不乏借鉴作用。

〔关键词〕国家艺术基金烧车御史时代强音普罗情感

九月初，随着国家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名单的公布，湖南文艺界迎来了喜人的大丰收，获资助的大型舞台艺术创作项目就达九个之多，还另有一个跨省合作项目，超额完成了预定目标。可谓积贫积弱的县级院团———涟源市湘剧传承保护中心的新编历史剧《烧车御史》，作为全省唯一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县级院团项目，可谓是爆出了大冷门，自然引来各方高度关注。

一、时代强音与地方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

在各方对湘剧《烧车御史》的关注中，有一个不同的声音响亮地存在，质疑这个项目的入选完全是吃题材饭，契合反腐，契合作风建设。诚然，笔者通读剧本后也无法否认该剧确实契合作风建设的时代强音。然而，一个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理应发时代强音，何以成为受人质疑的把柄？如果对文艺工作者发时代强音存有异议，大抵也该审视自身作品的方向问题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善意地把这份质疑理解为题材资源的欠缺。因为现在的戏剧创作，主管部门领导热衷于地方题材，各地都有打造地方文化名片的强烈愿望。于是，就牵涉另一个话题，即时代强音与地方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

湘剧《烧车御史》是典型的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创作的剧目。该剧取材于涟源地方文化名人谢振定其人其事，即《清史稿·人物列传》第109卷中数十字的记载：“……一日巡视东城，有乘违制车骋於衢者，执而讯之，则和珅妾弟也，语不逊，振定命痛笞之，遂焚其车。曰：‘此车岂复堪宰相坐耶？……”自然，地方文化资源有其独特性，以谢振定其人其事创作的剧目能契合作风建设，不见得各地都有能契合作风建设的地方文化资源供戏剧创作发掘，这是勉强不来的。但是，没有契合作风建设的地方文化资源可供发掘，这不能成为文艺工作者哀怨的理由。纵观本年度湖南入选国家艺术基金的九个大型舞台艺术创作项目，湘剧《烧车御史》外的八个项目都没有契合作风建设，可见是否契合作风建设不是该剧入选的重要理由。

众所周知，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是我们时代的最强音，在国家艺术基金的申报指南中已赫然列出。而在中国，又哪里不是人杰地灵，又哪里契合民族复兴的地方文化资源贫瘠呢？可供戏剧创作发掘的地方文化资源可谓浩如烟海，就看文艺工作者如何去选取如何去发掘了。

如何选取素材，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地方文化资源有其独特性，是独有的，但不具有垄断性。也就是说，一个地方文化资源它不限于某个剧种来使用，湘剧可以用，花鼓戏也可以用，其他剧种都可以用；而且它还可以多级放大，譬如“烧车御史”素材，是涟源的地方文化资源，同时它也是娄底的，是湖南的，还是发生地北京的。其他的地方文化资源也莫不如是。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地方文化资源摆在那，可以利用它的创作主体不在少数，拼的是那双发现、善于捕捉的眼睛。

如果我们再来仔细审视地方文化资源，独有的地方文化资源还有相当部分具有流动性，或是可移植的。譬如“烧车御史”素材，谢振定其人是湖南涟源的，但其烧车之事发生在京城，如此，它就是京、湘两地共有的资源。此类历史名人素材不胜枚举。此外，还有好人好事类的地方文化资源，可以移花接木加以改造，变为己有。如话剧《黄土谣》，剧中那个带领村民致富，投资失败后个人扛下村里公债的父亲，临死要求儿子接替，其生活原型在湖南怀化，但经过文艺工作者的妙手改造，故事发生地变成了陕北。尽管这是改造的，但谁也不会去怀疑这不是陕北的事件，同时，也达到了主管部门所期望的宣传当地的效果。

尽管地方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占据了现行戏剧创作的相当比重，但绝不是全部。如果说发掘地方文化资源进行创作，局限了文艺工作者的思维，那么尚有足够空间可供自由发挥。譬如《曹操与杨修》《马陵道》等，都不是创作主体的地方文化资源，不仅创作了，而且成为经典；它们奔向人才内耗的永恒主题，这样永恒的主题何尝不是我们时代的需要，因为作风建设抑或是民族伟大复兴，都要以杜绝人才内耗作为基础。

由此可见，可供戏剧创作发掘的题材是浩瀚的，如何选取，如何提炼，使之升华，使之契合时代，为人们所喜闻乐见，考量的是创作者的功力，无涉资源的众寡。

二、普罗情感的回归与西方哲学的蹩脚诠释

戏剧创作有着浩瀚的题材，能否选取到合适题材，创作出好的作品，考量的是创作者的功力。如何选取，如何创作，笔者不敢妄议，即便是成就斐然的戏剧名家来谈，也多是个人的一点经验而已。尽管我们不能归纳如何创作，但这不妨碍我们评点作品，发现一些方式方法是否适宜。

说起来大家都知道，戏剧是要直面观众的，不同于陶情逸志的文字写作；但是落实在创作中，对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又多有疏忽。纵观我们现行的戏剧创作，尤其是戏曲创作，其高下分野就在于是契合普罗大众的情感，还是纯个人喜好的恣意张扬，而这种个人喜好更多地表现为，将某一早已传入的西方哲学观点当作新鲜进行兜售，以戏剧的形式进行蹩脚的解读。

湘剧《烧车御史》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创作者喜好，与普罗大众的情感是相通的。谢振定追捕肇事者时，发现是一品官车丝毫不退缩，确认是和珅小舅子张豹，不仅未网开一面，反而佯作不知，当冒认官亲处理，令随从掌嘴并送官治罪；面对和珅五姨太这种上层压力，谢振定毫不动摇，恪守着做人做官的原则；当张豹再犯时，谢振定敢于自毁前程怒烧和珅官车。谢振定的这一系列举措，无不是普罗大众的情感所期，是观众心目中的理想官员面对同类情形所应该做出的，这种期待，是高尚的，绝不是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

试想一下，如果用谢振定烧和珅官车去诠释西方某一哲学观点，它不仅在情感上会打断与观众的互通，产生隔阂，更重要的是违背了文艺以情动人的使命，变为干巴的说教或蹩脚的解读。再说，尽管戏曲的现状很不景气，但毕竟观众人数要远多于创作者，更别说多于文本的创作者。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创作者如果高高在上向广大观众去布道，其结果必然是班门弄斧。《烧车御史》的创作者大抵洞悉了个中利害，而舍弃这一时髦的做派，脚踏实地走情感的道路，求得与观众情感上的互通。

《烧车御史》这种接通普罗大众情感的做法，其实并不新鲜，我们历代的戏曲莫不如是，只是近年来在求新求变的演化中变得稀缺。它不是新创，而是回归。普罗情感的回归，在《烧车御史》剧中不仅仅是正面人物的行动契合观众所盼，与他们达到情感上的互通，更有普罗大众审美的回归，这又重点表现在戏谑上。

戏谑一直贯穿于我国的戏曲创作，它绝不只是简单的插科打诨，更是将沉重的话题变得寓教于乐，让人笑着哭，去反思，去深掘。评论家乔德文所言戏剧创作，先求好看，再求深刻。只有通过必要的手段使戏剧变得好看，观众乐于接受，深刻思想才有依附的基础，否则一切免谈。

湘剧《烧车御史》中插科打诨的语句时有蹦出，如谢振定随从说张豹是“醉驾”，面对谢振定同年袁通提出私了，又作解释：“这私了就是他请客送礼打红包，金卡银卡随你挑，出国旅游配小姐，洗脚泡澡玩通宵……”当然，剧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戏谑要数那种刺激观众情感，调动观众广泛共鸣，对黑暗的揭露与鞭笞。

如张豹令家奴驾车在闹市冲撞人群时的那段对话：

众家奴：冲？

张豹：对，豹哥出了事———？

家奴甲：有五姨太担待。

张豹：五姨太出了事———？

家奴乙：有和珅和大人担待。

家奴甲：要是和大人出了事———

张豹：呸！和大人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岂能出事？

家奴乙：对对对，和大人就算有天大的事，到了他那个位子，那都不算事！

这段俏皮又令人切齿的对话，真实地写照出当权者践踏法律的残酷，能激起观众的疼，激起愤慨与反思，笑过之后内心里流泪。

再如过场戏第三场，张豹受罚四十大板后，“那上上下下来送红包的，送银子的，送补品的，硬是走马灯一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刻画可谓是淋漓尽致，又充溢着诙谐与机趣，让人想笑更想哭。家奴见衣食无忧的张豹还如此敛财表示不解，主仆间的对话侧面揭露了和珅的情况，对谢振定艰难处境观众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同时对整个社会的腐败程度描摹，在你来我往的几句话中，已是入木三分：

家奴乙：哎，豹哥，你姐姐傍着和大人，你又傍着你姐姐五姨太，每天吃香的，喝辣的，穿不完，用不完，还收这么多礼物干什么啰？

张豹：你们懂什么？我姐夫傍着皇上，富可敌国，不也照样还在捞吗？他捞大的，我又为什么不能捞点小的呢？

家奴甲：对对对，这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那虾米就吃泥巴。

湘剧《烧车御史》中类似可圈可点之处不在少数，自然，高明的观众能看得更深，看得更多。国家艺术基金评委慧眼识珠，大抵是看到了它更多的闪光点，才在强手如林的竞争场上，把这份莫大荣誉与使命大胆地交付于涟源市湘剧传承保护中心这样一个县级院团。

（责任编辑尹雨）